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档案中最后一页材料，是她平反后，在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中共对母亲的结论是：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历次政治运动，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对她患有严重的“延安整风综合症”，是“延安整风综合症”烈性病毒携带者，仍然是集体无感，其实这些人都是母亲的病友。
江峻被枪毙之后，“野百合花”的作者，延安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王实味，在晋西北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被秘密杀害，他是被用大刀砍死的，手段有些残忍，死后尸体被捅在一口枯井中，枯井被沙土乱石填埋，他至死也不承认是托派，与江峻一样说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央承认抢救运动扩大化，开始复查，甄别，平反，主席严厉谴责乱杀人现象，痛心疾首地大喊：“还我一个王实味！”
他在大会上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
会场气氛十分压抑，人们确实有气，此时延安干部四万人，一万六千被打成叛徒、间谍、特务、失足者，被关押、折磨、检查交代，有人致残、有人死亡，生命唯一，人死不能复生，江峻、王实味活不过来了，怎是“带错了帽子”一句话能够搪塞过去的。
主席望着台下沉默的听众，说：“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
台下依然一片沉默。
主席于是放缓口气，说：“我再次代表中央道歉，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浓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好比是黑夜里的白刃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的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人是最为奇怪的动物，主席越不认账人们越愤恨，看到主席认账且敬礼的手放不下来，会场瞬间又被软化，“延安整风综合症”发病了，人们原谅了不幸、折磨、苦难，甚至是死亡，有零星的掌声，有人站起身回礼，母亲也站起身来，会场中更多的人站起身来回礼，有人流泪，有人哽咽，有人抽泣，有人失声，有人痛哭，有人嚎啕，会场哭声震天动地。
“毛主席万岁！”有“延安整风综合症”患者抹掉泪水，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延安整风综合症”病毒传染迅速，更多的人抹掉泪水，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场人纷纷抹掉泪水，一齐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延安整风综合症”剧烈爆发了……
主席比较满意地放下敬礼的手掌，他确信“延安整风综合症”病毒已经传染开来，而且患者数量众多，这正是他需要的——他需要这些病人替他去当炮灰打天下，这时他也许想起在江西苏区打AB团冤杀的十几万人；后来辽沈战役长春围城，为了消耗国民党军的粮食，堵着市民不许出城，饿死二十万人；再后来，就是土改，两百多万地主被枪毙；紧接着抗美援朝，他下令镇压百万反革命；再后来反右派，他讲话：“有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由此打了五十五万右派；再后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再后来文化大革命，迫害、批斗、殴打、武斗、关押、他杀、自杀、处决，又不知死去多少人，当他老态龙钟的时候，大内总管汪东兴问他文革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他咂咂嘴说：“两千万吧。”又说：“两千万算什么，还不够一个福建省。”他从来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却梦想自己长生不老万万岁，无奈他的生命也有终点，他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万万岁”也挡不住勾魂的小鬼，属于他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令他欣慰的是，他亲手制造、散播的“延安整风综合症”病毒，已经扩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大会以后，母亲告别延安，背上简单的行李，与一大批“延安整风综合症”病毒携带者奔赴太行山，奔向国共内战的战场，奔向土地改革，奔向人民公社，奔向文革……他们一路走来，一路将延安病毒传播开去。吴卫国确信，此时病毒已经侵入母亲的大脑，已经无可救药，她一生的悲剧，都是“延安整风综合症”病毒造成的，母亲也把病毒传染给了自己，自己遗传了母亲的基因，是先天病毒携带者。
当年延安宽严大会上被枪毙的人没死，是假枪毙，宣传部长制造假抗拒，假枪毙杀鸡儆猴，在瑞金用，在延安用，建国后还用，打从苏联回国，他就追随主席，给主席当了一辈子吹鼓手，最终却被主席抛弃，文革中红卫兵把他拉去假枪毙，玩儿一辈子假枪毙轮到自己却当真，还没到刑场竟然吓得心梗死了。
江峻八零年平反。他没有结过婚，说他有老婆孩子，是宣传部长嫉妒他和母亲恋爱，心理阴暗恶心母亲，也是从精神上打垮母亲的心理战，江峻冤案终于大白天下，然而他已经死去36年，母亲也死去11年了。
江峻死后掩埋在土崖下面，三天以后尸体不见了，起初有人怀疑母亲，后来证明是小不点干的，她把江峻的尸体挖出来秘密安葬，安葬后一个人离开延安，从此不知所踪。
20世纪90年代末，吴卫国接到国台办电话，说台湾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要见他，吴卫国左思右想，想不起自己与台湾有什么瓜葛，见面以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当年在延安是吴卫国母亲的闺蜜，外号小不点儿，她把一件旧的，紫红色的毛衣送给吴卫国，说这是他母亲的遗物，她已经保存了50多年，如今老了，希望物归原主，也希望后人不要遗忘，吴卫国展开毛衣，看到左胸有一个烧糊的弹洞。
母亲档案中延安部分以外，最多的是土改部分。一九四八年春天，母亲放下一岁的孩子，也就是吴卫国的姐姐，担任土改工作团长，到太行区开展土改，她这次是二下太行，日本投降后，中共作废“二五减租”政策，进行土改试点，母亲带领土改工作队，扎根串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立贫农协会，丈量土地，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中央下文说不利于国共和谈，左了，土改被叫停，母亲背起背包打道回府。
这回是母亲第二次带领几百人的工作团下乡。吴卫国的父亲，也就是母亲的丈夫，在土改工作团下乡动员大会上作报告：“曾国藩说：‘剿山中贼易，剿心中贼难’，土改分地容易，叫农民学会阶级斗争就难，分地是让农民翻身，阶级斗争才能叫农民翻心……”
吴卫国父亲的讲话，也是母亲的担心，山区农民保守落后，要他们改变几千年形成的观念，那可比土改难多了。比如三槐家分到十亩地，三槐爹搓着粗糙的手掌，激动到流眼泪，他人坐在地头，从日上三竿，一直坐到夕阳西下，眼睛不眨盯着面前的土地，不吃不喝吧唧吧唧抽烟袋，抽到天黑，他牵上刚分到户的毛驴子，怀里揣上地契，又悄悄把驴和地契归还给东家。
贫农协会主任周六叔和六婶儿都是土改最积极的人，天天参加学习，最近刚学了“阶级”、“剥削”两个新名词，农民几千年眼见的，只有皇帝、官吏、衙役，从来没见过阶级为何物，阶级是跟着十月革命进入中国的外来词，如今工作队强力灌输“阶级斗争”，农民接受有些陌生，周六叔现学现卖考试六婶儿：“咱家为什么穷？”
六婶儿用刚学的新名词儿回答：“工作队说了，因为地主剥削。”
六婶儿答对了，周六叔感到满意。又问：“三槐家和东家都种地，有啥不同？”
六婶儿又用刚学的新名词儿回答：“工作队说了，三槐家租东家的地，东家种自家的地，那叫不同阶级。”
六婶儿又答对了，周六叔感到满意。又问：“俺为啥打老婆？”
六婶儿想半天，对不上新名词儿，又按照老黄历回答：“你灌了驴尿就打人，你问驴去！”
周六叔见六婶儿又回到没有阶级觉悟的老婆理儿，就很失望，满腹委屈地解释说：“不是俺打老婆，是地主富农打老婆哩。”
六婶儿听不懂他的鬼话，说：“你灌了驴尿打老婆，咋赖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啥时候打过俺？”
阶级觉悟不在一个层次，没有共同语言，周六叔就显得委屈，脸膛憋的通红，说：“不是俺打老婆，俺咋个打老婆哩，就是地主富农打老婆哩！”
六婶儿也越发不懂他的鬼话，撸起袖子给人看她胳膊上的伤疤，说：“看，这一块伤疤是今年打的，”又拉起裤腿给人看腿上的伤疤说：“看，这一块伤疤是去年他喝醉了酒，摔酒壶打的。”
觉悟不在一个层面，语言难以沟通，周六叔又气又急，脸色涨得像紫猪肝，委屈的跳脚，直着嗓子喊：“俺说不是俺打的，不是说不是俺打的——”急中生智，他终于想起了刚学的新名词，指着自己的老婆说：“俺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阶级？俺说的是地主富农那个阶级打的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