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1月31日表示,驻华外国记者不断被网络暴力、人身攻击、网络黑客和拒发签证困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障碍”,传媒自由正以“惊人的速度”(breakneck speed)下降。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一(31日)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对外国传媒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采访条件具挑战性”而闻名,但驻中国的记者说,他们面临著日益敌对的公众和新形式的恐吓,包括“网上纠缠、人身攻击、网络黑客和拒发签证”。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现时192名会员,是次调查成功获得127名会员回应。 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这种骚扰行为大多发生在推特上,而推特是一个在中国被禁止的应用程式,由于骚扰行为必须翻墙,而“翻墙”亦必须得到当局默许,因此报告认为,这类骚扰行为很可能是在当局的批准下进行的。 报告还说,这些骚扰不成比例地针对中国工作人员和亚裔女记者,并煽动中国公众,令他们“越来越觉得外国传媒是敌人”。 在去年7月河南省郑州市发生致命的洪水之后,一个当地的共产党媒体账号鼓励公民出去向当局报告一名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的位置。这个帖子导致几名外国记者受到骚扰,包括《德国之声》记者贝林格(Mathias Boelinger),他说他被一群年长的人包围,指责他抹黑中国,并被其他人大声呵斥。 记者们还报告说,法律威胁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恐吓形式。报告指出,面临法律诉讼的外国人可能被禁止离开中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David Rennie)在报告中说:“目前的风险环境正在以陌生的方式发生变化。特别是,新闻机构面临警告,他们的报道可能会使他们受到法律制裁或民事诉讼,或者受到国家安全调查。” 任大伟又说:“过去,用于控制传媒的主要工具包括限制进入、将其列入活动的黑名单,或解决记者证和签证的问题。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律是最新发展,令人担忧。” 去年有20多名外国记者被驱逐出中国,而同时,由于曾经是亚洲新闻自由堡垒的香港,现已不可再自由进行采访,许多人被迫从台湾和韩国等更远的地方报道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新闻。 自中国在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的法律制度使记者面临压力。自那时起,该法被用来关闭和起诉《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两家民主派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而第三家新闻机构《众新闻》在2022年初以“安全问题”为由关闭了。 外国记者说,由于COVID-19的旅行限制和驱逐事件频繁发生,外国传媒驻华记者数量持续下降,大大降低了报道的质量。那些留下来的记者面临著不确定的官僚环境,其签证申请也每每被当局一拖再拖。报告说,有20多名记者报告说,他们收到了临时报道权的信件,而不是正式的记者证,以及仅有三个月的短期居留签证。 一些记者说,他们在厌倦了各种限制以及经常性的恐吓(如被便衣保安人员跟踪)之后,自愿离开了中国。 然而,为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面临一些最困难的条件,因为他们经常被当局叫去汇报工作,还面临其他形式的骚扰。 彭博社工作人员范若依(Haze Fan)和为国家广播公司CGTN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成蕾(Cheng Lei)一年多前被当局拘留,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状态之下。RSDL规定警方有权在指定地点拘留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长达6个月,而不透露他们的行踪。 报告补充说,即使世界在奥运会前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政府也没有放松限制。 超过三份之二的受访者告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他们没有收到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足够信息,而三份之一的人说他们被排除在对其他传媒开放的活动之外。 由于为奥运会设置的严格的旅行和COVID-19限制,记者将成为只涉及参加奥运会的“泡沫”的一部份,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选择从国外派记者来报道奥运会,而不是在中国派全职工作人员,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因任何突然的封锁而无法工作。
乌克兰星期天发出信号:“如果俄罗斯真的希望局势降级,请立刻撤出布置在其边境上的十万士兵!“ 否则,西方威胁将对俄罗斯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制裁,华盛顿传来的消息说,美国国会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制裁俄罗斯的法案。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施称,普京将为侵略乌克兰付出“毁灭性代价”。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及统治集团成员”都将无处可躲”。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二月初去北京参加冬奥开幕式,他将与他同样在国际上很孤立的“老朋友”习近平站在主席台上,观看“御用”艺术家张艺谋精心准备的典礼。唯一遗憾的是,普京将看不到俄罗斯国家队入场的场面,俄罗斯被指有组织、大规模使用兴奋剂以来,俄罗斯国家队被取消了参加奥运及国际大赛的资格。 有人怀疑普京会利用北京举办冬奥会的机会入侵乌克兰,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普京至少目前仍没有收回对乌克兰动武的迹象。去年11月以来,10万俄罗斯士兵,无数坦克,一直压在俄乌边境线上,显示出随时可侵入乌克兰的势头。 这场面让人想起2014年2月份俄罗斯举办索契冬奥会的情景,普京一边为大量服用兴奋剂的俄罗斯健将庆功,一边秘密布置侵吞乌克兰克里米亚的行动,索契冬奥会闭幕几天,俄罗斯侵略军并吞克里米亚,并在乌东制造动乱和分裂。 把乌克兰纳入俄罗斯势力范围,这是普京执政20年来的“大俄罗斯梦想”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同属于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后来越来越靠近西方,尽管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如果俄罗斯势力范围圈没有乌克兰,甚或乌克兰最后加入了北约或者欧盟,普京的梦想就将完全破产。 因此,普京陈兵乌克兰边境应是努力实现大俄罗斯梦想的最大一次努力。普京拥兵自重,向欧美和北约提出一个极其厉害的要求:西方必须承诺,北约不能最终纳入乌克兰;北约军事力量必须退回到1991年以前的边防线,也就是从现在属于欧盟的东欧洲国家后撤。 普京的精心打算遭到欧美拒绝,普京可能难以理解,即从民主国家的起码准则出发,既然乌克兰作为一个全权的主权国家,有权申请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乌克兰早已申请加入北约,西方何以能根据俄罗斯的愿景拒绝乌克兰加入?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内瓦谈判丝毫无进展的原因,一个坚持要北约放弃扩及乌克兰,一个坚持不退让。谈判无果,可以继续谈,但是俄罗斯赤裸裸十万大兵摆在乌克兰边境挑衅,这是西方准备采取措施予以制裁的理由。 欧美最初在如何经济制裁俄罗斯上有程度不同的解读,德国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德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工程;法国更希望俄罗斯主动接受紧张降级的建议,但是,在俄罗斯企图打能源牌的情况下,欧盟只有坚定地跟美国站在一起这一条路。现在,可以说,在如何经济制裁俄罗斯这一点上,欧美的分歧大幅度缩小。 在华盛顿与北约盟邦强化威慑、警告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的同时,星期天,美国、英国表示要更加严厉地制裁俄罗斯。伦敦表示,将瞄准“直接触及克里姆林宫”的关键利益进行制裁;在华盛顿,两名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表示,国会接近达成一项准备经济制裁俄罗斯的新的法案。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则称,普京将付出“毁灭性代价”。在英美方案中,制裁的目标已知的有两个:1,北溪二号;2,堵塞俄罗斯使用美元交易的国际机制。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指出,新的制裁法草案将扩大该国的”制裁工具箱”,因此”任何与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权有相关利益的公司”都可能成为制裁目标。特拉斯向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的统治集团成员”都将无处可躲”。她表示,”我将于本周稍晚宣布更新版制裁相关立法,以锁定更多与克里姆林宫有利益相关的俄罗斯公司。”她说,”立法将让我们能够打击更广泛的目标,这样就没人可以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不会受到这些制裁的影响。” 同日,俄罗斯方面则通过外长拉夫罗夫宣称,莫斯科希望与华盛顿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对美国而言,相互尊重的前提是俄罗斯撤兵,为什么不撤呢?拉夫罗夫紧接着重申了莫斯科的真正用意:俄罗斯希望得到安全保障。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北约不要扩及乌克兰,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严重影响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拉夫罗夫等于什么也没说,随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重申,俄罗斯不需要战争,俄罗斯并没有威胁乌克兰。 北约在准备 近几日来,多个西方国家向欧洲东部增派部队,强化北约力量。美国已经部署了8500军人“严阵以待”,法国将派出数百人部署在罗马尼亚。英国首相约翰逊下周将向北约提出,重新增补兵力以应对“俄罗斯的敌意”。 乌克兰当局周六呼吁西方与俄罗斯谈判时保持强硬和警惕,同时也希望不要撒播恐慌。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本周将抵达基辅,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周日已展开对乌克兰为期两日的访问。
1月30日,北京冬奥会组委会通报,在冬奥会入境人员中,又有23人在前一天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其中包括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艾玛·泰尔霍 (Emma Terho)。目前,泰尔霍已在北京接受隔离。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北京冬奥会组委会30日通报的23名冬奥染疫人员中,有13人是运动员或代表团成员。此外,还有11名前几天已经入境的冬奥相关人员被检测出病毒阳性。 据报导,泰尔霍既是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也是一名来自芬兰的退役冰球运动员,她在个人推特上发布了自己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正在北京接受隔离的消息。泰尔霍在推文中表示,接下来她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各类会议。 值得关注的是,泰尔霍在2021年11月曾参加过国际奥委会与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的视讯对话。当时,彭帅公开指控原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对其性侵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引发了外界的担心。虽然在国际压力下,中共当局曾经安排彭帅与国际奥委会的官员视讯通话,但外界依然怀疑彭帅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据智通财经报导,周三(26日)特斯拉公布了好于华尔街预期的第四季度财报。不过,该公司同时警告称供应链问题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这导致该股盘后一度跌近6%。 该股周三(26日)美股收盘涨2.07%,报937.41美元,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逾11%。 财报显示,特斯拉去年第四季度营收177.2亿美元,同比增长65%,好于预期的165.7亿美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8.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9%。毛利润率为27.4%,高于上一季度的26.6%。 强劲的季度业绩也让特斯拉自 2003 年成立以来连续多年扭亏为盈。 与此同时,面对持续的供应链中断,特斯拉表示,今年将重点放在增加产量,而非推出新车。特斯拉警告称, “随着供应链成为主要的限制因素,我们自己的工厂已经连续几个季度低于产能运行,这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于当地时间周三晚些时候参加电话会议,并更新特斯拉的“产品路线图”,包括有关电动卡车Cybertruck 的新信息。 马斯克正在押注:他能够在只销售少数几款车型的情况下,将特斯拉打造成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一。这正挑战汽车行业长期以来的一种观念——车企需要推出多样化的新车型才能吸引买家。 这也是马斯克藐视汽车行业正统观念的又一个例子,而眼下电动汽车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马斯克本周表示,特斯拉不打算在2022年推出任何新车型。特斯拉的目标是每年将汽车交付量平均提高50%。马斯克说,特斯拉已经将人们期待已久的电动皮卡Cybertruck的生产推迟到2023年,并且,该公司目前并没有在开发他之前预告的售价仅为2.5万美元的紧凑型电动汽车。 而马斯克近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正在特斯拉奥斯汀的新工厂亲自测试Cybertruck这款车。此外,特斯拉也将公布无人驾驶汽车系统计划以及2.5万美元的紧凑型电动车的最新进展。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 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启益。 为什么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华人教授潜伏一年美国大学,发现中国缺的不是人力和财力。 01 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 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 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 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点,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 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 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02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 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 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 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03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 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04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 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05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 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 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 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3. 教育体制与目标 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4. 家长和老师的期许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 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 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7. 道德风尚 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08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 而不是“发明奖” 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 (全文转自管理学季刊 )
2005年10月10日,安徽的一个孤女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16年后,这个女孩将回到她出生的国度,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绽放光芒。她就是17岁的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凯·欧文斯(Kai Owens)。 欧文斯初出茅庐便斩获多项殊荣。14 岁时她赢得北美猫跳滑雪(Mogul Skiing)比赛冠军,是在该赛事夺冠的最年轻美国选手,2021年她取得了世界杯双人猫跳滑雪(Dual Mogul)的第一名,同年获得年度最佳新秀奖。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欧文斯告诉美国之音,她对这项运动的热爱是促使她成为一名优秀敬业运动员的主因。“我喜欢猫跳滑雪,我喜欢训练,并且享受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的过程。我喜欢我的职业,我认为这有很大关系。 我想可以说是敬业吧,我喜欢努力练习,每天都有进步。”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滑雪路上 最感谢养父母 欧文斯说,她能在滑雪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养父母功不可没。在滑雪胜地科罗拉多州长大,爱好滑雪的欧文斯夫妇很早就发现了凯的潜力,不惜搬家来成全女儿的事业。“我喜欢猫跳滑雪,我喜欢快速滑雪,这只是我的一大爱好和热情。 我喜欢运动。 当我五岁时,我们搬到了韦尔市,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练滑雪,可以离山地更近。” 虽然如此,欧文斯说,父母从未给她过压力。 “他们支持我对竞技滑雪的热情。 从事这项运动一直是我主动的。 我是一个好胜的人,我喜欢猫跳滑雪竞赛。 所以他们一直支持我。 他们从来没有对我的成绩或表现强求过,他们对我的所有成就感到非常骄傲。”欧文斯告诉美国之音。 欧文斯说,她很幸运被养父母抚养成人,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被他们收养,她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她对美国之音说:“我非常幸运被我的父母收养,他们喜欢滑雪。谁知道如果我没有被收养,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可能永远不会来美国。 我可能只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或者,如果我被其他人收养,我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真是不可想象,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代表美国,出赛中国 同样是华裔,出生于美国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将代表中国队出征。她是北京奥运会自由式滑雪赛事最有力的奖牌竞争者之一。 相比之下,欧文斯说,她为能代表美国这个养育她的国家感到骄傲。 她对美国之音说:“我为能代表美国感到很自豪,因为我在这里长大,我认为这是我的家,但我也认为如果能代表你出生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能够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所以我认为,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感到自豪,那才是最重要的。” 欧文斯说,这次回到中国对她来说是画了个“圆满的圈” (a full circle)。 疫情下备战奥运 希望赛后能游览中国 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发展,本届北京冬奥会采取史上最严厉的“闭环”措施,将所有参与冬奥会的人员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个闭环不仅包括酒店和比赛场馆,还包括交通连接。在北京冬奥期间,参赛者、运动员、志愿者、厨师、司机和记者都被关在一个”闭环”里,不与任何普通民众接触。法新社说,预计约有3000名运动员将进入这个”闭环”。 欧文斯说,她和其它一些运动员现在就已经开始呆在集训营的“闭环”里,不与外界接触了。 她说:“奥委会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来保证我们运动员的安全。作为一名运动员,在我们的训练营,我们呆在我们所谓的闭环中。 所以我不进入任何公共场所或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当在滑雪山上周围有人的时候,我会一直戴着口罩。 但除此之外,我知道中国和奥运会正在采取预防措施,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继续保持安全并参加比赛。” 欧文斯出生在安徽六安市,被父母遗弃在当地乡政府门前,当地公安局发现后,把她送到儿童福利院,在那里她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陆诗琪”。16个月后,她被美国的父母收养,并取名凯·欧文斯。 欧文斯说,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她希望奥运之后能游览中国,特别是她出生的安徽。 她说:“我想看长城,我以前去过。 我想去故宫。 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安徽省。 我有一个弟弟叫博迪(音译),出生在四川省。 所以我也想看看四川。还有上海、北京都是令人向往的探访目的地。 我们在奥运会之后这个赛季有更多的赛事,所以我知道我无法在比赛结束后直接观光或看任何这些东西。 但我希望在今年春天或夏天计划一次旅行,然后去看看这一切。” 去年夏天,欧文斯和父母曾经计划到中国旅游,一方面为备战北京奥运,另一方面为让她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但由于新冠疫情,那次旅行不得不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