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明，上电视接受采访，这期间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至今难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其实想尝试将详细的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仍然难以克服心理阴影。但我知道我应该说出来，哪怕仅仅以这种简单的形式。  事实上，2015年7月末，我刚刚被抓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当时还在北京的指监（编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天审讯我的警察就开始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而且有一天还强行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15年9月8日转到天津指监后，天津的预审也多次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我仍然拒绝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刚刚睡著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一会儿预审来。我问她们现在是几点了？她们告诉我半夜十二点，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看见儿子名列嫌犯，当场昏厥  我刚刚穿好衣服，两个预审就进来了，他们满脸的凝重，我们都坐好后，他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著：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醒过来，我当时躺在床上，身边有几个平时为我们体检的医务人员。我这时仍感觉天旋地转，无法呼吸，那几个医务人员看我醒来了，说我血压太高，给了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就离开了。  这时，预审进来了，告诉我说，你儿子被反华势力给带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员把你儿子带回来了，现在在云南，你要不要救你儿子，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当时真的都懵了，问他们，怎样救呢？他们说要录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表明你的态度，我说录甚么视频？表明甚么态度？他们把要我说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让我背下来，大概内容是谴责某某反华势力甚么的吧？记不清了，内容不多。然后，他们打开平时审讯时用的电脑摄像头，并且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是给你放到电视上，那就要用正规摄像机了。过了两天，他们来告诉我说，领导看了很满意，你儿子已经被放回乌兰浩特了。  这是第一次所谓“上电视”的经过，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上电视，直到我被送回乌兰浩特后，我才逐渐在我父母和朋友处得知，那时他们毁掉了对我不上电视的承诺！ 认罪，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2016年，大约是在4月份，我当时已经被转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时我刚做完了乳腺手术，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预审在生活上对我都很照顾，特别是管理我那个监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时常会带我到监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给我带一些监室里没有的吃的东西。  人呐，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其实，我们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但由于我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给了你一些基本的权利，给了你一点温暖，比之前有了一点点改善，你就会感激不尽。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预审说如果我能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然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也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被释放。那段时间他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会用“我们明天就把包龙军和包卓轩给抓起来！”这样的话来恐吓我。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丈夫包龙军也被抓了。他们不断提醒我：只有我先离开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龙军才能出去，我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才能实现。  那么是甚么样的配合呢？他们说，你们这批人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表达出来，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过几天会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他们要我向领导表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我是被蒙骗、被利用的，要谴责那些境外反动势力，要感谢公安机关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从那时起，每次预审提审的时候都没有再去提审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办公室里了，并且看守所还特意布置了一个房间给我，用来吃饭和背诵准备资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录  大约是四月末的一天，预审把我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说：今天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了，要让我做个视频，他对我承诺，这仅仅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体上的，所以让我放心，就按照他们平时给我写的稿子来背一下，而且背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可以重新录制。并且他们还说，你们这批人都是要录像的，要等一个个安排时间。我向他们确认了多次，他非常确定的说绝对不是给媒体报导的。但我那时对于录像还是非常抵触的。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又被带进管教的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穿著便装，他身后跟著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带著一架摄影机。他们进来之后，和我说了一些类似于会给我们出路之类的话。这两年我的记忆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寻之前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也询问他，这个视频究竟是给谁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诺，确实是给他们的领导看的，绝不会放在公共媒体上。  年轻人准备好摄像机，年纪大些的人开始向我提问题。具体是甚么内容我忘记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时预审教我说的内容。我说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记忆力真的特别糟糕，另一方面我对此也还是有所抵触。有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很差，他们会反复问，让我反复回答。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他们才走。  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谓的公安部领导又来了，说上次录的效果不行，要重新录。  但重新录制之后，过了两天预审说，效果还是不行。这次他们拿来了摄像机和电脑，他们把要求我说的内容都放在电脑上，并且放很大的字，就让我直接对著摄像机读电脑上录制好的文字。通过多次录制后，他们终于认为合格了就离开了。但过了两天他们又来了，说还是不合格。要我重新录制。但这次录制后过了几天他们说还是不行。  期待“领导”信守承诺  大约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节的前一天，预审特别把我从监室里带出来，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个领导来了，要和我谈谈，我是否能离开那里，就全凭我的表现了。  我们在那个房间里等著，不久，进来两个著便装的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两个进来后居然和我握了握手，这让我很奇怪。后来得知他们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长和处长。他们简单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就让我对自己做个简单的评价。我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律师，为人处事是以善为标准，工作中我非常敬业，一直都被当事人所认可。那之后，他们经常到看守所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里聊天，同时进一步游说我，要我接受电视采访，我都拒绝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经忘记他们来了多少次之后了，我们在管教的办公室聊完，预审又单独找我说，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电视，你能出来吗！你丈夫包龙军能出来吗！你儿子能出国留学吗！  我陷入了几昼夜的苦思冥想。我当时考虑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这种方式关押著，和外界没有一点联系，这种情况不知道要到甚么时候，我们那可怜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是甚么情况，虽然预审告诉我说他已经被释放回到了乌兰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严厉的管控，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今后怎样生活呢？另一方面，来和我联系的两位所谓的“领导”看上去还不错，应该是会遵守承诺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沟通，我认为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他们并不像我刚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在北京时那样凶恶，而是对我逐渐有了比较好的态度。  最后我决定冒险答应他们这个条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的儿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儿子就不能出国留学，他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多年以后我会出去，但那时的孩子也不知道会是甚么样的情况了？他的这个年龄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终身有阴影。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儿子摆脱当前这种困境，让他能到自由的国度去学习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那样，就只有我出去才办得到！我深怕我的儿子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必须走，他必须离开这国，这就是我当时最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试一下。 为了见儿子，只能认罪  之后，我答应了他们这个上电视的要求，但要求在离开看守所之后才接受电视采访。就开始按照他们准备好的稿子背，同时他们还安排了多次的排练，差不多在离开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进行排练。最后，2016年7月22日他们为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带我离开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于天津市蓟县盘山脚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训基地，在那里，我待了大约十天左右，然后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宾馆。大概是8月3、4日那两天，我在天津市和平宾馆附近的一个小洋楼里接受了采访。  我那时都是完全受他们的控制和安排，虽然我百般的不愿意，但一想到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见到我的可怜的小儿子，才有机会为他筹划相关事项，我也就只好这样继续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们的安排下接受完采访后，下午四五点钟见到了我的小儿子，他搂著我大声的哭了很久，我也搂著孩子默默的流泪。回来之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而且，残酷的现实还让孩子患上了较严重的抑郁症。  8月5日，我和儿子见到了刚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龙军。  那之后，我一直都非常压抑，我们一家随后被软禁在乌兰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儿子和他父亲经常就我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我儿子：儿子，你说你是要妈妈忍著委屈上电视，然后就和你在一起了；还是要妈妈不上电视，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儿子果断的说，我要妈妈和我在一起！  有了儿子这个想法，我想我无论受了多少委屈和伤害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时我能和儿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样做，那我就只能这样选择。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这样，我已一一做了说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编者按：  王宇，中国女性维权律师，曾代理多起著名维权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顺利案、尹旭安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并曾为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无罪辩护。2015年6月公开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发动镇压的江泽民群体灭绝罪。  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在中共当局的“709大抓捕”中被带走，引发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2016年1月8日，王宇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被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  同年，路德维希-特拉里奥国际人权奖评委颁奖给王宇，但王宇在中共政权的压力下拒绝接受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