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在2018年修宪打破任期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中国已超过十年，但中国经济增长不如预期、外资纷纷撤离，他接下来还能做什么，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 2013年上任以来以反贪腐树立权威，誓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治理中国10年后却交出青年高失业率、经济增长放缓、人口陷入”未富先老”的逊色成绩单。 自施行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均以经济繁荣为主要成就，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但是在10月9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习近平追求持续影响力”座谈会上，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列举中国目前的债务危机和社会老龄化导致潜在劳动人口严重下滑等负面因素，推断指出，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无法把希望寄托在经济表现了。目前中国未偿信贷占GDP的比例达290%，远高于美国的255%。 在此背景之下，其他专家认为，习近平在无法依赖经济发展或武力攻台来树立自己政治遗产的情况下，或者有机会透过科学发展等其他建树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总裁埃泽尔（Stephen Ezell）评估，尽管中国的半导体、航空、量子计算和传感、生命科学药物等产业仍将落后于美国等国家数年，但已出现大幅度或适度追赶势头。 特别是在核能发电技术方面，埃泽尔估计中国有望在2035年前与美国技术水平相当，或成为全球首个制造出工业用核聚变反应堆的国家。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是核裂变反应的4倍，如果能在地球上复制，就能满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提供几乎无限清洁、安全且廉价的能源。 埃泽尔解释，中国的目标是“培育足够多的国内公司来服务其技术市场，以剥夺其他国家公司在这些市场销售并获利的能力”。以当前36%的美国半导体流向中国市场为例，埃泽尔确信中国想让这比例下降到0%。 2015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表明打造中国制造业领先全球的野心，计划2025年前让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习近平任内更强调要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摆脱中华民族衰落、停滞和危亡的局面，重新引领全球发展与繁荣的“中国梦”；2017年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加入新节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埃泽尔说，2004至2021年，不仅中国雇用的科研人员数量超过欧美的总和，资金投入规模也仅次于全球第一的美国。此外，中国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打造与美国匹敌的国家级实验室，显示“中国正努力在每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另外，中国的太空项目也有机会“赶英超美”。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Dean Cheng）指出，如果中国在习近平任内成为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国家，“将无可争辩地展示中国的实力，终结或至少挑战美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观念”。 他指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则是习近平上台后的2016年才启动的。今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在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透露，中国计划2030年前后发射天问三号探测器，成为首个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的国家。成斌认为，宇航员到火星插上五星旗的成就，将能与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相提并论，这能让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不过，史剑道对中国追求技术领先地位，最后真正超越美国，并不像埃泽尔那样乐观。史剑道认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实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但那些领先的技术并未转化为实际利益，这意味着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此外，习近平习惯性打压私营部门，在市场不完全自由之下，引领创新的私营部门的活力也将受到限制。他说，不仅中国电动车销售在今年损失200亿美元，规模较小的芯片厂也在2023年关闭了几千多家。 在中美竞争的框架下看待中国目前的技术优势，埃泽尔建议美国接下来应借鉴前总统里根的策略，最大程度限制并稀释中国的实力，因为中国通过贸易失衡、窃取知识产权或创新机制赚取的资金都将再投入到科研项目中。1980年代，里根通过提出星际大战计划（Star Wars）或战略防御倡议与苏联竞争，同时利用共产主义社会本身的缺陷和矛盾，从而拖垮苏联的经济。 除此之外，埃泽尔指出，美国应确保民主自由国家占据全球制造的主要份额，例如与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生产系统，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史剑道强调，习近平已经71岁了，即便再执政10几年到80多岁高龄，如何有效统治中国是问题；因此焦点在于他执政的这么一大段时间里，想为后人留下怎样的成就？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今天，对如何解决软阶层社会的养老问题，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最近有则新闻很热，说年轻人出来工作几年，结果却发现收入不如国企职工父母的退休金：“随着家庭中老年人的退休，尤其是60年代老人退休，年轻人逐渐成为家庭收入中的‘最低人群’，收入被退休金倒挂。父母退休金的丰薄，真实地影响着年轻人的生活。” 这条新闻出来，引发很多讨论。有的人觉得，这就是父母一辈辛苦应该的，很公平；也有人说，退休人的收入都超过工作的人，不公平，难怪年轻人要躺平。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情况？这不仅是工作的年轻人和退休老年人之间的冲突，而是软阶层社会的新趋势。 1、养老双轨制促使年轻人考编上岸 谈论一件事公平不公平，往往是相对的，视乎你的位置而定。 确实，如果只是从退休人员角度来看，工作一辈子，默默上班，哪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今天他们能够拿到不菲的退休金，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至于他们的养老金是否合适，则需要平行对比。最需要对比的对象，其实不是年轻人，而是首先和其他退休人员比，比如私企员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退休金是否真就拿得理直气壮？就比较耐人寻味了。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类似新闻或者身边生活中，退休老人能够拿稳定退休工资外加高福利的，多数都是体制内工作。对比之下，如果是体制外工作，哪怕看起来很高大上，常年拿着白骨精的薪酬，多年缴纳高额税收，社保常年三倍顶格缴纳，但公司缴纳的部分多数被社会统筹了，最后拿到手一算并不多，不要说和自己工作时收入差一截，和体制内的类似资历退休金相比，差距也不小。 症结在哪里？中国养老金是双轨制，简单说，体制内是一套标准，体制外一套标准——而体制内在退休时候更占优势。 原因何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养老金的变革历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仍实行相当传统的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制度。1984年之后，中国开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过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两年后，各地开始全面推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决定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探索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协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到了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定“统筹兼顾”的养老金制度，也就是将养老保险分为社保统筹与个人账户两个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养老保险制尚在不断完善之中，而财政性社会保障开支已经开始大幅增长。 简单而言，我们当下正处于养老金新旧制度交替之中。但抛开现象看本质，体制内人员基本还是在养老方面占据优势。以2021养老金为例，2021年全国人均养老金大概略高于3500元，但人数更多的企业退休人员的人均养老金仅仅为3300元，二者的差额揭示了一个真相，即体制内养老金明显高于企业退休养老金。这还不包括体制内有各种医疗、疗养等隐性福利。 有意思的是，在养老金的舆论场中，过去不少意见批判双轨制；到今天，舆论更多是鼓励年轻人，努力进入体制，争取多拿点养老金。变化的观点背后，是时代变迁的痕迹。 2、软阶层社会的双重窘境 养老金双轨制其实一直存在，为什么到今天，会重新引发关注？社会到底发生什么变化？ 关于养老金的话题，过去之所以没有引发太大争议，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方面，体制内外的当下收入差距，足以覆盖未来的不确定性。体制内虽然一贯稳定，体制外虽然一贯“拥抱变化”，但体制外配套的市场化薪水，过去远远高于体制内薪水。这样，如果大家更看重眼前的、能拿到手的收入差距，就不太在乎或者说会忽略多年后才面临的退休金情况，那么可谓各得其所。 另一方面，对未来的预期不同。此前，经济向好，年轻人的收入增长预期很高，尤其在资本雄心加持之下，有人甚至做着四十岁前财务自由、环游世界的春秋大梦。不少人觉得自己大概率不会靠养老金退休，对于父辈死守养老金的行为，简直是不屑一顾。当年流行的鸡汤标题，往往是“你还守着那份死工资”之类。 到了今天，经济下行，流行梗是“每一年的经济都是过去十年最好的一年”。形势比人强，稳定终于压倒了变化，体制不再是僵化和平庸的同义词，相反则成为上岸和安稳的象征与归属。 这一转变，自然也体现在对退休金的态度。更深层次地看，社会的集体心态变化，其实更多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对此，我将其总结为“软阶层社会”。未来，更多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经济下滑的前景，伴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社会也进入了软阶层社会——其特征是收入不平等拉大，软阶层群体可能面临收入下滑与阶层下滑的双重窘境。这个时候，大家的选择和价值观会更保守。 工作收入不如父辈退休金，从一个角度暴露了软阶层社会的真实情况。 在过去，逼着父母掏空钱包凑首付的行为，多少还有点啃老的羞耻感；到今天，盘算着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这一代年轻人谈论这个话题，好像毫无心理压力，观众也不再有对啃老的指责。原因在于，形势比人强，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安家，靠自己越来越不现实了，啃父母盘算老辈养老金，似乎顺理成章。 “一代不如一代。”这是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名言。她老公出生时候有九斤，儿子、孙子、曾孙体重一路下滑，直到六斤。九斤老太在过去的阅读理解中，可能是作为守旧人物的代表，在当下的内卷情况下，她的感叹有一种预言家式的味道：仅从收入变化来说，这代年轻人有一部分可能不如他们的父母，甚至不如他们的爷爷奶奶。 但这一情况，不独在中国，也是全球情况，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先行一步。 3、全球如此，但中国更应重视未富先老 在日本，中年宅男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的现象越来越多，这也成为不少日本老年人无法安度晚年，在老后还面临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美国，几年前就首次出现一个新景观：四十多年来，中产首次不是社会的最大多数人口。从最广泛的定义来看，美国当下中产占成年人口的比例一半，60年代则高达超过6成。按照职业分类，社会学家发现今天美国年轻人的机遇并不比他们的祖父母一代好。 在美国80年代出生人中，从找到好的工作而言，社会学家发现只有50%多的人找到的工作好于父母，对比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一比例是三分之二；从收入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这批80后中，只有一半的人收入超过了父母，而在4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这个比例为90%。 中产能否维持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子女能否维持自身的阶层。从这个意义而言，年轻人职业机会不如父母，需要依靠父母的养老金，是中产退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软阶层化的标志。 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对我们的警示意义更突出。对于子女收入不如父母养老金的新闻，有人说中国社会正在日本化，但我们需要知道，日本普通人养老金所能提供的生活水准，要高于中国多数人，日本变老的时候已经变富。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21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很快将突破3亿。对比之下，2000年时，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7%，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中国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速度也很快。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今天，对如何解决软阶层社会的养老问题，需要给予足够重视，从社会制度建设与个人理财储备等方面，都需要未雨绸缪。 不少小镇做题家，本身就是出生农村，父母连基本的养老保险都没有，属于总理所言的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他们未来面临问题如山，首先是父母的养老，其次则是自己的养老，至于孩子的未来，也沉甸甸地挂在他们心头。 这一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也需要解决，养老金的全覆盖与延迟退休将是题中之意。否则，小镇做题家的兴起，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他们的没落，也许更快。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中国自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但效果未如理想。公安部最新数字显示，去年全国的新生人口有一千万，同比大跌15%，这也是连续四年下跌。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情况持续，中国很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舆论忧虑中国生育率跌破警戒水平。去年的新生人口在COVID-19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同比大跌15%，也是2016年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以来，新生婴儿数目连续第四年下跌，反映政策未能有效鼓励生育。 广东江门市居民梁小姐从事饮食业。虽然年过三十，但她仍未考虑婚姻问题。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教育成本高昂等社会因素使她对生儿育女有所顾虑。 梁小姐说：“补课费平常一个学期下来最起码有十几科，而且现在的小学一个学期下来换两次校服，有两套，一年下来有四套校服。见不得光的就是捐款。疫情下，校方要求家长捐款。最不好的是，老师会拿它们的垫款来对比，看谁比谁捐得多。（有些孩子）家里比较贫穷，但是他也不愿意落后 ，所以造成孩子心里有阴影”。 梁小姐日常在家忙于照顾弟弟的五岁儿子。她说，用于侄子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每月加起来多达数千元人民币。 梁小姐说：“现在进去医院就算挂个门诊 。每个医生的挂号费都不一样，有些医生挂号不用钱，有些十块钱，有些挂个号要几千块钱。他给你开的药是没得报（保险）的。他会告诉你什么药好用，现在的家长如果对小孩比较紧张的话，他不管你用什么药，反正你用药就行。站在父母的角度， 肯定是挂比较好的医生。 房价高影响生儿育女计划 她说，身边不少朋友由于要到异地工作而放弃生养孩子。 梁小姐说：“城市人不愿意生是因为楼价太贵了，农村不愿意生（是因为）现在农村的地基本上都没有了。生小孩只有一个法子：夫妻俩必须要到外面工作。把小孩留在家里不放心。异地不收外地的学生。公办的学校根本不会让你进。这才是个问题。” 梁小姐说，一些朋友夫妻俩无法放弃工作，只好把孩子留在原居地。 梁小姐说：“同样是广东省。父母在广州工作，小孩在农村，你想把小孩带过去是不可能的。那里没有学位给你，就算你有钱买也不给你。逼着父母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做‘留守儿童’，也不放心给老人家带呀。” 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全国去年共有1003.5万名婴儿出世，并完成户籍登记，男婴占52.7%，女婴占47.3%。 中国各大城市的出生数字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浙江台州和贵州贵阳等个别城市，新生儿数量更锐减超过30%。 以往中国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一月份，透过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报告”同步说明全年度人口数据，而今年的统计局报告却没有提及2020年中国新生儿出生数字，引起外界揣测。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这些揣测是没有根据的。 原新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啥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没有谈人口？很简单。我们2020年是第七次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的基本汇总数据还没有出来。” 学者：去年出生人数为1400万 虽然国家统计局最快要到四月份才会公布最新的出生数字，原新却表示，他早已心里有数。 原新说：“统计局的数字会略为比公安部的数字要高一些。因为毕竟有一部分人出生没有报户口，在人口普查当中会有更精确的把控。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我认为2020年的出生人数，会在1400万左右。它不可能从上一年的1400万掉到公安部所说的1003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强调，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原新说：“很简单。2020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大家都捂在家里面，很多机关都没有上班，没有即时报户口的多的是，而且户口现在对一个小孩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晚几个月报，甚至晚一两年报都没有任何问题。” “二胎政策”实施至今已有五年。原新认为，政策发挥的效应早已告一段落。 原新说：“即便是生育率不会发生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生育率保持不变的话，出生人数每年减少已经是一个人口规律了。我们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减少。生育率保持在一个水平的话，出生人数减少是规律，没法改变的事了。二孩政策的执行验证了一个规律：你靠生育政策刺激人们多生孩子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它已经形成少生的环境了。比方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的就业状况也在不断改善。” 中国人口全球最多，2019年突破14亿，曾经因为人口太多，自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政策”，强制妇女节育、堕胎，但近年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去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2.5亿人，占比高达18%。 原新说：“劳动力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在劳动力的供给上有一定困难，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改善。全中国受过普通高等教育或以上的人口已达到两亿以上，占总人口15%左右，可以部分弥补劳动力下降的状况。从消费的角度来看，6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70后8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以后。他比50后40后30后更具有消费能力了。” 政协委员吁取消生育限制 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囊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曾发表报告，认为国务院高估了全面“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预计到2033年，65岁以上长者人口占比，会从目前的12.6% 升至超过20%，标志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任泽平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规划时期，也就是最快从今年开始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急剧萎缩，2100年人口降至不到8亿。 有研究也估计，30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升至三分一，对经济造成震撼性的破坏，威胁劳动人口，削弱生产力，同时令劳动和医护成本上升。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中国政协委员黄文政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黄文政说：“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一个危机，对整个经济发展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到消费，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买房买车的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就等于说整个社会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花公共投入的人越来越多。” 黄文政认为，宣扬开放“三胎”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使人感觉中国应维持计划生育。他呼吁取消所有限制，并鼓励生育。 二胎政策缺乏配套保障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二胎政策”实施以来无法形成生育潮，缺乏配套措施是关键因素。 司令说：“中国想要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比例，譬如千分之五，如果达到这个程度的话，社会服务的跟进程度，包括社会保险，生育的医疗保障这种跟进程度，如果能比原来提高千分之五，才能大致形成配套措施，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并没有实现这种保障。”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老百姓背负沉重生活压力。如能实施 “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义务教育”，可能会有更多中国人愿意生孩子。 学者司令质疑俗称“三免”的构想能否落实。 司令说：“一方面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在疲软，经济总量的积累速度放缓。财政收入来讲，社会保障基金的增长幅度远远未能跟上。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实行了双循环战略，很多政策都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 除了从2016年放宽“一胎政策”，中国从今年开始引入三十日离婚冷静期，期望减少民众在冲动下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以便创造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