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藏2万张文革底片”摄影记者去世

《黑龙江日报》前摄影记者、在“文革”期间拍摄近10万张照片的李振盛，日前传出在美国因脑出血去世，终年79岁。他生前将2万多张关于“文革”批斗、抄家、戴高帽、刑场枪决等未发表的底片藏在家中地板，在移居美国时把这些底片带走，并于30年后重见天日，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坦言自己“文革”曾斗人 也被人斗

“我拍照片就是遵循老师教导，能够成为历史见证者，我就拍了，不后悔。但是我知道藏起来这个是有风险的，有点担心而已。我不相信底片被发现，会把我枪毙了，…判几年，咱们出来还是一条汉子。”这是李振盛去年6月受台湾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时，有台湾年轻人问他是否后悔私藏文革照片时，他讲出的一段话。他说，世上没有“后悔药”。

李振盛在“文化大革命”时曾斗过人，也被人斗过，意识到可能被打倒后，把所谓“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秘藏进自家地底下，还委讬好友李明达，万一自己遇不测，请他代管。而这些底片一藏珍藏至今，曾经有人问他，不担心被朋友出卖吗？李振盛笑称自己“押对宝”。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李振盛曾拍下当时黑龙江省长李范五因发型像毛泽东，而遭批斗的画面。当时李范五被造反派剃成“阴阳头”。李振盛正在拍照，就听见红卫兵斥责他说快点拍，别挡住他们干革命。

还有一名工程师只因在传单写上“向北方”，而被指为亲近苏联的“苏修主义者”，最后遭到枪决。李振盛也曾拍过毛泽东、林彪的车队。他说，再一次拍毛时，毛已躺在水晶棺中。

龙应台基金会官网介绍李振盛时提问说，“如何在群众疯狂中保持冷静与专业?”李振盛却坦白说，事实上他并没有保持冷静。

李振盛认为，“历史尽在没有用的照片中”，很多人拍文革并没有拍到黑暗面。他提及自己2013年获得美国露西奖（Lucie Awards）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后，同事去北京参观看展后对他说：“小李子，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

他认为，在这地球上发生的人为灾难，都应成为全人类记取教训的负面资产。

他感叹，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讲“文革”一门课，就讲了3年。在大陆只用一节课45分钟就把“文革”讲完，还必须特别讲“文革”辉煌成就，也因此大陆学生对“文革”无知不是学生无知，而是“有人无知不让讲文革” 。

李振盛曾说，在大陆，文革土壤还在、五毛还在，罪恶种子洒在这土壤一定开花结果，虽然不会以“文革”的形式出现，但它已经出现变种。他主张，“纪录苦难是为了不让苦难再度发生，纪录历史是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那日松：李振盛是记录历史的称职的摄影师

北京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摄影师作品留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是能否纪录历史和反映历史。在历史事件发生时，每个人很难做出完美的选择，而李振盛作为专业摄影师，非常称职。

那日松提到，“文革”时期的摄影师在每县每市可能有成千上万，都纪录了那荒诞的瞬间。但对他来说，李振盛不只纪录一些批斗会场景。

那日松举例说，比如李振盛和妻子结婚时，朋友还在他俩胸前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娘”的字牌，这说明李振盛和周围他的朋友们，对待生活所处环境，带有“冷幽默” ，既幽默又讽刺又无奈的态度。

独立导演： 李振盛具有前瞻性和勇气

现居香港的独立电影导演闻海则提到，李振盛在1968年秘藏两万多张文革时期关于批斗、抄家、戴高帽、刑场枪决等不准见报的“负面底片”，1996年他陆续将照片、底片带到美国，这些敏感照片才得以重见天日，并于2003年首次在美国出版英文版等8种语言的文革摄影作品集《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

而这些呈现“红色中国”的照片，当时在中国没办法展示，文革研究在中国可说是禁区。迟至2018年，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该书中文版。

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曾为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题词说：“我们都在用镜头为历史留下见证，是记录历史的同路人。正是纪实摄影让我们之间结下友谊。我以一名反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向李振盛致以敬意！”

闻海说，李振盛当时具有体制内的身份，才能拍到这些照片，后来他也被打倒。闻海认为，李振盛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见证历史作为责任。这批照片艺术价值非常高。

闻海举了两张李振盛的照片为例：“ 一群精神病患者向毛画像宣示，当时《人民日报》还说，毛思想能治好精神病，真是荒谬。另一张在哈尔滨寺庙里佛寺佛像被砸，和尚举横幅说‘佛经尽放狗屁’。非常荒诞、恐怖的情形。”

据闻海回忆说，当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旁边有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留存了文革时期拍摄的很多影像资料，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家机密，不让外面人看和展示。 “从这角度看，李振盛以一己之力，能够对十年浩劫时代，作出个人的见证，是非常不容易和有前瞻性、有勇气的。”

胡平：最黑暗的历史是没有留下照片的

而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也是文革亲历者。

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文革时代照片很多，都是通过比较官方的视野反映当时的社会。李振盛当时以记者身份在现场拍摄，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很多画面是官方当时认可的“好事情”，例如批斗会现场、给人戴高帽泼墨水、把人两手抓着倒栽等，这在文革期间司空见惯。

“像他（李振盛）那么有心的人是不多，他留下很多专业的照片，给后人、外人了解文革提供了一些不可替代的物证。”胡平说，“在当时的中国、在毛时代的中国，最黑暗的那一面没有留下照片。所以尽管他的照片向我们披露了很多毛时代文化革命的黑暗面，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最黑暗的一面是没有留下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