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铁链女事件”轰动全国，连海外华人也为之痛心疾首。其时，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痛批“习近平是人贩子”，随即在中国遭全面封杀。改编自严歌苓原著的张艺谋电影《一秒钟》，也奉上级指令删除严歌苓的署名。严歌苓的丈夫曝光影片制作公司负责人的威胁信息。证实封杀指令来自中国官方机构——电影局。严歌苓委托美国、法国两家律所拟在境外提诉电影相关方。 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将在海外发行，早前他应中共当局审查要求，悄然删除该片原作者——知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署名，这种屈从当局审查的做法在西方国家触礁，严歌苓及其丈夫，也是她的经纪人王乐仁（Lawrence A. Walker）拒绝沉默和妥协，坚持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等 。 王乐仁接受本台专访时详述事件起因和脉络，早在2011年，张艺谋与严歌苓签署了《陆犯焉识》版权使用协议。该书以中共建政后残酷的“反右历史”为背景，用家族史展现一个国家巨大的政治悲剧。 张艺谋据此改编剧本后拍摄了电影《归来》，也因此赢得了国际声誉，该片入围2014年戛纳电影节（港译：康城影展）非竞赛展映单元，并赢得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等。 张艺谋以商人的嗅觉继续开发该书的价值，很快他找到了“一鸡两吃”的办法，他以《陆犯焉识》另一条线索为主线，拍摄了另外一部电影《一秒钟》。在版权协议中并没有禁止张艺谋这样做。 此时，张艺谋已同《归来》电影的制作公司乐视发生矛盾，而小说的版权亦已转让给乐视公司；因此在电影《一秒钟》中，他无法明确将电影归功于这部小说，但他在屏幕上标注：“本片受到严歌苓女士作品的启发；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王乐仁说：2011年，歌苓跟张艺谋签了一个合同，他想用她的小说《陆犯焉识》做电影，他确实做了一个电影，叫做《归来》，完全是根据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然后张艺谋一直在想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犯人从劳改营里跑出来了，为了看他的女儿上电影一秒钟的时间。这个故事一直吸引张艺谋，所以他用那一部分做《一秒钟》的基本的构造，我们没想到他会把这个小说做成两个电影，不过在合同里没有限制他，并且在合同的期限之内，所以歌苓和他渐渐地合作了。张艺谋请她两次在北京看他的电影的草案，他们有点冲突怎么署名。张艺谋原来跟乐视合作，做第二个。他跟他们有冲突，他本来把《陆犯焉识》的电影版权转到原来的制片公司，他不想谈判把它要回来，所以就想用甚么间接的办法，他们当时给歌苓四个方案，都没有提到《陆犯焉识》这个小说，可是都感谢了严歌苓，说是“受到了严歌苓女士的启发，很感谢”！ 2019年2月，《一秒钟》剧组到柏林参加电影节，他们在严歌苓家聚会，憧憬电影竞逐金熊奖，他们还相约一起走红毯。但《一秒钟》在媒体观影前一个小时突然撤出。并宣称是技术原因。此后，该片不断推迟上映，在张艺谋对该片多次修改、按官方要求删减内容后才终在2020年11月上映。 吊诡的是，该电影被官方过审上映后，致谢严歌苓的这句话也被删除。王乐仁认为，一个能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在电影制作上没有理由解决不了“技术原因”，而删除严歌苓的署名也只可能是国家力量导致的“政治原因”。为此，他们决定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除向张艺谋和制作公司提出恢复署名要求、王乐仁还联系了严歌苓所属的好莱坞编剧工会、《一秒钟》电影位于法国的全球发行公司Wild Bunch of Paris、美国流媒体发行商 MUBI、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陈明事件并要求这些机构考虑是否允许不尊重作者权利的电影在这些电影节上展映和在海外发行。其后，MUBI在官网上已悄然加入关于严歌苓为原作者的介绍内容。 王乐仁深知，在中国很难通过法律程序来捍卫因政治原因被削夺的著作权，但美国及大多西方国家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因此王乐仁委托马萨诸塞州的律师事务所 Fierst Bloomberg Ohm LLP，以及法国律师事务所 Bernard-Hertz-Bejot 代理该案。他们希望止停中共当局在海外的侵权之手。 王乐仁说：我们也讨论了是不是要在中国告，可是控制法庭和审查的都是一个系统、一个政府。在中国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开始想，这种事情应该在国外停止，这件事件在中国它们可以做，因为它们有这个权力，可是在国外，作者有自己的版权、知识财产权，还有moral rights（著作者的精神权利）。 《一秒钟》的投资方——欢喜传媒集团制作人赵毅军证实了王乐仁的猜测。赵毅军透过一位电影界的中间人，明确告诉严歌苓，删除严歌苓署名的指令，确实是来自中国国家电影局，欢喜公司必须依规执行；赵毅军还将目前无法在海外顺利发行该片的责任推给严歌苓，并且语带威胁，警告她不要将矛盾上升到与国家对立层面。王乐仁说，这样的威胁令人联想到“天安门坦克人”。 王乐仁说：欢喜公司赵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朋友 ，朋友转给歌苓了，他说去掉歌苓的电影署名是中国电影局决定的，它们坚持要把她的名字去掉，张艺谋和欢喜公司必须跟电影局的规定而做；他也说现在全世界对这个电影的发行，因为严歌苓出问题；他说“如果严歌苓继续这样做，我们必须把这件报告给中国电影局，不是我司和严歌苓之间的事情，是严歌苓面对国家，是一个人跟国家的对立。我马上想到“天安门坦克人”，一个国家的权力总是比个人的权利大好多倍。 王乐仁告诉本台，其实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吹哨人李文亮去世、武汉作家方方受到打压时，2020年3月，严歌苓就写下挞伐中国政府掩盖疫情真相的文章“瞒瞒瞒”；其后中国政府就暗中停止与严歌苓有关的电影项目，做法如同纳粹德国时代秘密进行的“职业禁令”（Berufsverbot），这种压制也波及了电影《一秒钟》。但严歌苓并未因此停止就中国的社会事件发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宋庚一遭举报事件后，严歌苓再写下《举报随想》；不久前她再就“锁链女事件”写下《母亲啊 母亲》。 因严歌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这些文章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令中国政府恐惧。 直至今年2月，严歌苓与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电话连线时，附和周孝正的说法，称“习近平是人贩子”，当时她并不知道整个对话是网上直播。针对严歌苓的打压即时展开。一夜之间，严歌苓的名字在中国大陆网站上成为敏感词，她的书籍、电视作品、电影等也遭下架，已经签约的出版商、电影合作方等纷纷毁约。 中共的封杀让严歌苓在经济上损失惨重。而在面对《一秒钟》有关方的法律诉讼中，严歌苓要与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鸡蛋碰石头的后果难以设想，但严歌苓及丈夫深知，这个署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声誉，而是代表某种尊严和价值。 严歌苓曾表示：“一个作家面对失序的权力、社会不公等不能失去愤怒的表达”。 王乐仁说：以前歌苓她当然要保护自己的伙伴。反正一些东西到了一个程度时，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你能不说吗？你不能不说！凭甚么不说？！而且歌苓愤怒了，写这些文章，表达她的意见！ 瑞典翻译家万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张艺谋早失灵魂，成为中共御用导演。 万之说：当局说“我们把严歌苓的名字拿掉”，张艺谋这种很可怜的人，他只能这么做。张艺谋都已经基本成了空心人、御用的导演。在这个政权下，他没有自己的个性、权利。他们就像傀儡一样。 万之也指赵毅军以国家威胁严歌苓的信件，足以显示这是中共对一名海外作家的政治打压。 万之说：这个姓赵的这个国家，你用国家来干涉这个法律吗？中国当局越来越无耻，越来越像一个流氓，它不让你谈政治的时候，你就不能谈政治，当它要谈政治的时候，它把政治牵涉到任何问题。 万之指瑞典已打出《一秒钟》5月份上映的预告，但如果海外上映的是侵权版本，严歌苓有权提告任何电影链条环节中的机构或公司。 本台逾十次拨打赵毅军的手机，皆被挂断，及至最后记者的电话疑被对方封锁。《一秒钟》发行商之一的香港安乐公司总裁江志强也未回复本台置评请求。 严歌苓为知名的美籍华人作家，其作品《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拥有巨大的受众群，很多作品也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此前她曾与张艺谋合作《金陵十三钗》。王乐仁为美国前外交官，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办事处新闻科长。目前担任严歌苓的译者、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