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外交官还是后勤都活的不像人 新西兰中领馆员工讲出逃理由

“我们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没有任何隐私。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离的种子。”一名80后、新西兰中领馆出逃员工董罗彬说。

五年前,出生中国河北农村的董罗彬,被中共外交部外派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中领馆工作。他告诉大纪元,2018年3月他抵达奥克兰,一出机场,护照就被馆方人员没收。到了领馆,吃完一顿饭,上级立马向新人宣布“纪律”——不允许单独外出,至少三个人以上才能出行,还要互相监督。

董罗彬解释,“两个人都不行,只有三个人才能相互制约。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永远是群体活动。”

“出来以后还不允许和外界的人接触,一旦发现后果严重。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被在‘全馆’(全世界中共使领馆)通报。有一个使馆后勤人员跟一位当地华人说了几句话,被使馆的武官发现了,那位当地华人还是台湾的,这个后勤人员立刻就被遣返回国了。”

不论是后勤或外交官 领馆人员“都活得不是人”

在海外除了没有人身自由,董罗彬发现,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总领事更警告,馆方人员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

“到了奥克兰中领馆之后,每周都会让你看一些中共的宣传片,不断地给你洗脑,加强所谓的‘思想教育’。”

“领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围墙之内,不能看当地的报纸,不能浏览海外的网站。我们的手机卡都是领馆给的,使用的互联网都是中国的设备,每个办公室的代码都不一样。总领事还说过,你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跟国内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国内还有过之。”

“领馆里边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独大,据我所知还有中国不同省派过来的,对外属于(中共)宣传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身分,即使知道表面身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也许其中就有间谍或特务。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监督,就是要营造这种氛围,让人非常紧张,所以大家连说话都低声下气的。”

董罗彬说,环境的压抑令人感到痛苦,而这种痛苦还时不时地被加强。

“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体面,出去穿得光鲜亮丽,其实不论你是后勤人员还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压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罢了,这个环境的压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这个门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们还时不常地强化你的痛苦,‘不能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也不要看’。”

中领馆领导:中国人活得还没有外国的狗自由

董罗彬也看穿了中领馆为何要如此防范员工,“他们制定所有规则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还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

“中领馆有一个上级领导养了一条狗,有一次在车上,他无意中说:中国人活得还没有外国的狗自由。”这句话让好不容易来到海外自由世界的董罗彬感慨万千,暗下“一定要跑”的决心。

报导说,董罗彬2018年5月在一次天赐良机中,义无反顾地、头也不回地冲出奥克兰中领馆,向新西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在新西兰领土上,他国政府雇员出逃,自冷战以来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他出逃后,中领馆四处找他,他在中国的家人也不断地遭到中共各级部门的盘查和骚扰。但董罗彬心中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回去了。

董妻得知他的消息后,始终不离不弃,独自拉扯孩子长大。经过几年的艰辛后,全家人终于团聚。

时年34岁的董罗彬,在奥克兰中领馆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待遇优厚,外表光鲜。报导说,他刚出逃不久,透露了80后的他选择“出逃”的心路历程。但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该报导被搁置。直到日前,他才决定公开他的这段经历。

五岁目睹血腥镇压 “鲜血都从院子里流到了外面”

1984年出生的董罗彬,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他忆述,5岁那年他目睹其所在的忠贞天主教教会(地下教会)遭到中共武力镇压。

他说:“由于历史的传承,我们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们村之所以遭到镇压,是因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归属在其‘三自爱国教会’控制下。他们想把我们现有的、西方传教士盖的教堂拆掉,重新盖一个政府认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换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他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就找借口把教堂强拆了。”

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是中共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养、自传”。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与国外的宗教团体毫无关系的宗教组织。

“其实大家都明白政府这么干是为了什么。大家不去,他们就拿各种原因要挟,于是就产生冲突,他们就开始镇压。刚开始来的是武警,但他们没想到教友人多,又齐心协力。他们马上改派军队过来,实施宵禁,把整个村给包围了。只允许进,不允许出,你要出来就拿枪打你。”

“那时我才5岁,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当兵的让我们把手背过去,坐在台阶上,一动不许动。我们眼看著武警和当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会长。白天用砖头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来就开枪。有一个人中了好几枪,最后跑到猪圈里才活了下来。他现在还活著。”

“当时有一个神父,教友都想保护他,当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里打这些教友。打瘫了无法动弹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残的,鲜血都从院子里流到了外面。”

“等我二十多岁时,听那一辈人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才知道,医院当年还接到命令,不许医治这些被打伤的教友。有一个教会的会长本来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这个人是带头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个会长最后变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这个会长我见过几次,几乎是皮包骨。”

长大后发现中国社会完全不接受博爱、仁爱等良善价值

董罗彬表示,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在他长大后才真正明白的,而这些事情只是在他们村子里口耳相传,外界知道的寥寥无几。

他说,他的宗教信仰使他在受压迫中成长,而随著年龄的增长,也让他越来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压制。

“随著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们去教会都只能去别人家里,不能正大光明地参加。神父做完弥撒都要匆匆地走,不敢逗留一刻,还要走后门。一到圣诞节、复活节或重大节日,村子里的神父都会‘被喝茶’。我们不得不找其它教区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过来做弥撒,即使天气很冷。”

更重要的是,其持有的良善价值观不被社会所接受。他说,“不仅如此,我所接受的这些普世价值,如博爱、仁爱、为他人著想、原谅你的仇人,当我步入社会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价值观完全不能被社会接受。相反,人们反而认为你有问题。”

“这种压抑,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忽然听到门口有许多车 脚底冒汗….

董罗彬还忆述,28岁时,他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他险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发表文章,关于教会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现状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发出去的。夜里快12点了,我忽然听到家门口有很多车,有关门、下车的声音。我本来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脚底冒汗,当时我就意识到有危险。”

“但他们并没有抓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村里的一个长者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本来打算要把我抓走的,就因为我发的文章。但这位长者当时替我担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时我才明白,互联网真的没有自由。”

虽然明白了中国的互联网没有自由,但董罗彬后来仍在微信转发一些文章,但都很快就被删了。

他说,“后来有微信了,我也会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却发现很快就被删掉了。刚发布几个小时再看就没有了,甚至自己写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没有任何隐私。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离的种子。那时,这种出走的心就已经很强烈了。离开中国,时不时的我都会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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