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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技师学院的大学生技师班已经办了15年,入学的人里不乏“985”“211”等名牌大学毕业生。从技校再次毕业后,他们重新审视这段经历,对于“学历重要还是技术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技校里的“大学生班” 和陈愉聪的采访约在了周三傍晚的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这是他一天中少有的一段空闲时间:刚上完白天的课程,一天8节常规课,一个小时后又要开始晚自习;晚自习在8点半结束,陈愉聪通常会继续在教室里待到十点多,熄灯后才回来。上学的一年里,他用了30多个A4本子手绘练习电气线路图、机械零件图和液压气动图,设计超过300张图纸。最初,他画一张图需要半个小时,后来慢慢缩短到15分钟。 只看这样的作息制度和学习强度,很难想象陈愉聪是个24岁、本科毕业两年、有过一年工作经验的人。如今,他是青岛市技师学院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学的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班上一共23名同学,全都和陈愉聪一样,在大学毕业后又回技校读书,希望学一门手艺。 图片《奇迹笨小孩》剧照 青岛市技师学院是当地一所技工院校,主要招收初中、高中毕业生。2009年起,学校开始举办大学生技师班,至今有将近400名毕业生,其中有本科学历的人大约占三分之一,不乏“985”“211”的名校毕业生。第一年创办时,学院一共有3个专业开设了大学生技师班,后来因为专业调整、报名人数波动等原因,只有机电一体化专业在15年里从没中断过。和普通升学的学生不同,大学生技师班是两年学制,除去就业实习,真正在校授课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这一年里,他们要学完普通学生四年半的课程,也正因此,陈愉聪总有一种紧迫感,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很满。 在这个专业里,学生会先从认识最简单的电气机械液压气动开始,慢慢地能识读、绘制、设计电气线路图和液(气)压系统原理图,逐渐能动手安装接线、编写程序并构建复杂的控制系统,能分析、检修、排除复杂机电设备中的故障,然后到企业实习半年到一年。毕业后,大多数学生会进入汽车、橡胶设备、智能制造公司或其他科技公司,从事电气、机械安装与调试、仪器仪表等机电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班主任徐丕兵从2009年起就负责大学生技师班的授课工作,他观察,这些年里,技师班有不少学生进入中国中车集团、海湾集团、水务集团、高校软控等大中型企业,和他保持联系的毕业生大多已经成了企业技术骨干,月薪在10000块钱甚至15000块钱以上。 当时,大学生技师班创立初衷是“帮应届毕业生学一门技术”,但15年里,有工作经历的往届生反而成了主流。徐丕兵观察到,有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认清自己和社会的需求。来这里之前,许多学生做过办公室文职、房屋中介、外卖员等工作,“他们会发现,每个职业都可以‘让人吃饭’,但不一定能‘吃一辈子饭’。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很多职业会慢慢被替代,所以想回来学一门傍身的手艺。” 徐丕兵在给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上课(作者供图) 市面上有琳琅满目的技术技能培训班,长则半年、短则一两个月就能拿到一本职业证书。相比之下,青岛市技师学院设置的两年学制显得有些漫长。徐丕兵觉得,这两者的受众群体是不同的,“短期培训更适合企业里的工人。他们有行业基础和企业认知,只是在自己岗位上遇到瓶颈,到技校学习后能突破某个技能点。”徐丕兵说,如果是企业工作经验不足3年,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学制性教育才能帮他们系统学习,为将来走上技术工的道路做铺垫。 2009年,大学生技师班刚开办时还是个全新的事物,社会上的讨论铺天盖地,“为什么要办?”“大学生回去读技校,有必要吗?”类似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年。徐丕兵还记得,前些年来学习的大学生里,有很大一部分人害怕被亲友知道,不愿意出现在媒体报道的镜头里,“害怕丢人,觉得技工院校还是低人一等”。但最近几年,许多人都能坦然地和媒体聊起自己的想法和选择,采访中,一位毕业生告诉本刊,“面子是最不要紧的,有养活自己的本事才是正事。” 碰壁与出路 重回技校之前,不少人已经在社会里摸爬滚打过,才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技校,寻找一条可能的新出路。 徐丕兵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级学生袁靖。1987年出生的袁靖是山东人,2009年,他从山东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毕业。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袁靖毕业时,国内的就业机会相比前几年萎缩了许多,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很难找到对口工作,他的同学有人继续攻读研究生,有人选择考入体制内单位,做一个与本专业无关的岗位。 袁靖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他从小在农村长大,“上大学前基本没出过村子”,父母也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袁靖打算,“趁着年轻多去尝试一下,看自己适合做什么”。 图片《我是余欢水》剧照 他跑了6个城市,换了十几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济宁的一家电动车厂的文职岗位,工作内容是整理文件,比如收集资料整理一份《作业指导书》,教流水线工人怎么使用机器、怎么生产操作。“其实我自己都不会操作,就对着抄一些说明书罢了。”这份工作持续了半年,袁靖觉得太枯燥,又去塑胶厂做文职、当销售、创业开手机店,时间全都不长,最短的一份工作甚至只做了两三个月。按照亲戚的建议,他也考过两次公务员,都止步于面试环节。 其实,拿着“985”的本科毕业证书,袁靖想要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并不难。2010年左右,他在东莞一家工厂做办公室工作时,一个月的工资能达到2000元——当时,在东莞租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只要200多元,这个薪水比在老家当公务员的同学也高出不少。 但袁靖对未来充满危机感。“公务员会慢慢升职、涨薪,我这是不长久的。”在办公室里,他的工作内容依然是最简单的资料整理、文件传达、签字手续。后来,办公室又招聘来新的大学生,工作内容与他相差无几,“我都快30岁了,除了文凭,有什么比别人厉害的地方吗?以后为什么不再招个更年轻、更能加班的人代替我?”在东莞的工厂里,他也接触到许多一线流水工人,他们看似灵活地操作机床,实际上只是周而复始地按几个按钮,有的人很快离职了,又有新的一批人顶上,真正能升职的只有技术工。 “一定不能一直干那些重复的基础工作了,随时会被别人顶替,还是得有一门傍身的技术。”2014年,亲戚给袁靖发来了大学生技师班的宣传,里面恰好提到了本科生学技术、就业有保障等。 袁靖有些心动。他和家里人提起这件事,父母没上过大学,对四个儿女的选择从不过多干涉。更何况,走南闯北四五年,袁靖的社会经验丰富,父母也不太担心他。他还记得刚到东莞时,当地治安条件不好,有一次自行车被偷了,袁靖愣是靠自己在周边小区里搜寻,要了回来,“没办法,我上班要用的,我跟对方说,‘你要是不还给我,我现在就动粗了。’’” 考虑了两个月,袁靖特地跑到青岛市技师学院考察。当时正是假期,他看到教室里不仅有黑板,还摆放着机床、电器设备,这正是他想象中“学技术”该有的样子,“我只问老师一个问题:我已经27岁了,来这里到底能不能学到东西?” 图片《未生》剧照 和袁靖相似,陈烨2014年从长沙理工大学的工程管理专业毕业,这是湖南当地一所不错的一本院校,陈烨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企业里的办公室文职。“那时候年轻,心态浮躁,听别人说当销售能挣得更多,也不管自己合适不合适,就过去了。”但保险销售明显不太适合内敛的陈烨,只干了不到一年,陈烨就转去应聘连锁餐饮店的管理人员,最终也是草草收场。 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陈烨身边有从事工程建设的亲戚,那几年发展得如火如荼,“当时也在宣传‘大国工匠’精神,我觉得如果能把技术学得精,是个好路子。”在网上看到关于大学生技师班的广告,打电话和徐丕兵了解情况后,他又考虑了一个月。“26岁,已经折腾不起了。我担心两年的时间够不够?能不能学到我想要的效果?两年后出来,会不会还是和现在一样?” 陈烨是福建人,家里人更希望他能尽快安定下来,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学校再上两年学,——还是一家技校,听起来是个小众又不稳妥的选择。虽然最终说服了家人,陈烨也担心自己两年之后的结果,担心听到亲友质疑自己“能力不行、大学没学好、逃避工作”,两年里,除了最亲近的人,他没向更多人说起此事,只是笼统地说“在青岛进修”。 如今回想起来,陈烨觉得,当年决定花两年时间学技术,更多是想逼自己跳出频繁辞职的惯性,选一个方向扎下来,“如果能坚持干下去,许多行业都能有好的发展。但我当时的跳槽已经有了延续性,干脆换个思路,把自己所有的后路斩断——‘我一定要通过技术就业’,正好技术的天花板也很高。破釜沉舟,就干这一回。” 带了多年大学生,徐丕兵发现,能不能调整好心态,是大学生能否在技校坚持下来的第一步。这里更适合已经有过工作经验、下定决心要重新学技术的往届生,“有些学生有误解,觉得考上大学就一定要坐办公室、考上了师范就一定要当老师。但现实的就业市场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们心理上会觉得很挫败。学校很难给他们抚平创伤,只是在学生已经认清形势、确定方向后,提供一些帮助。” 徐丕兵在给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上课(作者供图) 能在技师班里留下来的学生,必须能快速适应环境,有沟通交流能力和分工协作能力。“入学初期的一体化科程,有些大学生存在不好意思动手、不乐意动手的情况。”徐丕兵说,技校不像大学念书时,可以一个人埋头学习,这里的教学模式以分组实践为主,每个组4~5人,一起动手操作,技校里的年轻学生也和大学不同,“他们很有活力,有的爱化妆,有的打球,像一个大舞台。如果一个大学生没有好的沟通能力,总是带着本科生的‘光环’,格格不入,很难长久地待下来。”15年里,徐丕兵班上学生的背景越来越多样:最早大多是理科、工科毕业的学生,最近几年,新闻学、法学等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也在增加。 学历和技术,谁更重要? 从社会重新回到学校,他们要适应的第一步是生活节奏的转变。青岛市技师学院是半军事化管理模式,一个宿舍住8个人,每天清晨6点起床后,被褥要叠成豆腐块,全班统一出早操、喊口号、吃饭,开启一天的课程。普通学生在下午三点半结束课程,大学生技师班要“加班”到五点,匆忙吃完饭,再继续晚自习。 六年的课程浓缩到两年后,大学生技师班的课程多,体系也和普通班级不同。徐丕兵说,在开发课程时,学院会尽量让每一门课程之间相互关联,课程间衔接紧密,“比如要培养一个智能制造技术员,我们会从设备载体的方案论证、设计、加工、装配开始教学,到控制、拖动、运行,让学生不局限于掌握施工前的技术方案论证和设计加工制造,而是熟知智能制造的全领域知识。”另外,大学生技师班配备的教师都曾有过企业工作经验,讲课时,尽量把企业里的标准和技术难点搬到课堂上。 图片《何者》剧照 无形的压力始终笼罩着这个特殊的班级。采访中,每一位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都提到,“心里比较急”。陈烨就读的那两年,班级里也有技师学院本部直升深造的学生,年纪最小的和他相差了七八岁,而他们已经把基础知识全都学完了。第一学年结束的暑假,许多企业会到学校和学生签订实习协议——这很有可能预示着一份正式工作,他们必须按时学完课程,才能不错过这个关键的节点。那时候,袁靖还要在周末挤出时间到市区里的辅导班做兼职,“年龄摆在那,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当作自己是来上学的,还跟家里要生活费了。” 虽然起步晚,大学生们的进度却没落下。本科时打下的基础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袁靖只用了半学期就把理论课程全都自学完了——他在高中物理和本科的课程上接触过电气最基础知识,不过更重要的是以前形成的理解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学起来新知识也很快。”袁靖形容,大学和技校的学习是“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区别,“在大学里学开汽车,要先从汽车运作最基本原理开始学起,知道每个环节的运作原理;在技校里,把车放在这里,你只要能开动就可以了。” 他们更需要老师指导的是动手实践环节。上课的教室很大,前半部分是正常的课桌和黑板,后半部分摆放着几张机床,配电柜、继电器一应俱全。老师讲完基础理论后,学生马上开始上手实操。 2016年,袁靖从技校毕业。有了以往的经验,他不再像“无头苍蝇”般乱窜,盲目地投简历,“这回不是随便给我一份工作就行,我很明确就是要干电气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她还记得,2009年毕业时,自己在人才市场看到许多企业打印出一长串用人的技能要求,“都是要真刀真枪上手的”。而他本科学习的全是理论研究,除了有毕业证书,几乎什么动手操作都不会。到了第二次毕业时,“企业说起工作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我起码都知道,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会’。” 图片《县委大院》剧照 不过,袁靖觉得,大学文凭仍是他的求职敲门砖,“没有本科学历,估计企业也不会要。” 他成功应聘到了苏州一家工业机器人制造生产企业,从机器人销售、编程和调试工作做起。短短一年里就得到了晋升,又逐渐升为公司的技术主管,带领20多人的技术团队负责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和销售。和一些同事相比,他的技术和理论水平更扎实、新颖,袁靖后来发现,“有的人可能不是专业研究机器人的,但他们进入行业的时间太早了。2010年前后,工业机器人在山东还是个新事物,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企业就大规模研发了,最早进入行业的一批人很快成了顶梁柱。” 陈烨觉得自己变得更务实了。他在2019年毕业,接下一个offer,薪资不到一万,如果考虑物价的上涨,它和陈烨在2013年第一份工作差别不大。“毕竟刚毕业没什么经验,不可能一下子拿高薪工作。先找一个公司安定下来,积累两三年的技术经验,后面再做其他选择。” 从技校毕业时,他拿到了一本技师证,靠着它和本科毕业证书,陈烨才找到了这份满意的工作。“我自己感觉,市场上其实还是比较看重学历。无论是简历筛选还是企业的第一印象,学历都是第一关的敲门砖。但现在也有很多内推的机会,因为企业意识到,学历是一方面,一个人能力经验的积累也很重要。内推机会受学历的限制比较小,相当于放宽学历要求。” 工作五年后,陈烨已经是成都一家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再回忆技校学习的经历,陈烨觉得,大学生技师班更大的作用是帮助他们打开新的职业领域。“技校里教授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并不高深复杂,甚至只能算是行业里的基础知识。但如果没来技校学习,我可能永远不会主动接触这一行的知识,也没有契机和勇气转到光电科技行业。现在这份工作的入门门槛不高,总得先有能力迈过来,才能谈发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1 凌晨一点半,飞机低低地掠过一片片灯光闪烁的海岛,那是黑沉沉的菲律宾海上,散落的珍珠。在43岁这一年,我决定远赴菲律宾学习英语。 网络图片 在去往菲律宾的飞机上 过去一年,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两鬓全白了。建筑摄影和撰稿曾经是我主要收入来源,凌晨三四点拉着一堆设备赶往建筑工地等待黎明是常有的事,被朋友戏称“摄影民工”,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近年地产业下行,新楼盘的拍摄需求减少,收入骤降,但每个月只是房贷加社保就近万元,留给中年人的时间和选择已不多。 除了能吃苦,人到中年的我好像没有任何竞争力,重新规划人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我决定重拾英语,争取去加拿大读个就业率高的硕士学位。欧美国家年龄歧视要少很多,即便我再读两年书,毕业后重新工作应该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 菲律宾诸岛官方语言是英语,近些年,日本、韩国在菲投资了教英语的语言学校,相比国内每月费用两万左右的培训班。菲律宾的学校价格只有一万出头,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除了经济实惠,还能顺便感受一下异国文化,很难不让人心动。 寒暑假以外是菲律宾语言学校的淡季,我在网上搜集信息,竟然还找到了位于菲律宾沿海城市宿务的A校,宣传信息显示A校由韩国人开办,学费不仅每月不过6000人民币,淡季还免食宿,唯一不好的是学校规模较小。 于是,我裹着羽绒服从北京出发,等到下机,扑面而来的已经是湿热的气浪。 机场距离A学校十多公里,深夜时分,出租车在矮矮的楼群里穿行,偶尔闪过一树树暗紫色的三角梅。二十多分钟后,出租车转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胡同,碾过坑坑洼洼的水渍路面,停在一面紧闭的深棕色大门前。这就是A校了。 来之前,听说学校在富人区……要不是有学生经理接机,我会立刻怀疑司机图谋不轨,虽然我兜里比脸还干净。 网络图片 凌晨三点到学校 铁门打开,学校是L型两层小楼,与一排单层建筑围合出一个不及两车道宽的狭长院子,五十步到头。绿漆地面,四把红色遮阳伞,几张白色桌椅板凳置于其下,沿宿舍楼阳台种着几棵棕榈树。应该是全部课余活动空间了。 我住4人间,推开宿舍门,黑暗中有南方普通话传来,“赶紧睡吧。”我说“嗯嗯,被子在哪里呢?”另一个口音的汉语响起“没有被子,只有床单。”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躺下。空调冷气逼人,不得不把刚脱下的羽绒服又盖在上身。 一个想法涌上心头,这里都是中国人?看来我期待的全英文环境不太可能了。后来我才知道,A校一共40多个学生,3个来自俄罗斯,据说是为了逃避服兵役,4个来自越南和沙特,余下的都来自中国。 2 早晨七点,奇怪的韩国音乐把学校吵醒,鸡鸣伴着狗叫在墙外此起彼伏,如果不是嘈杂的汽车喇叭声,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个田园牧歌的乡下。 网络图片 每个学生都要在八点前去自习室完成单词测试,A校是半斯巴达模式,不参加测试将会被禁足一周,课后和周末都不能出学校。测试很简单,把备选的20个单词填在相对应的释意后面,不会的可以查字典。来迟的同学会把测试纸拿到餐厅,边吃早饭边做题。学校餐厅提供韩餐搭配当地饮食,大酱汤,辣白菜是标配,偶尔有大米粥,齁咸,吃起来倒是快捷。 两周后我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些行色匆匆的同学们的身份:他们中有倒闭寿司连锁店的老板,美术培训机构的投资人,已经拿到加拿大签证的宁波商人,失业的高管和软件工程师…… 早晨五点半,栋梁醒来了,六点,他已经拿着手机去院子里背单词了,就坐在红色的遮阳伞下。1983年出生的栋梁给自己定的任务每天要记10个新单词,他最早记住的句子是 “where are you from?” 熟悉之后,他告诉我,“我从农村的初中毕业,到现在25年了。那时候英语满分150,我考36分。”栋梁可以说是零基础来学英语,他把自己“钉”在这个迷你学校,与英语死磕 “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扇自己两巴掌。” 同学们说起他,是那个“深圳开花店的老板”。来菲律宾学英语前,栋梁在深圳开了8年花店,再之前,他是网约车司机。花店行情最好的时候,刨除房租水电,全家的吃穿度用,一年还能落下20-30w。我们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消费降级对栋梁的小店影响非常明显。“以前情人节99元的玫瑰能卖10束,现在人们不买价格贵的花了。”2023年他只有“母亲节”和“三八节”赚了点钱,今年情人节,栋梁的花店只卖出去了一束玫瑰。 花店是夫妻店,栋梁每天和妻子要忙碌16个小时,收入却越来越少,夫妻俩总是吵架,最激烈时,妻子连说了5次要罢工。 生活焦头烂额,留给中年人的选择越来越少,他还有两个孩子,栋梁听说西方蓝领工资高,有了去国外打工的想法,哪怕是洗碗送快递。他也听说过走线,但是栋梁并不想穿越大半个南美和雨林,“太危险了。”听说日本签证可以直接去墨西哥,他下功夫申请了日本5年签。 2023年10月,栋梁将花店交给妻子,独自一人来到菲律宾学习英语。 网络图片 自习室学习的学生 在A校,我们每天七节课,上午8点开始第一节课,每节50分钟,其中四节一对一口语课,三节小组课。 课程分ELS(简单英语)和IELTS(雅思),ELS课程围绕购物,问路,吃饭等日常生活场景。中国同学们多数选的是ELS课程,侧重练习听、说,正好与我们的“哑巴”英语对症。 白天校园的院子非常安静,但一旦推开一对一教室走廊的玻璃门,嘈嘈杂杂的声音就会将你包围,恍惚走进了某个农村大集。每个教室都在热烈的交谈,抑扬顿挫的中式英语有时候会让忍俊不禁。笑起来眼角小鱼尾欢快游动的中年人,嘴巴张成各种形状,跟着年轻的老师一板一眼的纠正发音,我也一样,学习“iron”的发音时,练的脸部肌肉发酸,舌头都要抽筋了,对着App发音还是识别错误。好不容易蒙对一次,三分钟后又找不准舌尖的位置了。 网络图片 小组课上更热闹。学校也有被家长带来学习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上课。鬓角斑白的同学和5岁的小朋友一起,总被小朋友抢答,年长的学生脸上挂着尴尬,一边羡慕一边唉声叹气。我对小组课是又爱又恨,一开始基本听不懂,有时候老师讲了几分钟,我还不知道在课本的哪一页。后来我就轻声跟读老师讲的课,发现说一遍比只是听一遍能更好的理解。 中年人学英语的热情还不止于此,我把手机和电脑都调成了英文系统,装了六、七个学英文的App,每天刷题,打卡单词,在多个APP之间切换。同学没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讲英文,我只好缠着菲律宾门卫尬聊。学校院子里的遮阳伞下,课后总能看到一两个中年人,抱着手机念念有词。每天傍晚还能看到一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戴着耳机,低头盯着手机咕咕哝哝,在院子里来回绕圈,那也是在背单词。有的单身女生招数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她们下载了国际版相亲软件,只与说英语的异性聊天,如果离得近,就约见面,主打浸润式学习,全方位创造英语使用机会。 3 A校白天不准出校门,晚上有宵禁,10点后不能出入,沉重的校门整日紧闭。在这里待得久了,大家都会有种被困在监狱的感觉,白天一整天课,晚饭后稍可放松。在暑热消散后的小院,三两个同学常常聚在一起聊天。也是在这里,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更多伙伴们的故事。 网络图片 旭汝和我一个小组课,是吊在七零尾巴尖儿上的高材生,华东理工本科,上海大学硕士。离开职场的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常常趿拉着拖鞋去上课,平时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上课却从不含糊。有的同学选择逃课,旭汝一节没落过。 旭汝过去在新能源领域的上市公司工作,2023年2月份离职前,他还是一个年薪50w的副总经理,从几百万的小项目到上亿的大项目都带过。曾经为赶工程进度四天休息10小时,全靠红牛续命,也曾因为被甲方刁难,到母亲墓前躺半天,平复情绪接着干。 旭汝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新能源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他原本想认认真真把公司做好,但后来他逐渐明白老板不想通过销售来获得效益,企业基本是在亏本运营,主要靠漂亮的报表融资。当时招聘他进来也是为了定向增发。“其中一次,股价一个月涨了100%,企业卖出,赚到真枪实弹要干几年的钱,却把全部股民套进去了。” 2023年二月份,旭汝被裁员。在此之前,他已经有预感。一月底开始投简历,到三月份旭汝已经投了一两千份,得到了三次面试机会,但都无果而终。再后来,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优秀的人才积压越来越多,我们是被挑选的。”旭汝的语气中透着无奈。 原本的企业骨干,家里的顶梁柱,忽然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存在。抑郁、失眠、刷手机。中年失业让旭汝像一颗被甩出轨道的星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老婆并不会催我去找工作,但是每次买东西付款的还是我。”随着旭汝的叙述,遮阳伞下的人群陷入短暂的沉默。他并不孤单,正经历着同样迷茫和阵痛的人一抓一大把。 “唉,我还不是一样,一个月没等到一个面试电话,当时都怀疑电话是不是欠费了…… ”程序员南郑把刚抽出来的烟弹回烟盒内,长长叹了口气。 一头浓密的黑发让南郑看起来不像个标准的程序员,90后的他日常黑T恤,白净还带着婴儿肥的脸上总挂着随和的笑容。2023年3月份之前,他已经在上海一家中小型上市公司工作三年。熬过了刚入行的适应期,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游刃有余,甚至是有点清闲。只是工资不算很高,“够花够玩儿,每个月存不下太多钱。” 南郑想换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没多想就裸辞了。他以为投完简历不超过一周就能找到新工作,刚毕业还没任何工作经验时,一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个面试电话。但是现实让他措手不及。 第一周,没接到一个面试通知。第二周,增加了简历的投放量,还是没一点动静。半个月过去了,他开始海投,一天甚至投上百个。 南郑一个人住在嘉定的出租屋,每天醒来,先抓过手机看有没有面试通知,但总是一无所获。他觉得自己心态要崩了,“晚上一个人拎瓶啤酒,马路边一坐,挺难受的。”他停了社保,开始领取失业金。喜欢的电子产品上新也不再关注,游戏不再充值,外卖改成自己买菜做饭,烟抽得更凶了,但是从二十元一盒换成了十元一盒。 在不了解整个行业走势的情况下离职,南郑被动卷进浪潮之中。 为了突围中年困境,A校的中年人们殊途同归,都选择了英语。 在旭汝大半年的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人事常会问他英语怎么样,好不容易有一份外派欧洲的工作,面试时又因为语言被拒。如果英语好,会不会就能找到工作了?旭汝决定重拾英语。一方面是逃避当下找工作的焦虑,另外是继续学习会让自己有至少还在做事的安慰。 南郑报名了菲律宾高校IT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上网课也行,但是必须在菲律宾停留够一定时长,南郑索性来到A校学边学英语,边修学分。到菲律宾两个月后,家人打不通南郑电话,微信联系时才得知他已经离职,正在国外学习,没有多问,给他转了2万块钱,算是一种态度。 “听说南非有需求。”这就是英语带给南郑的希望。 在场的另一位女性是80后的慕岚。来菲律宾之前慕岚在上海一家4S店收购二手豪车。前三年负责宝马,每年成交量两百多台,她自己的工资也一路上涨,最高时一个月3w有余。 2022年前,很多年收入三四千万的客户到年底提一台宾利能抵一百万的税,对这些富裕之人,买豪车成了常规选项。但是疫情之后,这样的客户几近消失,二手豪车行业在下坡路上快速坠落。 去年,慕岚手上还有八台库存三个月的二手车,比收进时跌了三四百万。 她是个单亲妈妈,一个人在上海打拼,9岁的儿子跟着外婆在合肥读书。离家在外本是为了工作,现在工作也不行了,她于是辞职回到合肥,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慕岚觉得不如给自己一个gap year,“好好想想。” 慕岚一直很坚强。当年领完离婚证,她直接收拾行李,买了张去西藏的火车票。在无人区露营那天晚上,她坐在篝火旁,看着星空,在脑海里把自己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细细过了一遍,眼泪打湿了一卷纸。相比之下,暂时找不到工作还能扛。 “旅行可以治愈我很多不开心。”去年,慕岚在东南亚四五个国家旅行。潜水,帆船,皮划艇。旅行过程中,慕岚想,如果会英语,去发达国家找工作也是一种选择。她是背着皮划艇来到的A校。 4 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每周都会有新生入学,也会有同学离校,每周五的散伙饭是少不了的仪式,宿务的街头,这群异乡人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A校的学习,从一个月到五个月不等。慢慢的,同学们都学毕离校了。之前梦想着学好英语去国外打拼的我们,无一例外,最后还是回到国内继续挣扎。 网络图片 旭汝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长时间的职业空窗加重了他的抑郁。他还在投简历,开始偏向于有英语要求的,在去菲律宾之前这是他不敢想的,但是,面试机会并未增加。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起了网约车。南郑回了老家。往年,他总是在除夕前一天才能返乡,带上给父母和侄子、侄女的礼物,与家人开开心心欢聚一堂。今年虽然父母未敢多问,他还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除了吃饭,即便有客人来,他也不出去。栋梁也放弃了出国做蓝领的打算,回深圳继续开花店,唯一不同的是,他保持了在A校的习惯,每天5:50起来背单词,还要叫上小儿子一起。 慕岚也回国着手找工作了,目标是老本行,钱少点没关系,离家近就好。划皮划艇不方便,她开始骑自行车,“戴上耳机,车子蹬到三十迈,两边的人呼呼过去,就觉得自己飞过了这个世界。” 回国后我还是老样子,为当下的温饱寻找写稿拍摄的选题,我很少大笑,避免了眼角的皱纹堆积更多,也怕太大声惊醒了眼泪。我再次把鬓角一片片的白发用海娜粉染红,试图从视觉上暗示自己,衰老,它不能那么轻易把我碾平。 网络图片 宿舍玻璃上映着房间的门,像平行时空里还有新的出口 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走哪一条,依然迷雾重重。“旺族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莫不是无奈之举。没有躺平的资格,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像拳击手上了赛场,即便被生活揍的鼻青脸肿,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得爬起来,继续扛着。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