「兩會」無新聞：北京正在自我放棄

2024的中國「兩會」，一個原本註定沒有懸念的會議，卻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個大新聞，按慣例會後將進行的總理與媒體的見面會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說，從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每年「兩會」所標誌的中國政治生活「正常化」以來、從1988年時任李鵬總理開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躍的總理記者會這樣一個傳統，到今年被廢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棄。

鍍金時代

中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安排，作為一個持續三十餘年的政治慣例，始於1988年，那一年迎來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嘗試「價格闖關」、破除「雙軌制」，另一方面受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兩會」結束時安排總理與國內外媒體的見面便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當然，如此微小的「公開性」改革舉措並不能滿足知識分子領導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幫助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克服黨內保守勢力的杯葛，最終導致1989年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這或許是總理記者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公開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過，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前十年，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就成為兩會慣例，作為每年「兩會」中最具新聞性和互動性的議程，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開時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裡，從李鵬到朱鎔基再到溫家寶的幾位總理，先後利用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既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體現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對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對爭取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都發揮了歷史性的促進作用。這是很難否認的一段鍍金時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習李共治的十年，「兩會」記者會幾乎成為李克強的十年總理任期里幾乎唯一的公開舞台，儘管無力根本改變大局，例如「動態清零」政策的極端激進，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中國政治的惡化，尤其在他參加的上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的總理記者會上主動提出中國存在六億低收入人口，並一再表達了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信心。

無疑的，這些政治聲明是公眾和國際社會能夠聽到的、北京政界內部傳達出來的對中共領導人十年路線的最嚴厲批評和否定。或許正因此註定了李克強卸任後的命運，也決定了這一帶着1980年代「公開性」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有限政治體制改革遺產的清零。

因為，儘管每年一度的總理記者會越來越被刻意安排、越來越徒具形式，提問者和問題都被事先關照，北京政界似乎越來越難以克服對國際媒體的恐懼，對記者會這種基本的公開政治交流形式越來越抗拒。這種抗拒和恐懼的心理主導了過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氣氛的變化，包括2024年「兩會」召開前後的莫名緊張，甚至比三年「動態清零」時期的「嚴防死守」的自我隔離還要變本加厲。北京政治正在進入一個黑洞，遠比黑箱政治還要封閉，其間充滿了暴力。

政治絕望

一方面，北京當局雖然改善了針對外國人的入境政策，也口頭歡迎外資和旅遊，但是繼續視國際媒體如洪水猛獸，將2011年後對國際NGO的敵意集中在國際媒體和記者身上。不僅常駐中國的國際媒體日常採訪陷入困境，如同戰地記者一般的危險，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蘭記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毆打。另一方面，中國的暴力機關正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禁止任何中國國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進行外交接觸、甚至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一點兒不同聲音，如同「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非經官方安排的民間國際交流事實上已經凍結，這是中國的內部脫鈎。

結果，中國的新聞與自由狀況惡化到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強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際媒體、國際社交媒體的聯繫被粗暴地切斷、追查，舉行「兩會」的北京城陷入了了無新聞的死寂氣氛。各地知識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線無戰事」一般的無力和抑鬱。連私營公司、國際資本也驚覺這個黑洞政治下的經濟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們已經很難從越來越有限的公開統計數據做出判斷，政治風險驟然升高。

然而，這些措施固然保障「兩會」期間絕無雜音、保證中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卻也通過放棄總理記者會這樣的小動作製造了今年兩會的一個大新聞，遠遠超過人們預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員的失蹤醜聞。因為，對已經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經歷了驚喜和懷疑之後的國際社會來說，在2024年春天即將到來的一個關鍵時刻發生如此重大變故，卻又被明顯隨意的取消，讓人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到來：一個深陷虛無主義的政權正在自我放棄，哪怕是最後一點兒的改革開放遺產，都已經棄如敝履。

因為，這種在中國近乎唯一一個公開政治舞台上拒絕與媒體見面的決定，不啻為中國高層已經放棄了說服國際社會、挽回信心。這是一種對經濟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國際困境的絕望，一種政治絕望，不僅彌散在中國的社會精英群體中，也擴散到政治精英內部，發生在高層內部。

對前者來說，絕望感的來源是他們看不到未來可能出現中國納瓦爾尼的希望；而對後者來說，是伴隨着恐懼，特別是對真相的恐懼、對超出想象加速到來的經濟解體和國際孤立的恐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一年裡一次也沒有接受過西方世界媒體的單獨訪問，或者「二十大」後面對「白紙革命」的爆發而隱避，就不難理解這種從上而下對人民、對真相、對西方、對國際媒體的恐懼是如何嚴重，一種集體自閉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導從「四個自信」到「東升西降」再到「唱響光明」的對沖宣傳。如此，方能理解過去十一年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閉關鎖國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們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以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開放；他們或許意識到「前後三十年一致」的難以自洽，只能逐漸抹去後三十年，如同抹去「動態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說，面對空前壓力，他們似乎終於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卻計無所出。不難想象，接下來一周的「兩會」或許再無其他新聞，「兩會」本身就將在這種死寂中被自我放棄，遑論難產的「三中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