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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体》原著中,叶文洁父亲叶哲泰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很多三体迷认为,叶哲泰的原型可能来自两个人,一位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光学学科的先驱饶毓泰,另一位是中国当代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的叶企孙。 今天,我们就来讲叶企孙的故事。 叶企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最不应被遗忘的科学教育先驱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瞻仰他的辉煌,聆听他的悲歌。 为什么叶企孙会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举办了“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以表彰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23位科学家。 在这23位科学家中,中国核物理奠基人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中国卫星之父”赵九章,中国氢弹奠基人之一彭桓武,“光学之父”王大珩以及钱学森、陈芳允、朱光亚、周光召等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网络图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叶企孙,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完成。 除了“两弹一星”元勋中的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力学之父”钱伟长,美国工程院院士戴振铎,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数学大师华罗庚,都是叶企孙的得意门生。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的院士中,有79位得益于叶企孙的培养。 什么是大师的大师?叶企孙就是。 叶企孙出生于清末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学兼中西。 1918年,叶企孙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 在哈佛大学期间,叶企孙师从威廉·杜安,以及诺贝尔奖得主、高压物理创始人珀西·布里奇曼,于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网络图片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叶企孙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后于1929年创立清华大学理学院,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叶企孙陆续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著名学者到清华任教。 网络图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企孙与清华一起转移至云南昆明,在新创立的西南联大担任理学院院长。 后来成为中国科学界栋梁的“两弹一星元勋”、诺奖得主及院士们,很多是在这段时间被叶企孙培养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叶企孙曾经“不拘一格降人才”,当时仅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在熊庆来的推荐和叶企孙的支持下进入清华,后被叶企孙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而当时本科尚未毕业的李政道,也是在叶企孙的破格提拔下,前往美国进行深造。 抗日战争结束后,叶企孙随清华大学一起回到北京。 1948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那时,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台湾,作为物理学界泰山北斗的叶企孙是他们着力争取的重要目标。 然而,在叶企孙好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苦苦劝说下,叶企孙拒绝前往台湾。 他说:“我们搞科学要纯粹,本身跟政局没有关系,国民党的走与留与清华园无关。” “不谈政治”,正是叶企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座右铭。 1949年春,北京迎来和平解放,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担任新一届清华大学校长,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的校务工作。 1949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的叶企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叶企孙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之中。 1950年8月,叶企孙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现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叶企孙被调至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同时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常委委员。 1956至1967年,叶企孙主持编写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基础科学物理部分中磁学分支学科规划和自然学史部分规划。 在这段时间,叶企孙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物理学及相关学科培养了无数才俊,而这些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陆续成为了中国科学界的顶梁柱。 如果要在“中国物理学教育”这个词条旁边备注一个人名,我认为应该是叶企孙,没有他,中国物理学教育也许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这位“不谈政治”、眼里只有科学与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科学教育家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十年。 1967年6月,从未加入国民党的叶企孙,被指控为国民党中统派遣潜伏在清华、北大的特务。 指控叶企孙的罪名,与冀中抗战时的一起冤案有关——熊大缜案。 熊大缜是叶企孙心爱的学生,抗战时期,因为敌后根据地缺乏技术人才,熊大缜自告奋勇前往冀中地区,却被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是国民党的特务,后来被错误镇压。 解放后,叶企孙为平反熊大缜案多方奔走,不但毫无进展,甚至在文革时期被怀疑为熊大缜的同谋,进而遭到了批斗。 于是,如同《三体》中荒唐的一幕出现了: 这位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物理学奠基人,为中国科学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头戴“反革命分子”高帽,颈挂沉重的牌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被惨无人道地审问、批斗、凌辱,甚至拳打脚踢。 在经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非人虐待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度产生幻听,甚至精神失常。 由于长期被戴高帽、挂很重的牌子,叶企孙的身体被压弯到90度而无法恢复,因长期跪在地上被批斗,他的双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 在多次被审讯、批斗、被迫写认罪状之后,叶企孙被送往“黑帮劳改队”进行关押。 幸运的是,叶企孙没有如叶哲泰一样,被当场群殴而死。 由于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也足以让他以“中统特务嫌疑”的身份遭到隔离审查。 后来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两弹一星”功臣的钱三强遇到了自己的恩师、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的叶企孙。 怀着巨大悲愤的钱三强向叶企孙问好,却被叶企孙“赶跑”了——这位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开山鼻祖,直到此时,依然像当初那位老师一样,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不愿他被自己所牵连。 叶企孙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当时,他的学生杨振宁、林家翘、戴振铎等人多次提出要去探望他,均遭拒绝。 1977年1月,这位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物理学泰斗,由于长期遭受非人待遇,终于不堪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悄然而逝,留下的,仅仅是清华大学物理楼墙壁上的一个讣告。 叶企孙去世后的十年间,他的学生们为让他获得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 叶企孙终于被平反了。 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宗师,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提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 1995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铜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学楼。 网络图片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曾这样评价清华物理系的发展,以及他的恩师叶企孙: “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在1921年聘请密立根(R.A.Milkan)教授去主持校务后,不到10年成为世界的名校。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相比,但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比美国差多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能把一个新创办的物理系,办成为全国第一流,现在看来,在发展的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我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的加州理工学院相比美的,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的。” 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说: “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为个人考虑。他终身不娶,视学生如儿女,对所有青年的关系都非常亲切。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学工作者,团结大家,协力做好工作,我们怀念他,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自愿捐款设立这个奖。我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笔奖金的钱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种心意,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奋发上进。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说: “叶企孙先生为中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叶企孙对国家突出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两弹一星方面 。” 这位曾遭受极大不公正对待的伟大宗师,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应有的尊敬。 后记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并不是什么“伤痕文学”的创作者,但我认为,只有铭记那段疯狂的岁月,才能阻止那一幕幕时代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那段荒唐岁月,与叶企孙同样遭受不公正对待而死去的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也许没有走上战场,却同样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最伟大的英烈,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历史不该被遗忘,记忆也不应被抹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近日,中国多起学术论文引起争议,包括“公鼠怀孕”实验、马克思主义推翻相对论等。违背科研伦理和常识的研究项目为何频频出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科学家追名逐利,一切科研为党服务,缺乏自由、开放的科研氛围,加上学术不端成本极低,导致科研荒诞不经。 中国科学家“公鼠怀孕”实验涉嫌违反伦理道德 不久前,中国科学家发布研究成果,称已打破自然规律,成功进行雄性老鼠怀孕并产下幼鼠的研究。随后“公鼠怀孕”实验等相关词条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 在这项中国海军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实验中,研究团队将雄鼠和雌鼠连接起来,以血液交换供养雄鼠生殖环境,再将子宫和胚胎植入雄鼠体内,最终胚胎发育,雄鼠成功诞下10枚幼鼠。 据多家媒体报道,“公鼠怀孕”实验涉及违反科研伦理规范问题。相关论文6月10日于BioRxiv期刊预印本上登出,但尚未正式发表,也未经过同行评议。迫于压力,该论文作者近日已提交撤稿请求。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张荣佳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PubPeer上发表声明,解释说研究团队只是为了好奇而做实验,希望外界“不要将本次研究与人类联系起来”。 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在生物、医学领域,国际学者在开展研究时会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简称IRB)的评估和把关,谢田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缺乏监管。 谢田说:“我记得我看到过(男性怀孕)的类似研究,这种是不符合人间伦理道德的研究。同样,在生物学领域,老鼠也涉及伦理。在正常的国际社会中,如果研究涉及到用人做研究对象,马上会有IRB的审查,来看是否会在道德上造成影响。中国应该也学习了、仿造了这种模式,但是否真正执行,还是个问题。如果政府刻意违反人伦道德(支持研究),是另一个问题。” 这不是中国科研第一次试探伦理道德的底线。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及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一对双胞胎胚胎进行基因改造并使这对双胞胎成功降生,该研究的伦理审查可能涉嫌伪造,引发世界震惊。迫于国际学界压力,中共当局成立调查组,南科大及其他机构均否认为贺建奎提供研究资金。最终贺建奎于2019年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虽然官方表了态,但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声誉已被破坏殆尽。 迎合上位者 社会科学研究也是重灾区 不仅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频频出现荒诞的研究项目。河北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研究项目宣称,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推翻误导物理学界和人类认识世界基本方法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个重大障碍。”该项目日前被推荐入选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新闻一出,引发学界哄堂大笑,中国网友也一头雾水。有人评论说:“爱因斯坦的棺材板压不住了。”“我狠起来连太阳系都能推翻,反正我脸都不要了,还有什么东西是推翻不了的?”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科学界已经失去了求真的目标,各个出版社、期刊均由党领导,接受宣传部统一管理,投稿体系出现严重审稿漏洞,使得经不起推敲的伪科学笑话屡屡公之于众。 夏明说:“中国现在整个科研风气是为政治服务,而在政治的虚荣和上位心的指导下,这些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由利益驱动,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论文审稿过程,往往以政治为标准,所有的文人都变成御用文人,想尽一切办法论证政党或领袖的某些结论。” 夏明表示,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迎合好大喜功的心理,搞浮夸放卫星一时盛行。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发文“亩产万斤”,虚报夸大粮食产量,而现在中国学界为迎合当局的意识形态,也出现了“科研大跃进”的倒退趋势。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与第一名美国旗鼓相当,同时,中国SCI论文被引用次数也持续走高。 但现实是,截至2020年7月,世界范围内共有23425篇SCI论文撤稿,其中来自中国的有10303篇,中国论文撤稿占世界44%,位居第一。撤稿论文多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撤稿量排名前三的学科是物理学、基础生命科学和生物学。据撤稿观察网站的标注,近三年,被撤稿的中国SCI论文约六成是因为剽窃和错误。
澳洲媒体调查记者报导,中国军方科学家数年前曾讨论将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冠状病毒武器化,并在一份文件中概述他们的想法,文中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生物武器。 周末澳洲人报(The Weekend Australian)查证后报导,这份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家和中国高阶公卫官员在2015年所撰写;美国国务院官员调查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起源时,于去年5月取得这份文件。 文件中形容SARS冠状病毒预示了“基因武器的新时代”,还说它们可经“人为操纵成为新兴人类疾病病毒,然后变成武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释出”。 澳洲人报调查记者马克森(Sharri Markson)新书“武汉真相”(What Really Happened In Wuhan,暂译)将在9月由哈波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发行,书中论及COVID-19起源的相关调查研究,也提到上述文件中披露的事。 Exclusive: Chinese military scientists discussed weaponising SARS coronaviruses five years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a document that also predicted a third world war would be fought with biological weapons. @lukedepulford @JackHHazlewood @rpotter_9 https://t.co/9XTBODdHGL — Sharri Markson (@SharriMarkson) May 7, 2021 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和澳洲国会情报及安全联席委员会主席派特森(James Paterson)认为,这份文件引发外界对中国在COVID-19起源资讯上缺乏透明度的严重关切。 这份文件所列的18名作者当中,有些是中国公卫和军方高层,包括中国防疫单位前副主任。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国防大学追踪系统,其中10名作者是与西安空军军医大学有关的科学家和武器专家,此校的国防研究水准被列为“非常高风险”,包括医学和心理科学研究。 文件中也提到美国前空军上校安斯可夫(Michael J. Ainscough)有关冲突模式和生物武器的研究,作者们据此推断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生物战”,而且致胜的核心武器将是生物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