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又开了:走出恨意,从接纳樱花开始

朋友在德国去看了一个樱花公园。她发现,有些德国人在公园里会穿上专用的帆布鞋套,这样可以避免踩伤樱花树下的草坪。

在场的中国游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对美的守护。如果你这时候突然说——你们现在看樱花,忘了二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了吗?你就是生活在“恨”中的教科书受害者。

我在河南农村长大,大学前连省会郑州都没去过,也没见过一个外国人。现在想来,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青岛海洋大学。

这个学校文科非常糟糕,我们也基本上没学到什么,但是进大学的时候,老师们都很自豪“我们有最美的校园”。

那是渔山路校区,有好几栋德式建筑。大门口进去的那一栋尤其威严、漂亮,已经是文物保护建筑了,走近一看,文字介绍明确指出,这是日本人建造的。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有很强烈的触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了青岛。记得五四运动的一个口号,就是“还我青岛”。读中学的时候,想着德国日本都很坏,但是日本人占领青岛后,却仍然老老实实遵照德国人的规划和建筑风格,保持了某种延续性。

他们“很坏”,但是也在创造美好的东西。这个念头折磨了我,也摧毁了我的中学教育。

我读书的地方在麦岛校区,是一个新校区,体现伟大成就,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丑陋。我们经常乘坐校车或公交去渔山路校区,我那时身体糟糕,经常晕车,距离学校还有一两站就会下车步行。然后,我就经常迷路在学校周围德国风格的街道中。

那时还没有Citywalk这样的时髦说法,也没有导航,我更多感受到的是迷路的苦恼。但是就是这样,也慢慢领略了梁实秋、老舍等人的故居,他们在青岛的时候,都住在漂亮的德式风情的房子中。

那时香港刚刚回归,人们的自豪感爆棚,但是和青岛本地人交流,会发现他们另有一种特别的自豪:如果青岛一直属于德国的话……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臆想。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青岛这个城市的“生命”,就是德式建筑的遗留。

我的朋友叶克飞,小时候就住在那样的院子里,他写过不少关于青岛的文章。但是,由于缺乏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那样的闲逛,对我这个“河南乡巴佬”来说,更多是观念的摧毁。

我变得真正一无所有了,不但没钱,连中学教材塑造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也烟消云散。重新变成一张白纸,也不知如何建构自己。

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在一条小巷子的台阶上坐下,等待天黑。别墅的院子里进去,在一楼储藏室有一个进入青岛防空洞的入口,我们要从那里钻进去,探索地下的奥秘。

这时候,从隔壁一家传来了动听的钢琴声。我听不出是什么曲子,也没见过钢琴。实际上,我从这音乐中听到的是一种“阶级差别”,有的人过着多么好的生活啊,而穷苦的我们要钻入地下,看看有没有储存的香蕉。

幸运的是,这种探索的乐趣,还是战胜了阶级忧愁。

1999年美国炸南联盟大使馆,同学们都参加了抗议游行。我因为到校外朋友家做客,错过了这次“集体行动”。在朋友家吃晚饭,电视上播放着同学们冲击肯德基的画面。

朋友大喊一声“傻叉”,我以为他是在骂美帝,没想到他骂的是同学们。

他告诉我:“你知道在肯德基打工的都是中国人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他的太太从事的是餐饮业,正要介绍我去肯德基打零工,每小时可以挣8元人民币。我不好驳斥他。

其实,是因为我在看电视画面,而不是“身在其中”,感受到一种疏离。电视中,有同学抱怨,学校应该派校车把大家接回去,因为走回去有5公里,实在太累了。

那种“群体激情”,并不容易坚持太久。这让我对后来的种种“冲击商家”式的“爱国行动”都免疫了。

这些经历,让我在读大学时慢慢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会随大流地去“恨”什么抽象的力量。“恨”很容易,也很廉价。

樱花开了,我也不会去恨樱花。在青岛的时候,去中山公园看过几次樱花,那时总觉得自己很穷,甚至买不起公园的门票(也不免费),现在想想,那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富足呢:充满好奇,向世界张开双臂,吸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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