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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湖南省委近日在全省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解放思想”在中国后文革时代曾激动人心，推动几代人参与“改革开放”，但是在今天中国的大背景下提出“解放思想”，却引起不少怀疑。 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发明了不少以数字开头的新词，比如“两个确立”、“两个拥护”、“四个自信”，这些词的集大成者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过于累赘聱牙难记，媒体人简称“习思想”。现在有网友发问，“解放思想”，那么，习思想该怎么办？ “解放思想”一词让人联想起一个遥远的时代，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于1978年12月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旨在瓦解“毛泽东思想”，更确切地说，旨在颠覆毛泽东统治下中国几近崩溃边缘的黑暗时代，重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当时，继续沿着毛泽东规定的路子走不下去了，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说，中国快要被“开除地球球籍了”。当政者的第一考量是为了巩固政权，但是“解放思想”却为万马齐喑的中国输入了一种新鲜空气，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核心理念。 今天，作为毛泽东故乡的湖南省委重提“解放思想”，用意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时代已走入末路，官员唯习近平思想是从，习近平的统治愈来愈独裁，中国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却愈来愈封闭，而改革开放年月的经济荣景也已不再，现在是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时候了!但是在“习思想”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如何“解放思想”？ 看湖南省委的通知，开宗明义，解放思想首先是为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共20大和20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意味着，“习思想”不能碰，既然要严格遵循习思想，如何解放思想？ 在给“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戴上首先学习贯彻习思想这顶大帽子之后，通知称，湖南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发展就又好又快；什么时候保守、畏首畏尾、墨守成规，发展就迟滞缓慢”。 有分析认为，单独看这段话，没错，这不仅适用于湖南省，也适用于全中国。中国文革结束后走上“改革开放”，无疑与“解放思想”，推到“两个凡是”有重大关系。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日益孤立，经济发展停滞，人民害怕因言获罪，当官的害怕成为“忠诚不绝对”的两面人，在“两个确立”、“两个拥护”的紧箍咒下唯唯诺诺。不解构习思想，“解放思想”恐怕就是一句空谈。 据报道，习近平本人在2018年、2023年视察地方时，也曾提及“解放思想”。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也曾于2018年4月向全省宣布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接下来便无疾而终。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重提“解放思想”几个字就让不少人诧异。湖南省委的通知发出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二大爷在X平台说：“所谓的‘解放思想’完全是个伪概念。权力不受约束，思想永无解放”。 还有人怀疑“解放思想大讨论”，会不会是毛泽东57年发动“反右运动”之前的“引蛇出洞”再度上演？ 湖南省委的通知关于如何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有一个要求：“围绕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开展讨论，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一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有网友评论说，“不打自招，解放思想，是为了统一思想哎!” 还有人指出，后文革时代的解放思想，是在毛泽东死后兴起的，现在，在习近平还在强权统治中国的时候，解放思想更像是一个花招。
据《外交家》报道，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指南，习近平正在谋求改造中国。他所寻求的目标可以最好地概括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拥有一个“爱国”的人民，以一种意识形态为指导，并由一个领导人领导的一个政党来治理。 既然习近平明确表示党在任何地方领导一切、领导所有人，那么领导人必须能够对这个列宁主义政党施加严格的纪律。习近平认为，他的两位前任领导下的纪律松懈是造成中国政治体系腐败和松散的原因。因此，反腐暨整党行动是他2012年就任最高领导人后采取的首要举措之一。习近平设定的方向是将中国引入数字极权时代，其中最高领导人利用党来主导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 习近平思想下的中国新社会契约 1989年天安门危机后，共产党引入了事实上的社会契约以恢复合法性。它提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以换取人民对其权力垄断的默许。习近平思想下的新社会契约要求党在重振毛主义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更有效地满足公众对民生问题的要求或期望。 群众路线要求党积极与人民接触，让他们相信中共的政策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从习近平反腐败、反贫困、反污染等一系列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路线的全面展开，体现了不遗余力满足更高要求的决心。新的社会契约还承诺为中国带来民族自豪感。 作为回报，习近平希望人民充分接受中共的领导。这要求他们积极捍卫政权安全并接受更具侵入性的控制。前者表现为国家安全法的通过，以及随之而来的毛派公民举报文化的复兴，以举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后者可以在习近平创建的完整的大规模监控生态系统中看到，该生态系统使用数字技术（例如公共场所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面部识别闭路电视摄像机）来实现精确控制。 习近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来描述中国经济，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意味着在中共的指导下，运用国家的积极引导，释放政府和市场的积极合力，以实现习近平的三个经济目标。 首要目标是确保经济实力。习近平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让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赶上甚至超越西方来实现。为此，他制定了一项不对称的创新战略，旨在确保工业领域取得突破，这对于重塑世界经济的未来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第二个目标是大幅提高经济秩序和安全。为了创造秩序，他对公司和金融机构实行更严格的监管。为了加强安全保障，他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使国内经济免受外部风险的影响。 实现“共同富裕”，旨在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习近平排名最低的经济目标。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催化剂 习近平的最终抱负是让中国再次伟大，这体现在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共同实现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口号中。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相当于“重建”神话般的天下国际秩序。 在习近平的概念中（与历史记录不符），在中国实力达到巅峰时，太平华夏在天下秩序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重新构建中，天下太平是因为其他国家认可并拥抱了中国是最宏伟和仁慈的国家，因此是最合适的领导者，一个将引领所有人共同分享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导者。因此，中国无需使用武力使其他国家顺从，并宣称中国在其国家基因中没有一丝帝国主义的基因。 这种思维支撑着习近平对东方（或中国）崛起而西方衰落的信心，以及他发起的三项全球倡议，分别是发展、安全和文明倡议。这也解释了他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因为他试图利用它们的支持来“使联合国等现有国际组织实现民主化”，即在压迫性的西方之前，使这些组织尊重由其领导者（中国）代表的愿望。 习近平思想对中国、世界和美国的影响 如果习近平能够实现他的中国梦，他将改变中国、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在国内，中国将变成一个由列宁主义共产党紧密控制并借助数字技术辅助的极权主义或近乎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国的“爱国”人民将无条件地追随领导者，并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人类的领导者，具有不可逆的命运。 在国际上，中国将展示一种不同于当前自由国际秩序下盛行的发展、安全、文化和文明观念的模式。这将是一个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国家感到完全舒适安全，而民主国家必须接受其体制劣势的世界。在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中，美国将被要求知道自己的位置，并接受中国新的卓越模式的领导。但这是基于对习思想的线性预测。 事实上，习近平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公众对前总理李克强去世的哀悼以及外部的担忧不断增加就反映了这一点。事实证明，习近平的权力垄断和意识形态手段正适得其反。习思想可能无法实现，并且不太可能在习近平离任或失去权力后继续存在。
中共发动的学习‘习选’和习近平思想的运动在后邓时期是罕见而且奇特的。奇特在于习近平亲自要求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他的亲信、中共常委蔡奇周一称，学习习思想是“重大政治任务”，专家则怀疑如此大规模地“学习”，有掩盖习近平一连串失误的目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习如此仿效毛泽东大搞学习运动，是为了挽救动态清零政策最后几个月混乱局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 ‘习近平著作选读’(简称‘习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5月22日在北京举行，蔡奇称出版‘习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要把学习习思想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并指‘习选’是学习习思想的“权威教材”。 蔡奇讲话，开宗明义，一下就归结到对习近平是否效忠的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学习习思想，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熟悉中共政治的人知道，这三个数月来频繁出现的词语都是为效忠习近平量身订做的。 但是过犹不及，在习近平第三次担任总书记半年多以后，每一位习的亲信，在每一次党的大会上，都要讲“确立”习近平的地位，“维护”习近平全党的核心地位，不断地强调“四个自信”，后来又从“两个维护”延伸出“两个确立”，其要旨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难免引起观察人士怀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到底确立了没有，到什么程度才算确立？ 中共自三月以来，在习近平主持下发起的学习习近平思想运动，已持续数月。周一，官媒专门刊出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和七位副书记如何学习习思想的报道，报道说李希主持了三次集中自学和三次集中研讨，学有所得，在第四次中纪委常委会集体学习时强调，“确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平稳有序推进”。李希对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有很深的理解，“确保”，“确立”都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不光中常委学‘习选’，国家机关要带头学，根据网络传出的一些照片，一些名人也要带头学，网上就流传着老作家王蒙手捧‘习选’认真学习的标准照。 这一学‘习选’的运动，有点当年学‘毛选’的遗风，但在个人崇拜和造神方面，毛习尚不在一个层次。毛有所谓“打江山”的背景，膜拜者众多，造神或搞个人崇拜，无需自己出马。毛不需要自己带头学“毛泽东思想”，而习近平需要亲自上阵，宣传习思想。 虽然‘习选’成了全中国印刷最多的书，而且到处都有像王蒙一样的人民捧着‘习选’学习的照片，但是真学假学，还有待鉴别，所以蔡奇强调，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学好‘习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 但如此鼓吹学习，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用心何在呢？ 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借鉴毛泽东的危机因应策略，以发起一场“精神洗礼”学习运动的方式，遏制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最后几个月混乱局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 该报援引多位人士分析了这一狂热的学习现象。中国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认为，习近平这场学习运动的热度，反映了近来连串事件对自己形象的打击有多严重。其目的是重新控制公众舆论，掩盖自己的失误。 11月爆发的抗议活动，显示对习的信任度在下降，而突然放弃清零的做法引发了人数不详的死亡。中国经济一直难以摆脱清零后遗症的影响，更因中美对峙，经济恢复困难，导致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反映了对习近平治下政商环境变化的不安。 3月底习近平下令开展“调查研究”，这与毛泽东在1961年全中国大饥荒期间发起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运动很相似，毛那样做是为推卸“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责任，并暗示其实是下级官员不调查研究不掌握实际情况。 中国问题专家邓聿文分析，学习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如果你紧跟习近平，紧跟他的思想和政策，你就会通过考核。
随着《习近平著作选读》被强行指定为全党及全国大学师生的思想教材，“习作”的总发行量直线上升。虽然还与“文革”中各类“毛书”的18亿7千多万的总印量有距离，但习近平截止目前已经获取的稿费和版税数字肯定早已经是毛泽东那区区1个多亿的N 倍。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习近平陆续出版的各类“著作”的总印量的最保守统计，早已经把邓小平甩出了好几条街。据统计，1980至1989年十年时间内出版邓小平著作26 种，其中邓小平非文选部分著作为5600万册左右，邓小平文选为4408万册。另据人民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网报道，邓小平文选发行数为6000万册。邓小平文选减去重复计算部分，这期间出版邓小平著作总数当在1亿2000万册左右。 1990年后至2006年七年时间，若按邓小平著作平均出版发行数计算，邓小平新版文选与其他著作总出版数不低于8000万册。合计邓小平出版图书总量超过2亿册。 那么，随着习近平在位时间的长长久久，《习近平著作选读》在出版了第一和第二卷之后，还会再有第三、第四直至第N卷。其日后的发行量将会达到怎样一个天文数字呢？ 本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通知中说： 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现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经出版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习近平著作选读》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这些重要著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 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摆在重要位置……，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容，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推动学习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开展。各高等学校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作为师生理论学习教材，更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请注意这份中共中央通知中所使用的“进头脑”三个字，赤裸裸地昭告天下，不但是要用这两本《习近平著作选读》教化全党，更要把这两本“习作”当成必备必读教材，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政治洗脑。 那么既然是“教材”，当然是要保证人手一套两本。据新华社去年6月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共党员数字已经高达9671.2万名 其基层党组织则达到493.6万个。 至于大学生数字，目前在校大学生已达4千万之多，去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已经突破1千万。那么考虑到在校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党员，所以我们不妨只把9千6百的党员数字只加上3千4百万的非党员大学生数字，这两本“习著”就已经是1亿3千多万人头的“思想教材”了。 另外，对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所有担任公职的“党外人士”，也必须在各级、各类“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组织安排下，将这两本“习作”当成必备教材。再加上全部高校的教职员工中的非党员，这两部分人的总数也应该在数千万之多。 同过去十年间已经陆续出版过的习近平各类书籍一样，这次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的中文版也还有详细分类，诸如普通版、大字版、精装版、繁体版等，售价不等。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三卷面世之前，也就是说在近期内，前两卷的汉语版的总印量会直逼两亿套，也就是4亿册。而且按照大学每年招生过千万的数字计算，这两本“习作”的印量即使是在满足了如上所有的人人手一套两本之后，每年也至少还要加印一千万套，即两千万册。 这个数字再加上笔者前面两篇文章中大致统计出的习近平近十年内陆续出版的各类“习作”的总印量，什么时候能够要赶上《毛选》和《毛主席语录》的总印量呢？ 毛泽东文革期间，共出版著作18亿7244万册，具体数据如下：毛主席语录，军队印制4500 万册，地方印制9亿6560万册。毛泽东文选，2亿5250万册，毛泽东选集，地方出版平装本3亿2500万本，精装2550万套合1亿200万册，军队出版2110万套平装本，合8440万册，精装本1224万册。毛泽东诗词8570万册。 可见，如今的“习作”虽然有的是一套四册，一套两册，但各类各种“习作”的总印量按册计算，要追上18亿7千多万数字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把习近平各类“重要讲话”的单行本的总印量也加进去的话，那就指日可待了。更需要关注的是，将来的不算，习近平截止目前已经获得的版税和稿费收入早已经是毛泽东的N多倍是毫无疑问的。 2004年，中共党刊《党史文苑》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文中披露，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认为是个谜。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究竟有多少？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 该文回顾说：1967年10月，毛泽东曾查阅本人稿酬累计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毛泽东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后，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怀，主席气魄！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7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毛泽东逝世后，关于他的稿酬遗产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有争议的。据汪东兴说，毛泽东曾讲过，死后都交党费，身边的就分给警卫员。对毛泽东稿酬遗产，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2018年5月，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曾不准江青的女儿李讷用毛泽东稿费付医疗费》一文，文中讲述的内容是当年在杨尚昆身边工作的人士亲口讲述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杀前,李讷因为多种慢性病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到单位报销时，单位会计向她出示有关财务规定，说明她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公费医疗”制度规定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讷眼看已经因为看病欠债,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父亲毛泽东生前的财产,尤其是稿费,她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从父亲过去的稿费中支取数千块钱,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她即感恩不尽,相信她父亲之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她恩重如山了。没成想 报告交到邓小平处后,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毛泽东过去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李讷要求提取父亲毛泽东生前稿费积蓄一事被邓小平拒绝后，通过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昆求救，杨尚昆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太不厚道”。 邓小平一句话即断绝了李讷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因看病欠钱无力偿还的李讷为此仰天长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冤相报，什么叫世态炎凉。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关部门通知李讷，她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办好手续后领走。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上当年曾刊登一篇歌颂毛泽东后代“平民生活”的文章。文中说：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继承毛泽东的一分钱的遗产。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刻。那些年由于母亲江青在北京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讷自然也属于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谨小慎微地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 2003年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前后，一篇题目为《李敏李讷现身 生活现状曝光全国人民都哭了》的报道文章说：李讷长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按照目前的医疗制度，诸如透析等项目都是需要自费的，而一般的公费药物根本无法治疗，李讷的病况已经十分严重，双肾严重萎缩，据专家 诊断，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换肾，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李讷因为退休很早，工资标准很低，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做透析治疗，更不可能做手术治疗。可以说，李讷是凭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与病魔抗争的…. 这篇文章说的虽然是事实，但到2003年时即已经是旧闻了。事实上，邓小平担任中共政权实际上的一把手期间，被他刁难的毛泽东后代主要是李讷一家，当然是因为李讷的生母是江青的原因。而到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终于决定还是要在十四大上维持江李体制后，再遇到与毛泽东后代及家人相关联的问题需要中央决定时，江泽民李鹏已经不再需要看邓小平的脸色行事了，李讷按局级待遇退休，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由中办老干部局负责就是江泽民批示的。 2016年6月，毛左领军人物张宏良发表《习总比我们传说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说：昨天下午与毛家一位后人聊天，得知了一些习总对李讷关怀照顾的感人事例，从中才知道习总所做的，比我们传说中的更多。作为毛派人士，作为怀念毛主席的人民大众，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应该为此感谢习总，感谢党中央。 张宏良说：此前我们只是知道，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习总设家宴宴请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纳，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亲迎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李讷夫妇由于身体不好，经常吃不上饭，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专门为李讷服务。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感动不已，春节时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一起请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习总做得我们传说中的更多。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以及两名保卫，一位负责外出保卫，一位负责家庭保卫。如此一来，李讷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笔者要在这里注释一句，公派厨师、内卫和外勤双警卫，再加司机和秘书，这是中共政权副国级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规格地优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后代的时候，他习近平很可能是在设想着自己的身后事，届时的中共领导人（如果届时还有中共的话）是否会比照这个待遇优待他习近平的家人及后代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让许多观察人士多少有点费解的是，习近平亲自出马号召大家学习习近平思想。准确地说，是号召大家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从4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4月3日，造势开始了，新华社发出长文“心铸魂向复兴—写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为什么要学习习思想？该文称，它是“赢得胜利的思想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读完全文，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的思想价值在哪里？仍然让人茫然不解，但文章点明：习思想是一种“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章引用的习近平的一段话很形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有网友评论，“明白了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就是说习近平思想行，习近平行!” 习近平在二十大打破党规自我接班续任总书记时道路并不平坦，“现在，第三任元年开始了，习近平要让人们心服口服，只有他才行，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复兴，因为他有习近平思想”。 4月3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要求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讲话时省掉了“习近平”三个字。 他首先解释“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接下来习近平说，“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他还说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 大会最后，由中共常委蔡奇总结，原来蔡奇现在有了另外一个官位：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蔡奇把话说得更露骨，习近平思想一字不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蔡奇讲话如同中纪委书记李希不久前在中纪委讲话一样，讲了半天，重点就是后面那几个字，各级领导干部们记住“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就是好好效忠习近平。 蔡奇做北京市委书记时主要有两点颇受诟病，一是清除“低端人口”令人骇然；二是拼命吹捧习近平，用词肉麻得无以复加。现在成了常委，还名正言顺当上了中央学习习近平思想小组组长。 4月3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也在全国出版发行。像文革时代发行毛选四卷一样。新华社相关报道的意思，大约是说这两卷书是习思想的汇总，而习近平本人是习思想的“集大成者”：“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不一而足。
二十大解决了习近平的任期限制问题，解除这一限制，是习的第二个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标。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有些已先期预热，二十大开完之后立即付诸实施。但形势变化远比人们认识转换要快，西方各国政界与媒体还在关心胡锦涛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已经通过“毛时代供销社回归”深感“计划经济”复归的压力。其实，这只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一项政策而已——在此必须预先说明：近十年以来，西方媒体喜欢将一些大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冠以“XXX经济学”之名，“安倍经济学”开创先河，此后“拜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相继问世，本文使用这个词，只是从俗。 “习近平经济学”是“习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国官方不用“习近平经济学”，好用“习近平思想”。原因说穿了很简单：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档次是“主义”，一被奉为“主义”就进了共产-社会主义的万神殿，因此，马克思、列宁有主义；恩格斯只能附从马克思门下，不能自立门户；次则为思想，毛泽东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号称“毛泽东”主义。习近平算马列宗的后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这点分寸，至今还与毛一样，只称“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经济学”就是习近平阐述其经济政策的原则。 中共官宣中，解释“习近平思想”的文字虽然没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传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后的说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今年9月发表于人民网上的《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几个重大问题》，该文的前面三大节全是从不同方面涂饰金粉，最后一节才是破题。以下述其大纲，引文用黑体标出。 明确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算是对邓小平改开以来胡赵时期尤其是赵紫阳时期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一种理论回归。实质回归，已经通过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与外企建立党支部实现，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人民经济”的提出，其实就是中共智囊群体根据自己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会，从习那几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而来。 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解这点需要了解以下事实：西方国家今年因乌克兰战争抵制俄气俄油，导致自身倡导多年的绿能计划受挫，只好将煤炭、木柴等原定为污染源的能源洗绿（Washing Green），重新启用。因此，中国坚持绿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于争夺话语主导权。当然还有一个经济目的未便说出，那就是中国近15年发展绿能设备生产，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几乎占了全球市场供应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绿色能源，这些行业的产能将严重过剩。 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 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这一“改革理论”目前的最大结晶，应该就是供销社体制的回归。 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这是与“大重置”势力争夺全球化2.0版的领导权。这里得提一件旧事，2016年11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余，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过专题专栏文章，期望中国勇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当时中国还不敢接这面旗帜，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很多大事之后，北京终于判定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于是在这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思想”分“道”与“术”两个层面。中国有古话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术”。“人民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经济”这是“道”，用来争当“世界领袖”的理论工具。这点，习近平继承了毛的衣钵，志在天下、寰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供给侧改革谓之“术”，这是习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因为“术”可以随时调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允许试错，比如经济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坚持党对经济领导的强度大小、供销社体制这只“旧瓶”装的酒之新旧比例，是新旧各半还是新四旧六或者新七旧三，均可相机调整。 中共统治时期的公私轮回之变 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主要是文革的毛时代与文革后，中共高干家庭出生的人有个共同特征，对毛的极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与家庭被毛整得惨不可言，但对毛却保持佩服之情，习近平自然也不例外。习正式掌权以来，只有最初两年因为一切要服从于权争大局，对邓的改开路线没有多加否定，但权力一旦稳定，立刻表现出对毛体制的爱好，在经济方面就是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执念。 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推出在胡温时期就开始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当时海外有人没仔细读，就称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最后集结号， 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指出这是误读，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但这个《方案》的关键点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在文件开头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 长话短说，与上述国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年9月发布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从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寻找私营企业的污点将其一一收归囊中。 有趣的是，最近网上流传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辟谣，央广 网在11月3日发表的《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一场误读引发市场喧嚣》一文里，解释得不清不楚，说这只是“更多国有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牵手”，不是被国企混改。我读了之后，相信这是因“混改”名声太臭而采取的障眼法。这些信息产业关系到中共政治安全与信息安全，国有化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简言之，就如我多年前总结过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开展了一轮化私为公——抢来本钱做买卖，建立了国有、集体所有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1978年之后，通过权力市场化开始化公为私，权势集团及其关系人成了最大受益者；习近平执政之后，从2015年开始，中国又将经历一轮化私为公的财富再分配过程。 这一切相继发生于习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内，西方对此的认识整整迟到了5-7年。11月2日，BBC发表一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新时代，美国要如何走下去？》，谈的其实就是西方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决定中美（西方）关系格局的不在于中国情况如何，而在于西方自身。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将登场，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9日公布的内容，20大将修改党章。 据官媒新华社报导，政治局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有利于全党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新华社公告未透露党章修改的具体内容，但表示“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略……”云云。 对此，香港星岛日报10日在报导中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称为“新时代最重要政治成果”的“两个确立”可能写入中共党章。“两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5年前的中共19大也曾修改党章，加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共行动指南。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名字写入党章的中共领导人。 有分析认为，十九大上，习近平虽然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把自己名字写入党章的领导人，但未使用“习近平思想”，而是使用了一个冗长难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像似一个很不高明的拼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二十大上，可能会把上面那个啰嗦的全称变成“习近平思想”，“那当然就意味着再升了一步，和毛泽东思想完全并驾齐驱了”。 法广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习近平手上受到空前折损，中国的经济在他手上一步步倒退，他强行推行的“清零政策”也被指只不过是让官员服从百姓屈从的政治工具，造成严重的次生灾难，因此，习近平治国的能力受到普遍怀疑。但是习谋划长久执政可谓“深谋老算”，2017年把习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突然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为开辟第三任铺路，现在，二十大临近，中共政治局刚刚宣布研究党章修正案，以备二十大通过，显然，习近平为终身执政，做了体制的准备—取消任期制，思想的准备—把习思想写入党章。 但让观察人士疑惑的是，既已废除了任期制，也已在十九大修改了党章，准备在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还要在二十大修改党章，强化自己的地位，难道习对自己的地位还缺乏百分之百的把握。 若如上述分析，要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章，形同坐实了这一疑惑，也就是说，近十年来，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党内有可能阻碍他的势力的习近平，在废除了任期制之后，在把习思想写进党章之后，还需要确立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还需要确立习思想对全党的指导地位，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习的地位并不如某些分析人士所称的那样强大和巩固。 六四25周年时，历史学家余英时接受法广采访时曾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但到底会怎么样结束，谁也不敢说。”在废除了任期制，废除了集体领导制之后，君临全党，被指已将“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习近平，会不会有一种坐在火山上面的感觉？ 习近平及他统治的党沉浸在“喜迎二十大”的气氛中，中国到处却是大白横行、清零封城的恐怖场面，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倒退，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精英阶层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正在向下扩散，向公众蔓延。 如果习近平真那么强大，还需要“确立”他的地位吗？而且还需要“两个确立”？有人指出，习崇拜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强调过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全党不是还要不断高呼万万岁吗，看来，习近平政权远远没有“固若金汤”。
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十九大，已经修改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党章，二十大继续修改党章，还有必要吗？ 中共政治局称，“要把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具体内容不详。分析称，此次修改党章，是要把习近平在党内“君临天下”的地位铁板钉钉，香港‘星岛日报’周六援引分析认为，所谓重大理论观点写入党章，应该是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章，进一步提升习近平地位。 “两个确立”是什么？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确立”于去年底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在会后强调，“两个确立”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又称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 还有的分析认为，十九大上，习近平虽然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把自己名字写入党章的领导人，但未使用“习近平思想”，而是使用了一个冗长难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像似一个很不高明的拼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二十大上，可能会把上面那个啰嗦的全称变成“习近平思想”，“那当然就意味着再升了一步，和毛泽东思想完全并驾齐驱了”。 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习近平手上受到空前折损，中国的经济在他手上一步步倒退，他强行推行的“清零政策”也被指只不过是让官员服从百姓屈从的政治工具，造成严重的次生灾难，因此，习近平治国的能力受到普遍怀疑。但是习谋划长久执政可谓“深谋老算”，2017年把习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突然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为开辟第三任铺路，现在，二十大临近，中共政治局刚刚宣布研究党章修正案，以备二十大通过，显然，习近平为终身执政，做了体制的准备—取消任期制，思想的准备—把习思想写入党章。 但让观察人士疑惑的是，既已废除了任期制，也已在十九大修改了党章，准备在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还要在二十大修改党章，强化自己的地位，难道习对自己的地位还缺乏百分之百的把握。 若如上述分析，要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章，形同坐实了这一疑惑，也就是说，近十年来，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党内有可能阻碍他的势力的习近平，在废除了任期制之后，在把习思想写进党章之后，还需要确立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还需要确立习思想对全党的指导地位，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习的地位并不如某些分析人士所称的那样强大和巩固。 六四25周年时，历史学家余英时接受法广采访时曾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但到底会怎么样结束，谁也不敢说。”在废除了任期制，废除了集体领导制之后，君临全党，被指已将“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习近平，会不会有一种坐在火山上面的感觉？ 习近平及他统治的党沉浸在“喜迎二十大”的气氛中，中国到处却是大白横行、清零封城的恐怖场面，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倒退，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精英阶层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正在向下扩散，向公众蔓延。 如果习近平真那么强大，还需要“确立”他的地位吗？而且还需要“两个确立”？有人指出，习崇拜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强调过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全党不是还要不断高呼万万岁吗，看来，习近平政权远远没有“固若金汤”。
随着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9日召开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在二十大修订中共党章的问题。这其中的目的何在？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会议听取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二十大的报告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中共党章修正案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以及十九届中纪委向中共二十大的工作报告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旅居美国的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二十大上，中共党章将在进一步凸出习近平思想方面进行修订。他谈到一种可能性说：“现在习近平思想全称很啰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可能把中间那些都去掉了，就变成‘习近平思想’。那当然就意味着再升了一步，和毛泽东思想完全并驾齐驱了。” 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共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将要被写入中共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新形势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胡平认为，中共党章也将对中共建政后的时代划分进行修订：“对时代的命名，他会更喜欢‘新时代’，和原先的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做一个区别，这是有可能的。这些年他比较少用改革、开放这两个词，都和这个有关，表示习近平是一个新时代。用‘改革开放’是概括了毛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在他觉得显然超过那个时代了。” 新华社的报道还披露，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的三份情况报告，会根据该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订后，将这三份文件稿交给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关于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中，出现了多处突出习近平的用语，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等。报道在描述中共二十大时表示，中共二十大要“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规划和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再接再厉、顽强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胡平认为，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显示习近平已做好了在二十大后连任的准备。他说：“要是没做好这个准备，他就不会开政治局这个会。而且这个会如此强调习近平的作用，显然二十大就是为他连任订做的。包括发这个通稿，就是为了表示这一点。” 在美国的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则认为，目前习近平推行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并在外交上和西方关系恶劣，导致中国出现人权灾难，且经济状况越发不良，因而引起了中国民间和中共党内不少人的批评。因此，目前还无法断言习近平是否真的地位稳固。 他认为，尽管习近平会有将自身连任写入党章的企图，但是：“他现在的地位不是人们吹嘘中的那么稳固，应该是很不稳固。所以他现在有必要开这个政治局会议，给自己造势。”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期文章《薄熙来当年重庆“打黑”的总后台其实是习近平》经转载后，网友“菲斯普的里尔克”发表评论说：“薄是坏并不蠢，习是又坏又蠢”；网友“彼采荇兮”则跟帖感慨：“又坏又蠢的，把坏而不蠢的搞下去了，看来不是物竞天择啊。逆向淘汰也没这么个淘汰法的”；网友“中国梦姑”的跟帖是，“总后台可能谈不上，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比较大可能是，思维一致。” 关于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的话题，笔者2013年曾在本专栏的《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一文中有所介绍。说的是薄熙来受审之前，笔者即已经收到过一个关于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之间“友情互动”的“段子”：说的是王立军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了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当面阿臾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问谷开来：“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见一见？”王立军说，薄谷开来当时叮嘱薄熙来“一定要多给立军安排一些在习近平面前的表现机会”。 在中共政权已经以薄熙来“重庆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狠狠打击网络谣言”的严峻形势下，如上段子是不是“谣言”实难断定。但薄熙来打小就看不上习近平的说法，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网络”是何种东东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里，就传到笔者耳朵里的故事。当时是因为笔者的一本《中共太子党》招致读者反馈无数，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内的人士亲口向笔者讲述，习近平小时候是随着薄熙成和薄熙宁称薄熙来为“二哥”的。 习近平与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宁同庚，薄熙来和薄熙成分别年长他四岁和两岁。自幼喜欢踢足球的习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惯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宁，而对当时身材也比他习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来只有仰视的份儿。幼时的敬畏决定了日后的习近平一旦被薄熙来“辅佐”，肯定就真的成为“阿斗”了。 至于习近平与薄熙来“思维一致”的话题，笔者在本专栏上月的一篇文章《薄熙来当年的重庆举措全是为习近平搞的政治试点》，以及过去几年来陆续发表的《习近平和薄熙来抢夺“红色文化”专利权》、《薄熙来本应是习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习近平发动“扫黑除恶”等于是在要求全党全国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等多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了为什么说当年“民众在网络直率地批评重庆当局践踏人权，让红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来和王立军最后“崩盘”的原因，而且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双双入狱之后，习近平恰恰是在整个中国施行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红色文化”已经从薄熙来时代的沉渣泛起演进至“红”遍整个中国，“红色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主旋律，是习近平“百年复兴”和“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之一。 2007年，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习近平曾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推崇过薄熙来在重庆的一段指示内容，大意是“新闻媒体必须坚持红色主旋律，绝不能怕被说‘左’，有意回避红色文化”。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高层曾有内部指示要求大力宣传习近平的“红色基因”论，特别解释“红色文化”、“红色精神”都是红色基因的组成内容。从2004年开始，习近平随时都不忘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习近平的浙系亲信黄坤明全面接掌中宣部。此公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特别提到，不能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时大力提倡过“红色文化”、“红色传承”、“红色基因”，就在这类宣传上有所顾忌……。 “红色基因”和“红色传承”这两个词其实说到底，还是薄熙来从我们习总书记那里传承过去的。 为了证明“红色文化”以及“红色基因”、“红色传承”之类的陈词滥调“不是薄熙来的发明”，这个黄坤明特别跑了一趟福建，在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大讲了一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是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习近平早在福建省担任领导职务时即已经大力提倡的。 接下来，黄坤明的中宣部又组织文章，专门论述所谓“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说是习近平从十八大以后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论述了红色文化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了红色文化的形成根源和主要内容，建构起系统而完整的“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 中共官媒的相关宣传文章中，把这个“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十分丰富，意义深刻，主要包括: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核心；弘扬红色精神，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实践品质；传承红色文化，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最高追求。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定位准确、拓展有力，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还丰富和弘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难怪有人讽刺说，将来薄熙来一旦恢复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习近平就谁是“红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专利官司。 今年3月，仍然还是在位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突然被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后，即有传闻说，这个沈德咏就是因为曾经替薄熙来鸣不平的“酒后失言”，从而失去了本有可能的晋升副国级的机会。而如今，退居二线已经好几年时间了却又突然被整肃，与他当初的“酒后失言”是否有关，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里会有分析。这里先分析这个沈德咏当初是怎么在薄熙来的女副官动员之下，到重庆力挺“唱红打黑”的。 话说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主导唱红打黑期间，曾对中央官媒记者说过：“（唱红打黑运动）已为重庆广大市民所接受，参与面高达97.3%、满意度达96.5%。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渝时，都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9个，薄熙来点出了6个，剩下的3个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总理接班人李克强。 除了如上6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副国级的相关领导人中，到重庆挺薄立场最为鲜明的是主管中宣部的刘云山和主管公安部的孟建柱。 据笔者所知，当时的薄熙来还给了自己的女副官张轩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就是让她利用自己在法院系统的人脉，到北京去说服最高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到重庆为打黑站台。 张轩领命之后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结果是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始终没有去过重庆，但时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则欣然前往，被薄熙来当面大大感激了一番。而且他去重庆的时间，比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部长孟建柱都要早。 据重庆当地官媒报道：2009年8月15日，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沈德咏说，在熙来书记领导下，重庆开展“唱红打黑”，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每一项重大举措，都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协调发展，令人十分钦佩。尤其是“打黑除恶”斗争，影响大，效果好，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真心拥护。在“打黑除恶”案件刑事审判中，重庆司法部门把握好了政治方向，坚持法制精神，依法打击，不枉不纵，不偏不倚，宽严相济，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对重庆的“打黑除恶”，最高院责无旁贷，坚决支持！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司法审判工作，为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薄熙来则说，这些年，重庆将“打黑除恶”与反腐败相结合，打掉了一批“保护伞”，有效地净化了社会环境。在此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支持，全市人民真心拥护，大大坚定了政法干警们“敢与恶鬼争高下”的信心。 其实，当时的沈德咏与薄熙来之间的这段对话，简单理解就是你重庆方面以“打黑除恶“为名，想杀哪个，想杀多少，我最高法不折不扣，及时核准就是了。 当时的沈德咏从重庆回到北京后，即要求手下人着手整理“重庆打黑的先进经验和事迹”，报送周永康和习近平等人。客观上，进到了促使周永康和习近平亲临重庆，“眼见为实“的推动作用。 也正是沈德咏的力主甚至是亲自主笔，重庆司法机关的“打黑唱红”居然还被写入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 在这份4万多字的《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重庆。说是最高法院一年来“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全年新收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673件，审结622件，判处罪犯3989人，同比分别上升27.22%、21.01%和23.61%，其中1802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重刑率达45.12%。重庆等地一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首犯及充当保护伞的官员被依法严惩，表明了国家打黑除恶的决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作为重庆“打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文强案也被这份报告重点提及。此外，当时的重庆法院系统近十项措施也被写入这份最高法的《年度报告》，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法院，如开展“唱读讲传”和“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等。 沈德咏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的，时年64岁。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他已经被安排出任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主任。今年3月21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发表沈德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的公告后，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当月底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沈德咏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草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沈德咏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在身，那就是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截止目前唯一落马的一个一级大法官。中共的大法官制度分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而一级大法官的头衔，只给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常务副院长和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按照中纪委权威人士的说法，凡是在正省部级岗位上退位的老干部，只要是被中纪委公开宣布了“接受审查调查“，那么其罪状肯定是已经严重到了足以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地步；而且在移交司法之后，十之八九都会领刑无期，甚至死缓。而未来等待沈德咏的下场会是什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详细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