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

医疗腐败

习近平力搬“新三座大山” 房产与教育搬了个寂寞

从7月开始据称为期一年的医疗腐败诊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压迫多年的中国公众本应叫好,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国内网络因为受控于官方,海外中文网络却出现了为受惩治者抱不平的声音。作为关注中国腐败治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是种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习近平整治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情况,这样便于理解整治医疗腐败的现状。 反腐:官媒叫好,民间与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说过,中国三大行业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无可救赎: 一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被赋予维护社会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体(民间称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塑造人类灵魂”(得名“眼镜蛇”);三是医疗行业,这个行业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医护人员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国的法律共同体腐败,从法院一系来看,已经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贪腐受贿案(2009年黄松有案、2017年奚晓明案、2022年沈德咏案)作为本时代法官腐败的铁证。这个共同体腐败难以惩治,原因在于权力太大,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舆论监督太空,纪委监督太晚”。医疗、教育两大行业则早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当中的两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看起来一样的负面评价,内里原因却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产意在抑房价,百姓痛惜家庭财富缩水 大概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将执政主题调整为解决民生,整治给老百姓带来沉重压力的“新三座大山”,先从房地产入手。 房价收入比证明中国的房价确实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中国平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已上升至9.1。据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报告,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六倍。许多城市家庭因购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于此,习近平发话: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过打击炒房让房地产市场降温并降价,让人们买得起房子。 但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相当高,抑制房价就伤害到房屋拥有者的家庭财富帐面资产。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96%。德邦证券2022年7月报告《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中称,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 73.8%;任泽平团队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这三组数据均高于全球主要大国,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堪称全球第一。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的数据,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为61.9%,加拿大为66.5%,英国为64.2%,法国为64.9%。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1%。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其实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这种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住户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压抑炒房,必然压抑需求,导致房价下降。这一来,必将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满,因为据2017-2021的历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帐面资产缩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买房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居住,其次是为了保值,更何况许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个钱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买上的,一旦房产贬值,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 以上就是习近平近年针对第一座大山——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导致中国人严重不满的原因。毕竟,在市场萧条期买房的是少数人,他们也不见得感谢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不会因整治这个市场而消失。 至迟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又开始专注发展房地产,为振兴房地产经济鼓与呼的文章时常见于媒体。 整肃教辅系统,最后整出了地下市场 中国教育这30年当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其中教育供给远远跟不上教育需求的变化。一二三线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长期倾斜投入养成的少数优质公立学校,大城市与省会城市一般也有优质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生源质量。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会投入大量金钱,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这就导致课外教辅事业非常发达。其结果就是有势力有钱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学校内外几乎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习近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于2021年开始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公办与私立学校同招,实际上是禁止私立学校提前招生“掐尖”)。实行两年后,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各地的优质民办中学,因为新政策下,这些学校不得以任何考试为依据招生,原则上也不能跨区招生,实际意味着不能再公然争夺优质生源了。 这个“就近入学、公民同招”确实有利于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华文化中,就算社会精英们有意见,但对这条教育改革,还真没法多批评。但清华、北大、复旦等优质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规教育之外,家庭竞争还体现在按钱提供质量的教辅上。上海消费者保护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岁孩子的家庭中,78.4%参加过课外辅导,只是按质论价,根据费用多寡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辅。习近平治下教辅行业遭遇团灭,这就是无视社会需求分层需要,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国,也是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学校保证教育公平,私立学校保证质量。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基于上述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宣称整顿教辅行业的目的一是为家庭减轻负担,为过度疲劳的学生和面对辅导费用的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遏制这个规模曾高达1000亿美元教育行业中被认为的“资本无序扩张”,但在社会上升管道依旧的状态下,无法扼止对教辅的需求。结果适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终须矫正。教辅行业虽然受到打击,但庞大需求仍然存在,据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国教辅行业整顿效果存疑 地下辅导班费用水涨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这篇报道中所言,通过对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几位家长的采访发现,许多家庭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增加了,面对面辅导课现在的开销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开始以来,今年这个暑假是中国取消防疫措施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急切想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的家长们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制度还在,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减负。 在习近平为中国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战斗中,对前两座大山——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整治,最后整了一个寂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医疗贪官被抓后,该如何养老?

最近,医疗领域的反腐风暴席卷全国。 而一位医疗女贪官被抓后,她的忏悔视频也跟着火了。这位女贪官在忏悔视频中哭着表示,自己贪腐被抓后非常后悔,自己五十几岁的人了,后面可能要坐一二十年的牢,出来后怎么养老? 看到这个视频后,很多人都懵逼了。 一个贪腐人员,被抓后不想自己的行为有多恶劣,不想着自己的行为害了社会上的多少人,而是想自己贪污被抓后出来还怎么养老,合着你这不是在忏悔啊,你这分明是在卖惨啊? 自己给社会造成了这么恶劣的影响,出来后还想舒舒服服颐养天年,这是觉得自己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吗?不然凭什么要老天这么眷顾你一个贪腐人员?‍‍‍‍‍‍‍‍‍ 只想着自己的养老,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那些掏空积蓄去看病,甚至为了看病最终被这些贪腐分子整得家破人亡的患者们,又该如何养老呢? 既然这些被抓的贪腐分子那么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那我就从我的经验出发,给这些贪腐人员支支招,告诉他们出来以后该如何养老吧。‍‍‍ 以下就是我想出来的贪腐人员出狱后的几个养老的方法:‍ 1、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或者把闲置的汽车拿来跑滴滴,然后把收入用来养老,这就是一种很不错的养老方式。 我之所以会想出这种养老方式,灵感完全是来自清华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许宪春: 我认为许教授说的这个方式特别好。 而且我们假设上面的那位女贪官现在是五十多岁,假设被关个十几年,那出来之后就是六十多七十岁,六十多七十岁,按照下面这位北大教授的说法,这个年龄,正是可以挖掘老年人口红利的年龄: 所以70岁出狱的这个年龄,按照这些专家们的说法,完全是正直年轻力壮的灿烂年华啊。 所以这些贪官出狱之后,只要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或者把闲置的汽车拿来跑滴滴,**这样灵活就业,其实就是一种很轻松的养老方式。** 2、还可以去拾荒,摆摊。毕竟很多权威媒体说了,老年人拾荒摆摊不仅可以赚钱养活自己,还很正能量。 六七十岁出狱,其实出来后完全还可以去拾荒或者摆地摊养老。这可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很多权威媒体说的。 例如这位91岁的拾荒老人,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资助他人: 这位老爷爷91岁了,都还能拾荒赚钱资助他人,你们这些贪官,出狱之后才六七十岁,这相对于91岁来说简直就是年轻人,所以有什么好焦虑养老问题的呢?‍‍‍‍‍ 还有下面这位老奶奶,都96岁了,还出来摆摊,这是多幺正能量的一件事: 所以说,一些贪官六七十岁出狱,这个年龄完全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所以只要出狱后去拾荒或者摆摊,相信你们一定能像权威媒体说的那样赚到钱,而且不仅能赚到钱,还能成为媒体口中正能量的代表,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3、还可以去炒股。 这个建议,我是根据著名媒体人胡锡进的经历想出来的。 毕竟著名媒体人胡锡进最近大张旗鼓的进入股市后,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自己在股市上赚到钱了: 实际上,胡锡进的年龄,也正好是六七十岁的年龄。 老胡一个六七十岁的人进入股市后,时不时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告知大众今天又从股市里赚到多少钱了,可见股市里的钱,还是很好赚的。毕竟胡锡进已经向大家证明了。‍‍‍ 所以,胡锡进都能赚到钱了,你们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所以出狱后,应该拿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冲进股市,这样很可能就能赚到一辈子的养老钱了,毕竟胡锡进已经向你们证明了,你们难道还不相信著名媒体人胡锡进的话吗?‍‍‍‍‍‍‍‍‍‍‍ 所以,如今这些被抓的医药领域的大佬们,出狱完全没有必要焦虑。毕竟养老这种事情,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只要你们相信专家、相信媒体、相信胡锡进,那你们出狱后肯定就能轻松养老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一场“性贿赂”的狂欢

医疗反腐,“性贿赂”成了最热的瓜。#医药代表性贿赂医生#的话题,阅读量达到了惊人的5.2亿,发布的媒体多达108家。 医生和药代(医药代表),这两个群体的从业人员,加起来至少超过600万人。媒体设计了一个猥琐的话题,然后一哄而上,将两个职业打翻在地,踩在泥里,任人践踏。 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各类关于“药代性贿赂医生”的小黄文,有“前药代自述”的,有“听朋友说”的,有“我有一个同学(邻居)”或“我有一个前同事”的,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龌龊的细节,内容劲爆,堪比限制级小电影。 平日里不敢谈性,压抑太久,一旦开了闸门,便是满脑子的马赛克,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 有自媒体大V,震惊体重现,把“震憾”“无T”“随时”一类吸人眼球的词汇全用上了,文章自然是妥妥的十万加。 又有某网络大V,用“性价比”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 性贿赂对于女性“性价比最高”,对于男性“性价比最低”。 也许在这位的眼里,以权谋私玩弄女性的衣冠禽兽,是可怜的受害者,无辜的“小白兔”? 世上最荒唐的,也莫过于此了。 中国的一些文人,一贯就是这副德行:纣王无道,妲己是罪魁祸首;安史之乱,杨贵妃就该死有余辜;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陈圆圆便成了红颜祸水,被千夫所指。 历史,就这样写满了荒诞和荒谬。让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背祸国殃民的锅,再骂上几句来装逼显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一些读书人究竟有多无耻,从这里可见端倪。 河南信阳,30余人向信阳市原公安局长李长根行贿以获取职务调整,也就是俗称的“买官”。 但是,李长根落马以后,向李长根“买官”的人,姓甚名谁,至今秘而不宣。而网上有消息称,那些行贿者,有一些甚至仍然在政法队伍中任职。 还是在河南信阳,上个月有媒体报道,一镇长涉行贿案件,还上了法院的判决书,然而并没有耽误他升官。媒体曝光了,至今也没有看到当地的回复。 湘雅二医院的刘翔峰,明明病人没事却说成是癌症,切一段正常肠子吓唬病人捞钱,媒体评论称“把病人当摇钱树,手段之卑鄙恶劣令人发指”。从丑闻曝光,差不多整整一年过去了,还没有看到后续责任追究的相关报道。 以上说的这几例,都来自媒体的报道。行贿受贿也好,医疗腐败也好,随便拎一件出来,都比所谓的“性贿赂”更值得关注。可再大的事,竟然都不如裤档里的这点事热闹。“性贿赂”成了医疗反腐中最热的瓜,是谁在有意带节奏? 而这场网络狂欢,正在异化,从女药代,漫延至对所有女销售的羞辱。女人,长得漂亮的女人,又背上了红颜祸水的原罪。 我去看了另一个话题,#全国多地公布涉医药领域腐败举报方式#,目前的阅读量,却只有少得可怜的400万,发布的媒体只有9家。这正常吗? 2021年5月20日,链家前董事长、贝壳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左晖因病去世,年仅50岁。 一些人在网上破口大骂,连“死者为大”的传统都不顾及了。 尽管在整个房地产链条里,中介是最低端的环节,但网络还是把对高房价的愤怒撒到了中介头上。 买不起房骂中介,赚不到钱恨资本,看不起病怪药代。 自古公公好威名,柿子专栋软的捏。互联网上的狂欢,从来就是如此。 我非常厌恶这样的狂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消失的他们

2014年7月底,云南省纪委的案头摆上了一份京城来的审计材料,马上要提拔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出问题了。 大半年前,国家审计署开展对18个省存量资金审计时发现,很多单位账上都是亏空,唯独王天朝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账上趴着的现金名列云南卫生系统第一名。 《白雪公主》里早就语言,七个小矮人挺快乐的,反而是条儿顺盘儿亮的白雪公主,死去活来那叫一个惨。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有个最大的供应商,他们从来不参与竞标,但却和所有中标公司签了三方协议,规定大家都得到这家公司进货。经手价倒也不贵,也就加个: 八成。 这家只有一年历史的公司凭啥这么牛?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是王天朝女儿开的。后来的调查里,王院长的房产超过100套,还配有100个停车位,被人称为: 双百院长。 马上就要被提拔为云南食药监局党组书记的王天朝就这样落马了。他是个好爸爸,但就是忙起来的时候容易忽略其他爸爸。 在王院长落马前,曾经被省里的很多老干部投诉过。有的是因为医院强制他们到指定药店买药,有的带着老伴看病,明明是要吸氧,医护人员却给吸上了二氧化碳,老命差点交代在王院长手里。 有位叫杨维骏的老革命,战争年代单枪匹马劝降过云南王卢汉,后来又把省里的白恩培送进去。这样的人跟王院长投诉,王院长竟然不搭理他。 那一年,云南落马了很多医院院长,媒体们说医药反腐大幕拉开。这一拉就拉了很多年,2020年,云南楚雄中医院院长杨本雷的家里发现了很多大药罐,打开一看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钱,由于放得太久,都发霉了。 据媒体统计,上月底至今,全国已经有接近200位医院领导落马。他们搞钱的手段,看起来和双百院长也没啥不一样。 大幕又拉开了。 1 当年举报王天朝的老干部们可能不清楚,为什么医院会强制他们去外面的药房买药。 上世纪90年代,外资药企进入中国,除了先进的药品,他们还带来了医药代表制度。这本来是个好制度,医药代表有专业背景,他们向医生宣传公司研发的新药,同时也收集医生临床反馈,用以改进药品。 蚝腩记得知乎上有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诞生不了爱因斯坦和霍金,里面有个高赞回复是: 他俩会敬酒嘛? 这当然是玩笑,科学家不用会敬酒,但医药代表就不一样了。 蚝腩看过一个统计数据,从2021年至今,广东前50名的药企,花了446亿在营销上,而研发费用不到30亿。这400多亿当中,有接近300亿是各种名义的“服务”“推广”“咨询”费用。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蚝腩有个干了很多年医药代理的朋友老张,讲了一些门道。 一款药要进入医院有很多环节。首先是科室,这往往需要科室主任点头。但有的科室主任不过问具体业务,就得找到科室副主任和开处方的医生。只要能达成合作,一张处方里三分之一就可以是回扣。 可问题是,医护群体是很难腐蚀的,他们以前都是学霸,刻苦多年当上了医生,天天背诵祖师爷希波克拉底的祖训,道德自律点很高。 深知这点的医药代表们只能从人性的弱点上下手。 和医生一起抽烟喝酒烫头都是基本的。如果还拿不下,就看看医生们想不想评职称,想不想发论文,想不想出国留学,甚至,孩子想不想上重点学校。 总之,是要想尽办法敬上这杯酒的。 只有医生端酒杯还远远不够,医药代表还需要搞定药房和信息管理部门。这样可以拿到最详实的处方统计信息,俗称统方。 后来统方被禁止,但医药代表们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就像文章开头里王天朝那样,医生会推荐大家到外面的指定药店买药,这叫院外统方。 当然,这是台面下的手段。为了进一步稳固利益联盟,还需要更多台面上的手段,比如学术会议。 有些医学界的泰斗,看不上一般的低端药代手段,这时就需要凭借学术会议把泰斗们请过来传道授业解惑。 当然,泰斗们时间宝贵,咨询费用一定要安排,但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医学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特别讲究传帮带和出身,这个不难理解,哪个老师不愿意提拔自己的校友和学生? 如果医药代表能和这些医学泰斗们搭上线,就意味着搞定了一家甚至多家医院的医生。 这些学术会议既然对大家都好,是不是要常开?广东医学会就规定,开学术会的时候,缴纳赞助费就可以指定医生给你站台。 这样的学术会,广东医学会一年开了500多次。 老张特别喜欢这样的会。2008年,他在浙江参加学术会议,招待标准是800一个人,很多医生不喝酒,经费实在用不完,最后大家一合计,迫不得已的医代们一人带走了一箱茅台。 就这样钱还是没花完,大家迫不得已打上出租车,围着城区跑了很多圈,才算把账都对上。 2 2013年,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李玉龙接待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王先生。 王先生开门见山地问李院长,咱们医院是不是要采购一台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他们公司刚好有。如果李院长点头,马上送上10万感谢礼。 李院长很好说话,让王先生去找检验科的胡主任。 蚝腩看过一位落马院长回忆说,医院新院区建设到哪一步,需要哪些设备,医药代表们总是能非常精准,踩着节点找上门来。 一位医院设备科的朋友说,医疗设备不同厂家都有不同的参数,同一厂家也有不同型号。医院采购时,首先要尊重临床意见,而不是像普通采购优先做价格选择。 因此,可以在招标时,直接按照内定中标公司货物的参数发布,私人定制。而后在招标环节,不符合参数的参标设备会被扣分筛选掉,由此让内定公司完美中标。 这样做的好处是,手续齐全,打分表,规则啥都有。不用找陪标公司,没有中标的公司也说不出话来,实现完美闭环。 就这样,李院长用这种方式,先后从医疗设备公司拿走了180万。 当然,江湖上还有很多规矩。几家市面上的医疗设备公司可以联合起来,表面上完全没有联系,事实上也的确分属不同实控人。但可以相互抬轿,价格至少翻一倍上不封顶,中标后大家按照比例分账。 中纪委此前公布过一个案例,3500万的设备,院长一个人就拿走1600万的回扣。而且采购设备,和维护是两条线。采购是一轮,维护又是一轮。维护涉及的相关零件更换,检修甚至可能超过设备本身的价格。 根据广东的那份审计材料显示,截至今年5月,广东省过去5年的10173笔大型医疗设备采购中,85%只有三家公司竞标或直接是单一来源采购。149家企业疑似为陪标对象。总涉及资金233.86亿元。 这些情况有关部门都知道。在不断的对抗中,很多医疗公司为了合规,会采取新的策略。比如包干制。 医药代表们会拿到超额的奖金和薪水,然后再用超出部分去做带金销售。出了事情,医药代表自己承担,公司自有规章制度在此。 这几天大家在网上看到,有广东医院发函,要求医药公司开除他们的几名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回复也很简单: 经查,一人从未聘用,一人早已离职。 我问老张,你干了这么多年,有人真的不爱喝酒吗?他说也许有,但不爱喝茅台的,他还真没见过。 3 一个学霸要想成为医生,别人读书,你在读书;别人毕业,你还在读书。别人娶妻生子,你依旧在读书。 好不容易熬到了实习,又是规培、各科室的轮转,实习,熬到30多岁,才能算是出头。而后还要不断学习,了解新的疗法、药品、阅读文献,撰写论文。 寒窗苦读,门诊看一个病人算下来,一分钟一块,还不如楼下Tony。即便成为了外科大牛,一场手术的收入也只有几千,还要好几个人分。 弄不好还会遇到医闹,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种医药倒挂的情况下,要求每一个医生抵御腐蚀,那就是不明白人性了。 在这张无形的网里,好像每个人都不那么舒服。 裁判文书网上有个案例。2013年,山东新泰医院作为医疗改革试点医院,被禁止药品加价。但医院不能没有药品收入。于是,医院找到一家央企医药公司,表示可以给他们供货权,但必须给回扣。 央企说我可是央企,你不能这样跟我沟通。最终,在医院的努力下,双方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每年都按比例分红,实现了共赢。 医院和药厂不想光明正大的赚钱嘛?他们也想,但是大家都无法走出这张网。 新药研发风险极高,周期很长,甚至可能完全打了水漂。而拿着仿制药,甚至传统医药新包装搞定医院的成本就要小很多。 有统计显示,去年我国上市医药公司里,超过38家营销费用占比超过50%。资本又不是傻子,账大家还是会算的。 医院每年的医保额度有限,花超了就要自己填坑。医生都是金疙瘩,你不给好待遇大家就跳槽去别的医院,这个账,医院的领导们也不难算。 人民网今天评论说,此次医疗领域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是动真格的。 类似的风暴,2006年和2013年都有过一轮。药企的合规建设,一步步被逼着往前走。但医生这边,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医药界一直有一个地狱笑话: “你认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公司的财税系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3绑匪意外立功 勒索10万扯出中国医院五千万弊案

2018年,中国破获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万人民币的医院弊案,《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此案的破案关键,竟然是3名绑匪的功劳!  《中国纪检监察报》11日指出,2017年2月,广西来宾市卫计委主任科员韦树峰,因为怀疑来宾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方收贿,于是计划黑吃黑海捞一笔,他伙同另外2人绑架周方,最后成功勒索10万人民币;事后韦树峰担心周方爆警,还要求周方写下承认收贿的内容。  2018年3月,韦树峰等3名绑匪因为抢劫罪被捕并判刑,警方也调查到周方当年承认收贿的证据,追查之下发现周方从2005年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在医疗设备、药品、耗材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取近20名医疗行业商人财物。来宾市人民医院高层也有样学样,跟著院长一起收贿,案外案就这样被扯出来。  该案之后又牵扯出数起相关弊案,共有76人遭惩处,最后涉案金额总计高达5000多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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