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 ： “我们同陷泥踔，我们成为朋友”

一个女人的梦幻人生（三十九）                       

  “我们同陷泥踔，我们成为朋友”   ——雪莱

   这句诗是1979年北京民主墙运动风起云涌时得以见到罗锦姐姐不久，她对我诵读的。

   那可是中国翻天覆地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尽管只有短促的几年时间，也足以使中国人民自豪，她的影响深远绵长。 

    那年头，还属于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香港十分令我开眼。到现在我也没去过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可是我接触了许多认识不认识的香港人，他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让我永不能忘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宋万山”的十九岁的年轻人。

       我带着两岁的儿子蹬上一辆无轨电车，我因为赵京兴不断搞外遇心情低落，一副如丧考妣相。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见我母子立即从座位上礼貌地站起身来，他个子很高，穿着条纹衬衫，牛仔裤，白球鞋，一看气质就不是大陆人。 

       待儿子坐好后，我对他道谢。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微笑答：“不用谢。”我说：“你是哪儿人啊？”他说：“香港人。” “你多大？” “19岁。”

“你叫什么名字？” “宋万山。”

        我点点头，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我暗暗在心中发誓：“我一定要让我儿子成为像宋万山这种气质的有教养的人。” 

        今天，我的誓言已经兑现。心想事成，榜样的力量无穷。 

       第二个是我的狱友邢泓远。64年—65年我二人曾在女附中同学过一年。

       那一年我正春风得意，为了努力三年高中考入了这个大学升学率几乎百分之百的名牌女校。 

       邢泓远正在初三的毕业班上备受煎熬，她因为在政治课上胆敢发表对共产主义表示怀疑，并表示“不信共产主义”的异教徒言论，成了全班的弃儿，没一个同学理她。 

       这是我1970年二月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拘留所与比我早被捕的她不期而遇，她亲口对我说的。 

         时间来到1979年，魔幻的事情发生了。女囚邢泓远摇身一变成了香港第一大政治杂志“争鸣”的记者。狱友兼后来的朋友我成了她和主编温晖在大陆重要的联系人。 

      她除了介绍香港来大陆参观旅游的朋友给我，也邀我写稿。稿酬是香港时装。 

       如何与遇罗文一家在离散十一年后再相逢取决是邢泓远邀请我写一篇关于遇罗克哥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