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现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3年底，在中共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四个月、去职两个月之后，一拖再拖，习近平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董军，一个外界并不熟悉的名字，刚从中共海军司令员职位上卸任。资历不深，称得上大爆冷门。 有人认为，习近平打破惯例，首次任命出身海军的董军出任国防部长，意在应对台海战争和南海战争。董军先后担任北海舰队副参谋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看似在海军方面履历完整，但他多数担任副职，最后才摊上一个正职，证明他的军中生涯并非专长战争；长期置身海军机关而非备战前线，更可能是军中监工或特工出身。董军曾担任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该部队性质不明，十分神秘，或为海军中的监军。 如果意在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火箭军（导弹和核弹部队）和战略支援部队（高科技、太空和网络战部队）的军头岂不更为合适？相反，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高层已遭大清洗、大换班。前者已经公开（如李玉超等），后者相信不久也会公开（如巨干生等）。伴随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出事的，还有空军出事 — 前任空军司令丁来杭遭下狱。新任国防部长来自海军，原因之一，或是只有海军高层还没有出大事，并非因应台海战争或南海战争。 那么陆军呢？中共国防部长通常出自陆军，此次打破惯例，自有来头。当10月底当局宣布免职李尚福国防部长的时候，呼声最高的继任者是刘振立，现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之前任陆军司令员。但当时笔者就判断，习近平信不过刘振立，因为刘振立是张又侠的人。在军方高层或中央军委委员中，只有张又侠和刘振立具有实际参战经验，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后续中越战争中，刘振立是张又侠的部下。两人既是战友又是上下级关系，称得上关系“很铁”。相信刘振立的升迁过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张又侠的提携和举荐。 但李尚福出事后，张又侠却遭牵连。因张、李先后担任装备发展部（总装备部）部长，习近平下令倒查六年（腐败问题），故意避开了张又侠的任期，而只查李尚福的任期。但装备发展部的集体腐败问题，绝非源自李尚福任内、而肯定源自张又侠任内，甚至更早。除了李尚福是张又侠的继任者，看看12月底遭人大除名的九名将领中，就有三人属于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饶文敏，火箭军装备部长吕宏。这些人都与张又侠相关。老张可谓灰头土脸。 习近平已经不再信任张又侠，但张是政治局委员、军委第一副主席，也曾为习近平夺权立下汗马功劳，习近平不便对他下手，但却日益提防、排斥，故意用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予以牵制，由何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意把张边缘化。刘振立既是张又侠的人，习近平不可能不防。果然，呼声最高、传闻甚广的刘振立出任国防部长之说，最后没戏，代之的，却是一匹黑马出线，即海军司令员董军。 习近平信不过刘振立，但他信得过董军吗？奥妙正在于此。董军来自远离北京的海军，在北京和高层没有人脉，与现有的七名中央军委委员相比，资历最浅。须知，在七名中央军委中，国防部长排名仅次于军委主席和两名军委副主席，位居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军纪委书记之前。董军突升国防部长，但与其他人相比，他既非中央军委委员，也非中央委员。习近平任命他，何止打破惯例？实为无视任何规矩，随心所欲，恣意而为。 于是，如同秦刚一样，董军也将在短时间内连升三级：国防部长（已升）、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这两项职务应在2024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上落实）、中央委员（将在一再推迟召开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落实）。秦刚连升三级（驻美大使、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在外交系统引发羡慕嫉妒恨，出事后，该系统一片幸灾乐祸。董军连升三级，在军方高层引发的，也必然是羡慕嫉妒恨；若将来出事，也必然激起一片幸灾乐祸。 另外，如同李强一样，董军一上任，就面临被完全架空的尴尬。国防部长已经是虚职，没有高层人脉和左右手的董军，更加被虚位化（或仅沦为一个发言人，即与美国对话，代习近平传话的发言人）。这正是习近平所要的。如果说，习近平担心军方高层有人发动政变，相对拥有实力和人脉的刘振立和张又侠可能，但董军的可能性就相对小得多。 从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是习近平信任董军，不如说是他不在乎董军。放弃刘振立而提拔董军，习近平的出发点和苦思极虑，不是军队的进取，而是他个人的安危。换言之，习近平选中董军，并非以事论事，而是以人论事。仍然是权力斗争的戏码。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星期一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进行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西北工业大学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NSA未对中方指控发表评论。情报专家指出，美国情报单位不会将所搜集的信息转交给本国私营企业，这是美中情报工作的关键不同之处。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奇虎360星期一（9月5日）发表报告说，美国NSA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简称TAO）对中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网络攻击”，控制了“数以万计的网络设备”，并窃取“超过140GB的高价值数据”。 报告说，西北工业大学今年6月发布声明称，该校遭受境外网络攻击。报告说，研究人员初步判定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行动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下属部门TAO。报告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TAO的全球密码中心地点，机构设置，并将矛头指向目前担任NSA网络安全总监的罗伯特•乔伊斯（Robert Edward Joyce），称其指挥了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入侵行动。 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毛宁在9月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一报告“揭露了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的又一个实例”。她还说，美方长期对中国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音监听，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线定位”，但没有给出具体依据。 美中两国之间就网络间谍活动正在展开越来越激烈的口水战。最近迹象显示，中国开始直接点名具体的美国政府机构，称其对中国政府进行网络入侵。美国方面则指责中国的情报活动超出常规做法，窃取他国商业秘密让中国企业牟利。 曾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任职数十年、乔治·华盛顿大学讲师托马斯·帕克（Thomas Parker）说，美中两国都在寻求从对方获取对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 “从我对国际法和惯例的理解来看，这种做法并不违法。”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 但帕克指出，美国两国情报工作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政府不会窃取商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信息，但中国却在这么做。 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大多数国家实施间谍活动以确保国家安全。相比之下，中共还采用‘全社会’的方法窃取外国技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经济财富。” 西北工业大学直接隶属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航空研究领域。在中国被誉为“国防七子”之一。美国政府说，西北工业大学参与了无人机、水下自主机器人和导弹扩散项目的开发。自2001年以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将该校列入“实体名单”，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美国、借此次网络安全报告称美国“贼喊捉贼”，但在非法获取技术方面，西北工业大学并非白纸一张。一名中国公民去年4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承认，涉嫌非法采购并让西北工业大学非法获取价值10万美元的美国原产货物。这名名叫覃树人（Shuren Qin）的中国商人承认非法向中国出口美国制造的水下听音器，今年9月在波士顿被判处两年监禁。 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在他所建立的间谍案统计数据库中，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涉嫌4起美国经济间谍案。 他说：“我们看到，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向产业界转移了相关信息。但美国没有（此类）章程和机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办法公平地向产业界转移信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于竞争的产业市场。” 埃菲迪米亚德斯说：“ 中国的情报体系利用国家的权力、以商业目的去进行搜集，以此建立产业、主导产业。因此，这与美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2021年2月，一名中国公民杨林（音译，Lin Yang）被控电汇欺诈和向美国政府机构进行虚假陈述，隐瞒其与西北工业大学的联系，以欺诈方式获取18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拨款，以从事医学技术研究。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今年7月份说，中国的目标是“洗劫”西方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最终主导关键产业。 他去年对美国媒体说，美国政府动用庞大资源调查2000多起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案件，FBI平均每10个小时便启动一项与中国有关的调查。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高级分析师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对彭博社表示，中国对美国网络攻击的具体指控有所上升，美国应该具体指明中国间谍活动行为性质。 她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重点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活动是不正常的——超出了大多数情报机构所为。” 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方此次的指控不予置评。 埃菲迪米亚德斯说，不公开讨论情报事务是美国情报界的标准做法。他说：“中共的问题在于他们是病态式的说谎者。中国共产党经常指责西方从事间谍活动，指责西方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负责。他们如此大声和频繁地提出这些指控，反倒让人无法确定其中哪些是真实的。”
加拿大国家实验室被解雇的科学家邱香果曾和中国解放军少将陈薇有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陈薇还因研发新冠疫苗在中国获得功勋表扬。加拿大专家表示，此事实再次证明加拿大当局对学术科技研究成果太过大意，很容易导致中国窃取机密资讯。 加拿大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在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和中国进行合作交流的深度恐怕比外界所知的更复杂，因为加拿大媒体发现，邱香果曾经和中国解放军将领 – 陈薇共同对埃博拉病毒进行研究，两人是把在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分别于2016年和2020年发表。但在研究过程中和论文发表上并没有提到陈薇是解放军少将和军方的生化病毒专家，她仅被描述为一名在北京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的博士。 三名曾参与有关研究的加拿大科学家表示，不知道陈薇的真正身份，邱香果也没有跟他们透露她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 后来证实，陈薇是解放军少将、还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陈薇领导的团队研发出中国的新冠疫苗而获得习近平的表扬。 最早发现陈薇和邱香果关系的是加拿大作家伊莲·杜瓦(Elaine Dewar)，她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多方调查，其中寻到了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实验室和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紧密关系，上个月出版了最新著作《100 年来最致命大流行的起源》。伊莲·杜瓦说：“中国靠着加拿大等国帮助建造了最高级的武汉第四级实验室，陈薇当年做的埃博拉研究是在温尼伯做的，换句话说，温尼伯成了中国军方科学家的实验基地，我不明白渥太华是怎么想的，实在无法令人接受。” 联邦卫生部以隐私条例为由，拒绝透露陈薇是否曾进入最高级别的温尼伯实验室，但发言人强调，所有进入实验室的访客均须通过政府订立的保安程序。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沃德·埃尔科克(Ward Elcock)认为，联邦政府太大意，即使2015、2016年时加拿大和中国关系并未恶化，但也不应该与一个政权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分享敏感资讯。 加拿大兰加里学院护理系教授邱丽莲说，中国非常喜欢和西方学者合作，千人计划就是有目的性培养的，而加拿大推崇学术自由，不太干涉学者研究，但这些研究设施和学者的薪水都是纳税人出的，属于国家资产，还是需要额外谨慎才是。 “可能中国会要求他们，我给你钱，你这个研究是属于中国的，因为中国的风气和加拿大的学术自由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想要做研究、想要成名，可能就卖给中国了，他们只是利用了加拿大的实验室。加拿大在自由学术的风气里面，要开始去思考怎么样才能保住属于加拿大的资产。” 邱香果和科学家丈夫成克定在2019年7月被逐出温尼伯国家实验室，2020年1月被解雇，但渥太华不愿说明两人被解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