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莱德是南澳首府，拥有一百多万人口。

   语言学校班里有位叫张耀的同学说“澳洲人心眼儿好，在这儿饿不死。” Lisa 深有同感，她拿着纸条寻找某处，总有人主动上前帮忙。

    民风淳朴，一次Lisa等公共汽车，一位澳洲妇女与她交谈，说自己是离婚人士等等，这种对陌生人的坦诚毫无防范令人感动与惊讶。

   语言学校位于市中心，距冬冬家较远。学校给Lisa推荐了一位澳洲人的寄宿家庭。包吃包住每周40澳币。

    Lisa告别了冬冬一家，搬进海伦家。海伦四十多岁和丈夫约瑟夫是专职的宗教人士。属于一个名为“道德重整”的组织。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九岁，女儿七岁。他们住的房子是教会热心人士捐的。

    语言学校课程是三个月，班里十几个学生除了一个日本人是正经学英文的，其余都是中国人，彼此心照不宣。北京的只有Lisa，大部份是上海女孩，唯一的上海男孩是搞音乐吹黑箫的。张耀和建国是广东人。他们都比Lisa年轻人得多。

      “就是嫁！”高高个子短发齐肩长脸型、黄面色有雀斑的上海女孩吴本容一语道破大家的心声。

        她和竹青很快找到从新疆移民的混血儿男友，徐力欣找了位希腊男友，进入了婚姻殿堂，还有一位找了个美国人。……

        冬冬介绍的阿德莱德大学讲师许先生带着一盒巧克力来海伦家作客，与大家共进晚餐。

        许先生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体面人，除了皮肤极其粗糙。许先生隐晦地告诉Lisa，他是个同性恋。当时八十年代，同性恋还不那么甚嚣尘上，许先生说有人骂他文章里的断袖倾向。

         许先生教中文，文革中家里倒过大霉，教书之余也写文章，和Lisa成了普通朋友，后来的几十年也没断联系。

       Lisa除了在“四川楼”当洗碗工，还给中文“星岛日报”写文章赚稿费。留学生在澳洲渐多，Lisa看见征稿启事，要留学生反映学习生活的稿件，Lisa先写“澳洲随笔”连载，开挂后没停过笔。在中国时，香港发表她的文章比国内多得多。香港稿费高，澳洲也不低。刘谓平先生主笔时的“星岛日报”给Lisa每千字50澳币。（后来居上的“自立快报”施国英女士做副刊主编给Lisa每千字35澳币。）

         Lisa除了要按时汇给爸爸儿子的180元人民币（当时的汇率是1:5）生活费，还能孝敬妈妈，弟弟生日也可以夹在贺卡里寄上张20澳币略表心意。但没有澳洲身份是一个大问题，妈妈很了解Lisa，写信让她回家。

         本容嘟囔道： “我们家从来没说让我回家。” Lisa把“澳洲随笔”等文章给同学看，有个女孩说： “Lisa，你真是我们自费留学生的骄傲!”

  “你就是跪着给别人擦地板也别回来！”临出国前，陈曙辉的妈妈陈阿姨特地找Lisa谈话，给她撂下这句铿锵有力的一句话。

   曙辉是在大学者俞平伯女儿俞成阿姨家寄养长大。经Lisa的妈妈介绍嫁给了三不老胡同的一凡。

   Lisa一直崇拜民国时期大红歌星陈阿姨。陈阿姨说：“我们出去也没用了，你还年轻。”还举了一个失败女孩的例子，嫌追求者是个黑人不肯嫁，出国后无功而返。

    Lisa扪心自问，出国倒底为什么?为了寻找爱情梦和作家梦。（可以提前告诉亲爱的读者，而今她都实现了，只是当时却惘然。）

     正当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她接到一个陌生女人从悉尼寄来的信。邀请她去悉尼，“悉尼机会多！”署名张玉英。

      紧接而来的是罗锦第三任丈夫范军的来信，介绍说这是他们朋友的朋友，可以信赖。并鼓励Lisa，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Lisa在阿德莱德三个月结束了英语学校的课程，还有一个月的签证，她决定去悉尼碰碰运气。

     阿德莱德，这座可爱古典安静纯净的城市，是Lisa只身闯荡澳洲的起点。是一个美好的开头，在这里，她认识了许多好人和朋友，写下了很多可供回忆的篇章。

      冬冬开着车送她去长途汽车站，她看着这位陪伴她一生（从16岁一直到现在77岁)的男孩，感到非常歉疚，他给她的太多，她却什么都给不了他。

       她不配有伤感的奢侈，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张玉英女士，中国人，俄文名字柳芭，五十多岁，矮胖，烫短发，长方脸，小眼睛，脸上散落着几块小黑斑，有着北京女人特有的豪爽热情，能干不浅薄。一看便知阅历非凡。Lisa跟她一见如故。

     她家在悉尼西区越南人聚集的社区卡市远郊一座新建的二层楼里。一条丁字路口的交点上。

      她让Lisa乘taxi 过来，她付车资。Lisa没听她的，乘bus过去，穿越一大片荒草地，找到她家。

       Lisa后来听说她让别的留学生也以这种方式来拜访她，有实心眼的，还真照着做。

       Lisa到达她家的时候，她的一个中苏混血儿子瓦洛加前后脚从苏联来了。

        说来柳芭阿姨也是个苦命人。她是唐山人，军政大学毕业。中苏决裂时，她与苏联专家丈夫去了苏联，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苏联的政治形势迫使他们离婚，一人抚养一个儿子。

        柳芭阿姨带回来的儿子在唐山大地震中被砸死了。柳芭阿姨说那孩子要多好有多好，可懂事了。

        瓦洛加有些楞头楞脑。瓦洛加热爱苏联，他生气地说： “都说苏联不好，苏联有什么不好？”

        那是1987年12月。

         1989年苏联解体，社会秩序混乱。瓦洛加穿着柳芭阿姨给他买的皮夹克在莫斯科街头，被几个小混混截住抢他的皮夹克，瓦洛加不给，被小混混扎死。这是后话。

        Lisa一是不想打扰他们母子团聚，二是在卡市越南人食品加工厂找到一份往小塑料口袋里装丸子的工作。她感谢柳芭阿姨接脚，要求搬出去。

       柳芭阿姨说： “我认识老两口，最近政府给了一套公房。你可以住在他们那里，顺便照顾照顾他们。”

       这对老夫妇，先生布托林60多岁是罗马尼亚和苏联混血，太太金舜姬是韩国人60岁左右。有传言说布托林是柳芭阿姨与现在丈夫蒙古人图门先生的介绍人。

       是柳芭阿姨把他们从北京办来的。柳芭阿姨告诉Lisa，早上下的飞机，下午就去社会福利部申请到了救济金。

      柳芭阿姨把我送到villawud 老老口的公房大楼最底层的一套二居室，进门后，柳芭阿姨环顾一圈，对Lisa说： “在中国，部长不也就住这个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