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亮麗君夫婦值得同情嗎？

在鄭州買到爛尾樓的亮亮、麗君夫婦，在接連遭受挫敗、宣稱要回老家之後，峰迴路轉，沒幾天忽然又說要留下來，準備在鄭州創業了。

消息一出，公眾的反應似乎並不是為他們感到高興，而是普遍的失望，因為太多人都懷疑，這麼戲劇性的轉變，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時來運轉，甚至都談不上是自覺自愿，而只不過是被「招安」了。

這很有可能——實際上，我也是這麼想的——畢竟，想想看，這對小夫妻三年來的種種經歷，早已成了普通年輕打工人在大城市（尤其是鄭州）安家夢想破滅的代言人，如果鄭州沒為此做點什麼，那才太奇怪了。

不難想見，讓他們表態「留下來創業」，當然是一波「正能量」——這才符合「鄭州對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鄭州更有為」的調性。如果這是年輕人自覺也想要的，那當然不壞，問題只是做得太遲、太少，更未必是人們所期待的那樣。

對他們「留下來創業」的選擇，有的人認為那也算是這對走投無路的年輕人為數不多的出路，不然還能怎麼辦？他們已經失去了工作，據說都沒有公司敢要他們，回河南靈寶老家難道就能更好？

當然，這一表態肯定是對他們原先形象和人品的祛魅，難免喪失一些支持者，但他們還有更好的選擇嗎？沒錯，那或許是招安，但如果你不接受，那回老家難說還有麻煩等着你。

話是這麼說，即便意識到這些，很多人仍然感到失望。那種失望是基於難以言明的期望落空：本來你同情的基礎，是因為代入他們的處境，以為他們是自己一樣為生活掙扎的普通人，到頭來卻發現他們成了合作者。

從這一意義上說，不論他們選擇的背後原因是什麼，現在給人的觀感如此，這無疑是對他們自身形象的消耗——儘管你也可以說，本來這形象放着也難以變現，留在鄭州創業，總好過回鄉去帶貨賣農產品。然而，不論如何理解他們的處境，你是無法像以前那樣共情他們了。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的轉變，看起來與其說像是他們新生活的起點，倒不如說更像是他們網上形象的終結——這種終結伴隨着相應輿論話題的退潮，倒像是一次自我形象上的自殺，而這，恐怕正是鄭州官方想要看到的：他們已經被「無害化處理」了。

對一些人來說，他們之所以接受這樣的選擇，與其說是他們別無選擇，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認知就是如此：很多人挖出他們之前的一些言論，判定他們原本就是粉紅，認為他們迄今為止的遭遇，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認知的必然後果，甚至他們買到爛尾樓也是活該。

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們之所以不值得同情，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本身就動機可疑，「即便他們要錢的理由合理合法，但方式方法的確很不妥」，有的人進而懷疑他們只不過是在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博流量賺眼球，別有用心。當然，還有人覺得他們既然那麼慘，為什麼還能用那麼好的手機。

這是在國內的輿論場上不時可以看到的一幕：一方面，公眾同情在這類事件中特別重要，往往充當着引爆劑的作用；但另一面，這種同情卻又是極為脆弱的，人們對同情設定了苛刻的條件，有時左中右不同立場的人竟然不約而同地都拒絕給予當事人同情。

這就是「完美受害人」的悖論：要讓人能代入他們的處境，即便不必然是在道德上無可挑剔，至少也要符合旁觀者的道德立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人們的同情心。

然而，到了社會價值立場逐漸多元化的時代，要得到不同人在這一意義上的同情，事實上是越來越難了。其結果，人們往往只能同情那些和自己價值基底一致的人，而傾向於心安理得地認為那些異己者的遭遇都是活該——畢竟這既不用調整自我，還能讓自己感覺好多了。

雖然此前亮亮、麗君這對小夫妻確實得到了大量公眾同情，但這一事件的重點卻不在此。我的意思是，關鍵並不是因為他們從「眼裡有光」到「眼中有淚」才獲得被同情的資格，而是他們作為遵守購房契約的普通人，就理應能得到那些基本權利——例如，在要回自己應得的2萬元時不至於挨打。

更進一步說，一個人是否得到幫助，也不應該與其身份、道德、政治立場等「資格」掛鈎。雖然我也知道這在情感上可能很難做到，有時甚至容易產生一種受背叛的感覺，但援助者最好想清楚這一點。

我剛進大學不久，曾和一位同學談起過這個問題。那時我原本以為自己出身鄉下，對生活的艱辛已經算得有所體會，但和他談過後才知道，他老家鄉下的貧困生活，是我難以想象的。

有一次我們坐在海邊，他感嘆說：「有時候，真的是人窮志短。」我有幾分吃驚，因為在我印象中，他從未被生活所壓垮，便說：「『人窮氣短』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要說『志短』呢？」他說：「不，就是『志短』。你還不知道真正的貧窮意味着什麼。」

他望着大海，對我說：「貧窮是腐蝕性的。我從小在鄉下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事，你會發現，一個人在窮困之際會不顧道德，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甚至道德對他們都是奢侈。窮人未必就是好人。但如果哪天我有餘力，我還是想去幫助那些窮人，沒有人天生就活該過那樣的生活。」

多少年過去了，我一直記得這番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