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习近平于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目前中国年轻人流行“躺平”，习近平不关心这些，最刺入我眼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这与我65年前在人大读书时的口号一模一样，这65年，中国在原地打转。 65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中共动员“大鸣大放”，很快到了6月上旬，就进入“反右”阶段。毛泽东后来宣布的区别香花、毒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坚持党的领导；对像我这样犯错误被批判的同学，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听党话从听党中央的话，到听党委的话，降到听党支部的话，再就是听党员的话。“党”从上到下形成绝对权力结构，党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没人敢说不。到党中央出现两个司令部时，全国混战一场，最聪明的就是阳奉阴违，嘴巴喊斗争，身体却躺平。搞到后来，邓小平要用金钱才能把中国人唤醒：向钱看，跟钱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5日没戴口罩，视察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大学生都没戴口罩整齐喊着“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口号。（视频截图/CCTV） 习近平还要求人大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也是胡扯。人大虽然前身是陕北公学，但是人大的成立，对我们讲清楚是以莫斯科大学为目标，所以校内很多苏联专家。1957年鸣放最早、最著名的报章通栏标题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说这话的是英语教授许孟雄后来自然成为右派。我的中共党史专业同学中，右派分子超过10%，是毛泽东下达5%指标的一倍，全是党团员；10个班级中，有两个班级因为党支部烂掉而解散。表面红彤彤的人大，谁知道内部又是什么？ 我在读书时与校领导无任何接触，倒是移居香港后可以与袁宝华、黄达两位校长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校长，因而思想也最开放与平易近人，后来我离开香港没有再接触了。21、22年前网络刚开通时，我进入过人大的论坛。有人讨论人大在海外居然出了个凌锋，也就是我的笔名，多数人骂我，让我感到好笑。现在当然不会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网络上。 2000年到2011年担任人大校长的纪宝成2010年来过台湾，当时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在国宾饭店宴请他。纪校长后来向香港人大校友会创会会长了解我的情况，表示关切。不知道是国民党还是台湾的人大同学会向他打小报告，不幸两年后纪校长竟然涉及贪污被留党察看两年，取消副部级待遇。 人大前身的陕北公学有李鹏这个屠夫校友，但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却出现史明这样文武双全的台独前辈。这些年，人大也出现过像张鸣、向松祚等著名与“实事求是”的学者，符合学校现在的校训；然而也有一批专门拍习近平马屁的学者，像王义桅要推习近平获诺贝尔和平奖，真是斯文扫地。习近平今年看上人大，是认为这个第二党校可以支持他当皇帝吗？ 习近平在人民大学的长篇大论根本就是一堆废话，还不如我这一篇，不信拿到人民大学去发表，看哪一个更轰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下五千年，经过历朝历代N次血淋淋的焚书坑儒后，教授都学乖了，都变成叫兽了，主要角色就是做御用犬儒 —— 保命要紧啊！什么气节、风骨、节操……能救命？？ 前两年某大学的一些教授，觉得在房子问题上吃学校骗了，因此走上了街头，但没有想到，得到的社会呼应不够，还有一些人在帖子后面冷嘲热讽。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平时对平民百姓的维权不闻不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当然，我对该大学教授的遭遇还是深表同情的。觉得自己身份不同，是个人才，没想到竟然连住房都住不踏实，被骗了多年才知道没有产权。一肚皮冤屈，没人搭理，于是上街维权。还遭到了据说过去“刁民”才有的遭遇，在我们这里，堂堂教授，走到这一步，依我看，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指望教授在公共事务上为大众说话，这事儿真的挺难。常见的，都是他们以专家的名义，为特定的部门讲话，比如油涨价的时候，火车票涨价的时候，公园票涨价的时候，等等，等等。害得我们语境里的专家，都被大众骂成了“砖家”。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的维权，教授们一般都倾向于个别勾兑。如果勾兑不成，多半是指望别人替他们出头。 有一阵儿有所大学青年教师（在西方应该被称为助理教授的）的住房补贴，不知为何总是不发。一些青椒好不容易聚集起来，商量是不是找校长维一下权。在互相打了半晌气之后，队伍终于出发了，结果领头的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发现后面的人都消失了。当年我公开跟我的院长吵架之后，在校园里走着，就会有本校的教授拉住我，跟我讲他的不幸遭遇，让我替他说话。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你不是也是教授吗？ 评职称，是大学里最大，也是教师们最在乎的不端所在。但是，每次评职称，明晃晃地不公平，条件好的人被弄下去，差的被评上来，都是一些知名教授投票的结果。他们几乎每次都这样昧着良心投票，投来投去，都没感觉了。这样的人，如果遭遇了不公，你能指望他们出来维权吗？ 早些年，北大清华的蓝旗营公寓，北大部分的宿舍，房屋老出问题，不是漏水，就是冒臭气，一干名教授们，怎么找学校领导，都解决不了。其中有位教授实在受不了了，找到我让我写篇文章呼吁一下。我写了，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与此同时，却是这些大牌名教授的恐慌，直到学校方面真正引起重视，把问题逐步解决了之后，恐慌才算结束。 显然，看着似乎地位比平民百姓高的教授们，实际上要比平民百姓胆子更小。没事的时候，让他们替老百姓说话，基本上是扯淡。自己有事的时候，能站出来上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了消息，都直念佛。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做了多年的顺教授之后，一旦站出来，就也变成了“刁民”，跟刁民一个待遇。不错，教授这个群体，要说偷东西的，随地吐痰什么的，的确比别的群体要少，但道德水准，权利意识，却不见得比平头百姓多点什么。 同事和朋友，受了领导欺负，有敢出头相帮的吗？恐怕没有。自身利益受损，能像某大教授这样上街的，也是凤毛麟角。即使道理都明白，行动上，也是超级的矮子。怯懦两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教授们的背上，翻过来，就是“听话”，真听假听不知道，但看起来，还是挺美，挺和谐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文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