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張愛玲離開上海

有讀者私信說，伢伢我覺得你文采不輸張愛玲，word天，太看得起人了，我叫張清零還差不多。

結果他話鋒一轉，來了句：「但你沒她聰明，你看人家寫亂世情愛，寫女學生和漢奸胡來，但是哦，人家從來不碰不該碰的。」

「比如她自1952年離開上海之後，就再也沒寫過這裡了，這就是她的通透之處。」

我當然知道他說這話的意思，但其實她是寫了的，在香港寫了關於土改的作品叫《秧歌》和《C地之戀》，裡面有不好的話，於是內地給禁了。

不過這麼一提，倒是讓我忍不住研究起張奶奶來，以前也寫過她媽媽，因為她老人家也在新加坡生活過嘛（鏈接：有錢有閒還有美貌的母親）。

　　幾天裡扒拉了她好多文字，終於理解為何有這麼多女生是張迷了，因為她的小說常常直面人性，而散文又非常市井，以至於誰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看還行，一旦看了根本停不下來。

比如她很愛吃，喜歡雲片糕、松子糖，還喜歡喝牛奶前先舔一下碗邊的白沫，跟你喝酸奶前舔蓋一個理兒。

童年生活的優渥，培養出她刁鑽的味覺，八九歲時有次喝雞湯，說裡面有藥味，家裡人不信，一問廚子，果然在殺雞前兩三天餵過藥。

讀私塾的時候，背書背得好，會得到兩塊綠豆糕做獎勵，而怎麼背也有技巧。

　　老先生教她讀「太王事獯於」，她死活記不住，於是腦子一轉，私下改為「太王嗜熏魚」，就再也忘不掉了。

吃得多了，當然會忍不住寫下來，不過她筆下的美食，不是滿漢全席那種高逼格的，而是街邊小食為主，花不了多少錢，但細品起來還蠻有情調。

她喜歡大餅、油條，豆腐乾和鹽水花生，也戒不掉麵包、咖啡和冰淇淋。

在上海念書時，離學校不遠有家俄國麵包店老大昌，她會去那裡找各色小麵包；後來去了香港，也曾徒步幾公里，到一家偏遠小店吃自己喜歡的冰激凌。

關於吃的，其他作家也會寫，比如周樹人老師的弟弟周作人，但我們張老師就很不屑。

　　說他寫來寫去，都是老家紹興那幾樣清淡菜，除了當地的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

這大實話也是非常扎心了，小周老人已經算男人中很重視生活品味的了，可他小康家庭的出身，到魔都千金小姐眼皮底下還是矮了一截。

#張愛玲的美食地圖#

除了吃，她還很喜歡穿衣打扮，號稱口紅狂魔，生平第一次賺到稿費，馬上去百貨商店買了支小號唇膏。

十歲便開始穿高跟鞋，愛打扮主要時從母親那兒學來的，娘倆短暫相處的歲月，她經常時一邊仰望她，一邊偷穿她的旗袍模仿她。

青春期最臭美的時候，繼母讓她穿自己的舊衣服，這讓她非常憎惡，說穿在身上像渾身都生了凍瘡。

　　以至於後來一度成了clothes-crazy（衣服狂），一有錢就去買衣服，最愛去虹口買日本花布，因為「一件就是一幅畫」。

張小姐的品位驚人，喜歡舊式的衣服，流行的話講叫vintage，有人問她為什麼要打扮的跟老奶奶似的？

她調侃道：「我又不是美女，也沒什麼特點，不做招搖打扮，怎麼引人注意？」

事實上確實還蠻扎眼的，她去出版社校稿，由於着裝過於奇特，全印刷廠的工人都停下來圍觀了；

她盛裝打扮去好友家做客，整條巷子轟動，身後跟着一群看熱鬧的小孩，一邊追一邊起鬨。

更有一次，朋友結婚，她穿了套清朝樣式的繡花襖褲，全場賓客驚奇不已，連新娘風頭都被搶去了。

艾瑪，這有點不厚道呀。

不光是敢穿，她還敢親自設計，還和好友開過店，可以說是一枚被小說耽誤的時裝設計師了。

她在文章里寫道：再沒心沒肝的女人，說起某年她心愛的某件衣服來，也是一往情深的。

她還說，每一個人的衣服，都是它的小世界，人是住在自己衣服裡邊的，服裝變遷的背後，是社會文化的變遷。

——最後一句我原本沒反應過來，但一想到那些年流行過的中山裝、俄式布拉吉，有點理解了。

#服裝店老闆娘style#

張老師還說，戰爭給她最大的教訓，就是及時行樂，想做什麼就立刻去做，不然可能就都來不及了。

——這話我要是早看到就好了，這樣就可以在4月之前，呼籲她的魔都老鄉們，趕快囤貨。

張的時髦之處還在於，對住的地方非常講究，房子可以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所以一定要精緻要有格調。

她出生在舊上海的張公館，有弄堂有大屋，但她喜歡的卻是洋房公寓。

母親從國外回來之後，她們搬到了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有鋼琴，還有漂亮的朋友，用她的話講「家裡的一切，都是美的頂巔。」

戰火摧毀了她在香港的書桌後，她逃回上海跟姑姑一起合租在常德公寓6樓，那是全上海數得着的豪宅，她在這裡開始寫作，在這裡成名、戀愛，結婚又離婚。

公寓樓下的咖啡館曾是她的最愛，經常在裡面一邊喝咖啡一邊寫作。

原話是：在上海我們家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麵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里之勢。

一般有錢人選住處都是以靜為主，但張老師卻喜歡周圍有很多聲音的，街上人聲，鄰居喧譁，她都不覺得是吵，反而認為很親切，連晚上睡覺都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着。

這也是她和其他同時代的作家有區別的地方，別人都習慣於鄉村敘事，像周樹人老師的社戲、閏土和猹多有趣啊，仿佛田園和鄉村生活才是詩意的。

但城裡人張老師就偏不，她躲在公寓的陽台上，獨自看月亮，欣賞雨夜的霓虹燈，或者從慢悠悠行駛的雙層巴士上，突然伸出手來摘路旁樹巔的綠葉……

我記得那時期的上海富家女多是自己開車上學的，比如顧維鈞後來的校花老婆嚴幼韻，張爸爸在「坐吃」還沒「山空」之前，會經常換車。

張愛玲去看電影都有小汽車接送，小戶人家出行的艱難，她似乎從未體驗過，坐車她還有個奇怪愛好，喜歡聞汽油味道，要坐在司機旁邊，說汽車發動後，那個「布布布」放氣聲，讓她很開心。

後來私家車沒了，至少也是坐黃包車。去醫院去打針天天乘黃包車，連三個月還不認識那條路。其實不是她的愚笨，而是根本用不着她去認路。

——這也是我們張大作家又格格不入的地方，別人都是歌頌黃包車夫，就她坐了幾個月也沒感覺，不認路就是不認路。

從家裡逃出來之後，她開始坐都市電車了，這對一個生活閱歷並不豐富的作家來講，是認識社會的很好的窗口，她的蠻多素材都取材於電車上。

比如有次聽到兩個洋裝女人聊家長里短，感嘆她們：「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她還在散文里寫過從電車上下來看到的風景，說上街去買菜，碰巧遇到封鎖，被就地隔離在離家幾丈遠的地方。

有個女傭企圖衝過防線，一面掙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罷！」眾人哈哈大笑。

坐在街沿上的販米的廣東婦人，向她的兒子說道：「看醫生是可以的；燒飯是不可以的。」這番對話，很靈活的刻畫出戰爭的背景下，小老百姓的無奈。

關於電車，她還寫過一篇小說叫《封鎖》，說是戰時的香港，因為空襲電力中斷，有輛電車停在那走不了了。

車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已婚男子呂忠禎，跟一個大學女助教吳翠遠，原本素不相識，卻因為這個特殊的環境聊上了。

兩個人從封鎖說起，說到家庭的不幸，說到對對方的好感。這倆人一個不是帥哥，另一個也不是美女，就是平凡素人，在這個封閉環境裡面動了點真情。

正當女主沉浸在一片溫柔愛鄉的時候，封鎖解除了，電車開始走了，男主又回到了他原來的座位上。

女主馬上明白了前面發生的一切等於沒發生，情話白講了，真情也白流露了，相當於是打了個盹，做了場春夢，他們又變成了原來的形象，當老師的還是老師，當小市民的還是小市民。

——寫到這裡，我忍不住想，如果小說背景從香港改成上海，把電車改成方艙，把名字《封鎖》改成《隔離》，就問你，同樣的場景有木有可能再發生一遍？

再或者，膽子大一點，有沒有可能在2022年，來個魔都版的《傾城之戀》，或是《白玫瑰與紅玫瑰》之姊妹版——《小陰人與小陽人》了呢？

畢竟張老師寫過：「年紀輕，長得好看的時候，無論到社會上做什麼事，碰到的總是男人。可是到後來，除了男人之外總還有別的……」

別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愛啊，女要謀生，也要謀愛呀。

下

前文講了張愛玲老師筆下的小資生活，今天聊點別的，比如她的金錢觀。

按理說她名門之後，祖父張P綸乃清末名臣，祖母還是李H章的大女兒，嫁妝豐厚的很，傳到他父親手裡還有幾十處房產，和大筆的銀錢古董。

至少一家人衣食無憂應該沒問題的，她也完全有資本做個富家小姐，但是張爸爸除了在家裡背背古詩文，人生最大樂趣就是吃喝嫖賭抽大煙，後來娶的老婆也是個煙鬼。

家裡兩個人抽是筆很大的開支，財產就在父母親的煙霧繚繞中慢慢變少了。母親麼雖說是富家女，但不事生產，還經常出國，又不會理財，手頭也不寬裕。

連女兒在家裡過不下去了來投奔她，都要提醒，跟着你父親是有錢花的，但跟着我，只能過沒什麼錢的生活。

這對二世祖爹媽，給張老師留下的最大陰影是要錢，比依萍大雨天去找她爸要錢還要大。

張爸爸和後媽生活奢靡，卻捨不得拿錢出來給她繳鋼琴費，每次去都要在煙榻前站上半天，看着倆人沉浸在煙霧繚繞的世界裡，對她熟視無睹。

這對於一個自尊心很強的女生來說，無疑是很大的傷害。

張中學畢業後想出國留學，父親極力反對，拒絕提供支持，母親願意幫她出英文補習的錢，但每次給之前都要發脾氣，惡語相加。

這讓小張同學十分痛苦，因為陸依萍只要忍受她爹一遍，而她得忍爹媽分別各一遍。

張在上海念的是聖瑪利亞女中，富家子弟雲集，她只能被迫穿上後媽從娘家帶來的舊衣服，款式老舊，顏色灰暗，這讓一個愛美的少女學霸，在同學面前特別自卑。

好不容易能去香港念書了，她又發現自己是班裡最窮的。

她跟姑姑講「其實我在香港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的緣故。」當時能讀港大的，多是有錢人子女，或是華僑富商，或是京滬名媛。

她的同學裡有汪精衛的侄女，還有橡膠大王們的子女。只有她住着最簡陋的學生宿舍，一個小小的單間，半截百也門，連電燈都沒有，需要自己置辦。

雖然沒到三餐不繼的地步，但在一群出手闊綽的同學中間，她真的是異類了。沒錢買自來水筆，上課時全班只有她一人用蘸水筆，要隨身帶着墨水，非常醒目。

她也從來不參加任何社交活動，為了省錢，她連跳舞都沒學，因為要額外置辦舞蹈服裝，而她捨不得。

這種「爹媽不疼、後母虐待、錢還花的快」的窘迫，換做陸依萍就義無反顧的去大上海做歌女了。

但是我們張老師不一樣，十幾歲的她很清醒的意識到，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要脫離不靠譜的原生家庭，只有好好讀書，這才是她唯一的出路。

讀書寫稿、經濟獨立，才不用再依附，那可是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一百年後的現在，小姑娘們才有這種大女主覺悟。

在港大求學期間，張愛玲的英文極其好，可以背下彌爾頓的整本《失樂園》，這當然不是天生就會的，不下苦功不可能的。

當年她在上海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入學考試，得的是第一名，二戰爆發沒辦法才轉到港大。

在那裡讀的2年半，她把所有時間都泡在了圖書館，每門功課都是第一，連歷史都是滿分成績，第二年就拿了港大兩個獎學金。

#張愛玲港大成績單#

一位教授感嘆，教書十幾年，從未有人考過這麼高的分數，因為她的出眾，學費膳食費全免，畢業後還可以免費保送到牛津大學繼續深造。

她是真的一心想要好成績，想拿到豐厚獎學金，這樣手頭就能寬裕些，也多少能掙回點臉面。

她在《童言無忌》裡也寫到了用錢時候的糾結，說朝思暮想計劃着買件衣裳，臨到買時還得再三考慮下，如果錢很多的話了，就用不着考慮了。

完全沒有錢的話，也不想了，就是有點錢但又不多，買得起但又得發發狠，這個過程最磨人了，喜悅中帶着一絲痛苦，屬於拘拘束束的小資產階級。

——快說，這像不像你每次剁手前的樣子？

正是這種矛盾和尷尬，讓她在後來的一系列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里寫滿了紙醉金迷，不光寫，她還喊，大剌剌地說：「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不知道它的壞處，只知道它的好處。」

按照常人的想法，爸媽苛待你，長大了你有錢了，不應該對同病相憐的弟弟好點麼，我們張老師並沒有。

上個世紀90年代，她唯一的弟弟張子靜終於和她聯繫上了，他在信里說，他準備結婚，但沒錢買房子，張姐姐回覆：「我沒能力幫你的忙，真覺得慚愧」，又說「其實我也勉強夠用」。

但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存款和資產加起來有三十多萬美元，後來大部分都留給的她的朋友宋淇夫婦。

張子靜最後是在繼母留給他的十四平小房子裡度過最後時光的，姐姐去世時所留下的遺囑中，沒有一毛錢留給這位弟弟，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提過。

#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

張老師的香港生活因日本人入侵、港大被徵用而終結，她回到了上海，開啟了打印機模式的寫稿生涯。

時間一晃到了1952年，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有五百多人出席。在文化局長夏衍力保下，張老師也去參會了。

她盛裝打扮一番，入場後才發現，不論男男女女，都穿着灰藍中山裝，只有自己穿旗袍，外面還罩了網眼白絨線衫。

這時丁玲老師雄赳赳氣昂昂的走過來，悄聲的指責她為何如此大膽，不和大家統一。

接着也是在夏局長的安排下，她跟着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一待就是兩個月，這是她和新中國距離最近的一個時期，也是她和自己距離最遠的一個時期。

所聞所見使她非常苦惱，她下不去手寫英雄，想想也是，你讓一個大地主階級去歌頌土改，確實有點難為情。

這時候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她說：「不會。一般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都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去嘗試。」

回來了之後，和弟弟最後一次見面，弟弟問她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老師說打算走，因為「人民裝那樣呆板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張老師還有一句原話是：連人的思想都要統一，這個環境就沒了文化和藝術的生存之地了。

#統一的文化和藝術#

張老師認為她的文字從不涉及政治，事實上她也確實沒有這方面的覺悟，如果有，她就不會跟胡L成結婚了，也不會夸日本人管理下的上海租界治安還好點了。

但是呢沒有覺悟不代表她就不敏感，接下來的日子，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於是她果斷拒絕了夏局長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大陸，前往香港。

在《對照記》裡，張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着一件素淨的花布旗袍，到街道派出所辦出國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不知道我以寫作為生，不然也許就沒這麼容易放行了。」

「一旦批准出境，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申請被批准後，張老師提着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只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着蟠龍蝙蝠」。

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兩人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保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從此再沒見過。

1952年7月，32歲的張老師先是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過海關檢查時，她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

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上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問她：「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她一驚，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

她起初是想在香港定居下來的，但最後還是離開了，她在給朋友的信里寫：「香港人宗族性很強，排外（省人）。」

這興許就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吧，1955年秋天，張老師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遊輪前往美國。

這艘郵輪在那幾年很火，因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有不少的名人正是乘坐這輛郵輪從美國返回中國，包括錢學森先生在內的24位骨幹科學家。

張老師這一離開，離開的非常徹底，再也不回來。

其實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經歷，離開祖國是必然的，也勉強不來，後來有人講，她就是不離開，在十年動盪期，一百個張愛玲也被壓碎了。

在海外，人們常將張老師的小說和白先勇先生的相提並論，兩人都是名門之後，都喜歡寫上海，但白老師說張的文字比他的細緻、精巧，非常玲瓏，一個個字像是雕過一樣。

但是呢，「近現代中國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泛政治化的社會，很排斥日常生活。熱愛生活的人，在那裡從來都很邊緣的。」他覺得自己和張老師，都是孤獨邊緣人。

1995年的9月，張老師的骨灰，被撒在亞洲與美洲間的太平洋中，這也是那個時期很多不得不離開中國人的選擇。

比如寫《上海生死戀》的滬上名媛鄭念，她們臨終時都沒有任何親人在，死的死，散的散。

一個人來到世上，又孤獨的離開，骨灰撒進一望無際的大海，像是要將心中悲痛稀釋掉，又像是希望太平洋的小浪花，能將她們帶回曾夢牽魂繞的家鄉——上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伢伢復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