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感之十二
今天繼續讀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讀到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日）的那段，是胡適先生談兒子胡思杜的，現摘錄部分，借他人之文，發心中之感慨：
……晚飯時，先生說：“今天是母親節，我們慶祝每位做母親的人，喝了這杯酒（醫生只許他喝20cc的酒）先生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國回來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國的父親節，我想起我的二兒子思杜，我打了一個電報給他。父親節兒子沒有電報給我，倒由我打電報給他，他在印地安那大學讀書的。誰知他這個學期根本沒有上課，他把我匯給他的錢全部跑馬跑光了，還欠了一身的債。結果為了兩張支票的事，險些兒被警察找去了，後來有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來。他的兩個衣袋裡全是當票，一張是我給他的一架打字機的當票。這個兒子五尺七寸，比我高一寸，比大兒子高二寸，肩膀很闊，背也厚，比孟真（傅斯年——作者）的肩膀很闊，所以孟真特別喜歡他。後來他回來了，我也沒有責備他。”
適之先生晚年思子心切，言談之中時有提及，此乃人生難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蔣介石派飛機接走胡適時，胡思杜也許養尊處優慣了，不願意跟者走，表示想留在親戚家。他不肯走的理由是：“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 胡適夫婦勸說無效，只好讓他留下了，母親江冬秀不捨，給他留下一箱細軟，供他結婚時用。這個在美國讀了八年書的青年，比他讀了幾十年書的老子要迂腐，他沒有做過害人的事，可是他忘記自己是胡適的兒子。
從胡適的回憶口氣中可以看出，胡思杜完全是一個紈絝子弟，腦子簡單，不學無術。我想他連《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的故事”都沒有讀過，這隻故事用在這裡頗為恰當，恕我不厭其煩，抄錄於此，頗可玩味——小羊在河邊喝水，狼很想找一個名正言順的藉口把它吃掉，於是跑到上游，惡狠狠地指責小羊把河水攪渾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說，我站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攪渾。狼見此計不成，又說你去年在背後罵我。小羊說，去年我還沒出生呢。狼生氣了，乾脆說，不管你怎樣辯解，反正老子不會放過你。
胡思杜不懂人生在命運關鍵時刻，邁出一小步，是決定命運一大步的道理。他不跟父母一起避秦是一錯；一九五〇年，他在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改造”，為了表示積極，將母親留給他的一箱細軟交給組織，還寫了一份思想報告，《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香港《大公報》刊載，斥責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適讀後，寫文章表示：“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此類惡行可能源於蘇聯，因為蔣經國在斯大林的威迫下，也寫過罵蔣介石的文章，表示要斷絕關係。此行在文革中更為流行，致使不少家庭，至今彌痕難合——作者）從政治氣候來分析，胡思杜寫批判父親的文章，雖是無奈，甚至被迫，但卻自我作踐，違背人倫，這是二錯；到了一九五七年，這個毫無悟性的胡思杜竟然飛蚊撲火，向組織提出關於教育改革的建議，就此劃為右派分子，加上“漢奸”、“走狗”、“賣國賊”之子等罪名，遭到無休無止的檢討和批鬥。陷入如此絕境，他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唐山上吊自盡，時年三十六歲，這是三錯，連下三步臭棋，最後自投黃泉，也怪不得別人了。
胡思杜的結局非常淒涼，因為被打入另冊，幾乎斷絕了所有親友，只和遠方堂兄胡思孟有些許接觸。他在給胡思孟的遺書中寫道：“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胡思孟曾回憶道：“思杜也沒有女朋友，找不到對象。女方一聽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都不願意了。”
這個連犯三錯的胡思杜，就這樣在人世間匆匆地消失了。
聯想起胡思杜的下場，不由使人對天浩嘆：嗚呼哀哉，天才的父親怎麼會生出如此弱智的兒子！
初稿於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六日，二〇二六年十月三日修改於食薇齋（後續再即）
讀書雜感之十三
這幾天忙碌瑣事，只有晚上躺上下時，才有空看點閒書，這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裝模作樣，借看書招徠睡意，至於讀進點什麼，那就天知道了，尤其是近年來，記性大減，前看後忘，所謂看書，只是無謂的消遣，但也算開卷有益吧。剛才繼續翻閱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看到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星期五）的一段：……下午，胡頌平問：“林語堂先生在《今日世界》上發表那篇‘五四運動’譯文裡，說曹雪芹寫《紅樓夢》沒有金錢的觀念；曹雪芹不是一邊寫稿，一邊拿去買米嗎？”先生說：“我在最近的那篇《石頭記》跋文裡不是說過嗎？在他那個時代還沒有賣稿子的事……”
這是一段關於說稿酬的事，胡適先生認為“那個時代還沒有賣稿子。”但筆者看過古人筆記，說唐朝韓愈代人寫墓誌銘，收取潤筆，這是最早的稿酬形式，適之先生的回答是否準確，我姑且不論，卻引發了我對當前中國出版稿酬的絮語。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恢復稿酬，先是基本稿酬千字七元，沒有印數稿酬，後來基本稿酬提高到千字十元至十四元，如出書，印數稿酬也恢復了。我當編輯時就是這樣開稿費給作者的。據說我們的社長，因文革前在一張審批單上批了：“此吾老友，稿費從優”八字，而在文革中吃足苦頭。運動剛過，知識分子的餘悸未消，因此編輯們辦事也很謹慎，發稿酬要通過室主任和總編兩道關卡審批，決無弊端。我那時年輕，出筆勤快，常有報社和出版社來約稿，每晚筆耕，稿費收入頗豐。一九八八年出國前，我將抽屜裡的稿費單據略作累計，竟有三萬多元之巨，這在當時，已是不乎小數了。
但現在為國內的報刊寫稿，情況就不同了，就拿出書來說吧，以前出版社看中的選題，就安排出版，作者甚至還能拿到預付稿酬，出書後拿基本稿酬和印數稿酬，利益有保障。而如今出書卻要作者自己買書號，書號價格昂貴，據說已漲到五六萬左右人民幣了，有的要作者包銷若干數，這真是世界出版史上未見之荒唐。深究原因，因為出版社的經濟情況不好，你想，出版社出的書，都要由黨官先“審讀”，你說黨官審讀過的書，長腦的讀者怎麼會買？出版社必然生計受困，難以維持。有些出版社為了保證不出政治問題，就回聘政治上可靠的“老法師”來把關。所謂老法師，一般是那些五、六十年代我黨培養的退休幹部，真是荒唐得很。
由於政治上的管卡，出版社出不了讀者要看的書，導致編輯們奉薪微薄，於是大家混日子，上班時發牢騷，說怪話，和我二十多年前在的時候差不多，只是現在發牢騷時說話大膽些。黨國真聰明，把賣書號的錢，用來養活凋零的出版社，不失是高明之舉。
說到報社的情況就更為糟糕，原本向我約稿的一家報社，我現在送去的稿子不登了，去電話問編輯，是不是有敏感詞彙。編輯回答不是，只是說等一等，沒有版面。一直拖著，直到無疾告終。後來該報社退休的一位編輯朋友告訴我，現在刊登文章不是拿稿費的問題，而是有向編輯送禮的潛規則，聽知情人士說，如今報紙的版面，是編輯的自留地，作者不交租金，文章休想見報。
新聞出版界這種情況，上級宣傳部應該是很清楚的，也許國家的腐敗面太廣，一時管不過來，抑或故意放縱，藉此可以讓文人們少發牢騷文章，減少噪音，苟得一時平安。
難吶，一個滿身長滿疥瘡的人，叫他往哪處搔呢。
初稿於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九日，二〇二六年十月三日修改於食薇齋（後續再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