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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期徒刑

当红女星陷诈骗风波 王丽坤前夫涉诈逾10亿 被判无期

12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詹某某诈骗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当庭宣判,詹某某被控涉案逾10亿元人民币,获无期徒刑。据了解,詹某某真名为詹浩礼,是大陆女星、有「素颜女神」之称的王丽坤的前夫。

按政府要求签了个名,北京一拆迁户被判无期徒刑

6月4日,我会见了一审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诈骗案上诉人孙仲山。 在3月22日去会见孙仲山后,我以为再也不用见他了。没想到时隔两个多月,我又去会见了他。这次会见,与3月22日相比,孙仲山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对二审结果仍不乐观,但对我在二审中或许能有些作用,似乎已燃起了一些希望。 孙仲山是因拆迁补偿被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追诉的,但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变成了诈骗罪。被以相同罪名同案起诉的,还有转租孙仲山所承租土地的王永及王永的妻子。 2008年孙仲山作为村民租了村里一块荒地,租期三十年。经营两年之后,孙仲山于2010年5月将所租的这块40亩的地及地上的20间房转租给了王永做钢构生意。双方约定该地整体开发或国家占用土地赔偿归甲方孙仲山,地上物的赔偿除去原有的房子归甲方孙仲山外,乙方王永建设的房子、车间和营业执照等除去建设成本,赔偿款孙仲山占40%,王永占60%。2017年,因修建兴延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1亿余元,孙仲山分得2000多万元,王永某分得8000多万元。后审计部门审计认定王永在租赁土地上存在不该补偿的违建及抢种抢建,经营钢构的王永及其妻子均被以合同诈骗罪追诉,孙仲山也一同被追诉。 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是: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王永伙同被告人孙仲山、孟凡珍在兴延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项目中,隐瞒其在拆迁范围内即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葛村内所建房屋系违法建设的事实,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亿余元。 孙仲山始终不认罪。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一审为孙仲山作了无罪辩护。 两位律师的辩护,非常有说服力。当事人和家属对两位辩护律师的庭审表现都非常满意。很多听了庭审直播的法律同行,也表示赞赏。 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官在与辩护人的一次通话中,就律师对案件迟迟不作判决的疑问,法官表示“一直在积极推进”,并直言不讳地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可,称其与辩护人“立场是一致的”,让律师“放心”,说“现在这个案子既然是这么个局面,你应该是肯定我的工作,你放心,我既然有这个态度,我肯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判,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案件久拖不判,当事人家属催问案件进展时,法官也曾表示“你别催我,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我这个案件早判了”。 孙仲山家属还反映,在第二次开庭结束,在公诉人及当事人离开后,审判长当着所有律师及家属,对第三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钱律师说,“这个案件要是能判,我早就判了,还用放4年多没结果?”。 尽管,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律师与当事人孙仲山及其亲属,还是都相信法官的话,一直在乐观地等待着法院的无罪判决。 没想到,案件在法院拖了几年之后,今年3月19日的宣判,给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孙仲山及其亲属带来的,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被告人孙仲山不仅被判有罪,而且被判了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一字不落地接受了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一审宣判前,辖区派出所民警曾联系孙仲山亲属,说接到法官电话,希望协助维稳,法官反映“这个案件快5年了,证据确实薄弱,怕家属(对判决结果)接受不了闹事”。一审宣判后,法官与当事人家属沟通,说“这个案件有争议,尽快上诉,向纪委反映情况”,他“做不了主”。 宣判当天,孙仲山家属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并到律所找我商量上诉事宜,说一审两位辩护人都在外地出差,希望我去会见一下孙仲山,怕他面对一审判决想不开,让我去开导一下他,并表示要委托我担任孙仲山的二审辩护人。 原来,早在四年前的孙仲山案审查起诉阶段,我就是孙仲山的辩护人。 四年前,孙仲山家属根据孙仲山当时的辩护人、北京律师陈朝阳的介绍,找到我,希望委托我担任孙仲山辩护人,说陈律师给他们说了,这样的案件得找我。感恩同行的信任与托付,我接受了委托。后经争取(链接:周泽律师:孙仲山案会见,老法师遇到新问题),我会见到了孙仲山,确定为其作无罪辩护。 没想到,未到孙仲山案开庭,我就因在安微吕先三上诉案辩护期间披露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的问题,被停业了。(链接:周泽律师:停业处罚不仅对我不公平,对我的当事人也不公平)孙仲山案因此转由我的合伙人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辩护。我们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孙仲山不构成犯罪。 孙仲山被判有罪,是我没有想到的。孙仲山被判无期徒刑,更是我无法想象的。 因为一直认为孙仲山是无罪的,并希望把其辩成无罪,故在我被停业后,在孙仲山家属原本欠付律师费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借机将案件推掉,而是建议孙仲山家属委托我的合伙人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接力为孙仲山辩护。他们如能把孙仲山辩护无罪,也是实现我的愿望。 孙仲山一审被判有罪,而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我自觉有一种道义责任,希望能够继续为其辩护。为此,我根据孙仲山家属的托付,改变预定的出差计划,紧急预约会见孙仲山。 3月22日,经过三天预约折腾的我,终于会见到了孙仲山。 会见中,孙仲山喊冤。问我:周律师,您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判?! 孙仲山的冤,是那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冤。 从一审判决引述的指控证据可证实的情况来看,孙仲山的所有行为,不过是作为拆迁补偿地上物的土地原始承租人,在拆迁清登调查结束后,在拆迁工作人员拿来让其签名的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了个名,按镇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其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个名。 网络图片 对案涉土地及地上物的拆迁补偿,孙仲山作为原始承租人与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已由昌平区市政管委牵头,马池口镇政府、葛村村委会、评估公司、拆迁公司、 审计公司、测绘公司 、林勘院与转租土地的王永,共同参与,进行了入户清登调查,并根据清登调查情况,由政府部门委托的评估公司出具了《拆迁评估报告》。执行拆迁补偿政策,负责拆迁清登调查和进行拆迁评估的这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哪些该补偿,哪些不该补偿,显然是清楚的。将所承租的土地转租给王永多年、没参与清登调查的孙仲山,在政府方面工作人员拿来清登调查表和《拆迁补偿协议》让其签名时,当然有理由相信,负责执行拆迁补偿政策的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通过清登调查确定的补偿项目和补偿金额,是按照拆迁补偿执行的。而且,作为补偿最大受益人的人王永都签字确认了,孙仲山作为村支书,当然会支持政府的拆迁工作,有什么理由要对那么多部门通过清登调查确定的补偿项目、补偿金额提出质疑!? 孙仲山没有违建行为,拆迁补偿过程中的清登、评估等所有工作流程,都没有参与,也没有与作为拆迁补偿义务主体的政府方面拆迁补偿内容和金额进行过谈判、磋商。拆迁补偿内容,补偿标准,都是政府方面确定,孙仲山被动接受的。这怎么成了孙仲山合同诈骗(公安立案罪名)或诈骗(检察院指控和一审判决认定罪名)犯罪?合法建设必有建设审批手续,王永在孙仲山作为原始承租人的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是否违法建设,建设、规划、国土、乡镇政府等部门一清二楚,清登调查中问一下参与在场参与清登调查的王永有没建设手续,也能查清楚,孙仲山如何隐瞒违建事实?如何骗取拆迁补偿款? 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被害人即涉案拆迁补偿款出资方系兴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故镇政府部分工作人员是否因被告人的行为陷入错误认识,不影响被告人诈骗罪的成立。问题是,被告人都没有接触过兴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任何人员,如何诈骗兴延高速公路公司?“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与被告人共同诈骗的吗?证据呢? 在政府方面工作人员拿来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个名,在政府拟定的《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个名,就被当成诈骗犯罪追诉,被判无期徒刑,岂不是飞来横祸?! 3月22日的会见中,孙仲山尽管感到很冤,对一审判决表示至死不服,但在我就其家人准备聘请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征询其意见时,其却极不赞成,说一审两位律师为其所作无罪辩护,辩得那么好,法院还是判其有罪,案件拖了那么多年,一审判决肯定是法院层层请示汇报后才作出的,二审不可能改。其在看守所呆了好几年,注意到一起被关押的人,一审被判有罪的,二审都被维持了,他对二审结果已不抱希望,不想让家里人花钱请律师了,准备找个法援律师就行了,给家里省点钱。 我对孙仲山在3月22日的会见中表现的态度,感到非常遗憾,并在会见结束后将情况转达了孙仲山家属。但孙仲山家属不想放弃,仍然希望委托我为孙仲山辩护,让我不要介意,他们会尽力去做孙仲山的工作。 通过找人带话、委托其他律师去会见,一次次的劝说,孙仲山同意了家属委托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的安排,遂有了我6月4日对孙仲山的会见。 确定担任孙仲山二审辩护人之后,我一直在想孙仲山问我的问题:一审法院为什么那样判? 审诸一审证据,我发现,兴延高速建设中,拆迁补偿是由中铁建联合体与首发集团(代北京市政府持股)共同成立的兴延高速公路公司,作为拆迁责任主体,向昌平区市政市容委预付征地拆迁补偿款,由昌平区市政市容委按照区里的政策进行拆迁补偿,昌平区内拆迁工作环节哪些情况应该补偿,哪些情况不应该补偿,兴延高速公司不参与,项目完成后进行资金结算,多退少补。 不用自己出钱,昌平区方面在组织拆迁清登调查过程中,对该补不该补的,自然不会去认真核查,从而出现把不该补偿的项目也在清登调查表上予以登记进行补偿的情形。 按照朴素的道理,如果说政府工作人员把不该补偿的项目在清登调查表上进行登记,进行了补偿,就是有罪,那也是政府方面清登调查人员的渎职犯罪!至于补偿权利人因此多获得了补偿,只要不是与政府方面拆迁清登调查人员串通作假,无非是不当得利,而已。对孙仲山来说,其没有参与清登调查,不存在与任何人串通作假,而只是按照政府方面工作人员要求,在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了个名,在政府拟定的《拆迁补偿合同》上签了个名,这与其说是孙仲山骗了政府,还不如说是政府方面为了及早完成拆迁工作,骗了孙仲山——孙仲山误信政府方面工作人员在清登调查中确认的补偿项目都是合法的,应该补偿的,从而在政府方面提供的清登调查表和《拆迁补偿合同》上签了名。 不该补偿的,补了,被审计出来了。大领导批示要“严肃处理”。处理谁? 孙仲山反映,有法官在提讯时说他够冤的,怪他们倒霉,被当成了典型。——这明显是,因果颠倒。如果要抓典型,难道执行拆迁补偿政策,负责拆迁清登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更应该作为“严肃处理”的典型吗?!当然,处理政府工作人员,涉及那么多部门,那么多人,关系错综复杂,处理起来注定困难重重。但是,也不能让小老百姓生背锅,而完全不考虑能否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刑辩在途

陈戌源被判无期 中国足球就能好了吗

陈戌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成为历史上获刑最重的中国足协官员。 在中国足协最近五届实际掌门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风暴中,谢亚龙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个月,两人当时的涉案金额分别为136.38万和119.6554万元,而陈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钱款高达8103万余元(含上海港务集团任职期间),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网络图片 陈戌源之所以能够上位足协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时期的表现得到认可。“选择陈戌源,主要考虑他政治素质强,熟悉足球发展情况,在业内有一定认可度,具有大型国企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陈戌源自己的话说,从来没想过来足协工作,“是组织安排我到足协工作的,刚开始听到这样的安排很纠结。” 网络图片 陈戌源早年的“上进”,也是凭借认可度。1973年,17岁的陈戌源开始在上海港务局工作,担任码头工,因为爱好文学,在单位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被领导赏识看重,23岁时调入办公室做秘书,后来又进入港务局团委,从此开始仕途。 那时候,年轻的陈戌源对足球还是一腔热爱,他喜欢踢球,主打的位置是边锋,擅长突破。 上任足协主席之初,陈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职业联盟,形成充满活力、规范有序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甚至还表态,足协要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帮助职业联盟上路。 彼时的陈戌源,大概还有着担任俱乐部老总时的思维惯性,但根据中国历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态一旦上位权力要与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尝到权力滋味后,放权就成了空谈。 网络图片 时任广州富力副董事长的黄盛华被陈戌源请到北京,出任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但他渐渐发现,中国足协并未想要放权给俱乐部,人事任免权牢牢在手,职业联盟虽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但也只是一块空招牌。 后来,失望的黄盛华通过微信向陈戌源辞行,“我们代表投资人干了几个月,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变味了,就觉得我们是足协下面的一个部门了”。直到今天,职业联盟也仍处在“筹备组”阶段,千呼万唤出不来。 按照黄盛华的想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要想真正职业,行政松绑是首要之举。“投资人能不能更好地开发市场,要看行政能不能给到更多权力。你把权限划分出来,做不好可以更换管理人员,这也是五十多家俱乐部的切身利益。他们代表最高峰的时候一年110个亿的投入,现在低谷也有30亿左右的投入,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必须形成一个抱团取暖的组织?” 网络图片 那么,管理者为什么不松绑不放权?也许因为手里有权力就可以寻租,就能捞取好处。 陈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当选中国足协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协负责人来敲他房门,各自送上30万元“拜码头”费用。陈戌源回忆:“到我房间里来,把双肩包往我沙发上一放,说陈主席恭喜你、祝贺你,希望能够多关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 办理陈戌源案的湖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罗氚也说:“中国足球管办不分,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权力过于集中,这样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监管者手握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那结果可想而知,按照陈戌源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也收钱,我要是去抓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吗?” 这句话说到了根子上,自己怎么会抓自己呢?让手握权力者监督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这一波足坛反腐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出好戏: 2023年1月19日,刘奕、陈永亮被调查,足协开会,陈戌源表示坚决拥护; 2月15日,陈戌源被调查,足协开会,杜兆才表示坚决拥护; 4月1日,杜兆才被调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来你也在这里”。 按照职业联盟筹备组的建议,作为社会组织,中国足协需要借鉴国外足协经验,做到真正的“管办分离”。 因为除了个人贪腐,决策机构如果没有多元化权力分立与监督体系,很容易形成一个领导拍脑袋、一声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协说什么,联赛俱乐部只能听着,只能执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可能导致一旦做出灾难性决策时,无人能够刹车拦阻。 网络图片 比如陈戌源和足协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这个初衷虽然符合世界职业足球发展规律,但选错了时机,在疫情后的经济大形势下,最该做的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折腾,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这类涉及联赛和俱乐部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职业联盟(J LEAGUE)说了算,基本流程是,职业联盟中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和讨论重大决议,再由每年召开两次的“社员总会”通过或否决。 执委会的成员,均为联赛各俱乐部(J1到J3这三级别联赛)的代表,“社员总会”的参与者,除了各队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联赛主席在内的理事会。换句话说,J联赛怎么玩,各俱乐部自己商量着来。 而日本职业联盟作为公益社团法人,和隶属于日本体育厅的足协,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足协的经费来自体育厅,J联赛不从政府行业协会拿任何经费,而J联赛自己挣到的钱,也不会给足协抽成。 就这样,把权责分清,把规则框架搭起来,把监管机制建起来,然后就放手让联赛参与者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很可惜,这类涉及到顶层设计与权力分配的深层改变,也许已不是陈戌源和足协所能持续推进的。陈戌源说:“看了改革发展方案,有一种畏难情绪,觉得这件事情,足协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终,陈选择了放弃长远大局,追求个人政绩与利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巡视员崔海飞在评论陈戌源案时说:“杜兆才和陈戌源作为足协负责人……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豪赌世界杯上……” 网络图片 历史循环往复,阎世铎当年赌进了世界杯,但取消甲A升降级等举措,沉重打击了联赛的健康发展;谢亚龙为赌国奥,提出中超南北分区赛制(后胎死腹中);韦迪也提出过“国奥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队为国奥陪练…… 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伤害,付出代价的始终是中国足球。 历史往复循环。预言了国足要输越南的范志毅还说:“你说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一届一届一届换了多少个足球协会主席了,改过不啦?换汤不换药。” 清除一个陈戌源不难,更难的也许是,如何避免“陈戌源们”再次出现。 回到2010年,中国足坛上次扫黑风暴在寒风中宣判,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陆俊等一批足坛人士获刑。记者赵宇回忆:“那次宣判我也在现场,铁岭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边站着,很冷,我当时就想,中国足球能变好吗?中国足球在这轮肃清之后,就能走上正轨了吗?” 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浪体育

红二代视角 谁会是习的接班人

最近,国内微信疯传刘亚洲将获无期徒刑,这是承接2021年12月疯传刘被捕传言而来。作为过来人,我当然了解江胡时期一直被红二代视为管家模式,到胡第二任期,红二代们摩拳擦掌,在为管家模式过渡到接班人模式阋于墙。

人权观察:香港47名涉35+初选案人士遭不公审判

香港高等法院8月初推翻媒体不得报导国安法案件的裁决后,更多关于国安法案件的细节逐渐公之于众。媒体披露,2021年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泛民人士,有29人有意认罪以获减刑;而含法律学者戴耀廷在内的5名被告,被指控为“组织者”,最高可面临无期徒刑。 2020年7月参与或组织民主派“35+”初选的47名民主派人士,均遭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之音报导,在高等法院解除媒体报导禁令后,有媒体披露其中29名被告有意认罪以获减刑,通常认罪可缩短三分之一刑期。 报导指,有5名被告遭指控为“组织者”,最高可面临无期徒刑的重判。这5人分别是:法律学者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区诺轩、前区议员赵家贤、锺锦麟和社运人士吴政亨。 控方提出139页的案情撮要,重点集中于47名被告的书面和口头发言、筹款和选举协调等工作,指控他们要“瘫痪港府运作”。 人权观察组织指,该案全案拘捕及审理程序的许多方面,均有违国际正当程序标准。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香港迄今最大的国安法案件虽以法律语言为包装,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无情扼杀香港民主运动的手段之一……和平社运活动竟面临终身监禁的真实威胁,显见北京公然蔑视民主政治程序与法治。” 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至少有100多人受到违反国安法的指控,其中大部分人遭到长期扣押,不得保释。 涉及国安法的案件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不设陪审团。港区国安法规定,若公开审判可能“泄漏国家秘密”,可以对被告人进行秘密审判。当局以涉密为由禁止媒体报导,致使公众无法了解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否遵守了公平和透明的司法原则。 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等人去年9月因拒绝国安处要求,不愿提供该组织内部资料而被捕。当局指控他们违反了港区国安法,涉嫌“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邹幸彤向法庭申请放宽交付审判程序报导限制,但遭裁判法官罗德泉拒绝。邹幸彤转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复核。高等法院8月初判邹幸彤胜诉,下令批准放宽媒体报导国安法案件的限制,使更多关于国安法案件的细节逐渐公之于众。 报导说,在美国、香港等适用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陪审团制度。但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示该案不设陪审团。 此外,港区国安法拒绝让被告人获得保释的权利,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嫌疑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本案47名被告遭警方监控后大多遭到长期关押,时间超过一年。 人权观察组织指,港区国安法不论罪行轻重性质,一律不许保释,有违普通法无罪推定和准许保释的原则,表示一名曾代理此案的香港大律师忧心指出,长期羁押可能让被告“减少动力抗辩”,从而宁愿尽快认罪。

乌克兰法院宣判俄21岁士兵犯战争罪 处以无期徒刑

这是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法院针对俄军的第一个判决。法官Sergiy Agafonov说:“法院认定希希马林(Vadim Shishimarin)有罪,判处终身监禁。”

大陆女歌手曲婉婷母亲二审 原罪名成立被判无期

3月24日,哈尔滨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张明杰二审公开宣判,法院认定张明杰受贿、滥权罪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无期徒刑)。张明杰案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她是大陆创作女歌手曲婉婷的母亲。

刺杀李进进女子被控二级谋杀 最高判25年至无期

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凯兹(Melinda Katz)3月16日宣布,涉嫌(刀捅)杀害纽约移民律师李进进(Jim Li)的嫌疑人张晓宁(Xiaoning Zhang)被控二级谋杀和四级非法持有武器,她最高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张晓宁定于3月18日早上在皇后区刑事法庭出庭。 张晓宁15日晚被押出纽约市警109分局时,公开发表了仇视反共人士的言论。媒体问她:“张晓宁,你为什么杀人?”、“你后不后悔?”她高声回答:“最后悔的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已经害死了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 被告张晓宁2021年8月从中国北京来美,以寻求庇护为由办理身份,在移民局问话没有通过后,她求助于李进进律师。在案发前3天(3月11日),她曾到李进进律师楼大吵大闹。据律师楼对面的保险代理徐小姐说,“李律师怕吵起来说不清,叫我们过去作证。这个女的很凶呀,只听她讲了三句话,我就出来了,⋯⋯李律师站着,这个女的扑上去,秘书把她拉走。” 根据李进进的生前好友、资深媒体人曾慧燕表示,后来,张晓宁假意对李进进说要向他道歉,李进进便同意见她。张晓宁14日早上10点多提着蛋糕到李进进律师楼,秘书说李律师还没到,她下楼等他。11点多,秘书看他俩有说有笑进入办公室,张晓宁说不办政庇了,她进入李进进的个人办公室,并趁机掩上门,秘书当时还不放心探头看了一下。李进进坐在电脑前,张晓宁冷不妨从后方用左臂紧抱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动弹,右手跟着捅刀子,一刀就割断了他的颈动脉,造成大出血,然后再捅三刀,刀刀致命。当时李进进惨叫,外面的人冲进办公室,李进进大叫她割了他的颈动脉,然后不支倒地。

亲人或死或被判无期 世维会主席连续三年闻噩耗

近日有消息传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弟弟胡史塔尔•艾沙被中国当局判处无期徒刑。世维会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系统地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追责,同时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奴役及迫害。

收贿逾8000万 国开行前董事长胡怀邦被判无期徒刑

因涉入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弊案落马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胡怀邦,被当局被指控收贿逾8000万元人民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法院1月7日按受贿罪判处胡怀邦无期徒刑,胡怀邦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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