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在《台北时报》发表文章,倡导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以对抗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胁。面对多元化的亚太地区,建立这一组织的必要性有多大?自由亚洲电台就此专访了余茂春教授。 统一全球防御联盟系统 问:余教授,您建议成立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NAIPTO) 最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余茂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使得美国全球盟友系统统一化,因为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系统,一个是欧洲式的,一个是亚洲式的。欧洲式的是多边的,是三十多个国家共同防御。在亚太地区,联盟性质是双边的,就是美国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有双边的条约。但是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之间并没有一个共同防御的系统,这和北约的条约系统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提出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就是要把美国在全球的联盟系统统一,把它们变成多边的集体防务条约。 当然,共同的防务必须来自同一个基础,就是有共同的威胁。现在中国主导的威胁对全球都是有影响的,不仅是在亚太地区。当然亚太地区是非常明显,很多中国周边国家都感觉到威胁。但同时在欧洲,尤其是北约国家,它们也感觉到很大的威胁。现在北约明确提出,中共对欧洲的安全是一种系统性的挑战,是systematic challenge,所以现在北约和美国都在积极地采取措施。 问:现在亚太地区有自己的防务体系,你是觉得这种体系不能满足需要,是吗? 余茂春:印太地区没有国家之间的防务体制。虽然有东盟,但东盟对中国这样一个威胁未必就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它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政治联合体,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它还顶不住。所以它还需要美国介入,另外就是需要强大的集体安全条约。 另外,这个地区除了东盟之外,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防御体系。现在有四边会谈,但它并不是一个共同防御组织,它还只是一个战略对话。 问:您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美国政府内部有什么动向吗? 余茂春:这样说吧,这种必然性一直存在,大家或者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呼吁,我是提出了一种明确的系统性的建议。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具体事情在做,但没有明确的说法。现在提出了这种系统性的建议,对于之前所做的具体事情或许会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或许没有。我觉得,这个话我必须要说。 问:到目前为止,您有收到什么反馈吗? 余茂春:反馈很多,有很多朋友表示支持。这篇文章首先在《台北时报》发表,然后由(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转发。我现在是哈德逊的研究员,也是他们中国中心的主任。很多朋友对我表示,这种提法比较清晰明了。 各国的态度 问:您的建议实际是北约组织的一个延伸,那为什么不单独成立一个美国与印太国家的联盟呢? 余茂春:因为北约和印太地区国家面临的是共同的威胁,尤其是俄乌战争把中国和俄国拉得很近。中国和俄罗斯基本上就是沆瀣一气,在战略表态上,在对俄乌战争的认识上,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唱一个调子。他们都赞成以文明、语言为基础来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的诉求,中国也是以历史为基础,说多少多少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那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这些说法完全忽视国际法和世界政治的现状,所以实际上都是非法的。 中共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最近又在军事上共同行动。比如俄国和中国的军队在亚太地区,他们搞共同的轰炸机巡航,在日本海地区向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起威胁。而且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军舰在东海地区还有共同的行动。这些东西在军事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举动,所以周边国家受到的威胁都是共同的。 北约自己也承认,中共对北约的威胁也是存在的。北约早就说过,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问:您在文章中也提到,北约过于依赖美国来维护欧洲安全,美国承担了北约70%的防务开支;现在又延伸出来一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你觉得欧洲会愿意在其中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余茂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欧洲国家也认为中共对他们有威胁,美国在这方面与欧洲有共同的认识;第二,正是由于美国对北约的防务负担过重,所以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以对付中国。欧洲的盟友国家也都同意要作战略转移,欧盟也说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系统性的竞争关系,就是systemic rivalry。这种说法与美国把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一点,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从程序上讲,欧洲的北约国家也必须要同意,因为美国不可能继续像过去那样承担北约的军事开支。这种战略转移对北约的欧洲国家不需要太多的说服工作,因为他们和美国对中国的全球威胁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问:但是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在印太地区还是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印度。印度一直主张不结盟,而且印度一直与这些大国游刃有余。您觉得这个组织有可能包含印度吗? 余茂春:这种新的联盟构想完全是自愿的。印度实际也受到中共的威胁,印度受到中国威胁的切肤之痛可能比很多其他国家都要深刻。如果印度不想加入这个共同防务组织也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去对付中国的威胁。我想,印度迟早会意识到这种组织是必要的,对它自己国家的利益是有用处的。 就拿瑞典和芬兰的例子来说,他们以前一直是不结盟,瑞典的中立国家地位维持了两三百年,现在面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这个教训,它也感觉不安全,不安全就马上提出加入北约组织。所以这个共同防御的多边组织是很有吸引力的,是保护国家主权最有效的办法。 而且中国共产党在亚太地区最怕的,就是他欺负的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他。比如它对东盟的战略姿态,几十年来,它都是坚决反对东盟发表针对中国的共同声明和共同行动。所以它一再坚持要双边的协定,比如中国与菲律宾领海上的争端,它一定不能让东盟集体支持菲律宾,一定要马尼拉与北京之间的双边谈判。这就是分而治之,中共一贯搞这个。所以从对手的角度看,也需要多边性的共同防御联盟。 问:还有台湾问题。外界看来,欧盟国家似乎一向不想因为台湾问题得罪中国。如果把台湾包括进这个军事同盟,你觉得欧盟国家会有顾虑吗? 余茂春:这种顾虑当然是有的,但顾虑在逐渐减少。因为最近几年的发展,尤其是乌克兰的战事,让台湾人民受到教育,也让全世界人民受到教育。乌克兰事情发生了,这是俄罗斯做的事,那么中共是不是会对台湾做同样的事情?从逻辑上看,从理念上看,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它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它觉得俄罗斯开了一个先例,它下一步就是对台湾。所以,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等国家对保护台湾有更迫切的感觉,所以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可能产生的影响 问: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是一个军事同盟,如果成立起来,它对印太地区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 余茂春: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对付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它在经济上的强制措施,中共也会害怕的。就拿澳洲来说,澳洲前总理说中国应该开放,让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共就大发雷霆,对澳洲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停止买它的煤炭,停止买它的酒。但如果澳洲加入这个同盟的话,可以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中国的不合理措施,中共所受到的损失会很大的,因为这是集体行动。这样就会大大减少中共做这些蛮横举动的可能性,它只能在单边关系中做出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都在一个集体里边,中国要做这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亚太国家对中国经济有依赖,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和市场等等也有依赖,这都是双向的。中国想惩罚一些国家,但它往往给自己的人民造成的痛苦比它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 问:中国近年来和西方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如果成立的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双方的矛盾呢? 余茂春:不是说成立这个组织会让这种关系恶化,而是中国自己的行动加剧了矛盾。如果中国减低自己的挑战性,那么根本就没有成立这个同盟的必要性。 问:您这个提议的前提,是中国对印太地区乃至世界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但我们知道,华盛顿有些专家并不认为中国是在威胁其他国家,而只是随着其国力的上升,想要争取与它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余茂春: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华府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说这种话,这种姿态没有与时俱进。中共还不是话语权的问题,它是想把自己这套统治模式,把对经济、政治和文艺等全面垄断性的控制方式向全世界扩张。比如它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它在全世界搞“一带一路”,它总是觉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水火不相容,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的外交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来进行的。所以,它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这么一种理念来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杀死亡,因为他非常挺台湾,所以有许多媒体解读,认为这是台湾和世界民主阵营巨大的损失,认为将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及外交都会更加艰难,是最大的输家;民主国家阵线少了安倍的斡旋,也是输家。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他死后这几天的各方情势,我们已经看到,他虽然人不在了,却依旧在发挥影响力,而且让支持他的人更加凝聚起来,更加勇敢,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比他生前还要明显而且巨大。已经有学者专家看到这样的趋势,特称之为:“后安倍时代”。 一个人的影响力可以创造一个时代,这样的影响力是非常可观,不可小看的。 有一句话:“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土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句话表达了 虽然死亡令人哀伤,但某些人的死亡却带出更大的影响力量。 我们看到各界用以下的方式在纪念他,回馈他,接续发扬他的遗志: 1. 他死后两天,日本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大胜,执政更加稳固。可以开始进行安倍的遗愿:修宪。让日本回到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必因为二次大战的惩罚,让现有的和平宪法在军事,军队,武力,自卫方面受到限缩。 (台湾也已经出现了学者专家的呼吁,希望追随安倍的精神,完成台湾民主之父-李登辉的遗愿,让台湾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再成为中国打压及恐吓的对象。台湾也要修宪!!) 2. 他死后第三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便打破了几十年的外交的禁忌,发给没有正式邦交的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签证,让他能前往日本悼唁安倍。虽然台日双方都很低调强调是以个人亲友的身分去的,但事实上赖清德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特使,在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的陪同下,与日本进行官方的外交关系。 显然岸田文雄正在做一项宣示,对日本人宣示说他会继续走安倍路线:亲美,友台,抗中;对台湾人宣示说他一定会继续支持民主的台湾;他也在对中国人宣示,他已不再怕中共生气,他不再顾忌中共了。 3. 这几天许多国家都已降半旗来悼念安倍。美国还连续降十天;台湾在星期一就是7月11日降半旗一天;其他印度,巴西也都降半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都亲赴日本悼唁。各国领袖也纷纷至上悼念文。我所在的雪梨,电视上就不断播放他在日本的丧礼的新闻画面。很少有哪一位国家卸任元首的死亡引起世界如此广大的回响。 4. 他可说是警戒中国的吹哨人,让大家认识到中共的野心与极权的不仁不义,加强对中共的提防与围堵。他成功说动川普抗中,记得他在2016年川普当上总统后,不多久就亲赴美国拜访川普,告诉川普说,中国在这30年增加了40倍的军事投资。所以唤起了川普积极展开与中国的贸易战,进而全面对抗的态势。现在拜登也继续追随这项路线。 安倍又成功促成美日印澳的四国安全对话框架,确立现在影响甚大的印太战略。就是从印度洋连续到太平洋形成一条岛链,防堵中国的扩张野心。今天开始为期数日的太平洋群岛论坛,美国就积极派出副总统贺锦丽参与。 安倍可以说是把这条对抗中共极权的路铺起来了,将来肯定会有更多觉醒的人走上这条抗中之路。 记得他被枪杀那天,全世界震惊与不舍,只有中国小粉红幸灾乐祸,还大肆庆祝,中共官方也变相纵容,不像一般进行言论审查或禁播删帖。但现在看来,最大的输家其实是中国自己。他们的嘲笑,可能不久就要转成痛哭了。 总之,后安倍时代已然形成了。安倍人虽然走了,他的精神却如此般地长存,甚至比活著的时候还更具影响力。台湾不是输家,支持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国家也不会是输家,反而中共及它的小粉红才是。
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6月份被取消的现房销售协议数量,约占所有签约房屋数量的15%。这是自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比率。当时疫情爆发,购房活动暂停。在一年前,取消购房合同的比例约为11%。 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Mortgage News Daily)报导,暴涨的抵押贷款利率和激增的通货膨胀,正导致许多潜在的购房者重新考虑他们的购房决定。 今年年初,30年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约为3%,然后它开始稳步上涨。至6月中旬,平均利率曾一度超过6%,然后停在目前的5.75%左右的狭窄区间内。 变得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还导致一些借款人不再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贷款。贷款人通常将约28%的前端债务收入比(Debt-To-Income,简称DTI)作为房屋贷款的上限。 根据房产数据供应商Attom的报告,在2022年第二季度,拥有一套中位价房屋的成本,相当于美国平均工资的31.5%。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比例。同时也比前一年的24%有所增加,并标志著二十多年来的最大涨幅。 Redfin公司的副首席经济学家泰勒‧马尔(Taylor Marr)对此表示:“住房市场竞争的放缓,给了购房者讨价还价空间,这也是他们中有更多人退出了交易的原因之一。买家越来越多地保留了、而不是放弃检查和评估的附带费用,这允许他们在购房过程中,当房屋出现问题时,可以灵活地取消交易。”
7月13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在斐济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被邀请作视频演讲。她表示,美国之前可能没有给予太平洋岛国足够的外交注意力,现在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加强互动与合作。将分别在汤加和基里巴斯新建大使馆,同时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的渔业援助翻三番,达到每年6000万美元。并向太平洋岛国论坛派驻大使。毫无疑问美国已经认识到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忽视使中国乘虚而入,现在美国回来了。 太平洋岛国特别是南太平洋岛国传统上是澳洲与新西兰的联盟区域,这些国家因着地域的原因与经济体量太小,在不同领域依靠着这两个国家的帮助,有些国家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的托管国,甚至他们的医疗养老都被这两个国家所涵盖。但是近二十年来,中共将手伸到了这些国家,“一带一路”与这些国家签订了大量的领域广泛的合同,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此之下这些岛国逐渐与澳新疏远靠近中国,改变了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生态,军事生态,甚至政治生态。澳新两国毕竟在经济上军事上无力与中共的力量无法匹敌,眼看着自己的盟友一个一个地被中国拖下水,昔日的后花园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干着急。现在美国回来了,与澳新两国共同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良性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 这次论坛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使中共受到沉重打击。中共自然不甘心,但中共之愚蠢是难以想象的。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两名武官竟然冒充媒体混入会场被人识破,警方将他们两人驱逐出去,场面十分尴尬,可以说颜面丢尽。同时也展现了太平洋岛国抛开中共的决心。岛国看请了中共“一带一路”的真面目,不是真正帮助岛国,而是让岛国背负沉重的债务危机而不得不出让主权,甚至改变政治生态。 受中国影响最深的所罗门群岛,已经与中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在距离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线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在此论坛上总理索加瓦雷对中共反水,他强调不会允许中国在所国建立军事基地。并利用峰会的机会与澳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说:“我们是一家人”。对此对中共自是一副酸溜溜的心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任何国家同岛国的合作都应对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能嘴上说着开放包容,背地里却拉帮结派、拼凑‘小圈子’。”不过中共知道这次太平洋岛国会议不但入门不得,连多年经营的“一带一路”也泡汤了。 太平洋岛国论坛可以说美国完胜,中共遭受滑铁卢。岛国重新成为澳新两国的家人。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美国首先降半旗致哀,除了出于盟国交谊,同时也是对安倍个人的悼念,并代表肯定他留下的外交遗产。不过,亦有《纽约客》等媒体,第一时间仍著眼安倍“鹰派民族主义”的一面,这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安倍在自己国内也是有褒有贬。但自《纽约客》如此“客观”的报导中,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受访的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台湾存续世界的挑战所在。 《纽约客》第一时间报导安倍的新闻,标题是:安倍晋三如何改写日本历史(How Shinzo Abe Sought to Rewrite Japanese History)。副标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希望让自己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有自信──以牺牲历史责任为代价(Japan’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wanted a more assertive place for his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at the expense of atonement and historical accountability.) 标题自然已对安倍功过做了定论,内容则主要访问专研现代日本和韩国的康乃狄克大学教授艾莉克斯·杜登(Alexis Dudden)而来。杜登过去以来对安倍多有批评,她认为安倍提振日本国际地位的鹰派观点,“已在亚洲邻国间制造了深刻的裂痕”,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的重新诠释定位,以及有意针对“禁止日本在国外发动战争”修宪。杜登对日本历史钻研甚深,或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有高度警觉;不过,这一来自历史学者的警觉性,转到中国身上,似乎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只要回溯杜登过去言论,我们确实不难发现她那些严以对安倍的“历史学标准”,并不必然也会套用在习近平身上。 所以,谈及中国积极对外拓展影响力的一带一路,杜登过去会说,一带一路并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它们是有机进化的,中国会改变他国,他国也可能改变中国。 提到中国借由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技术进步,进而同时有扩张领土的欲望(如南海、台湾)时,她会说美国、日本过去也曾因为跨越地缘政治的雄心,让人既敬畏又焦虑。 当然,杜登还是会批评中国可能影响学术自由,也不否认中国正是以其威权主义作为统治社会的方式,不过,提到中国已然干预他国学术自由的孔子学院,杜登会说,美国不也有“美国之音”。当有人警告孔子学院是以共产党教条为语言教授内容,她会说,一旦你学会了一种语言,你就可以阅读这语言的任何东西,并反问,究竟孩子(学中文)是会带走故事情节,还是只会记住动词形式?她也不认为那(孔子学院)一定会使某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像习近平的女儿上哈佛,不意味之后就会反华一样。 若有人批判中国帝国主义正在成形,她会说,这就像华府、东京的领导人一样,过去也常说自己没有帝国野心,武力只是为了确保稳定和秩序。提到北京对新疆和西藏的同化政策,她会说,这让她想到1930年代东京在满州所做的事情,19世纪初华府不也将自己的思想、制度强行引进菲律宾。总之,每每提到中国当下的威胁,杜登就是有办法找出美、日过去的错误以为历史对比。 此外,2018年南北韩举办高峰会,一场晚宴上主办方提供与会者一块慕斯,慕斯上有一片巧克力薄片,薄片上有南北韩地图,还附带点上了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遭到日本抗议。杜登则说,这(抗议)看起来很无聊,就像“地图上的台湾”(应该是指被标示为中国领土),它真的会影响你作为台湾人的生活吗?更何况1895年日本学童教科书不也把台湾划为日本领土,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时,不也是做一样的事。然后,对中国不断向多个跨国企业施压,要把台湾名称冠上中国的一省,杜登会说,大多数航空公司实际上已经屈服这个需求,因为市场比某些历史概念更重要,这也是中国测试自己能力的方式之一。 总之,论即安倍,她会从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史对今日的世界发出警讯,一旦提到中国,她就认为“历史已是一个不完美的指南”,因为今天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可供对照习近平的人。意思是中国变化仍有观察空间,现在就批判习近平带起的中国帝国主义还言之过早。她曾说过,将美国和中国视为雅典和斯巴达,这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类比经不起推敲,因为当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无法藉古希腊战争作为模板。问题是,当安倍面对“当代地缘政治(东亚)的紧张局势”,还能仅以日本过去军国主义史观之吗?我们暂时还找不到杜登的答案。 这一类型美国学者或许多自诩“超然中立”,无论如何,其观点纵然不乏脱离现实,却也是美国学术自由风气的表现,只是对台湾来说,当下所面临的国际处境挑战,很多时候便是来自西方国家诸如此类“精通东亚的学者”论述发酵使然,他们经常严以对美、日,宽以对中国,因为他们所认知的中共模式可能还在书写,但这只是他们身为大国学者的专利,很多正直接和中国硬碰硬的国家和人民,则早已处在历史的关键点。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