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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叛军攻击红海商船 船员3死4伤

美国军方表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Houthi)在6日发射一枚导弹,在亚丁湾击中一艘散装货船,船员通报有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这是自该组织袭击这一地区的主要航道以来所造成的首起死亡事件。 法新社报道称,近几个月来,背后有伊朗撑腰的青年运动将攻击目标锁定行经红海重要贸易路线的商船,先前曾在此区击中船只,但如今传出3死4伤的事件,似乎是这类攻击首度造成伤亡。 这艘船上有二十名船员,包括一名印度人、四名越南人和十五名菲律宾人。船上还有三名武装警卫,其中两名来自斯里兰卡,一名来自尼泊尔。 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声明中说,一枚反舰弹道飞弹击中悬挂巴贝多旗帜、赖比瑞亚拥有的“真实信心号”(M/V True Confidence),遇袭后船员通报“有3人丧命、至少4人受伤,其中3人生命垂危,船只严重损坏”。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船员弃船,盟军战舰做出回应,正在评估情势”,并指出这次袭击是青年运动两天内第5度发射反舰弹道飞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胡塞武装袭击的责任,这些袭击不仅扰乱了国际贸易、破坏了航行自由和国际水域、危及了海员的安全,而且现在还造成了一些海员不幸遇难。” 青年运动军方发言人萨里(Yahya Saree)在社群媒体上说,这艘散装货船“在船员无视青年运动发出的警讯后”遭多枚飞弹锁定攻击。 青年运动去年11月开始攻击亚丁湾(Gulf of Aden)与红海船只,称这项行动是为了在毁灭性的加萨战争中声援巴勒斯坦人。 为了回应船只遇袭,美国与英国今年1月起对叶门的青年运动目标发动攻击,但青年运动仍继续袭击商船。 青年运动已矢言将攻击以色列、英国与美国船只,以及驶往以色列港口的船舶,扰乱行经叶门外海重要贸易路线的交通。

埃及官员: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

经过近五个月的战争,加沙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废墟,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停止战斗并释放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以色列人质。不过,埃及官员7日表示,由于哈马斯坚持将结束战争的进程纳入议程,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 据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花了数周时间试图达成一项为期六周的停火协议,其中包括哈马斯释放扣押在加沙的大约40名以色列人质,以换取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人。 埃及官员表示,哈马斯已接受该提议作为第一阶段的进程,但希望承诺最终实现更永久的停火。以色列公开拒绝了这一要求,称其打算在停火后恢复进攻,终极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哈马斯表示不会释放所有剩余的人质,除非以色列从加沙撤军, 鉴于没被授权向媒体透露谈判进程,这两名埃及官员没有透露姓名。 距离3月11日开始的穆斯林斋月(达成非正式协议的最后期限)还有几天。这两名埃及官员说,谈判人员还会向哈马斯和以色列施压,希望双方可以软化立场。

美国2024大选:拜登川普将再次对决

3月5日是美国选举年最多州同时举行总统初选的一天,被称为“超级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在15个州及一个美属领地举行的投票中均取得压倒性胜利,两人将在11月大选中再度对决。 川普的竞争对手黑利(Nikki Haley)在“超级星期二”的党内初选中大败后,于周三(3月6日)停止了竞选活动。 对川普而言,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联邦最高法院在3月4日做出了不得禁止川普参选的最终判决,为川普重返白宫扫除了一大障碍。 联邦高院:川普名字应在科州选票上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周一(3月4日)一致裁定,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名字将保留在2024年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 该裁决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那项裁决认为,川普没有资格名列州选票上,因为他参与煽动了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一些批评川普的人士声称,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禁止叛乱分子担任公职的条款。 最高法院表示,只有国会才拥有这样的权力,50个州中的任何一个州都没有这样的权力。最高法院警告说,如果国家公职候选人因同样的行为而在某些州被宣布没有资格参选,而在其他州则不然,这样可能会造成混乱。 “美国的巨大胜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黑利退选    川普获提名成定局 川普在超级星期二的拿下了14场胜利,涵盖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缅因州、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 川普于当日晚间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发表长达20分钟的胜选讲话。 川普的竞争对手、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Nikki Haley)星期三(3月6日)上午在家乡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竞选总部宣布,结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 黑利想川普表示祝贺,不过,她没有立即宣布支持川普竞争总统。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票共有2429张,川普须累计至少1215张才能赢得提名。 拜登党内无对手     民主党初选拜登是主要候选人,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民主党共有3934张代表票,赢得提名的关键数字是1968张。而仅超级星期二这天就有1420张。 拜登在弗吉尼亚、德克萨斯、明尼苏达和科罗拉多等举行民主党党内初选或党团会议的15个州中获胜,只输掉了美国海外领土美属萨摩亚群岛的党团会议提名选举。 根据选举原则,赢得每场选举最多投票的候选人将获得该州的所有的党代表票,候选人的党代表票必须达到一定门槛,才能在夏季登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提名,以候选人身份角逐11月的总统大选。 77岁的川普与81岁的拜登将再次上演自1956年以来的首次相同的总统候选人白宫争夺战。不过,这次竞争是多数美国人不想看到的。 

海地暴力升级 首都进入紧急状态

海地总理亨利出访肯尼亚之际,帮派袭击首都太子港袭击了警察局、警察学院、国际机场等公共设施;帮派还袭击了2所监狱,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千名囚犯越狱。当局随即宣布西部省(Ouest)进入紧急状态并同时采取宵禁措施。 法新社记者表示,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后,部分当地民众仍上街想要买水和燃料。 联合国估计,上周在2月29日到3月1日期间,有近1.5万人被迫逃离,包括那些早已被安置在太子港周边学校、医院、广场为流离失所者所设的临时营地者。而这些地方往往没有足够的厕所、医疗设施或饮用水。 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ALIMA)在太子港的协调人员皮亚尼贾尼(Carlotta Pianigiani)告诉法新社:“今天(4日)早上这座城市瘫痪了。” 据路透社报导,海地的邻国4日开始加强防御,并召回使馆人员。包括海地日出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等多家航司宣布,取消或暂停数十个海地境内航班和往返海地的国际航班。 另有数百人聚集在太子港,要求总理亨利下台。2021年7月7日,时任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遇刺身亡,留下权力真空,帮派势力越发猖獗,犯罪激增。亨利原本承诺定于今年2月7日前举行大选,但未如期举行,引发社会不满。 法广报导称,海地总理在访问肯尼亚时,双方签署了警务合作协议,为内罗毕(Nairobi)在联合国(ONU)批准的框架内派出警察部队前往太子港(Port-au-Prince)以维护社会治安铺平了道路。不过,未来前景仍不容乐观。肯尼亚政治反对派的律师已经宣布,他们有意对海地现政府的合法性及这一协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亨利在出访肯尼亚、推动联合国支持的多国警察部队赴海地以助稳定局势后,人仍未回国坐镇。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百零二)

(接上期)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未完待续)  

全民公投=闹剧?最爱公投的国家用事实证明并非这回事

网络图片 昨天,瑞士又来了一次全民公投。 众所周知,瑞士生活成本比较高,所以瑞士选民投票决定,向养老金领取者每年额外增发一个月的养老遗属保险金。当天还有另一项公民提案,为“逐步将该国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及以上”,在公投中则遭到明确否决。 这样一来,从2026年起,瑞士按月发放的养老金将每年支付13次。养老金领取者个人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245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99万元),全年总计达到31850瑞郎(约合人民币25.92万元);已婚夫妇的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3675瑞郎(约合人民币2.99万元),达到47775瑞郎(约合人民币38.88万元)。 对这一提案坚决支持的主要是左翼党派,右翼和中间党派以及国内几大主要经济团体则表示不满,瑞士政府和议会也认为此举将大幅增加支出,明确表示反对。但根据全民公投的结果,这些反对声都已无效。 增加养老金自然有利有弊,瑞士国内的分歧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相比事情本身,有些人更不习惯的可能是公投。他们会认为,国家大事岂能儿戏?政府都不同意的事情,怎么老百姓投个票就定下来了呢? 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 网络图片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 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独裁者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意愿掌控公投。 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当年希特勒独裁下的公投,实则是伪公投,并非真正民意的体现。而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也有政党政治的左右,即使也有舆论的各种引导,但它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 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 瑞士前几年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2万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 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2万人民币,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 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而且,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 网络图片 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 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 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 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 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 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 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 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 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 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我们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 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 当然,民众会犯错,但即使真的如此,人们仍可在制度允许下进行纠错。一来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纠错空间,二来民众在公投中会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更好地纠错。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税修正,1978年的公投结果是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缩减房产税等税种,在某些人看来当然是“民粹”的结果,但到了1988年和1990年,加州民众在两次公投中多半选择了增税。 文章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赵小兰胞妹身亡“非典型意外” 警方展开刑事调查

台裔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的胞妹、福茂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赵安吉(Angela Chao)车祸过世,美警原先指出,赵安吉驾车坠池塘溺毙,不过2月29日又改口,称赵安吉之死非“典型意外”,目前已展开刑事调查。   美国CNBC报导,负责侦办赵安吉事故的德州布兰科郡警长办公室(Blanco County Sheriff’s Office)2月29日致函德州总检察长派克斯顿(Ken Paxton)称,尽管初步调查指向是不幸意外,警长办公室仍以刑事案件调查这起事故,直到有足够证据排除犯罪活动。  也由于仍在进行刑事调查,德州警方要求不得将任何音档、影片证据外泄给媒体,“在调查完成之前发布报告、影片及其他任何资讯,将干扰调查,及干扰这起案件可能的任何起诉”。 德州警方并未在信中提及是否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赵安吉之死与犯罪情事有关,不过声明提到“不是典型意外”及“可能起诉”等字眼,都与警方先前的说法不同。  德州《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日报》(American Statesman)报导指出,赵安吉落水后,受困沉没的轿车至少1小时才被救出。发生意外事件的这座牧场隶属于一间和赵安吉丈夫布雷耶(Jim Breyer)有关的公司。

纳瓦尼死因成谜 43国吁独立调查

欧盟成员国与美英等40多个国家,周一(4日)在联合国要求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Alexei Navalny)之死进行独立国际调查,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应负起最终责任。 据法新社报导,欧盟成员国、美国、英国、乌克兰、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等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纷纷对纳瓦尼之死表达愤怒。他们还敦促莫斯科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因和平行使人权和反对俄国在乌克兰发动战争而遭拘留的政治犯、人权捍卫者、记者及反战活动人士。 法广报导称,纳瓦尼死于北极流放地,本月1日在一群无所畏惧的异议人士环绕下葬于莫斯科,这些前来哀悼的人们高声呼喊着纳瓦尼的名字。 欧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克努森(Lotte Knudsen),在会议上代表欧盟各成员国、美国、英国和乌克兰等发言,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加速和系统性镇压反对派的迹象,而俄罗斯必须允许国际社会就纳瓦尼突然死亡的情况,进行独立且透明的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Volker Turk)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情况报告中表示,在俄罗斯本月选举的准备过程中,莫斯科当局进一步镇压异议声音。,又指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数以千计的政治家、记者、维权人士、律师和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想法的人,面临行政和刑事检控,而且这种趋势近几个月似乎有所恶化。 俄罗斯在联合国的代表回应指出,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正在制作“反俄罗斯传言”,其中“再度呈现来自乌克兰和西方的不实捏造”。

MH370失踪10年 马来西亚拟重启搜索

3月8日将是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离奇消失的10周年,乘客亲属在3月3日呼吁展开新的搜索行动,并提到他们感受无尽的哀伤,以及看到搜索结束的痛苦挣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表示:正推动重启搜索MH370。 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这架波音777客机载着239人,原本预计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途中却在雷达萤幕上消失。这宗客机离奇失踪事故被视为全球航空史最大谜团,多年来只有零星涉事客机残骸寻获,客机主要机身以至机上人员遗体残骸、物品均未见,至今所得资料认为客机偏离原定飞行路线,由飞经南海改为飞往印度洋,最终消失在印度洋南部海域上空。  据中央社报导,悼念人士在纪念活动上点燃239支蜡烛,代表机上每位失踪人员,很多人难掩哀伤,有乘客亲属提到当搜索行动结束时的痛苦,呼吁当局展开新一轮搜索行动。  36岁马来西亚律师葛瑞斯(Grace Nathan)的母亲是MH370乘客,她告诉法新社:过去10年我的情绪就像无止尽坐着云霄飞车。 葛瑞斯当着众人的面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展开新的搜索行动,她还说:MH370不是已经过去的事。 据路透社3日报导,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Anthony Loke Siew Fook)今天表示,马来西亚正推动重启搜索MH370。 当局调查人员初步未排除飞机故意偏离航道的可能性,而且已有经过证实或被认为属于MH370的残骸,被海浪冲上非洲海岸及印度洋岛屿。  陆兆福在活动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寻求内阁批准签署新的搜索合约,交通部将邀请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Ocean Infinity)到马来西亚,重新探讨“找不到、不收费”的最新计划。

美国大选:“超级星期二”备受瞩目

3月5日是美国选举年最多州同时举行总统初选的一天,被称为“超级星期二”。普遍预期,当天在15个州及一个美属领地举行的投票将巩固拜登和川普在各自党内的出现,进一步确认两人在11月大选中再度对决的局面。而联邦最高法院在前一天做出了不得禁止川普参选的最终判决,为川普重返白宫扫除了一大障碍。 根据选举原则,赢得每场选举最多投票的候选人将获得该州的所有的党代表票,候选人的党代表票必须达到一定门槛,才能在夏季登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提名,以候选人身份角逐11月的总统大选。 由于周二举行的党内初选投票州横跨6个时区,最终结果将无法立即得知。 联邦高院:川普名字应在科州选票上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周一(3月4日)一致裁定,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名字将保留在2024年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 该裁决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那项裁决认为,川普没有资格名列州选票上,因为他参与煽动了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一些批评川普的人士声称,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禁止叛乱分子担任公职的条款。 最高法院表示,只有国会才拥有这样的权力,50个州中的任何一个州都没有这样的权力。最高法院警告说,如果国家公职候选人因同样的行为而在某些州被宣布没有资格参选,而在其他州则不然,这样可能会造成混乱。 “美国的巨大胜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拜登党内无对手   获提名成定局 民主党初选拜登是主要候选人,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民主党共有3934张代表票,赢得提名的关键数字是1968张。而仅超级星期二这天就有1420张。 目前拜登已经赢得 206 张代表票,预料将在超级星期二赢得绝大多数票数,并最快于本月19日取得提名所需的1968张党代表票。 川普遥遥领先   黑利还在拼 而共和党方面川普在初选中遥遥领先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除了上周日(3日)华盛顿的初选外,川普已赢得所有已经举行初选的州。黑利此前曾表示,她将至少坚持到“超级星期二”,因而周二或将是她拼选的唯一机会。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票共有2429张,须累计至少1215张才能赢得提名。川普目前已获得 247张代表票,黑利有 43张代表票,而周二各州初选共有 874 个党代表票,数量至多足以为川普提供几乎不可超越的领先优势。其竞选团队预测他会再赢得 773 张代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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