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港府鼓励年轻人生育，向每名新生婴儿的合资格父母发放两万元现金奖励。如今政策实施一年，但不少受惠家长表示，2万元对于育儿来说杯水车薪，实在起不到催生的作用。 综合港媒报导，香港生育率持续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3年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香港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的数目为0.8名，取代韩国成为全球最低。韩国2023年的数字为0.9名、新加坡是1名。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年发表施政报告时，公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为每名新生婴儿发放两万元现金奖励。政府发言人指，由去年10月25日计划开始至今年9月30日，已向25,841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金额约5.2亿元。 统计处数字显示，去年11月至今年8月香港港共有29479名婴儿出生，对比去年同期的26976名多出2503人。不过怀胎十月，受惠父母大部份在措施宣布时早已成功造人，并非被两万元吸引而生育。去年初生婴儿数字虽然稍为回升至3.3万，比2022年多出338名，但远低于疫情前水平，2019年前10年每年平均有6万7千多名初生婴儿。 Jack的太太6月刚生完小孩，虽然受惠于新政策，但不认为有助鼓励生育。Jack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两万元真的帮不了甚么，连零钱也不算是，我生一个小朋友要30万，那么你觉得那两万能帮到甚么？” 除了派钱，政府还以免税额、优先拣楼等措施提供诱因，但选择不生育的人仍占多数。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有2496人，未有养育子女的港人中有6成表示不希望生育，当中近6成因为“城市教育制度”，有4成3则考虑到“城市政治环境”。
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晚，几名中共国企高层，在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宴请区嘉宏（香港入境处处长）和邓以海（香港海关关长），共九人同台在席，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其中一名国企高层，更涉嫌在当晚强奸一名女子后被捕。事件一直保密，直至6月22日星期二，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只有《明报》斗胆调查，并于7月8日刊登报道，市民才得知。 自香港回归至今，特区政府丑闻多的是，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已经不止一次，警队的丑闻，就更加不止一次！最近一两年，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就越来越多！ 2020年2月16日，“香港警务处”高层，无视防疫指引，照办恒常公关活动，跟一众影视名人在九龙塘一会所，联欢晚宴，约二百人在席，为了感谢众艺人“撑警”，时任警务处处长（一哥）邓炳强（新任保安局局长），不负责任，大放厥词！本来无人知悉，后来，在席的，退休后才因退休前以警棍，胡乱鞭打途人，被判入狱的朱经纬警司，把自己拍摄的晚宴片段，在互联网公开后，市民哗然。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中午前后，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国家安全处处长） 蔡展鹏，离开“湾仔警察总部”，步行8分钟至附近庄士敦道191号至193号，胜意大楼1楼A室“VIET SPA”（现已改名为“Daisy Spa”）接受性服务，刚巧遇上同事执行“打击色情场所”的“查牌行动”，断正！事件一直保密，直至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市民才得知。 自从中共打死了“苹果”后，白色恐怖弥漫整个新闻界，大家都自我审查，大家都非常小心！幸好仍有《明报》肯仗义执言，捍卫市民的知情权，否则，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3月2日晚国企高层宴请处长和关长一事，《明报》报道后，全城热议，但是，大家过分集中“漠视防疫措施”和“违反限聚令”，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国企要宴请两个纪律部队的首长？是否有事相求？还是有事吩咐？是否秘密交易？是否唔见得光？是否要保密？是国家机密？还是不正当的国家任务？抑或只是一般的私相授受、普通的行贿与受贿？ 6月22日的匿名投诉信，《明报》没有公开，所以市民暂时仍然未知是哪间国企请客，亦未知在湾仔哪间高级私人会所请客？见到《明报》的报道后，7月8日早上已经有多个其他本地媒体，包括香港电台，向警方查询，向入境处查询，向海关查询，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查询，向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查询，向特首林郑月娥查询，但是直至晚上，全部皆守口如瓶，有的说没有补充，有的索性不作回复，为什么？政府迟早都要向公众交代，难道还可以瞒天过海吗？ 首先，国企是否有行贿？处长和关长是否有受贿？特区政府必须尽快说清楚，廉政公署亦应该尽快主动调查，以释公众疑虑！此外，根据防贪指引，处长和关长接受五百元或以上的款待，必须要先向上司报告和申请批准，他俩有做到吗？他俩的上司，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新任政务司司长）知道吗？有批准过吗？李家超为什么要批准？为什么不避嫌？还是李家超根本蒙在鼓内？政府也应该要交代。 第二，事件中是否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否有破坏特区政府的声誉和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律政司郑若骅司长责无旁贷！保安局邓炳强局长责无旁贷！政务司李家超司长责无旁贷！特首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第三，处长和关长早已作出《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发誓必定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如今两人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公然接受国企高层的好处，还有受贿之嫌，仍然算是尽忠职守吗？仍然算是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吗？仍然算是没有违反《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仍然算是遵守著《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公务员事务局聂德权局长责无旁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笔者的疑问，亦都是广大香港市民的疑问，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尽快交代，免得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心，跌至新低。 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明报》今次“爆料”，不会被中共视为“违反国安法”，祝愿《明报》不会因为今次报道，就得到跟《苹果日报》一样的待遇；祝愿《明报》不会被要求交出报料人的身份；祝愿《明报》不会被大搜掠、大搜查；祝愿《明报》不会有人被捕；祝愿《明报》不会被冻结资产；祝愿《明报》不会有朝一日也要被关门大吉；阿门（Amen），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就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接种率低，两手准备不断“谷针”。政府称这个“谷针大行动”，为“全城起动，快打疫苗”。一方面为打针者提供奖励，另一方面则为不打针者提供惩罚，以求令更多人打针。 特区政府的所谓“奖励”，即包括豁免前线公务员两周一检，为打针者提供奖品、大抽奖、机管局送机票、政府雇员包括非公务员合约者也有“每针一假”的安排等等；而所谓的“惩罚”，则恐吓如爆发第五波感染，将会罚未打针者禁入食肆、学校、戏院、地盘、宿舍等等，以至预告接种疫苗将会成为外游“必不可少”的要求云云。 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长期死不认错，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传媒“唱衰”，以至市民不信任，却完全不反省究竟自己做了甚么，而令市民不愿信任；由2020年1月政府反对封（大陆）关，声称封关会造成“歧视”，到如今专门针对个别国家长期封关，又完全不怕“歧视”；对来自中国以外者，就要求强制隔离21日，对来自中国大陆者，就不需要强制隔离，还要“回港易”以至“来港易”；一方面要求香港人打疫苗，一方面不要求来港旅游者打疫苗，那么为何政府一直都双重标准呢？ 当政府一面恐吓没有疫苗，就很易再造成大爆发；这一切却和以前的说法相反；记得上年六月，政府开放全球海员来港换船员，结果造成第三波疫情大爆发；上年九月就声称只要“全民检疫”，疫情就很快结束，结果一个月后就变第四波疫情大爆发，持续了大半年；当初不是说只要检疫，就可以很快去旅游吗？为何如今却认为检测又不够，要全民疫苗呢？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都令市民质疑究竟政府有何诚信，再令市民相信其说法。 而事实上，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不代表绝对安全，特别是疫苗的效率不一，如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可低至五成左右，甚至能有足够有效率，去应付变种病毒都未知；平日政府常常叫人减少政治，要讲科学，那么为何不去追求接种高有效率的疫苗呢？那么为何又要让金融界有特权，令部份来港者免隔离呢？ 更荒谬的是，市民最关心的疫苗安全问题，政府一方面坚称疫苗安全，然后就声称大手笔“包底”，会为疫苗造成的医疗问题提供赔偿云云；可是当有市民在针后出现副作用，政府却一改“包底”的态度，每次都推卸责任，例如把所有副作用推到病人的“三高”──即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以至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吸烟。 问题来了，香港的工作环境，就是繁重以至大压力，不少市民都有“三高”或者其他健康的问题；当出问题，就推说市民应该“先谘询”医生的意见；问医生，医生也不敢包底，叫市民自己注意健康以至衡量风险；于是市民“谨慎”而决定延迟打针，则反过来又被政府责怪，为何接种率低？甚至恐吓市民，如要“避免”打针，则必须出示“医学证明”。 更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指“复必泰”疫苗只能保存两至三个月，然后就说九月前会到期，必须尽快打完政府这批次的疫苗；然而当初是谁在3月24日至4月4日，足足有12日停打复必泰的疫苗呢？只为了个别疫苗的包装问题，为何政府要暂停12日，造成的信心危害，令市民质疑“复必泰”的安全，如今又推到市民身上？ 更何况新闻日日报道的，就是这个政府剥夺市民的选举权利，就说成是“完善选举机制”；减少人权，就说成是改善；这就有如“狼来了”，当政府的公信“日益完善”，结果就是大家都“躺平主义”了，怪谁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