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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被要求集体降薪后,外媒报导,中央金融企业也将实施全面减薪、限薪,以及下属的薪酬不得高于上级等。换言之,中国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金融体系面临全面撙节。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央金融企业集团员工年度薪资上限为100万元(人民币,下同),子公司高层薪资上限为300万元;措施还要求,下属的薪酬不得高于上级,即“薪酬与职级不能倒挂”。 消息指,大部分减薪将以减少奖金来实现,最早从2月开始,以持续“共同富裕”的目标。新的限薪制措施使金融央企集团及子公司的中层受到最大影响,因为这些中层的薪资往往超过董事长和行长或总经理。 此前,金融央企的董事长、行长或总经理已实施限薪,年薪介于70万至90万元。 报导指,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薪酬上限设置,可能使其与私人机构竞争留住高端人才方面变得更困难。另外,各行各业纷纷降薪、裁员,也与中共寻求刺激消费来提振疲软经济的措施相矛盾。 上周,路透社报导,中国人民银行(大陆央行)在内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本(1)月起开始降薪,降幅达50%;降薪后预计将与公务员薪资齐平。 此次针对中央金融企业实施的全面减薪、限薪,规模和影响层面进一步扩大。中国财政部官网显示,目前中国共有27间中央金融企业,包括三大政策性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六间保险公司。 不过,与金融央企降薪相反的是,外媒引述消息人士称,1月稍早传出中共为公务员加薪,平均月工资约涨500元。对此,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告诉海外中文媒体,为公务员加薪的表面理由是刺激消费、稳定社会结构和增加福利,但其最终目的仍是确保中共政权稳定。 黄大卫表示,“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大家都在降薪,突然增加一点点,就拉开了距离,体现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帮手,来保证执行公务的执行力。尤其是有时候要这些基层公务员做一些违背道德、违背社会伦理的事情,比如去对可怜的司机罚款。”
六年前作为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接班人的易纲是在十九大的中委预选过程中惨遭淘汰,才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的事实是有据可考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与易纲一同成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潘功胜在去年召开的中二十大上居然重蹈了易纲的覆辙。 在本专栏周一刊发和播出的《六年前的央行行长接班人易纲为何会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一文中,我们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因为周小川和刘鹤的双重加持,从2016年春易纲以央行第一副行长身份又被宣布为央行党委副书记开始,就意味着他的央行行长接班人地位已经被习近平当局认可,并因此在2017年的十九大筹备期间即已经被安排进入了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三,不过已经接替了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党组书记兼职的潘功胜,则被安排进了十九届候补中委的候选人建议名单。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因为中国内地财经界当时一篇“流毒甚广”的主观分析和预测郭树清是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最可能人选,也是最可靠人选的“重头文章”内容,似乎是严重影响了党代表们的判断力,导致易纲成为总数为222名的十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被差额掉的18人之一。 于是,落选中央委员的易纲被临时安排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与潘功胜一同“当选”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与易纲同时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而也同样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并(勉强)当选的还有宁吉喆和姚增科等。而其中最冤枉的当属于宁吉喆。因为此人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四年,即2013年8月开始即成正部级单位的国务院研究室的党、政一把手,随即被中国内地媒体吹捧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首席智囊”。十九大召开之前他的职务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统计局局长。 熟悉中共组织运作的人士都清楚,自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开始实行党内“差额选举”至今,历届党代会上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最可能遭至差额命运的首先就是央企老总,其次就是当时的职务还是省、部副职——虽然他们都是已经被内定升任省、部正职者,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十四大上落选中委的李克强和十六大落选中委的李源潮。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里已经介绍过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就是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里,,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内定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都是排在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该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习近平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不过,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介绍了如上内容之后,也有当年的亲历者向笔者回忆说,其实是李克强在十四大的中委预选中不但落选,而且得票数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当时的大会主席团没有把他临时增补进候补中委预选名单的原因。 至于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的原因,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也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话说当年的十六大中委落选者里,包括李源潮在内至少有七个人,都是内定要在十六大之后晋升正省部级或者正大军区级的。其中李源潮内定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杨传堂内定晋升青海省委书记,李成玉内定接班河南省长,张文岳内定出任吉林省长,朱文泉内定接班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家瑞内定接任中联部长并事实上已经主持该部工作,张定发则是内定接替海军司令员职务。 而当时负责十六大人事筹备的曾庆红之所以没有赶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级岗位上的原因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已经被内定让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然后再等次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召开时让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应该是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让回良玉进京,同时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进京必须还需要一个“党内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就先向党代表们告之回良玉将要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把江苏省委书记职务让给李源潮来坐。所以当时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就同时有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长季允时和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 过去,历届党代会上安排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所谓的“标配”就是每个省市自治区占两个名额,当然是党政一把手,每个大军区也是两个名额,分别为军政一把手,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原则上是每单位一个中央委员名额。少数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因为该自治区内有一个正省部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该自治区基本上每届党代会上正常情况下都会被分配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如此说来,当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发到党代表们手中之后,一看江苏省委居然会有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党代表们自然就会把其中那个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副职的李源潮当成“另类”。 不过,如上“惯例”在二十大上已经有所改观,在省部副职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在省委副书记位置上被直接安排进入中委候选人名单而且还顺利当选者能够举出好多个例子。 如何判断每届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有哪几个很可能是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下去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比他们当选时的年龄。 从当年的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开始,对并非连任或拟新任国家级领导人的新任和连任中央委员的年龄要求就是(原则上)执行“三上四下”,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年满64岁者,若不是“确因工作需要”,不会被安排新任或连任中央委员。 在此前提下,连任和新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年龄杠杠则是在中央委员的年龄限制上减去4至5岁。意思是在召开党代会的当年已经年满60岁者,原则上不会被事先安排连任或新任中央候补委员。 换句话说,凡是在当届全国党代会上以年满或年近60的年龄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者,基本上都是从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差额下去的。 如此说来,如果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筹备期间易纲并没有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选,所以也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仅因为当年的他还差几个月就该过60岁生日了,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十九大筹备期间就被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另外一个可以印证当时的易纲确实是被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差额出去之后,才被临时增补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根据是,历届中共党代会上新产生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在十九大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一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的两名副职同时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这也足以证明六年前的十九大上,潘功胜的中央候补委员名额是事先就为他安排的,而易纲的中央候补委员则是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被迫退而求其次的。 话说2002年的李源潮落选十六大中委后虽然只能被委屈为当届候补中委,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锦涛等人在十六大闭幕三天之后,即宣布对他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命。而六年前易纲落选十九届中委后被委屈为候补中委,也正是为了不影响习近平当局坚持落实对他接班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内定计划。 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易纲与潘功胜两个时任央行副行长一起“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正在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首选“的郭树清顺利连任中央委员。在此之前,他已经于2007年10月以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进入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再于2012年11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六任主席(正部级)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并在十八大召开的三月被外放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四年后回京,在十九大召开的当年3月成为当时的中国银监会的第三任主席。 事后看来,当时的中共高层显然是内定了让郭树清在银监会主席兼党组书记位置上继续坐下去,并没有受“舆论”的影响将他视为周小川的央行行长接班人。但就是因为易纲的意外落选中委,只好以候补中委身份接任央行行长,这才有了让已经连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雄厚的郭树清,以银监会主席身份同时兼任央行党委书记的安排,同时也还安排了他出任央行第一副行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了易纲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除了行政职务的央行第一副行长,而且还被特别安排了央行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在被宣布正式接替行长职务之后,他易纲的党内职务仍然是党委副书记,一直到今年7月被免去。 2018年3月周小川的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分别由易纲和郭树清两人继承的任命公布之后,中国内地的财经类媒体上曾有过易纲和郭树清之间谁大谁小的讨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所以当时的郭树清为了“以正视听”,特别在央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表示, “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 从那以后,那些过去一直看好郭树清接班行长的人士一直都在为郭树清抱屈。 时光又过去了五年,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易纲被内定不延续“周小川模式”连任第二届行长,已经和易纲一样当了5年时间的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比易纲年轻5岁的潘功胜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后,居然在二十大的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重蹈了5年前易纲的覆辙。 今年7月初笔者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之后,在网上读到一位网名为“政研室主任”网友的评论,说是“不认为潘功胜是落选。按照他在20大之前的职位,几乎不可能当选中委,就像02年的李源潮那样。如果想确保他当选,稳妥的办法是提前挪一个正常情况下会当选中委的职位。” 笔者相信质疑笔者如上文章内容的读者,首先是没有关注到笔者本文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事实上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当局即已经为央行设计好了干部接班梯队计划,那就是易纲是周小川的接班人,潘功胜是易纲的接班人。不然没有理由安排他潘功胜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就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这是其一。 其二,在易纲和潘功胜同为央行副行长的时候,易纲是第一副行长,第二副行长是比潘功胜年轻3岁的陈雨露。而一度非常被看好,“年轻有为”的陈雨露日后竟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无疑是在为潘功胜接班行长腾路。 其三,在出席二十大的中央金融代表团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发改委主任,但事实上正在主持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筹备工作的何立峰只是普通团员,团长是郭树清,副团长是易纲和易会满,而潘功胜则是被安排赶在大会刚刚召开,但还没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议程时,即以中央金融代表团发言人身份对外亮相,高调造势。此安排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潘功胜已经和易会满一样,被内定为中央金融系统内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在被宣布连任第二届的三个多月后即因新党委书记的任命而大权旁落,面临着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运。而他始终未取得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众说纷纭,当年美国政府为中国在美学人发放的“六四绿卡”是否算是易纲的“政治污点”,值得讨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美国财长宣布了中国央行新行长的任命?》中已经介绍过了日前到访北京的美国财长耶伦与中国央行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的会面标志着仍然还是央行行长的易纲事实上已经交权并等让位。虽然潘功胜正式接替易纲中国央行“行政一把手”职务,恢复央行首长党政“一肩挑”的预期的实现,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为需要一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过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之后的副行长行政头衔即被取消,目的显然是要对内对外彰显潘功胜和他的央行上任党委书记郭树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树清在被宣布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的同时也被宣布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长的行政职务的会议上,亲自到会的时任中组部长陈希特别宣布了郭树清出任央行的党委书记、副行长,负责党委职责范围内工作(人事、行政、党务和改革等),易纲负责央行的全面工作。会议上也还特别强调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郭树清也当场表态“全力支持易纲同志履行行长职责”。 由此可见,5年前任命郭树清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样的“双首长制”,而如今任命潘功胜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向把央行已经施行了5年时间的“双首长制”恢复为“单一首长制”或者说党政“一肩挑”过度。 说到中共外交部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的“双首长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经神隐20天之久,原因仍不确定是阴沟翻船还只是新冠复阳的秦刚。 按照法广最新报道的说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相关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别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与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之后便销声匿迹。中国墙内盛传他与一位涉间谍案的凤凰卫视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纪委约谈。也有网文提醒说,有关秦刚被双面女谍拉下水的流言盖住了中国火箭军司令和副司令先后被抓和涉嫌自杀的劲爆消息。 香港明报7月13日的报道说:“几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秦刚是否健康有事时回答称‘没有听说’”。该报说,“如果秦刚真如传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较为严重的病例,毕竟现在中招的人,逾两周仍无法康复的个案较为罕见”。 总之,如果仅仅是新冠复阳的话,那么总有转阴康复的一天,但如果确是是阴沟翻船的话,秦大官人官场上还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后的秦刚会怎么样,反正自从他神隐至今的这段日子里, 外交部里的业务工作党委书记齐玉无法代劳,原因就是齐玉是外交部历任党委书记里的唯一一个纯党务干部,中组部副部长出身。而在齐玉之前,外交部的历任党委书记都是在部内的业务干部中产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长临时出状况时即可代行部长职务。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央行的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及暂时还被保留着行长职务的易纲。 正如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如果是从“国际背景”考虑的话,如今央行党委的潘书记只在国外做过一年“博士后”研究,外加几个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短期培养班的“国际化”,与现成的央行行长,不但是美国培养的博士而且还曾经是美国的大学终身教授的易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易纲的前美国大学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习近平完全放心的说法如果切中事实真相的话,那易纲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们不妨先对比一下去年10月产生的中共新一届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与易纲年龄相仿以及比他还年长的所有领导成员截止目前的党龄。习近平49年,李强40年,赵乐际48年,王沪宁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纲党龄则是44年。 也就是说,七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党龄比易纲长。至于其他所有二十届政治局委员里,也是大部分人的党龄都短于易纲。至于易纲的公开简历里一直没有特别注明他的入党时间1979年,是因为不愿被人忆起他当年“留美地下党”的那段历史。 易纲的官方公开简历里说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人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步入中共官场……。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纲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体以《“美国通”易纲接替周小川 中国货币政策料走稳》报道之,说是“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4年之久的易纲当选中国央行行长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墙内网民们的质疑声四起,围绕易刚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期间的身份展开讨论。对于其中质疑易纲当时已经是美国公民的说法,笔者倾向于不相信,但他在美国期间持有“绿卡”是肯定的。至于是否是“六四绿卡”,笔者听到过不同的说法和分析。 关于所谓“六四绿卡”的由来,如今的中国大陆墙内的百度网站上居然还能查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词条,内容是“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英语: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简称“CSPA”)是一项由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籍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 此法案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了“天赐的绿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请永久居留身分前,连续在美国居留、短期出国或回中国大陆不超过90天者,都被视为连续在美国居留,都有机会取得“六四绿卡”。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至少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当时仍在大陆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8万人。 日后有人指责说:“六四绿卡”所保护的当时的公费留学生、访问学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费留学生和访问人员在内,他们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共产党政权的宠儿和既得利益者,他们还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激烈地为利益竞争取得优势才公费留美深造,他们获得了“六四绿卡”又一个既得利益之后,下一个追求的利益目标就是将来回中国不要跟中国政府有麻烦,能够体面地回国安全地投资和购置产业,或“叶落归根”,等等。其中为数不多者曾经回国后成为中共政权的高官显贵。 5年前易纲当了央行行长后,笔者曾与仍留在美国的易纲当年在美国的旧识们讨论过易纲的在美身份问题。其中一种说法是易纲在“六四”事件的前两年即已经有了美国教职,取得绿卡的时间可能会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持有J1交换学者签证,易纲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事件,这类人是不可能在美国学成之后直接获得绿卡的,除非申请政治庇护。 持这一说法的人士认为:因为J1签证有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利用这种签证对公派学生加以控制。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J1持有人在学成后不得留在美国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实习期)。所以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例如部长州长出面)可以豁免两年回国服务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转H1或者直接申请绿卡。 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曾刊登的《易纲:学者本色,天下情怀》一文中写道:“22岁的易纲又被时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为77级北大经济系第一位公费赴美留学的学生,从此开始了在美国十余年的奋斗生涯。” 所以,无论日后是如何转换,当年的易纲是持J1签证的中国公派留学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时间在美中国留学生无人愿意回国。当时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在绿卡申请上,而是J1回国服务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高票通过,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却否决了这一提案。布什耍了个滑头,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对J1中国学生回国服务条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签证逾期者也不会被驱逐出境等条文,这样等于给很多中国J1学生开了找工作的绿灯。 如此说来,事实上还没等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易纲即已经取得了在美国合法工作的政府许可。而接下来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对于易纲这样本来就找到了在美国工作机会的人来说,则是解决了绿卡排期的难题。他的妻子如果当时还没有工作的话,则是直接拿绿卡。 除了依何种途径拿到绿卡的问题,5年前的易纲一经就任中国央行行长,墙内网上的非议之声也还集中他儿子的事情上。 当时有外媒综合墙内网文爆料内容,说是“易纲儿子易般非‘一般’,美国百万置业一次付清”。详细内容为,有网民25日(即5年前易纲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的5天之后)将易的妻子和儿子的姓名、身份、职业悉数公开。易纲的30岁儿子虽名为易般,但其身家却绝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资100万美元在西雅图购入一个单位,而且是一次过付清。 被网民公开的资料同时显示,在美国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州理工学院就读,拥有后者的工管硕士后,曾先后在微软和亚马逊工作。 当时网民还披露说: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图单位之外,易般同时被指在麻州波士顿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诺沃克市分别持有两个街号相连的物业及一栋公寓,后者估值200万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惊人。 至于易纲的妻子郭京平,当时的相关报道引述爆料者指称,她和易纲同样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拿的是经济学硕士,曾在印第安纳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过中国高阶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回流北京,曾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中投主要负责营运中国主权基金。郭2011年离开中投,转投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 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的易纲先是独自一人回国,而其妻显然是继续留在美国陪伴儿子,直到儿子在美国学业有成,才转而“回国发展”。 网民指易纲2009年任央行外汇管理局局长,负责外汇业务监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总经理,被指负责营运欧美基金,并提出疑问:“根据公务员回避规定,涉及亲属利害关系时,公务员应回避,易行长,你回避了吗?” 总之,关于易纲不被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说法之一是他易纲虽然当年在美国的政治表现,包括对“六四”镇压的态度都经受住了党的考验,但他毕竟也还是中共政权的所有正部长级以上官员中,唯一个在美国取得过“六四绿卡”者,政治上就显得没那么“清白”了。另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他妻儿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经被反映到了中纪委,查证结果虽不至于让他本人受到处分,但仕途无疑还是受到了影响。至于他本人在情愿让位给潘功胜之后,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够平安降落,但日后是否会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后帐,也都还是问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家人们我今天收到这个电费单,整个人都震惊了啊,竟然要2600多,我一个人住一个人啊,我11月的电费只有140多,结果我12月2600多。 这是3个月前的一幕,当时上海的民众本身以为是电价涨了,结果当地政府出来辟谣说,我们根本没涨价。 网民群起嘲讽说,既然电价没涨,那就是电表跑得太快了。可是,这样的言论在网上遭到封杀,只能在谷歌上搜出两条消息。这让人感觉很纳闷,是不是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 确实,2个月之后,内部消息出来了,国内相关部门的人士,在私下聊天中披露,各地政府把民生领域的水电燃气的计量表都已经调快了,从最低的增加了5%,到最高的增加了50%不等,目的是补贴地方政府的运转费用。当前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没钱了,中央政府印的钱还没有发出来。 既然地方政府这么没钱,那中央政府得印多少钱才能挽救地方的局面呢?按照今年3月13日人大发出的预算报告,今年中国政府的总财政支出,总计约49.5万亿元。扣除2022年中央财政收入20万亿,还缺少29.5万亿。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中央政府今年必须完成的印钞任务。 然而内幕人士对这个数值的评估更高,他表示,根据2022年中央财政收入,各省市地区的收入,各省市地区包括中央的支出,今年最少应该印钞50万亿以上,相当于中国GDP的100多万亿的一半,才能填补掉各地方政府的赤字。而且这个数字,只是解决了各地方政府的官方赤字,地方城投公司的欠款,以地方府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欠款,还都不算。 这么多钱,中国政府打算怎么印出来呢?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央财政使用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和贴息等工具进行融资。赤字就是中央财政跟央行借钱。专项债就是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举例来说,去年12月12日财政部发行的7500亿特殊国债,就属于某种专项债,属于中央政府向央行或者国内外社会机构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贴息是指中央政府要求央行,免除中央政府支付,过去欠央行资金的利息。由此可以推断,中央政府向央行借钱的数量已经很庞大,庞大到免掉利息都值得考虑了,因为连利息都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我们来看当前央行印钱的数量。202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266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了28万亿,也就是说2022年中国全年印钞量就已经达到了28万亿。到了2023年的1月份,货币供应量M2比12月份高出7万亿,这意味着一月份的货币新增数量,就达到了2022年全年新增总量的1/4。 M2的同比增速,可以看做是“印钞速度”,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75.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这个增速不仅创了疫情后的新高,也创下了7年来的新高。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长,M2的数值将在2023年末突破300万亿大关。 现在2023年的一季度已经过去,财政部官网公开了2023年度1至2月数据,政府税收的13种主要进项中,9种是明确同比下降的,其中土地、房地产税收、进口税收、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下降尤为严重,受这个因素的拖累,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了1.2%,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4%。要不是各种罚款、罚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比大幅增长,一季度的财政收入状况,恐怕更加惨不忍睹。 面临的严峻的财政局面,中国政府肯定不能停下印钞,必须更大规模的印钱。然而根据2月10日中国央行发布的1月份的一组金融数据,却表明,印钞印的钱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里去,而是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 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CPI同比是上涨了1%,比预期值1.9%低了不少,而3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PPI,同比下降了1.4%,比预期值-1.3%也要差,这两组数据解释出来就是,生活里的物价没有怎么涨的,只涨了1%,而生产领域的物价还在下跌1.4%。中国央行天量放水刺激,生产领域还是在继续的下降,消费领域也是不活跃。 我们来看房地产市场,看看央行的钞票是否进入了这个系统。2023年3月份百城新建的住宅平均价格是16,174块钱每平米,和1月份的数据持平。百城二手住宅的平均价格,2023年3月份为15848元/平方米,环比下跌0.05%,同比下跌1.12%。但实际上,很多地方的楼市,真正要把房子卖出去,跌幅还是比较可观的。可以说,当前房地产还没有托高资产价格。 再来看股市呢,截至2023年3月30日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261.25点,和一月底持平,深圳成指,报收11,651.83,比一月底下降,可以说股市整体没有上升。印了这么多钱,实体方面的物价没有上涨,金融方面的房价股价都在下跌,中国的央行业印钱都到哪里去了,物价也没有上涨,生产指数也没有上涨,股价楼市全部都没有涨。 原来在经济学中,有个费雪定律,MV=PQ,M是货币数量,V是货币流通的速度,P是包含了房地产,股市基本消费以及服务这些综合的价格,Q是商品数量的总和,M主要看广义的货币供应量,现在货币数量M2大幅度的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快速的增加,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没有上升,甚至还在下降,结果只能就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大幅度的下降了。 还有更可怕的,中国整个全社会都对经济失去了信心,都在降低杠杆还房贷,都不借钱了。普通工人的工资都要日结。批发零售商之间,如果不是很熟,实力不雄厚,都是一首钱一手货,农民工当天不给工钱,第2天就不来工地。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整个消费,中国的整个生产,除了这样坍塌下去,基本上都是无解的。 但是不要小看中国政府忽悠老百姓,掏钱的能力。现在中央政府最大程度的给予全中国各地方的城市,不管是企业和个人,都是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所有的贷款还没有逾期不还的,就可以在银行拿到更多的贷款,目的是让民众把央行印的钱借出来了花了,繁荣地方经济。 同时中共还要放开养老保险缴纳的上限跟范围,个人养老金,每年上缴的最高额度,原来是1.2万,中国政府突然发现,有太多的人愿意一次性交满一年的养老金,共产党肯定是希望全中国这种一次性交满一年的人更多,就放开了上限,收的钱就更多了。可是,老百姓把自己的钱放进去了,等到10年以后,经历了通胀,这些钱的购买力可能会下降90%。 掌握权力的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在找钱填坑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的默契,相互之间的设局,会无所不用极端,所有的金融工具都会被用上,潜规则一定是越来越神奇。贪污的更多,豆腐渣工程更多。 咱们举个互相设局的,已经发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2月份广西的供电局,向自治区的公安厅,发送了欠费停电通知函,促催缴拖欠电费及违约金欠款合计48万余元。这个消息,是共产党很大的笑话,在媒体上封杀了。但是这个丑闻能传出来,本身就是个设局。 内部人事说,有两种局可设,一种是广西省公安厅跟南宁市供电局联手表演,让广西省的负责人尽快让财政厅给公安厅下拨电费。另一种可能是,广西省政府,联合属两家机构共同表演的,,让中央的财政,尽快给广西省转移今年支持政府运行的行政经费。其实两种可能都有,不然地方政府怎么会公开传出来丢脸?这就是所谓互相设局。 那为什么说,印钱印的越多,贪污的更多,豆腐渣工程更多?下面我们具体说明,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中央银行印钞出来的钱,银行也不愿意借贷给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已经负债过多,还不上的几率很大,各个企业又不愿意申请贷款,因为市场低迷,贷款扩大生产后产品售价很低,越生产越亏。因此央行想通过商业银行放出贷款,相当困难。中国政府就选择了财政扩张的道路,政府直接投资地方的基础建设。但是现在,中国的基础建设的投资收益,投10块钱一块钱都回不来。那为甚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只有这样的基建投资,才能继续让各个级别的官员从中获利,至于基础建设到底干的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中国出现了很多断裂的桥梁,连钢筋都没有。而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只要地方支持新能源,支持养老,支持房地产,就能从中央政府手里拿到钱,因此我们说贪污和豆腐渣工程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2023年的人民币又在相对美元快速贬值,之前的人民币对美元反弹到了6.7比1,现在已经跌倒了6.87。人民币这一波贬值的趋势,实际和中国出口的顺差少了,赚的外汇少了相关。中国到美国的海运的价格,跌到以前10%,中国的很多出口大港都是在全球排名前20名的大港,像上海舟山宁波,广州深圳还有青岛,都是很大的港口,现在都堆着很多空集装箱,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已经歇菜了,这反映在人民币汇率上,就是人民币继续大跌。 目前中国央行大量印钞,接连降息降准,专家预期,即便印钞没有引发汇率市场的反应,按照目前大的经济形势走下去,人民币官方汇率可能会破7破8,黑市的汇率可能会破10,破20。经济专家预测,现在中国人手里的钱,到了今年的年底最少要贬值20%以上,悲观的预测,会贬值30%以上。 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1993年的M2的还只有3.5万亿元,30年后已经变成了266.4万亿元,足足增加了75倍,平均每年的增速都高达15.5%,没有让劳动者的收入增加75倍,却足以产生货币贬值。 那么这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表格,2022年人民币的贷款新增加了21.3万亿,去了居民部门的新增贷款的总量,只有3.8万亿元,其他的17.5万亿的贷款都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带走了。简单来说就是新增加了28万亿元的货币,导致了21.3万亿的贷款,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和政府有关的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得到了,然后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循环,转换成了个人,企业以及政府的财政存款,绝大多数普通人和中小企业,都没有从这新印的28万亿中得到什么好处。是那些原本就与有钱的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有关的人和企业,他们得到了绝大部分钱。
中国大陆从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货币,6月25日,有网友翻出大才有道、长策资产公司CEO吕定杰的演讲内容,他称央行要在2025年之前消灭大额纸币,有分析指这会让当局更加容易控制中国人的人身自由,一个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时代将再次来临。 大才有道、长策资产公司CEO吕定杰表示,现在央行在推行数字货币,各位你们用了没有?各位老总你们一定要争取早日用上数字货币,等你们用上数字货币以后,你们就不是人了,每个人都是一只装了GPS的小蚂蚁,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事件都会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因为数字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接技术不可逆,去中心化的方式对使用者进行监控的。 吕定杰还直言,央行有时间表,要在2025年之前消灭大额纸币,100块50块作废了。 吕定杰还说,现在有大额纸币要赶快花掉,以后存都存不了。现在超过20万的大额现金存取,不但要记录用途,还要登记来源,“用途你还讲的清楚,来源你讲的清楚吗?” 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对此分析说:“中国的数字货币不管是无限量印钞、监控个人钱包,还是不多百姓私产、防止资本外流乃至实行计划经济,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人的人身自由,将中国人从可以放风闲转的院子里,重新赶回到空间狭窄的牢房里去。” 财经冷眼还说:“至此,40年来中国人的发财梦和和财富自由的梦想,都将变成泡影,一个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时代,将再次来临。” 此消息也引发大陆网友的争议,有不少人留言质疑:@这种既能强力管制老百姓,又有利于收税的手段,一定会尽快完成。”、“也就是坑坑工薪层,有钱人资金都在境外。”、“到了2025年,最大的100可能也就吃个快餐,你把吃快餐的钱叫大额。”、“中国没有大额纸币啊。最大额的纸币,下馆子都不够。”、“就和吃特供的与吃毒食品的一样,官民用的不是一个系统。” 2020年4月,中国央行、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宣布,经过多年研究,在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雄安,首次进行数字货币的封闭测试。 同年5月开始,一些政府雇员的部分工资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币值与人民币相同。这项制度一旦全面推广,每一笔资金交易都将处于央行的监控之下。 与其他加密货币不同,数字人民币由央行发行和管控,不像其他加密货币一样,具备匿名性。中国也是首个发放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的主要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