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贺）清明回大陆为其亡父扫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湾家中。未来是否会被正式逮捕，谁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愿，朋友间虽然广为流传这条令人郁闷焦急的消息，但谁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体登了这条消息，尤其是李戡（台湾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谈了与我有涉的“事实”，我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小八旗”出了位大视野的掌舵者 这些天我反复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与出版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有关？因为距离出版之时已有四年，期间富察亦回过大陆，希望不是完全因为我那本书。但从八旗出版的所有书来看，惹祸之由少不了这本书。所有媒体消息都谈及：富察在台创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看了这个书单，会以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导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国现状的政治，但其实这只是规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视野的部分成绩。这家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不计其数，比如谈美国社会衰变的《西方的自杀》、《国父的真相》，前苏联崩溃前后的《列宁的坟场》、中国历史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尤其是多达21卷的《兴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规模之小，甘冒市场风险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独具慧眼，基本不会考虑。我曾在脸书上写过，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曾经是三联书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时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书数量上也无法与八旗相比。 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或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这些书标识的是出版者的眼界与专业精神。我由衷地认为，富察是个非常优秀的出版专家。如今专家可以自封的年代，“专家”的份量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但我很少这样评价过他人，在我眼中，出版专家与合格的媒体专家应该具备两大基本素质： 一、眼界与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如今的媒体，遑论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修罗场，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包容异见，只要不合主流媒体政治正确的标准观点，绝无发表可能。但作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他观点接近的书，他出版；与他观点相左的书，只要有价值，他也愿意出版。有些书的观点比较另类，但他认为是种探索，哪怕无利可图他也愿意出版。现在的出版者与媒体不少已经忘记一条： 出版业与媒体类似，都是社会公器，如果只接受观点趣味相同者，最后只能办成同人平台或者成为某党派宣传机器。 二、市场定位要准确，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优秀者才能胜出。如今互联网时代，偏好纸本阅读者越来越少。美国的企鹅与蓝登书屋曾是美国出版业的两大翘楚，都因面临压力经营日艰，于2013年合并，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但富察却在台湾为八旗文化出版撑出了一片只属于他的蓝天。在各种介绍富察与八旗的文字中，我认为他自己写的《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写得最好，里面他谈了自己走过的路、曾经的思考，最后告诉读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为导向，传播知识与思想是其志业，这样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纪以前，虽是少数，但不算稀缺；如今这年代，是稀缺之宝。任何社会都应该珍惜。出版《红色渗透》这本书，就我而言，是将被搁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报告增补修订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几乎没考虑政治方面影响，只是觉得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在此之前，他并不了解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来龙去脉。 李戡所谓“诡异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贺，你到底是谁？》一文中提到这次诉讼，其中专列【诡异的官司】一节，原文说：“李延贺说他自己和何清涟被旺中告，之后双方和解，而旺中承认有这起官司，也承认告了何清涟、出版社和总编辑，但强调没告李延贺，一场官司，居然能发生这种“被告各表”、“总编辑各表”的情况，实在是诡异至极！”并说台湾媒体人多引用我的书谈旺中集团，导致被告。 李戡对事件的叙述与事实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没列为被告的原因非常简单：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对方律师以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为诉讼主体。《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真相》一书出版后，遭遇中时集团的诉讼，律师诉状中所提四处“诽谤”，来自于该书第五章“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书中都列有引文出处，均来自于台湾媒体历年报导，最早的见于媒体有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蔡衍明提告，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奇怪。但后来对方律师提出一条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这是重点所在。 出于对出版者负责，我将四条资料重新核查后并将全部连结再次提供给富察，说这些文章发表已经多年，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数万，远比我的书发行量大，如果说本书对他造成了伤害，那他在文章发表后数年内没有反应，非得等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诽谤”？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几次有关书的演讲，其馀与你无关，更与诽谤无关，为什么作为诉讼条件提出？请贵出版集团的律师驳回这条。过了几个月，富察来信，说对方要求和解，并附上旺中律师代拟的和解书，以下是富察来信： 何老师，上封邮件提及，对方律师提出我方发出声明，即可撤告，并提供声明范本（但可修改），如下： 声明书 声明人何清涟所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2019.03)书籍，承诺于书籍改版时，其刊物文字内容针对“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扰处，改以其他中性词汇代替，往后亦与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此致 蔡衍明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人：何清涟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极简单： “同意和解。拒绝此和解书。蔡衍明霸道惯了。台湾人惯的。” 我不认识李戡，作为他文中所言“诡异的官司”之当事人，写出这段事实，只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希望他今后论人与事时，以事实为基础。 就富察而言，他重视的是这本书的开创性，因为台湾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书重点。当时无论是我这位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没想到出版后在台湾竟然会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我对富察说，对2020台湾选情的影响，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红色渗透”这头在台湾存在已久的“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却不说破。我的书只是让台湾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罢了。岂有文章倾社稷，北京当局如果要为这本书迁怒富察，实在太牵强。 关于我在台湾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因为去过台湾两次，每次都被会议、活动挤得满满，连台湾风光都未能好好领略，这次我想要几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张清溪与张锦华教授也有他们的一些安排，必须尽量考虑。但还有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与富察及两位张教授毫无关系，是在演讲现场有机构派人听会，在会场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挤出时间安排的，我们并未告知富察。还有一场到美国驻台办事处、民进党中央总部的会面，我因没有时间、太累而婉谢了。旺中集团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当然不是他们集团有此需要。这次当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问，富察也不知道。我这人不从事政治活动，在那些会面、演讲中所言，其实尽在文章当中。 崛起的中国政府胸怀依旧狭窄 富察是位优秀的出版人，在中国多年，泯然众人。但到台湾这个与中国相比狭窄得多的图书市场，经历过初期的困顿与失败之后，不仅立足其中，而且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高度认可，成为台湾出版业的重镇。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质之外，应该说台湾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他。我相信还有无数优秀的人才，都在中国这个压抑人性的环境中泯灭。 世道有如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与我的母国中国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因为出版《现代化的陷阱》等书而被迫辞国，但我观察评论中国，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我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而远走美国，但在他去世之后，我能写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这个系列，用腐败、开放、相对宽松来概括。但是中共政府显然没有从这个“凡与我党不同意见者皆为异类，虽远必诛”的陷阱里爬出来，尽管GDP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多年，但并没养成世界第二大国应该有的包容气度。 惩罚富察，中国政府当然是想造成“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当局显然没考虑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判定世界“东升西降”、要与美国一争雄长，通过国民党问鼎台湾总统宝座促成“和统”大业正在进行时，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将是致命的。国民党的“和统”之所以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乃因距离产生美感，总觉得中国不那么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为出版了几本疑似违禁大陆之书而被逮捕惩罚，此情此境，难免不让台湾文化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产生联想：和平统一后，台湾人将失去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进而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共支持国民党为竞选总统而做的所有努力与文宣将因富察事件而化为乌有。 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的运气不错，国内诸事不顺之事，正逢美国政治严重衰变，俄乌战争成了俄罗斯与北约集团消耗僵持之局，中国成了得利的渔翁，中俄关系易位。 一鲸落，万物生，单极世界终成多极，习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之良机。但要真想抓住机会，中国也得拿出大国气度才能让他国景从。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让台湾铁了心倒向美国，不如让台湾保持中立——俄乌战争缘起乌克兰不再中立，这是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北约出于面子不肯承认，一直在仔细观战并小心行动的北京，应该早就悟出这点。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香港政府18日中午发布公告，宣布位于台湾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自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公告未说明原因，但港府回复指此安排与台湾疫情无关。有消息传出，相关决定与香港主管无法取得台方签证有关。但台方反驳这个说法。 据中央社援引港媒报导，有消息称，香港驻台经贸文办之所以暂停运作，原因是主管一直空缺，而空缺的原因是无法取得台方的工作签证。 但台方强调，上任主管在1、2年前任期结束返港后，港府一直没有派出接替人选，也没有向台方申请相关工作签证。 目前在台的4名香港驻台经贸文办人员，除了有1人的签证将在6月到期，其他3名人员的签证都还在有效范围内。 台湾陆委会18日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对于港府做出暂时停止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台湾）运作的决定，均予尊重。但香港在台办事处是依据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共识而成立，并已运作多年，港府单方面做出此一决定，“我方甚感遗憾”。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18日发新闻稿称，港府关闭办事处之举将有碍台港交流，且未能考虑香港在台人民的利益，甚为可惜。国民党呼吁民进党政府不要流于口角之争，应有实质对策。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法学博士、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港府的声明反映是政治理由作出此决定，质疑港府是否暗示台湾同样要暂停营运驻港办事处。他预计未来双方关系只会愈渐冰冻，不会好转。 翻查过往资料发现，台港两办人员不获发签证的问题早已出现。2018年，驻港的台北经文办处长卢长水任命至今已近三年，但港府未发工作签证，至今无法就任。2020年7月，其代理处长高铭村工作签证效期届满，被指疑因拒签“一中原则”切结书，签证未获准延期，以致16日被迫返回台湾。 同年7月20日，驻台的香港经贸办人员亦不获续发工作签证。
香港城市大学近来传出有意改名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的消息，近九成师生表示反对。香港城大学生与资深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校名去掉“香港”两字有融入大湾区“去香港化”、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一旦开启先例，教育服膺政治将不利于大学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也将失去办大学作为社会良心的意义。 香港媒体报导，香港城市大学在日前教务会议上，有委员建议将校名改为“华南大学”或“南洋大学”等名称，引发学生社群广泛讨论。城大学生会以网路问卷收集逾3000名师生的意见，结果有高达九成八的人持反对态度。城大则表示，与会教授普遍认为目前校名不能反映城大近年的学术与科研成果，但改名一事尚未定案，会保持开放态度、持续沟通。 一位不愿具名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校生王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城市大学在2020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名中挤进世界前50，排名第48，仅次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说，香港城市大学是一所好大学，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打从他入学开始，校长一直是台湾人，有段时间系主任也是台湾人，连图书馆馆长都是台湾人，因此城大有一段时间有“小台湾”之称。此外，城大的学者教授来自于世界各地，其国际化程度就像是香港本身的缩影，“我们以这个学校为荣！” 学生：改名是政治表态与效忠 然而，当听到学校欲改名为“华南大学”、“南洋大学”的名称后，王同学说，他感到很悲伤也很遗憾，可以看到在港区《国安法》通过的背景之下，有部分的学者甚至是城大的高层附庸香港中国化的趋势，在学校名称做起了文章，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是一种政治表态、政治谄媚跟政治效忠。 王同学说：“听到消息后感到非常错愕，因为华南这两字我首先想到的是武汉肺炎爆发的华南海鲜市场。虽然香港现在的政治情势不好，但大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独立的精神，因为大学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个是捍卫学术自由跟独立的三个基本原则。作为学校一分子，我们对于学校有感情，也对这个名称有感情，所以当然不希望香港城市大学当中的‘香港’两字去掉，因为‘香港’两字所代表的意涵，是一种历史的精神，也是一种现实的意义。” 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介绍说，城市大学想要改名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香港城市大学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城市大学”的名称在很多国家可能是二流的大学，所以校方对这个名称不太满意。第二个因素是香港城市大学跟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经费较为充裕的研究型大学不同，政府希望城市大学跟理工大学一样，成为一所应用型大学，但城大校方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因此希望改名。 香港的大学融入大湾区？ 郑宇硕表示，大学改名本来无可厚非，但港区《国安法》通过后的时机点、传出改名为“华南大学”、去掉“香港”两字，确实可能有向中共政治表忠的意图，就如同前几天有超过3万名的香港警察自愿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的成员一样，“华南大学”的名称也是有意将香港的大学融入到大湾区里，以“大湾区”为主体，“香港”这个名称就会削弱了。 郑宇硕说：“现在这个时机要改名为华南大学等等，当然是有点迎合中共中央意图，就是要香港融入大湾区这样的规划有关的。所以除了它（香港城市大学）自己特殊的原因以外，也有它愿意迎合中共中央的意思这样的考虑在内。” 城市大学王同学表示，香港大学过去也有改名的历史，比如香港教育学院改为香港教育大学，这是升格；提供遥距课程的香港公开大学为了改变形象改成香港都会大学，“人家是越改越好，那我们这个是越改越差。”他认为，香港城市大学的改名是在《国安法》下，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人人表态效忠，大量外籍学者出走的背景下而生，跟上述两所学校的改名不可同日而语。 他还说，南洋大学的提议更是离谱，香港跟南洋扯不上关系，香港不是新加坡，新加坡已有一所南洋理工大学，若城大改名为“南洋大学”易生混淆。再者，如果校方认为“城市大学”的格局太小、不够国际化，那么改成“香港寰宇大学”不是更好吗？ 他并说，令人诧异的是，对于城大改名一事，内地中国学生的反应比香港本地的学生还要激烈，他说，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到香港念书就是看上香港大学良好的学术声誉和世界排名。据他所知，校方高层讨论改名时，表达最强烈反对意见的就是研究生会，而研究生会主要就是由中国学生组成，他们认为改了校名之后，会影响到毕业证书在就业市场的“认受性（legitimacy)”，将不利于职场竞争力，“在这件事情上，中、港两地的学生显得比较团结一致”。 分析：移除港英标志 城大改名只是开始 香港时评人桑普认为，城市大学的改名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他担心不出几年时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可能都会去掉“香港”开头的两个字，以移除港英时代或香港的标志，改为中国方式命名的“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的名称，现在看起来有类似这样的痕迹。 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甚至你看到最近（中国）清华大学有人声称主张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很多校友来抗议，已经成为有种文革色彩。这个（城市大学）改名既有‘去香港化’的问题，也是趁着中国新一波文革复旧，去成为习近平朝代的一个标志，露出他的肌肉来建功立业、改名换姓，用这个方式来去彰显他（习近平）权力的傲慢。这种情况我觉得香港只会不断的发生，如果真的成功的话，可能是刚刚开始，可能花几年时间，香港的大学都没有‘香港’开始的两个字了。” “习近平希望整个香港就是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从教育开始。”桑普表示，中共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欲将香港大专院校中国化、去香港化，把香港的大学视为与广东中山大学同类的地方层级大学。具体的操作是将学校的院长、校董会替换成自己人把持，他说，校董会早已开始进行，而且大获全胜。除此之外，中共还要“拔桩”，将不是自己人的院长全都拔掉，因为院长管辖到每个院系的人事，图书馆可能有些书籍未来也无法继续存放，学生会成员及其家人受到生命威胁，也只好辞职解散。 学者：办大学的意义是要当社会良心 政治压力造成了学界寒蝉效应。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可以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两家校长比较主动积极跟学生对话，但后来或许是感受到中共的政治压力，每一所大学校长都不敢出面表态支持。但在运动初期，当其他大学校长还愿意出面时，城大校长就已神隐不见人影。 郑宇硕说，虽然香港大学里仍有一些个别的老师愿意表达对人权与民主的重视，但毫无例外，他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李静君就被中共官媒围攻，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大学学生会也饱受压力，很多过去两、三年在学生会积极活动的学生都受到起诉；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还因明确表达支持反送中立场而遭校方打压，总体请辞。他说，香港现在只有理工大学还有完整的学生会，其他大学的学生会都在政治压力下消声匿迹。 郑宇硕说：“从这一点你也看到了学生运动所受到的压力，你也看了大学管理层所采取的立场。事实上，我作为一个香港过去一个大学教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名称上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大学校长、大学管理层有没有风骨，有没有坚定立场要当社会的良心，要为社会讲话，支持学生学会的活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你这个大学只是懂得怎么迎合政府，怎么争取经费，怎么提升国际排名，这个就把办大学真正的意义忘掉了。”
美国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盘奖励将于4月26日举行。以香港“反送中”运动为题材的影片《Do Not Split》（《不割席》）入围本届奥斯卡，但香港无线电视（TVB）却在29日发出决定不转播奥斯卡颁奖礼的通知。这是TVB自1969年以来，首次没有在其英文频道播放该颁奖礼，引发关注。 据英文传媒《The Standard》引述TVB发言人表示，TVB由于没有播放权(broadcasting rights)，强调“纯粹商业决定，今年我们没有购卖转播权”。 报导称，除TVB外，NowTV、ViuTV，有线电视及开电视均未获播放权。 “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的相关报导分析，以香港“反送中”运动为题材的《Do Not Split》（《不割席》），还有称“中国是充满谎言的地方”的华裔导演赵婷作品《无依之地》均入围奥斯卡，疑似触动当局敏感神经。 Our movie about the protests in Hong Kong and the aftermath – Do Not Split 不割席 – is nominated for Oscars for best short documentary. Hopefully it can contribute to create attention around how basic human rights are suppressed by Beijing @CharlotteCook @fieldofvision pic.twitter.com/puIEBKdB6E — Anders Hammer (@andershammer) March 15, 2021 据美国之音报导，中国中宣部曾要求官媒低调报道涉及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内容，并取消实况转播，相信香港52年以来第一次停播奥斯卡颁奖典礼与此有关。 按过去惯例，TVB会于香港时间4月26日上午在明珠台直播奥斯卡颁奖礼，晚上9时会重播。去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无线更取得独家播映权，声称是全港唯一电视台独家直播，但今年却低调处理，不排除是政治原因。
中共农民式的小家子气，面对外交困境，面对两岸关系的死局，突然出一招禁台湾凤梨，台湾农民当然蒙受一点损失。 中共为什么禁凤梨？就是拿凤梨来试水温，对台湾农民施压。大陆每年进口台湾的水果种类多数量大，对台湾农民来说，大陆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市场，打击台湾水果，打击的是台湾农民的生计。 中共禁台湾水果，希望台湾农民归咎海峡两岸关系的恶化，归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最好是农民起来闹事，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岛内政局动荡，这就证明台湾人热爱中共﹑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共统一全中国的国策反映了两岸人民的共同意志。 台湾政局不稳，岛内社会动荡，又将削弱民进党的执政，下一届总统选举，国民党又增加上台机会，若国民党上台，与中共深入勾兑，中共又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更打击民进党的生存根基。 禁凤梨只是一个信号，台湾输入大陆的水果品种还有很多，禁了凤梨，台湾还不低头，就再禁莲雾，再禁番石榴﹑香蕉，台农的损失陆续有来。 可惜禁令一下，台湾人同仇敌忾，岛内机构民众，个个大买凤梨，三两下就把禁令影响的数量抹掉了。香港人与台湾人唇亡齿寒，香港人被迫害，台湾收留我们的手足，现在台湾被中共惩罚，香港人也发起吃凤梨的行动，纷纷问:你今天凤梨了没?甚至日本人也掀起吃台湾凤梨的热潮，马上增加入口订单。原本对水果进口管理很严格的澳洲，也即时表示要与台湾重开入口台湾水果的谈判。 中共市场很大，但能大得过世界市场?大陆禁台湾凤梨入口，促使台湾出口商致力开拓世界市场。中共能把台湾所有水果都禁了吗?台湾水果全部不准入口，中国人永远吃不到台湾又平又靓的水果，最好中共把日本﹑韩国﹑美国的水果都禁了，那就天下太平。 台湾媒体有评论说，台湾今日的经济，根本不把区区的凤梨出口放在眼里，台湾现在高科技一片红火，全世界都指望台湾的晶片，先进手机﹑自动汽车甚至导弹卫星，没有晶片就死火。全世界十大晶片供应商，台湾占了三家，台湾更成为电动汽车﹑环保能源﹑精密仪器等国际供应链重镇。世界高科技公司纷纷到台湾设立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外资蜂涌而入，区区凤梨禁令，就想令台湾跪下，中共对付台湾，也就剩下这种小儿科的武器了。 中共糟塌大陆七十多年，至今钱多了，全党却还保留著“小米加步枪”那种小里小气鼠目寸光的“陋习”，那种农民式的笨拙手腕。自习近平上台后，国际国内遭遇滑铁卢，被人逼到墙角，又无计可施。本来指望拜登上台后，两国关系有望改善，现在看来，形势发展很不妙，台湾正在被美国扶植起来，未来会更强大更有自信，国际空间更广阔。 中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惩罚台湾，手上又没有太多武器，立心打一仗，自己底气也不足，想来想去，只剩禁凤梨一招，真是笑死人冇命赔。 台湾现在的经济实力，怎么会把区区凤梨当一回事？台积电生意都是以千亿美元计，外资流入也以百亿千亿计，台湾高科技生产人员短缺，工资急速上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凤梨问题根本是小菜一碟。更不必说，大陆市场没有了，世界市场扩大了，此消彼长，进帐有增无减，中共又能奈何得了? 台积电的南京厂，现在只能生产18奈米，美国厂已可生产5奈米，台湾厂今年生产3奈米，2奈米跟著来，1奈米也在进行式。现在要是台湾能供应5奈米晶片给中共，只怕习近平都要打躬作揖了。 中共眼看台湾掐住自己的脖子，眼红心急，正不知如何过日，把凤梨拿来玩弄一下，自我发泄而已，如此小家子气，也真是太不长进了。美国的高科技禁运正在把中共往绝路上逼，三五年后，中共经济﹑科技﹑军事都将被掐脖子，到时只有挨打的份，且看他还能猖狂到几时? 自作孽不可活，中共示范的，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全世界看笑话。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18日决议予以驳回中天新闻台换照申请，理由是中天新闻台违规纪录严重，且在2018年评鉴后，内控与自律机制失灵。而在换照过程中，中天新闻台虽然做出改善承诺，但不足以有效说明如何排除大股东蔡衍明不当干预的问题，该落实的附款也没有如实执行，考量过去违规状况，认为更难落实未来营运计画。 综合台媒报导，NCC主委陈耀祥在记者会表示，已经给过中天机会，中天新闻台2014年时因违规纪录多，有条件换照。而且2014年到2017年间中天表现正常，没有任何裁处纪录，2018年评鉴后，中天新闻台便累积大量违规，显见事在人为，外部介入新闻台的制播，才是真正大问题。 中天新闻换照未过 是否政治原因？ 中天新闻台换照风波引发全台社会关注。由于中天2009年被旺旺集团创办人蔡衍明收购，中天也被贴上亲北京媒体的标签。2019年3月，中天新闻遭举报报导大量韩国瑜的新闻，有失偏颇。NCC针对“三市长合体，天空出现凤凰展翅云朵”的新闻，违反事实查证原则，罚款100万元，并要求改正。而NCC此次不予中天换照的决定，也被质疑是否有政治力介入，以及是否涉及打压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 对此，陈耀祥强调，全案没有任何政治力介入。借此机会，要告诉所有要买媒体的财团大老板：应努力维持新闻自主。 他还说，没有人想去关新闻台，为什么每次换照时有重大争议的几乎都是中天？2014年附条件通过换照，已经给过它机会了。NCC不是审查各媒体频道政治立场，不是言论刽子手。台湾从来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中天一直说台湾只有一种声音，是对其他媒体的侮辱。 中天新闻台不予换照，意味着中天新闻台只能按执照期限、播出节目至12月11日为止。中天新闻台之后将不能在有线电视以及MOD平台播出，YouTube等网路平台则不受NCC的监管。 面对换照风波，中天新闻台表示，一定会提出后续法律救济程序；外界普遍预期，中天将提行政诉讼，声请停止执行。 400多名员工生计恐受影响 中天新闻台关闭影响400多名员工的生计。该台员工本月12日向总统蔡英文陈情指，近500名员工背后代表的是数千个家庭成员，认为这些家庭不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要求保障工作权。 据苹果日报报导，台北市劳动局科长施贞夙表示，中天新闻台是否遣散员工是假设性问题，她无法回应，如果一般事业要走遣散程序时，将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同一事业单位在60日内须遣散超过200人或一天内解雇超过100人，就必须提前大量解雇，在程序上公司必须先跟员工协商何时遣散及条件等。 如果遣散人数未达大量解雇，该公司仍要继续小规模经营，但解雇部份员工时，就必须在10天前通报；假设公司与员工在协商过程发生有分歧及争议，或劳动条件面临改变，才可能演变成劳资争议，届时才会启动劳资争议调解。 劳动局表示，目前对于中天新闻台未接获任何要求协助，一旦有任何劳资双方争议，劳动局将会进行协助了解公司对员工的安置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