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常用三个术语：恐惧、荣誉和利益，相对于荣誉或者利益，恐惧在修氏看来，常常是引发国际争霸的首因。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惧来解释，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驱使他在政治上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措施，打造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极权政权。 习近平从集权到极权 习近平成为中共核心，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大搞个人崇拜，并最终在二十大三连任建立习家军统治团队，有多种解释，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他要干大事，时间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两届任期就结束，留下烂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习自己也常常要求领导干部胸怀“国之大者”，好像的确干大事的样子。或许不排除他有这种想法，可以部分解释他的集权。然而，愈到后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愈弱。如果说，集权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么愈到后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换，手段本身也即集权成了目的。因为集权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势必会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资本家会成为失败者，在过去，失败者往往人头落地，现今毕竟披着一件现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于被处死，但财产没收，锒铛入狱是少不了的。 这些失败的高官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各种方式、手段和机会给习近平及其政权挖坑，制造难题，让习防不胜防。这当然会让习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惧，恐惧政权不稳，恐惧权力不安，甚至恐惧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险。这种恐惧感越强，就越要强化集权程度，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确保绝对安全，从而导致集权变极权，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则虚化。 反腐永远反不完 习用来确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权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反腐、以等级原则建立的政治规矩，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泛安全化。反腐是习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不二法门。由于中共的腐败到胡锦涛统治晚期积重难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国，这就给了习反腐极大的正当性，不但会得到大众力挺，在党内也会得到党员乃至一般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解释何以习举起反腐大旗，腐败高官一个个毫无还手之力，任凭发落。习借着反腐，大大扩充纪委权力，并在政府层面成立监察机构，将它们牢牢控制在手上，成为打击政治异己的利器。反腐既然开了头，就不可能有结尾，所以，习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远在路上”。 原因在于，以中共干部队伍的庞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腐败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十年内不可能就彻底治愈，现在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是倒查几年、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况，中共的体制乃是一个制造腐败的机器，老的腐败去了，新的腐败又来，永远反不完。另外，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断敲打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对他心里不服，暗中有威胁的官员特别是政敌，要他们时刻牢记，他的政治权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战的，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和领导，对他恭顺忠诚，否则以腐败论处。故而，这两年被查处的高官数量非但未减少，还在增长，这说明，习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反腐张力，来震慑官员队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规矩出自习一人意志 但是仅有反腐还不够，虽然中共的干部很难找出没有腐败嫌疑的，然而，总不能将所有有腐败嫌疑的官员都拿下，这是不现实的。如何让大多数官员都服膺他的领导权威，还得有另外的法子，习想到的是政治建设。本来共产党的各种建设都带有政治性，无需在思想、组织、制度、理论等建设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设，并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虽然这看似多此一举，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习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设在党内建立一套带有强烈等级特征、完全体现其个人意志的政治规矩，以此约束全体党员和全体官员。中国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要做事也须有规矩，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规矩是集众意所成，体现的是众人意志，而非少数人更不是单个人的意志，它约束的对象是体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规矩制定者，才显公平和公正。 然而，习的政治建设不是这样，它不是出自众意，是习一人意志的条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据习的意志搞出的这套政治规矩，也约束上至总理，下至村长的所有大小官员，除习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规矩”监督和约束的。过去的中共政治局，总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在党规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总书记只是会议的召集人，好比是一个班干部集体，总书记只是班长，他和其他班干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能指挥指使他们。但习通过政治建设，改写了这种关系和游戏规则，他不再是班长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顺的权力去领导指挥和调度政治局的那帮班干部。于是，人们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众政治局委员要向习交一年的工作总结和学习心得，听他点评，合格与否。这套政治规矩就变成一套套在官员头上的政治紧箍咒，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不管愿不愿意，因为如果不服从，在现行体制下，势必没好果子吃，轻得穿小鞋，靠边站，重则会有某种不可测的后果。在这种威胁面前，官员们当然“自觉”趋利避害，少有敢对习不敬的。 对经济社会两手抓 虽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规矩，习仍觉得不够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员和党员，对广大百姓和非党人士约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个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通过反腐和立规，是保住了，但还有一个政权安全的问题。政权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权保不住，作为中共政权总代表的习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难保，所以这两者是联动的。反腐和立规当然也助于政权安全，然而，要让政权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权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强各种安全机构的权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采取更多的安全技术手段，来对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别是在重新以发展经济为党的工作重心的当下。 习明白，中共政权的根本合法性，取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过去几年的折腾和政治挂帅，让经济一落千丈，元气至今未恢复，大大挫伤了民众和市场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经济。但是，面对不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人心思变，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对安全马虎，放松了政权安全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号令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安全这只手也闲不住，全民抓间谍，蠢蠢在动。习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导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对安全的重压窒息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外资为什么撤离中国，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个方面都和习近平对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恐惧有关，恐惧催生并加剧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规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为其政治权力和中共江山保驾护航，它的后果当然是导致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包括原本可以作为他统治支柱的红二代，以及相当多的普罗大众。和后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资源和手段来表达他们对习的不满的。习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更加强化安全保护，而这样一来让精英阶层也更难受和不满，又进一步使习恐惧不安，于是双倍抓紧安全保护不放，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习氏极权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惧中建立起来的。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独裁体制下，特别像中国这种独裁体制，要对领导人的权威进行准确的、定量的度量，几无可能。即使在威权国家，也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民意调查，然而在中国，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虽然政府满意度也间接反映了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可两者毕竟不能直接划等号。再考虑在中国涉及政治的民意调查的可信度，即被调查对象未必会说真话，很难从中去评估领导人的权威程度。然而，这并非表明对习近平权威的衡量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从中共重要会议的语言表述分析评估习近平权威消长的趋势，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党国体制对领导人有不同于一般独裁体制的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是诸如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语词，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达。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一般都会出现。 相对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以及其他的政治类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有着优势：首先，它是对当年经济工作的总结和次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也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是在会议的性质上毕竟不像前三者一样属于政治会议。因此，在测试和反映领导人权威的政治灵敏度上，反而比政治会议要强。原因在于，因为是政治会议，即使是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当局会让它不明显体现出来，换言之，无论习近平真实的政治权威程度如何，在政治类会议上，体现权威的一些固有语言和表述一般都会有，外界很难看出其中的些微差异，但是对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习近平的权威在这一时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会有反映。大概在当局看来，没有写上习近平专用的词汇，人们一般都不会注意。 其次，经济工作会议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举行，能更好反映和检验习近平一年来特别是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政治局会议一般一个月开一次，虽然习在某个月权威有所下降也许会在会议的表述中体现，但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其权威又会恢复，所以它的波动性有点大。党代会五年一次时间又太长，如果在会议的公报中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上次党代会的表述，当然是重大的情况变化，能够直接反映习的权威的变动，但这只能等到5年后。中央全会虽然也是一年一次，其会议的政治性仅次于党代会，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灵敏度比起经济工作会议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习的政治领导力。另外，中央全会在当年10月举行的时候更多，不像经济工作会议12月举行反映全年情况。 再者，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连续性。某次经济工作会议无法验证习的权威的消长，必须把时间拉长，再对照当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会情绪，就可以从会议的文字表述中看出习的权威消长的细微变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几天举行，在几千字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两次，分别是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在第六段还提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此外，再无其他只属于习专有的政治词汇。 将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10年尤其过去五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拿来逐一对比，会发现习的政治权威是有衰减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会议尤其前述的几个政治类会议一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报道方式，这就是毛曾经严厉评判的党八股，只不过，在江胡时代，包括习的第一任期，这种党八股文风还不是十分严重。习上台的前四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虽然有“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会议号召”之类表述，有着当时的政治术语，但是习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现。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会议报道的倒数第三段，有“会议要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数第三段，将“会议要求”改成“会议号召”，没有出现“以习为总书记”这个表述。2016年的倒数第三段不是“会议号召”，而改成“会议强调”，依然没有习的名字。 但从2017年开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有两个明显改变，一是谈到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统一用“会议强调（2017年用的还是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倒数第三段，统一用“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另外，体现习的政治权威的“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标语也开始出现在报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类话。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自我加冕成为中共“核心”，2017年习在中共十九大连任并且提出了“习近平思想”，进一步确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党内政治权威的表述变化。 综观十九大以来的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在显示习的政治权威的表述上，共同点是以习思想为指导，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同点是，2019、2021、2022这三年都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会议强调”那段，2021、2022年放在“会议号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则没有出现这四个政治词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就需联系这三年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由于中国还没摸准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和施政特点，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不能扬长避短，而是被动的一味对抗，造成社会的悲观情绪以及经济发展的困难。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习近平采取封城的应对方式，更是挑战了社会的忍耐极限。因此在这两年，习的领导能力大受损害，在党内和社会的权威都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经济工作会议于是没有提“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如果说，十九届的5年，党内最高层还有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团派在，他们虽受习的压制，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好时，他们在党内的话语权也会相应提高，对习的权威有进行软抵制；20大后，不但党内最高层全部是支持习的力量，政治局这个中共的政治中枢也几乎全是习的人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习的权威在党内和社会受损，按理他们也会全力去维护，然而，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写进去，说明习三年新冠处理的失败以及在放弃清零后经济没有像样反弹，即使他的亲信也看不过去，在他们那儿，习的权威也受到折损，即便他们还对习唯唯诺诺，但在私下里，不会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圣存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习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权威虽然已经衰减，但程度还是没法具体量化，是否严重不好评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习再走错一步，比如明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糟糕，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出现某种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他的权威会进一步衰落，党内乃至他的亲信队伍内部会不会酝酿某种躁动，值得我们观察。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职场经验。 朋霍费尔认为:愚蠢比邪恶更危险，更是善的敌人。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对抗邪恶，通过使用武力来揭露和预防邪恶。但面对愚蠢，我们毫无办法。对抗和武力在这里都无济于事。 特别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每个人总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考验。只要在职场上工作一天，各类困难和焦头烂额的事情就一刻也不会少。 其实，每个人在工作中总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比起工作上的困难，往往猪队友的同事才是让人最无力的。就像人们经常说的网络用语，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我记得小学课文讲过一个寓言，一辆大车被一只天鹅、一只大虾、一条鱼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拉，这辆大车是无法前进的。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在工作中，不同方向使力，大车怎么会前进呢？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有时也很大，很多疾病也在这种长年累月中爆发，然而大家并不知道跟蠢同事一起工作，累积的精神压力可能会导致心脏病爆发。 香港《东方日报》曾经在2003年的一则报道中提出“与蠢人共事易爆发心脏病”，该报道指出，根据瑞典林德伯格大学医疗中心所做出的研究，结果显示出“蠢人”原来跟香烟、咖啡因或油腻食物一样对健康有害，而且跟笨同事一起工作甚至还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发。而心脏病发的主因是因为拥有巨大的压力，在职场中，猪队友是主要精神压力来源，每一天跟笨的人一起共事，就已经是“破坏性最大的压力模式之一”了。 而研究人员也分析出“大多数人处理蠢事的技巧都很差”，普通人可以少抽点烟、改善饮食习惯，避免心脏病发作。但在面对“蠢人”时，很容易把不满放在心底，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爆发”，严重者就是直接气得心脏病发作。就算有“佛心”同事会帮忙工作上遇到的蠢同事，但这也是无形的增加自己的压力，成为潜在心脏病的易发族群。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心脏病的诱发因素之一就是精神压力大，所以这篇报道讲的并非没有道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比起工作来说，生命还是更加重要，虽然这篇报道是二十年前的，但是说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也能引起很多职场人士的共鸣，在此我提醒大家，已经入秋啦，冬天都快到了，天气预报说寒流来了要大范围的降温，我最近把保暖裤都穿上了，大家平时还是注意保暖，身体重要。 工作固然重要，家人和身体也很重要啊，为了大家自身安全，还是修身养性，即便在工作中遇到比较蠢笨的同事，我们也要心平气和，千万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熊倌儿，原文已被删除）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话貌似蛮有道理，但说这话的朋友有没有想过：装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醒着。 只有醒着的人，才能装睡。 一个本来就醒着的人，何来叫醒或叫不醒。这不就像“你永远救不活一个装死的人”一样可笑吗？ 还是从历史上找例子。 “一鸣惊人”这成语故事大家都很熟，现在流行的版本都说是齐威王，其实，楚庄王才是原创者，他说这话的时间，比齐威王早250年。 《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即位三年，除了声色犬马，啥事不干，只下过一道政令：“有敢谏者死无赦！”大臣伍举看不下去，一次，当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听音乐时，伍举忍不住对他说，小山坡上来了一只鸟，整整三年，不飞，也不叫，你猜这是啥鸟？ 庄王曰：“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别看我三年不飞，一飞就要冲天；三年不鸣，一鸣就要惊人。你下去吧，我懂的。 可能有人会问，伍举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为什么要搞影射？ 因为不搞影射真的会死。没看庄王禁令吗，“有敢谏者死无赦”。 不过伍举这个影射有点狠，直接就说楚庄王是鸟人。庄王不但不生气，还对伍举说，我将会证明给你看，我真的是个鸟人。 于是，接下来他便“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悦)”。 停了所有内娱，亮剑治国，杀了几百个有罪之人，提拔了几百个有功之臣，重用伍举、苏从(另一个敢谏的大臣)，全国人民喜大普奔。 当然这是司马迁的说法，《韩非子·喻老》的相关记载略有不同，劝谏楚庄王的大臣，名字没说，只是“右司马”(史家考证也不是伍举，时间上不可能)，而庄王回他的话更精彩：“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三年不展翅，是在等羽翼丰满；不飞不鸣，是在暗中考察国情……而他一鸣惊人的程度，也没《史记》那么夸张，只是“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 两相对比，自然是韩非子可信一些。但这不重要，总之，楚庄王就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成功“装睡”的君主。 这么做，首先是出于安全考虑。春秋时期，几乎每一个诸侯国都有君主被杀，楚庄王即位时还不到二十岁，没几个月就发生“公子燮之乱”，两位权壑难填的楚公子发动政变，挟持庄王当人质。虽然政变后来被平息，但楚庄王之心有余悸可想而知。 再者，装睡也是为了观察国内外形势，思考应对之法，确立治国之策。 事实证明，楚庄王装睡装对了，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他铁腕统治下，楚国雄风大震，国力骤强，诸侯慑服，他本人也成为继齐恒晋文之后的霸主。 现在问题来了，楚庄王是被“叫醒”的吗？ 当然不是，装睡的他，本来就醒着，想什么时候解除静默状态，全在他的判断、考量。 司马迁之前，号称“汉初时评第一人”的贾谊，在《先醒》一文中，把古往今来的君主分为先醒者、后醒者、不醒者三种，而先醒者的代言人，就是楚庄王。 不过，贾谊没用一鸣惊人的典故，倒是讲了另一件事，说楚庄王亲率大军围宋伐郑，班师回国时，路过申侯之邑，申侯不敢怠慢，筹办大型宴席接待庄王。没想到，都到中午了，面对满满一桌美食，庄王愣是不下筷。申侯吓坏了，说大王，我的食材食具都有十二时辰核酸的，现在饭点快过了，您还是不吃，是小人哪里得罪大王了吗？ 楚庄王说，不关你的事，我之所以吃不下，是因为听说过，一个上等贤能的君主，有高人开导教诲的话，就能称王天下；一个中等贤能的君主，有人指点，也能称霸天下；一个下等君主，如果手下个个都不如他，迟早要亡的。我就是这样的下等之君啊，可天下贤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属于我，楚国要丸，我怎么咽得下。 贾谊最后点评道：“故庄王思得贤佐，日中忘饭，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楚庄王盼人才盼到废寝忘食，他比别人更早懂得国家兴亡在于人才，所以他是先醒者。 不得不说，“汉初时评第一人”如此论证还是牵强了点。楚庄王是个清醒者，这没错，但“先”从何来？ 时间线上，纵向来比，齐桓公、秦穆公都比楚庄王更早懂得人才的重要，才有管仲、由余、百里奚等人的纵横捭阖；庄王本人，当然是一开始就很清醒，所以才有“装睡”之演技，但他围宋伐郑，最早也是上位后第六年的事，怎么能拿这个时候的思贤来证明他“先醒”？ 非要找一个先醒者，赵武灵王比楚庄王更有说服力。十五岁上位，一开始就很警醒，也不装睡。他的时代，其他诸侯纷纷称王，还派人来对他说，我们都王了，你怎么还不王啊？赵武灵王不可能不动心，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赵国的实力跟真正的强国比还有不小距离，不但不称王，还取消侯位，自降为“君”，以此刺激自己，也刺激国民，励精图治。 这才是真正的先醒者。 不过，贾谊的“先醒”论证虽然有点牵强，后面的“后醒”和“不醒”举例，还是很精准的。 先看后醒者： 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疄馂，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 宋昭公失国逃亡，快出国境时，长叹一声：“唉，我知道为什么会沦落至此了。朝臣上千人，卫士数百人，我一举一动，他们都跪舔歌颂；我随便发布政令，他们就高呼吾君圣明。朝廷内外，根本就听不到一声批评，我活该。”从此洗心革面，粗衣淡饭，日夜加强文化学习，才两年时间，美名就传回国内，宋人派车把他接回国复位，执政有方，被誉为明君。 这里面的宋昭公，应该是宋后昭公(宋国先后有两位昭公)，公元前453年上位，史料记载极少。贾谊之后一百多年，刘向在《新序》中也讲了宋后昭公“穷途知过”的故事，最后结论是：“由宋君观之，人君之所以离国家失社稷者，谄谀者众也。” 从宋后昭公的遭遇来看，君主之所以会亡国，就是歌功颂德的人太多了。 不管先醒后醒，只要醒来就还有机会，永远不醒的，下场才是真正的悲惨。 贾谊笔下，不醒的代言人，是小国虢（guó）的君主，这哥们儿的表现就一句话：“阿谀奉承者侯，忠言逆耳者诛。”后来晋国假途灭虢，没人愿意死战，虢君逃亡，路上渴了，车夫及时递上清酒；饿了，及时送上肉干。虢君很欣慰，说你怎么能准备得这么充分，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及时囤货了？ 车夫说，我早有准备，反正您那么干迟早得逃亡的。 虢君被惊到，说那你一直在我身边，为什么不及时劝谏我？车夫说：“君好谄谀，而恶至言，臣愿谏，恐先虢亡。” 你只听得进假话，最反感真话，我要是进谏，恐怕比咱国家死得早。 虢君一听就怒了，拔出剑来，车夫赶紧说我有罪，我错了，刚才那话是故意气你的。虢君说，那你实话实说，我为什么会落到这地步？ 车夫说：“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独贤也，故亡。” 各国君主都颟顸无能，只有您最圣明，他们羡慕嫉妒恨，所以联合起来打压您，才会导致您选择了出国逃亡。 看来，又是一位老司机。 果然，虢君终于露出笑容，说：“嗟！贤固若是苦耶？”不容易啊，无敌是多么寂寞啊！ 车夫的智慧告诉我们，伴君如伴睡，他没醒，你先醒，是很危险的。 很快追兵赶到，虢君逃到山上，又饿又累，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车夫彻底清醒过来，找了一土块垫在他脖子下，抽出自己的腿，润之。虢君最终饿死了，肉身成了山上野兽的下午茶。 最后贾谊说：“故先醒者，当时而伯(霸)；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为虎狼食。呜呼，戒之哉！” 那么，虢国之君为什么叫不醒？ 很简单，他一直以为自己全宇宙最清醒。 贾谊此文的目的，自是在最后三个字“戒之哉”，就是想当个闹钟，叫醒那些像虢君一样的人。 效果如何？ 有用的话，此后两千多年历史，就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 可见，真正永远叫不醒的，是以为自己醒着的人。如果不想陪他睡死过去，就醒目点，像那车夫一样，帮他找个枕头让他睡得更香甜，自己才有机会离开。要不，最后就只能向王承恩学习，帮他找块垫脚石，然后，跟他一起引体向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后现代聊斋”）
对任务要看破不说破 作为一名老师，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被派到一个小区里，执行关闭窗户看住房主的政治任务。 6月27日晚上10点左右，我突然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简短地告知我第二天要7点到校，7点15分到二楼开会，具体是什么事情不清楚，他是一个个通知的，还有其他老师要参加。我听完觉得奇怪，明明按照工作安排表应该是8点30分上班，为什么突然提前了1个半小时，而且不在工作群里发公告，却选择用一个个电话通知的方式，还不说明具体原因，搞得神神秘秘，多半不是什么好事。 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学校，一进食堂发现有不少老师，有的老师在往塑料袋里装食物，有的老师在排队等着吃早餐。我匆忙吃完早餐回到办公室，跟同事们讨论起今天到底要干什么。有同事说她看到塑料袋里有雨衣和鞋套，这说明我们要外出，但是外出干什么呢，可能是参加什么社区活动。有同事猜测是有大领导要来，需要我们去当群众演员。众人议论纷纷，怀着忐忑到会场开会。 平常发言的都是校长，那天站在台上的却是学校的书记，这预示着今天的活动跟党政相关，我想等他说完就能揭晓谜底了吧，可是他说的话却让一切变得更神秘。 书记说他接到的上级命令是去左岭的小区配合警察开展文明宣传入户的活动，一个警察加一个老师负责一户，进入房间后注意要关窗户，这次全市除了教育系统还有交通系统等单位的同志参加，上级对此次活动的定义是“至高的政治任务”，每个人的家庭信息和工作职务都上报给了组织部，如果出现了问题会问责到个人。 我脑子里马上冒出了很多问题，文明宣传为什么需要警察，好好的干嘛要关窗户，这么常规的活动怎么就成了“至高的政治任务”？ 他接着补充说前一天晚上他去教育局开了会，还到小区现场踩点，在场的还有省市领导。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到说：“可能有些同志已经猜到了到底是什么事，但是要看破不说破。”显而易见，能惊动省市领导的只有中央领导，这么高规格对待要么是主席要么是总理。 书记交代完任务，主任接着照名单念出我们每个人分配到的房间号，然后给我们发了两样东西，一人一个红色标识（中间是黄鹤楼的图案，图案上方和下方是SPD和WH两个缩写），和带有中国光谷字样的白色口罩。她要求把标识贴在左胸，口罩全程佩戴，并且要带身份证，禁止带手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通过安检进入小区。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清好东西，下楼拿了物资就登上了学校安排好的大巴，启程前往那个比我们学校位置还偏僻的小区。 被四色标识代替的人 明明是去执行一个内容模糊的任务，大巴车上的氛围却像是要去春游一样，老师们说说笑笑拉起了家常，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哭丧着脸，觉得自己被当作工具人要去维稳。路上我听到书记提醒司机哪条道封路了要绕道走，这更加让我确信是中央领导要去小区视察，但是我无法确定来者是不是习近平，因为6月30日他就会到访香港，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似乎没有必要来武汉。 9点30分，我们到达了小区门外，下车后老师们四散站在路边继续闲聊，吊诡的是小区门就在眼前，但谁都不知道何时能进去，只是干等着。百无聊赖的我观察起来来往往的人，有些人也贴着红色标识，身份应该跟我们一样，有些人穿着黑衣服贴着绿色标识，还有人是金色标识，看他们的着装可能是负责维持秩序和安保的，在院墙边还有一些人在从货车上搬运物资，那些没有标识出入比较自由的应该是小区居民。等待的过程中，一辆辆载着几十号人的大巴车不停驶来，很快道路两旁挤满了黑压压的人。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一个拿着对讲机的黑衣人的示意下，终于轮到我们排队进小区了。经过严格程度不亚于机场的安检后我们进入了小区，先按照楼层号依次排成两队，然后穿过小区走到指定楼栋。这一路上都有小区居民好奇地看着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居多，他们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小区里涌入了这么多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而来。 小区名为“智苑“，一共有9栋楼，每栋楼32层，道路宽敞两旁都是大树，路边的指示牌上写着“红色客厅”、“红色食堂”、“党史宣传长廊”等字样，宣传栏上贴着科技发展和防疫相关的图文。这满眼的“红色”让我心领神会，小区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内里又红又专，非常符合共产党的胃口。 走到楼栋下面我们又陷入了等待中，漫无目的的等待是这一天的常态。天气一会阴雨一会艳阳，我只得躲在旁边供电站的屋檐下，没有手机唯一能干的就是观察经过楼栋的人。 守在楼栋口是一个黑衣服大叔，戴着蓝色标识，头发花白中年模样，挺着胖肚子手里拿着对讲机，没事时他就跟居民聊起天来，我隐约听到他说他最近抓了一个赌博团伙，他应该是个刑警。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黑衣服大叔，戴着金色标识，一边拿着对讲机一边抽起了烟，站在楼栋口以一种居高临下地眼神扫视着路边的人群，估计是个警队领导。 领导登场了，接下来就是“小兵”出场干活了。有的两人一起把路边的电动车抬起来放到小货车上拖走，抬不动的三轮车就一个人掌握车头一个人推车尾，可能是为了排除爆炸的风险。还有的排着队提着一壶油、一袋物资和面包袋鱼贯进入楼栋内，坐电梯上楼，这些东西就是我曾在院墙边看到过，明显是给居民的慰问品，但是这些人到底是社区工作人员还是警察就无法确定了。 和警察叔叔聊天 根据同事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来计算，我们等了快1个小时才被黑衣警察告知可以上楼。我跟几个同事一起坐电梯到了指定的楼层，发现已经有便衣警察模样的人坐在了我被分配到的那户人家的门口，大门是敞开的，一男一女坐在门外，两个中年男人坐在门内。这一户的房主是位奶奶，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打了声招呼，她起身准备递给我一个椅子请我坐下，又准备给我倒水，看到我手里拿着矿泉水她放下了水壶，继续去沙发上看起了中央台的新闻。 我拘谨地接过板凳，按照警察叔叔的指示也坐在门口，有一搭没一搭跟他们聊起天。 胖警察问我：“你是不是社区的？” 我摇摇头说：“我是从学校来的老师。” 他说：“你们（老师）都下沉到这里来了！” 我说：“区里所有学校应该都安排老师来了。” 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样搞不对……” 从短短几句对话中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从不同系统被安排到这个小区里的人并不清楚彼此的身份，系统内部有至上而下的统筹安排，但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缺少沟通，我们都被不同颜色的标识所代替，见面时只靠标识来辨认，方便掩藏真实身份。每一个被派到小区里负责维稳的人都只知道任务的一部分，自然引发了我们内心的种种猜测，当我们想知道更多时就需要和他人交换信息，努力把一个个碎片拼起来，也拼不出事情的全貌。 寒暄几句，两位警察叔叔把我晾在一边，继续谈起家长里短，从老婆做心脏病手术到给同事的女儿介绍相亲对象再到怕老婆的同事，不用办案的警察闲下来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我默默地听他们讲着，同时竖起耳朵听旁边餐桌上对讲机发出的声音。一开始听到的是不同警察部队的人喊“收到”，有刑侦大队、缉毒大队、武警大队等等。紧接着有人说下午2点30分之前可以稍微放松活动，2点30分就要关上每家每户的窗户，不要在窗边活动，说明领导可能会在2点30分进入小区。 于是我问起警察何时能离开小区，胖警察预计下午四五点才能走，我心里凉了大半截。因为我把食物留在大巴上只带了一瓶水，所以对门口放的仟吉面包动起了心思。这时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指着面包问能不能吃，另一位瘦警察说这是他们自备的干粮，他建议我找到楼栋的负责人，看看能不能找人送食物过来。我想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跑去同一楼层的另一户和同事汇合，问他们中午吃什么，同事也说没带食物只能饿着了，我心想只能躺平了。 漫长的等待和短暂的视察 这一户的屋主也是爷爷奶奶，爷爷癌症晚期卧病在床，奶奶时常要喂饭给爷爷吃。据奶奶所说智苑小区是国企葛店化工厂的职工还建房，工厂拆迁后她和老伴就搬到这里来住。奶奶看又来了人，马上拿矿泉水给我们喝，还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在没有手机可用的情况下，有电视看已经是一种奢侈了。我们几人轮流用遥控器换台，怎么也找不到能看的电视剧，看了一会儿新闻，最后还是停留在了CCTV5上，电视里播什么比赛我们就看什么，花了半天时间入门各类体育项目，同事开玩笑说来这里强迫我们戒掉了手机瘾。 值得庆幸的是，快到下午时同事分两次给我们送来两袋面包，看到面包我们就像恶狼扑食一样，赶紧把包装袋撕开，一口一个吃了又拿，五分钟就把面包给瓜分了。直到1点20分左右，一个白衣服大叔走进来让我们把窗户关上，我们经过奶奶的同意分工把每个房间的窗户都关上了，静待领导出现。我时不时地接近阳台想要瞟一眼下面动静，但是什么都没看到。 除了看电视我们无事可做，为了缓解这种无聊的状态，我隔一段时间就跑到楼道的窗户边看一看，来回几次，到了4点，我透过窗边远远看到6栋单元门外有一群白衣人，再对比电视新闻里穿白衣服中山装的形象，就知道是大领导来了。大约10分钟后，两辆小巴车和一辆轿车从6栋门口往外开，我以为车队要出去了，我们要解放了。可是过了一会儿，车队又出现在了1栋楼下，这次我没有看到白衣人，可能是直接进入楼内了。过了10分钟我再往窗外看，车队消失了，陆陆续续有一些穿便装的人出现在对面单元楼的楼下，随后警察说任务完成，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我一边下楼一边在心里吐槽，他现身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短，可能是年龄大了不够持久。 重见天日后，老师们纷纷议论刚刚是习近平来视察了，有人说看到楼顶处的窗边有观察哨，有人说看到习近平站在宣传牌边，还有人要走一遍他走过的路线。走出小区的路上，我听到后面的女老师笑着说到：“没想到我们今天竟然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使命！” 但我只觉得我浪费了一天正经工作的时间。 尾声 路边离开的大巴车太多了，多到能和热门旅游景点相比，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回程的大巴。车开了，老师们拿到了手机迫不及待地看消息，有位老师从朋友那里收到了习近平视察的现场照片，旁边的老师纷纷说要看照片，仿佛是在围观一个流量明星一样。 我没有带手机，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心里五味杂陈，这一天我好像做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做，我身在现场又好像不在现场。 中共嘴上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习主席来视察却把人民当作要提防的对象。而那些能在楼栋下和习近平互动的人一定是经过政审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配合演出，营造所谓“和谐”的氛围，习近平来视察也并不是为了听到真实的声音，而是为了强调党的意志。 （全文转自Matters 用户“落日余灯”）
有网友在我的文章后留言，说习近平都七十多岁了，江泽民九十五，中共老人帮还有什么政治能量？也有朋友对我的老人帮之说表示怀疑。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一定对，但我相信中共每一代背后都有老人帮，老人帮的存在，保障中共专制统治的传承。 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家族老人的威权之上。中共有老人帮，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中共专制体制传承的需要，也是维持党的正常运作的基石。 老毛时代政治局五常委，都是第一代政治领袖。四人帮倒台后胡赵时代有邓小平与陈云（赵紫阳向戈巴卓夫透露，党内大事都听邓小平的）。六四后江朱上场邓陈仍在，邓小平南巡一句话，江泽民背脊冒冷汗，所谓隔代指定、七上八下原则，都是邓陈定下的。 文革后中共有顾问委员会之设，成员都是第一代“老革命”，顾问委员会没有正式取消。邓陈死后，朝中有薄一波、王震等“八老”之说，“八老”先后去世，又有人补进去，他们在幕后“听政”，盯紧前台的人，保证不失控。 胡温是邓小平指定，习近平是江泽民指定，本来胡温指定孙正才和胡春华，但孙正才被习近平打掉，接班人没有了，又没有机制另行指定（江泽民已退下，他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已结束），因此唯有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以防不能解决接班人选时，习近平可以续任。如此习近平之后交给谁，便成了悬案。 取消任期制不意味著习一定接任，这个悬案要在二十大解决。二十大投票是门面功夫，幕后早已定了人选，人选当然不是习近平自定，也不是政治局常委定，因为各有利害关系，吵起来没完，可能变成政治危机。最合理的办法是幕后政治老人定，政治老人有权威，也可以“顾大局”，取得彼此都可接受的“共识”。 政治老人指定接班人，当然要“睇实”（把关），国策要沿袭政治老人的路线。如路线出了大偏差，必须有机制可以削他的权，甚至废了他，这是一代代政治老人对党和个人利益的保障。 海外有评论说习近平要清理江派，江派团派如果搞到自己退下来后会被清算，那还搞什么政治？退下来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家族利益，就要靠老人帮拥有党内的最后裁决权。 中共像黑社会，一贯讲辈份，从前讲民主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时期“参加革命”，定级别定职位，资历浅不能僭越，资历深说话有份量。江泽民九十五，比他资历深的还有宋平一百多岁。江泽民屡传死讯，但同代的朱镕基、曾庆红、李瑞瑞等都还在。朱镕基有大魄力，曾庆红擅玩权术，李瑞环也不是等闲人，比起他们，习近平只是小学生。 江朱曾李决定习接班，放弃自己权力，让习近平乱搞，搞垮中共搞死自己，一个党会如此传位吗？国事蜩螗至此，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挽回危局。老人帮虽老态龙钟，但可以通过自己的秘书、老婆和孩子传话，表达立场和看法，在老人帮内部互相协调，底定江山。 习近平修改宪法、定于一尊，都不是习近平自己决定的，都是老人帮在幕后决定，老人帮给他权力，老人帮也可以收回，此所以“定于一尊”之说现在也没影了。习近平是否连任未有定论，习派拼命造势，大部份省市都不作声，如果习地位早已定案，谁敢保持沉默？ 习掌权后弄权，设十几个委员会，夺李克强的权，李只好吞忍，多年像小媳妇。近来李突然活跃，国务院动作多多，习的委员会又好像虚设了。谁能取消委员会？当然不是习自己，也不是李克强，只有幕后的老人帮说话有份量。 关键是国事坏到一个程度，老人帮再不能坐视，他们取得初步共识，就是习近平再乱搞必搞死党国，习应该务虚，李应该务实，至于接班人事，要等北戴河会议才作最后定夺。 江泽民指定习近平接班，放手让他管事，任习把江派连根拔掉，江泽民有这么蠢吗？江泽民掌权时有邓小平与陈云盯著他，江泽民退居幕后，会把权力完全释放出去吗？当然不会，但江泽民也不可能一人独掌幕后权力，那也会引起老人帮内斗，因此最稳阵的办法，就是立一个垂帘听政规矩，用来监察前台的执政者，保持压力，也保持褫夺前台权力的最后权力。 一代代老人帮维持长久战略和内部统一，前台的政争在一定规范内进行，出了规范，老人帮有办法喝止。近日习近平亲信为二十大连任造势，造势就是势未成，势成还需要造吗？ 习可能连任，也可能不连任，这不控制在习自己手上，而控制在老人帮手上。这是我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基于自己的认知，我的认知有局限，我的看法也可能有错。 （原文转自上报 ）
权力是只怪兽，民主国家想方设法把它关在笼子里，但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习近平花了十年时间将其极大化，十九大修宪取消任期制，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接班规律是其滥觞，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则将完工验收，由于权力行使充满著任意性，结果就是制造出最具中国特色的恶意螺旋。 恶意螺旋堪称光怪陆离，有些令人喷饭，有些则令人毛骨悚然。先看轻松的，河北唐山发生暴力犯罪，因性质恶劣在网上激起民愤，结果触动了敏感的维稳神经，于是展开全网封锁，公安一度作态鼓励举报，有发展为引蛇出洞阳谋的可能。 于是乎有女乡民被道歉的视频瞬间爆红，她的道歉声明字字冲击体制，刻画出中共治理下的荒谬景象，被定性为“恶意道歉”而遭封杀，这里只小引一段，她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发布不实言论的视频，简直忘了端谁的饭碗了，我不应该忘了蛇鼠一窝，我其实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今后我将团结在以官方为中心的周围，高举美好生活的大旗…”，于是唐山四女的命运，又像铁炼女一样被社会所遗忘。 恶意螺旋还有更奇葩的，河南村镇银行发生近400亿人民币存款掏空事件，存户讨债维权遭到集体红码禁足，官方迄今不理不睬，极可能酿成为银行挤兑金融风暴，与此同时，官方为了刺激房市觅财源，想出拆迁发房票的老把戏，允许以小麦大蒜折抵头期款，千方百计诱使农民进城买房生娃，官方动员游说以评绩效，老百姓万一被查出有大额存款不买房，就会被判定具有恶意而受整治惩罚，建国七十三年前夕，人民彷佛一夜之间又回到改革开放前，那个集中分配，以物易物，凭票度日的计画经济时代。 为了加强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斗争，习近平只能抓紧权与钱，一手枪杆子，一手刀把子，集权大概不成问题，但抓钱存在非常现实的困难，极端清零政策逼得政府财源枯竭现了形，若干省会城市已经公开宣布放弃普筛，公然与核心唱反调，有些省市则成立“减薪办”，拿公务员开刀，这可是动摇统治基础的杀招，李克强虽急，也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中央没钱，地方只好另想贱招，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过去靠转移支付度日，现在靠罚款支撑财政缺口，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乱摊派，仍然阻止不了地方政府向下割韭菜。 这一切的乱源，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模式，官方宣称这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不服，一概定性为恶意破坏团结，必须从严处理，如何处理呢？习近平有最高指示，他常把依法治国挂在嘴边，但他的法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往往因认识不足而跟不上，中国卶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恶意螺旋中，只能等待著下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