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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将撤出中国 关闭当地所有办公室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4日披露,全球知名的谘询顾问公司盖洛普(Gallup)将撤出中国,关闭当地所有办公室。 报导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盖洛普已告知其客户,它将结束中国业务,并通知客户它会将一些计画转移到海外,其他计画则会取消。 盖洛普为企业提供用于行销的调查和分析服务。报导中引用公开薪资纪录表示,盖洛普1993年开始在中国营运,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有办公室。 盖洛普将关闭在中国的所有办公室,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留任部分当地员工。 由于中国经济普遍放缓,加上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担心与外国企业分享资料会危害国安,对谘询顾问产业严加审查,美国谘询顾问公司在当地难以开展业务。 盖洛普发现该公司成了中国的眼中钉,因为其全球民调显示出对中国负面的态度。 3月盖洛普一项调查显示,仅15%美国人对中国人有好感,创下新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盖洛普民调是遏制中国、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工具。 环球时报说,这些调查已成为(美国)政治菁英操纵的工具,以在国际舞台上抹黑中国,并声称这些结果被用来遏制和孤立中国。 在盖洛普撤出的同时,其他跨国谘询顾问公司也纷纷采取措施,缩减在中国的业务。 独立性科技及市场研究公司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已裁撤大多数在中国的分析师;网路谘询公司格理集团(Gerson Lehrman Group)原本计画今年扩大中国业务,却在夏天开始裁减中国的员工。

中国打击谘询行业 矛盾出在自己身上

经济亟待复苏的中国,为何近期频频打击与外资密切相关的谘询行业?在看似矛盾决策的背后,反映出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国微弱的反制能力,以及面对多重目标,官方施政相互扞格、言行不一的困境。 全世界商业发达的地方都有谘询公司,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轻易干预商业的地方,谘询公司为了提供分析内容,都必须和党政人士或相关专家更接近。 面对这样一个不够透明开放、做生意潜在规则太多、政商关系复杂的国家,外企进入中国也比到其他国家更需要谘询公司的建议。 近期被国安单位会同多部门突击搜查的凯盛融英(Capvision),是中国谘询业的龙头,一直有上市的规划。官媒报导指,拥有1000多家海内外客户的凯盛融英是“境外情报机构帮凶”,鼓励军工等敏感领域专家向海外客户提供资讯并从中牟利。 在此之前,美国企业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业者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员工被拘留,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上海办事处被突击搜查,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在中国分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来自中国、长年旅居德国的时政评论人史明认为,当今国际政治中少不了对中国经济的策略,譬如即将登场的G7广岛峰会打算提出经济安保议题、防止中国经济胁迫,这背后都需要各种资料收集,用来作为政策的支撑,而谘询公司确实是靠各国政治最近的企业类型之一。 他告诉中央社记者,现在中国政府对谘询公司动手,也是对当前国际政治的反应。 一如北京对香港发明了“爱国者治港”这样的选举限制框架,中国政府也许想释放出这样的讯息:欢迎外资,但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来。 不过,这正是中国政府最受批评之处,因为当前的红线并不明确,“危害国家安全”、“涉密”没有一定的、理性的标准。在凯盛融英被查后,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Eric Zheng)就呼吁当局对于许可的尽职调查领域有“更清楚的描述”。 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这些突袭检查行动也不是好消息。日本爱知大学访问学者胡定核就质疑,凯盛融英是民营企业,而在投资建设领域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国际工程谘询有限公司是否也有遭受同等的调查?这家央企也有很多海外客户。 官方一直说要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但低利贷款等好事很难轮到民企,被警察突袭的麻烦事却总发生在民企身上。 透过打击几家民企和外企,整个在中国设有据点的谘询行业已经有了寒蝉效应。胡定核认为,这对经济难免会造成冲击,中国的国安部门即使是依“反间谍法”执法,也应该要知道“分寸”,需要明示红线。 在需要经济复苏的时刻做出打击企业信心的举动,外界惊讶于中国执政者的矛盾。 一方面,这显示有利益冲突的不同部门之间角力,譬如国安部门强调“反间谍法”的执行,而招商部门希望能提供更有保障的营商环境以便争取企业投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在越来越中央集权的环境下,各层级政府和各部门不敢“妄议中央”,施政更强硬并缺乏弹性。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看重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发展,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囊括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16种安全;随著近年中美竞争对立加剧,去年的中共20大报告中,“安全”更是高频词。 中国并非完全不顾经济发展,从近几年的政策看来,中国希望扩大自产自销的“经济内循环”,并把扩大开放外资外贸某种程度“限缩”在海南自贸港这样的特区或非敏感领域;当局真正在意的是要突破科技上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但这一点外企能协助的越来越有限。 史明就认为,中国其实没有外界想的那么重视引入外资,尤其目前外资进中国缺乏可对接的合作对象,因为民企太弱,跟国企合作又很容易碰触科技管制或国安涉密等禁忌,“不管查不查谘询公司,中国官方说的‘开放’实际上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缺乏具体的行动。” 无论如何,这一轮打击行动,让中国的经商环境越来越不透明,原本开放的学术资料和政府公开讯息都会有更多限制,而这既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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