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相前得力助手因腐败被判处24年监禁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月，日本零售巨头永旺集团在北京最后一座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北京丰台购物中心”正式谢幕。自此以后，北京再无永旺购物中心，这不仅是一个商业品牌的退场，而是中国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外资撤离的一个缩影。 9月6日，正值周末黄金消费时段，北京博主“忐忑的可乐饼”探访了这座商场。在他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入口处的咖啡店已经关门，商场内部人流稀少，许多门店已被清空撤离。当时正值晚餐时段，但位于顶层的餐饮区却宛如空城，只有寥寥几位食客，让人备感凄凉。 “忐忑的可乐饼”注意到，随着永旺的离开，日系品牌宜得利、The Green Party等也已退出了商场。他说，宜得利在中国多地都有店铺，但在近期却在大面积关店，可能也要离开中国市场。 早在8月初，永旺集团就发布公告称，丰台梦乐城将在9月底正式停运，10月起由中国企业接手，更名为“鑫嘉汇购物中心” 但博主却观察到，即使有新企业接手，但许多商家仍然选择撤离，不与新方续约。他称，就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新运营方招商可能很难。他分析，永旺作为“主力店”，带动了商场的整体人气。一旦主力撤出，客流骤减，许多租户只能提前退场。 另外，博主还对比了永旺集团的“撤离公告”与国内公司的“接管宣言”。他称，日企的公告写得更为坦诚和“舒服”，而国内的公司则更倾向于过度美化。比如，中企在公告中号称“持续经营”，但现实却是许多店铺都关门了。 从永旺商城走出来，“忐忑的可乐饼”看着周围的情况，称四周“空空如也”，能走的商家基本上都走了。 在视频中，“忐忑的可乐饼”分析，商城的萧条和周边居民的消费能力下降，可能与周边的丰台科学院的衰落有关。他称，过去，丰台科学院的员工是周边住房和消费的主力，他们收入稳定、消费力强。但疫情以来，该群体的租房需求和消费能力明显下滑，周边房租走低，商场人气也随之下滑。 永旺是日资企业，自1996年进入中国，主要包括超市和购物中心，其门店遍布北京、天津、河北省、江苏省、湖北省、浙江省、广东省等地区。 但在近几年，永旺在中国的业务陷入困境，公司大幅亏损，其在各地的店面陆续关闭。
香港美国商会一项调查显示，该会67%受访会员预期美国和中国关系将会恶化。此外，85%受访者认为，如果港府更加重视经济而不是国家安全，可以更有效地改善美港关系。 据中央社报导，香港美国商会近日发布2025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问卷发送给超过500家公司的高层代表，回复率为18%。 报告指出，各会员几乎一致认为积极的美中关系对他们的企业至关重要，因此，这成为他们今年最关注的问题，而调查结果显示，67%受访者预期中美关系将会恶化，25%预期两国关系将维持稳定，只有8%希望两国关系能改善。 对于美方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47%受访者预计将对全球商业营运产生不利影响，36%考虑重新评估在中国的长期商业策略，32%表示未来将会暂停在中国的投资。 不过，整体而言，76%受访者对2025年的商业前景维持中立（43%）或乐观（33%）的态度，24%表示悲观。 在香港业务上，69%受访者认为港府能有效解决商界关注问题并掌握机会，另有79%受访者表示无意将总部迁出香港。
今天的量，不足5000亿了。 盘中是这样子的。 网络图片 成交量一路低迷，除了开盘集合竞价时候有所放量，后续一直缩量。 收盘是这样子的。 网络图片 而根据统计，4959亿元的成交量，已经创下2020年5月25日以来的新低。 真的是场子没人玩了吗？ 上一次3开头的成交量，还是在2018年。 随后成交量压缩到极致，上证开始了一轮结构牛行情。 但现在的4000多亿，跟2018年的3000多亿，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的3000多亿，仅有3000多只个股，平均到每一只，仍有1亿多的成交量； 而现在的4000多亿，对应的是5000多只个股，平均到每一只，1亿不到了。 为什么会持续低迷呢？我觉得是以下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其一，散户赎回基金，主动权益型基金今年是净赎回约几千亿，直接导致了机构的买盘减少； 其二，年轻人不相信股票，很多00后宁可去上香、买黄金也不来大A； 在2022年12月，网上曾发起过一份调查问卷，收回1600份。问卷数据显示，大A的投资者以男性为主，约是女性的3倍。 从年龄分布看：18岁—29岁的00后、95后仅占比7.75%，场内都是老韭菜。 网络图片 其三，主力资金净流出，我几乎每天都会看查阅资金流向数据，不难发现最重要的主力资金，几乎都在净流出，总是看到下面这种斜向下的图形。 网络图片 其四，外国投资者撤资数据创纪录。 这是今天在朋友圈看到的新闻，咋一看图形，还挺震惊。 从2003年到2021年，外资直接投资一直是净流入的； 可近2年，这个数据变成了负数。 网络图片 这里有点专业，涉及到《国际金融学》的知识，简单做个解释： 外媒引用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增值，国际收支平衡表是1个国家在1年内国际收支状况的总记录，有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净误差和遗漏3个项目。 上面的“直接投资负债FDI”属于资本和金融账户。 在编制平衡表的时候，外国投资者来我们国家的投资，记录在“直接投资负债”上，因此外资增加，就是负债的净增加（以我国为主体，是债务），也是外国人持有我国的债权增加（以外国为主体，是债权）。 外国投资者撤出创纪录，意味着他们的一部分资本在离开。 虽然这部分资本不一定直接进入大A，但背后也能反映外资当中一部分人的态度。 不过，好消息是： 每一次出现极致的地量，也都会出现极致的反转，大家觉得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涵子君
1 号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由于其被中共官方视为“对外经济最重要的窗口和风向标”，引发外界关注。官媒大力粉饰宣传“盛况”，称展览总面积增至150万平方米，线下展企业从2.5万家增至约3.5万家，新参展企业超过9000家；线上展企业近4万家等等。 不仅如此，官方还宣传称，“全球工商界反响积极，来自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线上线下报名参会。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的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等等。 然而，很多参展的商家从广交会现场发布的视频显示，真实情况与官方宣传大不相同。 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女士在第一天结束后总结说，乍一看人流量还算不错，老外大约占10%左右。她一天只拿到了8张老外的名片，而以往参展的第一天，起码可以拿到50张以上。她的同行也一样收获不佳。并且今年的摊位费非常贵，投入和产出明显不成正比。 4月15日，号称史上最大的广交会，今天第一天，乍一看人流量很多，158000的摊位费，收到8张名片，比往年惨太多！ pic.twitter.com/2oYKGS6Cep — 墙内之音【互fo ?】 (@qiangneizhiyin) April 15, 2023 另一名在现场拍摄的民众也不禁说，“这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广交会，满屏都是中国人，老外都跑哪里去了？” 四月16日 广州 广交会 整个广交会上，外国人寥寥无几，我们终于成功把外国人赶出了中国????? 中国胜利了，人民沸腾了 pic.twitter.com/KgGG9lpjhs — 为自由而战-天山剑客 (@LonelyWarriorMa) April 16, 2023 视频中这位男士说，今年老外来参加广交会的人数比起2015-2018年来说少了太多。并且摊位费非常高，9平米的标准摊位达到了158,000元，约2.8万美元。以后随着网络的冲击，广交会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2 实际上，为了鼓励外国人来参观，中共官方在门票上也采取了区别对待。有中国网友吐槽称，对于外国人来说，只要拿自己的护照，就可以享受100元购买全程门票，整个广交会随便进出；而中国人购买门票则是300元/天，即便是陪同老外参加的中国人，也必须按照每天300元的价格购买。 在4月15日当天的新闻中，中共官方宣称，开幕首日全天进场人次37万，其中外国人6.7万。那么这6.7万的外国人都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视频中似乎给出了答案。这位网友称，今天有2万的俄罗斯客商来参加广交会，创了历史记录了。 不过他还爆料称，这2万的客商里面大部分不是来买东西的，而是来卖东西的。原因就是与采购相比，俄罗斯的商品销售更是一个大问题。因俄乌战争，俄罗斯现在还在被欧美等国家制裁。采购商品问题不大，可以走私，价格高一点也可以买到；但是销售商品就困难重重了。很多国家不敢购买俄罗斯的商品，即便是买也要压低价格，并且还要以走私的方式以避开欧美的监督，这就大大增加了销售的成本，俄罗斯商人的裤衩都要赔掉了。好在俄罗斯有个好兄弟，就是中国，他们可以来参加广交会销售产品。 也有网友对这次广交会的主办方吐槽。一位据称是在广交会内的参展商发视频称，尽管外面显示大排长龙，但展会里面却人数寥寥。 Even queuing can be faked…连排队都可以造假……4月15日广州广交会，三年来第一次这么多人，场外排2小时队才进馆，场内的人却寥寥无几…… pic.twitter.com/Zo5VZW4qtP — 财富直通车 (@Fortune_MOS) April 17, 2023 公开资料显示，广交会是由商务部和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被官方誉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但因为2020年COVID-19大爆发，虽然2021年第130届广交会恢复线下举办，但又因境外采购商无法入境参展受到很大影响。直到2023年4月15日开幕的第133届广交会才全面恢复线下展，但结果仍不如预期。 3 一位参展的商家总结称，今年广交会热闹是因为中国人参加的很多，参展商和国内采购商占了大多数。参加的外国人寥寥无几，尤其欧美的，几乎没有人来，来的也大多数是亚非拉国家的。他们有两位业务员参展，只收了十几张名片，还都是东南亚和中东的。 还有位网友称，“15.8万的汽配展位，才收了8张名片，按广交会收名片的情况，大部分外贸公司要亏本。” 不过也有网友称，无论参展的厂家怎么亏本，主办方都会是最大赢家。不仅摊位费价格很高，中国人的的门票还被两样对待，中共最擅长的就是盘剥中国人民了！ 路透社报导说，广交会的低迷气氛表明，中国3月份出口的意外跃升可能反映了出口商正在追补去年因疫情拖累而被推迟的订单，而不是经济活力的重现。这也与我们上一期视频中分析的，为什么中国3月份出口暴增14.8%，但港口仍堆满集装箱状况相符。 路透社报导，圣诞灯生产商“台州市航杰灯具有限公司”的代表克里斯・林（Kris Lin）说，今年的订单到目前为止比去年下降了30%。乌克兰战争导致电力成本上涨，公司装饰灯具的需求进一步减少。 公司可能会考虑降低劳动力成本。如果今年的订单疲软，工厂将更早地解雇工人。 黄勤勤（Huang Qinqin，音译）是一家排气扇生产商的销售主管。她表示，在今年第一季度订单减半后，也有类似的削减成本计划。 而这仅是国外需求疲软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产业链转移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影响更甚。我们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都曾到报导过，在中国外贸企业比较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关门、倒闭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失业潮。 4 更有甚者，工人放假一天，回来后发现工厂被搬空了。近日，位于深圳市的顶泰电子制品有限公司，老板趁星期天员工休息之际，搬空了所有的设备。员工们完全没有任何预警，周一来上班时才发现老板已经跑路了，而他们的工资还么有结算。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子制造厂家，员工数目高达数百人。这些员工们的被欠薪金额巨大，这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这些员工们显得十分无助。 深圳某电子厂老板趁星期天放假之际，连夜跑路，员工上班时已人去楼空 pic.twitter.com/ZMCYuPF31d — 开眼实验室 (@kaiyan_1) April 16, 2023 距离上海仅有50公里的江苏省的昆山市，有1万多家工厂，被称为长三角制造之都。在这里设厂从事出口贸易的台湾企业多达1529家，其中就包括富士康昆山公司。昆山不仅是中国最富裕县，也是中国最繁忙的出口中心之一。但现在，昆山已出现另一番景象，企业裁减员工，大砍工资和福利；工人则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同其它地方一样，昆山企业遭打击的原因也是因为外贸订单减少及工厂迁往中国境外。因台商较多，这里还建有一个台湾小镇。如今这座小镇却是人去楼空，一片荒凉，几乎被废弃。 这个视频的拍摄者称，整个园区都在卖机器，生意不好，没有活干。他们也开始把机床卖掉不干了。 这是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已经搬空了。看上去也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厂。该厂的对面也是大门紧闭，房屋等待出租。视频拍摄者说，这就是东莞一些老工业区的现状。很多工人因找不到工作都准备返回家乡了。 深圳的状况也很类似。一些工业园区以往繁华的场景早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搬空的厂房和关闭的商铺。即便是还在坚持生产的工厂，也不会再像往常那样周末加班了。 位于浙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现在也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同几年前熙熙攘攘挤满了的采购商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贸陷入何种困境。
不要被标题吓着了。 不过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这个词，确实和砸它有关。 那是2005年的3月，我到成都商报实习，顺便也来了解接下来自己将要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某天晚上，和带我的编辑老师一起去温江泡温泉。大家光着身子在那聊天，突然老师们兴奋起来，他们得到一个消息——伊藤被砸了。 一位编辑老师当场说了一个新闻标题出来，“伊藤，伊疼我不疼。” 这个标题当然没有印在报纸上，但是它的确表达了这家商场和成都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1997年，伊藤春熙路店开业，这家日本百货公司正式进驻成都，据说这也是成都第一家外资商场。 过去25年，伊藤始终坚持它的服务理念，保持一个日本商场的标准，坦白说，它始终高于成都人的生活，也引领着成都。 不信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卫生间。现在的IFS和太古里，卫生间装修得都很高级，设施当然没得说，但是却显得高冷——它只彰显自己的财力，而并不真的以人为中心，走进去我常常担心会摔跤或者撞墙。而伊藤的卫生间，考虑的更多是细节，包括小孩和老人的需求。 不久前成都静默的时候，伊藤也是保供企业之一。那些收到来自伊藤蔬菜包的市民，明显更自豪。物品更丰富不说，包装也更好，还有贴心的小纸条。 成都人对伊藤有着复杂的情感。附近有伊藤商场的居民，生活会相对幸福一些。毫无疑问，成都人是喜欢、追捧伊藤的，它也不断开出新店。“逛伊藤”不仅意味买东西，还代表着某种中产身份认同，因为它超市的货物比一般的要贵。 伊藤在中国多个城市有生意，但是成都伊藤的利润是最好的，据说比日本本部还要好。就像它公司注册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它深度融入了成都这个城市。 但是，春熙路的伊藤，又是日资、外资乃至“外部生活”的象征，在2005、2010和2012年，它都曾被爱国人士包围。2005年，我听说是“真砸”了。一位朋友说，2010年的时候他在现场，爱国青年看到伊藤受到警方良好的保护，砸烂了对面一家韩国烧烤的招牌。 现在春熙路店要关门了，它隔壁的伊势丹百货也要关张。一位好友发圈说，她未来一段时间会经常去吃饭，希望大家能够在那里偶遇。她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多人的情感，至少有一部分，发自内心地热爱着日式百货带来的精致生活。 这家店的关门，引发一些过渡的猜测，人们把它和外资撤离中国联系起来。其实，伊藤并没有变，它和百货业整体上一样陷入经营困难，但是撤离春熙路就只是春熙路而已，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它不会撤离成都。 伊藤撤离通告。（网络图片） 换句话说，不是伊藤变了，而是春熙路变了。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城市更新问题。百年商圈春熙路，其实已经凋敝了，这是成都人必须认识的现实。 那里依然是“市中心”，不过真正的中心稍稍往东偏移了一点，现在太古里和IFS，勉强维持了某种繁华。而以伊藤为代表的传统春熙路商圈，风光不再。 你去看一下，那些爱摄影的油腻中年男，都埋伏在太古里，而在春熙路，连一个打望的人都没有。 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总爱这么说，那么，结束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认为过去25年，是成都人学会过“现代生活”的时代。 1997年的成都，其实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城市，但是在盐市口、春熙路一代，必胜客、星巴克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创造了一个“国际生活”场域，而伊藤和伊势丹所代表的日式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现代生活”，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空话。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一位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在某市打拼送外卖，孩子在送进幼儿园之前，她时常把孩子放在麦当劳——相互信任带来的安全感，是都市的本质，而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不是什么供销社，而是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外资企业。 如果选一个商场作为这种价值的代表，在成都无疑就是伊藤洋华堂。就这个意义上说，过去25年伊藤教会了成都人很多，而那些去打砸抢的人，也从反向证明了伊藤的价值：它是一个“中心”，也是某种价值观的代表，伊藤撤离了，以后你们还去哪里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对很多外国人来说，繁华的中国缩影为两个城市：北京与上海。 一个是庄重肃穆的政治中心，一个是灵动开放的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较之北京，上海毫不逊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像被漩涡中心吸引的水滴，汇聚到魔都工作、生活，甚至结婚生子，扎根中国，成为来自异族的“新上海人”。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在46万左右，来自47个国家。每年正式成为“新上海人”的外籍人士超过7000人，并呈逐年上涨趋势；每年临时来上海的外国人，达到200多万；上海核发的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证数量，超过了5万份。 但这种情况，也许会被这次的上海疫情颠覆。 01 加速“逃离上海”的外国人 4月，福克斯传媒针对居住在上海的950名外国人，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48%的受访者表示，即使不能马上走，他们也会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 另有37%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再看情况决定是否离开；仅有15%的人表示，会依旧选择留在上海。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有许多外国人，已经想尽办法离开了上海。据德国媒体《新苏黎世报》报道，上海在疫情前有1.1万德国人，现在还剩下七千人，换言之，有接近4000人在疫情期间离开了。 据驻华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估计，自上海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已有大约50%的欧洲侨民逃离中国。 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则显示，今年3月至4月，有594名公民和永久居民离开上海，回到了澳大利亚。 一位驻上海的外籍猎头对路透社表示，“一旦封锁结束，几乎所有行业的外籍人士，都将在上海以外的地方寻找新的职业机会。” 暂时留在了上海的外国人，等待着疫情之后离开的机会；而已经离开的外国人，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02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 上海曾连续8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而如今，封城造成的食物短缺与物资匮乏，令选择上海的外国人感到不安。 就连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人员，也在上个月表明缺乏食物，迫使美国允许上海领事馆的所有非必要外交官，可以“自愿离开”。 更重要的是，许多在上海的外企，要活不下去了。 上海是国内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根据研究公司 Resilinc 的数据，3月中旬至4月初，从上海离港的货物量下降了四分之一。 现在，344 艘船滞留在上海港，从上海运送一个集装箱到西海岸的成本，大约是一年前的两倍。 上海封锁产生的经济影响，蔓延到了全球。 苹果、亚马逊、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都公开发表声明，称由于上海这所“处理了中国20%国际贸易的城市被封锁”，它们的供应链即将中断。 以特斯拉为例，其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是满足产能需求的重要支柱。4月，由于上海停工，特斯拉产量暴跌至10757辆，与3月份相比，下滑81%。 美国安森美Onsemi半导体公司官方则正式宣布，解封后，安森美将关闭位于上海的中国全球配送中心，转至新加坡和菲律宾。 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上海的防疫措施阻碍他们吸引或留住熟练外国员工，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影响是严重的。 在华欧洲公司中有近23%正在重新考虑，是否将计划投资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个比例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也在上个月致函上海副市长宗明，称当地日资企业因防疫措施，面临诸多困难，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已经一个多月。其中包括索尼、三菱、夏普等知名企业。因此，日企不得不开始将生产和制造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 企业都活不下去，更别提企业内的“打工人”了。当蝴蝶的翅膀扇动，引发的将是一场惊人海啸。 03 失去外资，上海路向何方？ 如果这些外国人和外企，都真的彻底“逃离上海”，后果将如何？ 据统计局数据，截至到2021年8月底，上海累计使用外资金额超过2700亿美元，共有61090家外企。 这些企业中，哪怕只有十分之一选择撤离，给上海乃至全国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4 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 3.9%，是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增速，比与 3 月的 14.7% 相比，堪称断崖式下跌。 其中有多少是因为上海港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有网友认为，外资在上海投入了天量的资金与资源，不是说撤离就能撤离的，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但资本向来逐利，如果其在一个地方的亏损超过了临界值，那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选择“另起炉灶”。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8%的受访外企表示，他们已经下调了2022年在中国的收入预测，与此同时，52%的受访者已经推迟、或减少了在中国的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以全国万分之六的面积，百分之二的人口，吸引了超过10%的外资。 而今天，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外滩面临的是1843年开埠以来从未有过的万籁俱寂。 热闹了百余年的十里洋场，四十年来最开放的外资商业环境，已经沉寂了接近60天。 花儿凋谢了，明年春天还会开；离去的外国人才，假以时日，还会回来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潇湘经略，原文已被删除）
1988年5月12日晚上，上海市计委、经委、建委、外经贸委的四位副主任，被召集到朱镕基市长位于康平路的办公室，朱镕基告诉他们，将以他们几人为班底，组建： 上海市外资委。 后来有人说过，上海外资委的成立，让上海历史从此要分成两部分。但如此重要的一个部门的预备会议，其实就那样匆匆开完了。 会上，朱镕基说，上海靠一年14亿美元外资，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吸引过来，上海的面貌改变不了。 那时，外资想进上海很麻烦，一个100万美金的项目，审批要经过五个委办、20个局，最多的要盖126个章。 外资委的成立，就是为了将这126个图章，变成“一个图章”。外资委的主任，由朱镕基亲自担任。 一个月后的6月10日，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成立。在锦江饭店的记者发布会上，市长承诺外资委将24小时待命，还当场公布了副主任的电话号码。 成立四天后，外资委就盖了第一个章。来自澳门的制罐厂项目，外资委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讨论，只花了两个小时就通过了。 上海外资委成立当年，就引进了129个外商投资项目，是以往几年平均数的两倍。外商的任何困难，包括一罐煤气，外资委都能帮着解决。 甚至连市长也是随叫随到。卢湾区有德商直接写信给朱镕基，反映公司旁边垃圾成堆。朱镕基马上批示，卢湾区区长亲自到现场动手，组织清扫。 1 外资委的成立，只是解决了外商进门的盖章难题。但进门后的问题还多得很，而且很多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的。 一个全新的商业体系，要重头开始艰难建立。 上海外资委成立20个月后，上海市委研究室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说外商项目获批后却迟迟不能开工，在上海遭遇了： 投资黑箱。 从土地到工商、税务，一个个障碍拦在外商面前。朱镕基看完后，提笔批示：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很巧妙地绕过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引入外资的主要矛盾，转嫁到官僚主义身上。 他提议由市政府出钱，把这份报告印一万份，给所有有关人员看看。简直不敢想象，这些“有关人员”会是如何战战兢兢。 外资面对的系统性问题，就这样打开了缺口。没多久，外资委宣布，将5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各区县 那一年，日本拉链巨头YKK提出在上海独资建厂，遭到了市经委反对，认为会冲击民族工业，甚至有人写信投诉： 日本帝国主义夹着尾巴又来了。 在此之前，上海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工厂骂出了上海。但在外资委和朱镕基的争取下，YKK进入了上海。 1992年，YKK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拉链生产基地。长三角服装企业再也不用飞到日本买拉链了。 更重要的是，上海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限制性项目也能来上海，外商独资企业也欢迎。 此前，为了让外资在上海拿地，朱镕基请来香港的梁振英做顾问，将虹桥的一块地的使用权，破天荒地卖给了日本孙氏企业。 日本孙氏企业这块地上建起了太阳广场，把中国开放的信号传回了日本。这幢楼成了第一批日资企业的大本营。 只有经历过那代人的艰难，才能理解为什么上海会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1982年，国家计委副局长蔡宁林公开预警，欧洲美元市场自由外汇的利率高达20%；中国人想借进出口信贷，需付10-15%的现汇予付款。 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也一直在变，硬贷款利率为8.75%，1981年内提高了三次，涨到了11.6%，而且想借钱，还要额外付0.75%的承诺费以及1.7%的启用费。资深网贷债务人包叔说： 这比网贷还黑。 别说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就是放到现在，有几家企业的盈利率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息贷款？ 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划算太多了。不用安排配合投资，不用冒还不起的风险，还能增加外汇和就业。 外资的意义，远远不止商业联系。在外国直接投资进来后，中国和世界的沟通才开始真正破冰。毕竟所有的关系，都不如金钱来得紧密。 1989年，南浦大桥的钱没有落实，西方金融机构又实施了封锁。朱镕基竟然把借钱的任务，交给了外资委。 没有比外资委更了解外国人的了。他们以“浦江轮渡渡口的落水踩踏事件”为理由，竟然去找亚行的人权项目借钱。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叶龙蜚直飞亚行总部马尼拉，最终争取到了8亿人民币贷款。 为此，叶龙蜚还被央行通报批评。 我们今天遭遇外部困难，应该不会比那一年更艰难了。但掌握了游戏规则，还是可以找到腾挪的空间。 2 这轮上海疫情的前期，不少人把上海叫做买办城市。但稍微翻翻历史就知道，上海一直都不是单纯以市场换资本。 对外开放刚开始搞的时候，外资喜欢来上海搞大楼，修宾馆。但上海很快意识到，要把外资引导到自己需要的产业上去。 比如桑塔纳的国产化。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生产的第一辆桑塔纳，是工人们用葫芦吊和长板凳组装起来的，国产的只有五个部件——轮胎、收音机、喇叭、天线和标牌。 刚开始，德国人被原始的生产方式震惊了，《明镜》周刊的记者说： 大众好像来到了一个孤岛。 199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市长朱镕基发起了“桑塔纳国产化生产共同体”，全国130多个零部件厂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入其中。全国的汽车人突破条块分割，集结在一起，攻克一个个零件的国产化。 一辆桑塔纳，成了中国汽车国产化的启蒙运动，也让上海成为了汽车工业重镇。 那几年，强势的领导凭借权威，推动了好几家重要制造业落地上海。 1992年，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尔建设浦东新厂，土地是吴邦国协调批的。副市长蒋以任四次到工地，水和煤气都是他协调解决的。 后来上海贝尔每年交的税，相当于广东全省的六分之一，被朱镕基亲切地称为“my baby”。更重要的是，上海贝尔成了中国电信业的黄埔军校。 1993年，汽车系统巨头德尔福进入浦东，连办公用房都是和当地企业借的。浦东对德尔福几乎有求必应。三年内，德尔福旗下的动力推进系统、汽车门系统、排放系统公司等六大系统，都来到上海。 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上海引来了数十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几乎是一整条汽车零配件产业链。如今，全球汽车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国总部都在上海。 那些以个人眼光和权威推动的项目，到今天仍然在润泽上海。 特斯拉进入上海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摆在眼前。这一切的背后，是四十年招商引资，几代人的艰难付出。 在桑塔纳国产化运动中，上海车灯厂与车灯巨头日本小糸合资，为桑坦纳配套生产车灯。后来，上海小糸变成了“华域汽车”，成为了中国车灯巨头。 华域汽车的三家子公司，成了特斯拉的供应商；2021年，特斯拉给华域汽车贡献了4%的营业额，而且还在扩大。 被浦东宠爱的德尔福汽车，后来完成了分拆，变身成安波福。安波福的汽车线束公司，几乎为全国所有的车企供货，包括特斯拉。 5月9日晚间，上海市嘉定区泰波路的安波福A6工厂出现阳性病例，当天晚上，有数百位密接的员工被隔离，工厂面临停产。 5月10日，由于安波福的供应问题，特斯拉暂停了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 3 2001年，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落幕，其职能被划到了上海商务委员会。强势领导和政府主导吸引外资的模式，终究是要让位于制度的建设。 20年来，因为在全球的良好口碑，跨国企业不断将亚太区总部和中国区总部从新加坡和香港，搬到上海。 它成为了全球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汇聚地。2021年底，上海拥有了8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6家外资研发中心，集齐了全部500强企业。 最近十七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从未间断。但放长到40年的维度来看，外商投资额出现过至少四五次下降。 每一次下降都有迹可循。外资是很敏感的。 2021年，浦东商务委的领导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 浦东的营商环境已经好于香港、新加坡等地。 但现在，这个势头，似乎要被疫情打断了。 按照上海的官方消息，目前复工白名单出到了第三批，有3000多家企业在名单纸上。而上海光外资企业，就有70000多家。 距离首批白名单发布将近一个月了，新闻里说，首批666家企业的复工率为： 95%。 前两天，汽车供应链上的重点公司博世对媒体说，产能已恢复至30%-75%。这话说得很婉转。 面对媒体的镜头时，外商不太会说有损团结的话，但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4月18日，美国半导体公司安森美宣布，随着上海加强封控，将关闭其位于上海的中国全球配送中心。关闭后，上海配送将转至新加坡和菲律宾。 安森美在四川乐山、苏州与深圳有三家工厂，产品由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转运到全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新加坡的配送中心，显然无法代替上海的配送中心。 或许是巧合，安森美发出通知的那天，正是上海首批666家重点复工白名单曝光的那天，而安森美并不在白名单中。 几天后，安森美的名字出现在了上海第二批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白名单中，很快，安森美接受采访时澄清，并没有要迁移的打算。 进入中国这么多年，外商也学会了中国人含蓄的表达方式。 前几天，在香港已经二次上市的蔚来汽车，宣布计划在新加坡交易所三次上市。 上个月，证监会副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说，外资看中国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我觉得一时的离开也没关系，过段时间还会回来的。 著名情感专家包叔每次失恋，也是这么和自己说的。 按照上海前两年的节奏，过去的四月，上海应该至少新增5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但外资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认将扩大上海工厂两倍”。 长三角的供应链和物流成本优势，是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存在，但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海对于外资的尊重，是这座国际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做好这个工作的关键，还是上海外资委成立前夜，朱镕基和手下们说的那句话： 外国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么人下决心、怎么样的人马、什么方式来办这件事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最低水平，凸显新冠“清零”对制造业和出口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专家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对制造业的钳制以及固有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外资对中国望而却步。 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最低 中国海关总署5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至个位数，是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而4月份进口几乎没有变化，因为更严格和更广泛的疫情限制措施使工厂停工，抑制了国内需求，加剧了更广泛的经济困境。 具体到4月，按美元计价，中国进出口总值496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出口2736.2亿美元，同比增长3.9%，较3月份报告的14.7%增幅大幅下降，这是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速度，但略好于分析师预测的3.2%。进口2225亿美元，同比大体稳定较3月份下降0.1%略有改善，略好于路透社调查显示的3.0%的收缩。贸易顺差511.2亿美元。 疲弱的数据显示，占国内生产总值约三分之一的中国贸易部门正在失去动力。全国范围内的封锁令使上海等主要中心的供应链陷入困境，公司和投资者担心，新冠“清零”战略将扰乱汽车、电子和其他行业的全球贸易和活动。 封城下 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一停再停 路透社报道，据该社看到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特斯拉公司已停止其上海工厂的大部分生产，原因是其电动汽车的零部件安全存在问题，这是该工厂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中的最新一个。上海正处于加强封城的第六周，这考验了制造商在人员和物流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的运营能力。 根据备忘录，特斯拉计划5月10日在上海工厂生产不到200辆汽车，远低于其在关闭22天后于4月19日重新开放后不久提高到的每天约1200辆。 中国乘用车协会5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特斯拉4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已较一个月前下降了98%，突显了中国硬性封锁“清零”带来的打击。 中国乘用车协会表示，特斯拉工厂重新开工后，截至4月底生产了10757辆汽车，销售了1512辆，是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销量。相比之下，该厂3月份售出65814辆汽车。 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工厂在4月份没有出口任何中国制造的Model 3和Model Y型汽车。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美中关系的钟瑞(Rui Zhong)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的封锁影响了中国经济中最脆弱的部分——服务人员、送货司机和其他仍在工作的人。这包括有报道称住在工厂里的特斯拉工人。” 章家敦：“清零”政策将使外企离开中国 “新冠疫情的封锁对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外国企业都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共产党现在结束严厉的封锁，可能会获得商界的原谅。然而，许多人认为上海封城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动态清零’政策将持续到今年秋天的二十大。继续开展针对新冠的误导性运动将把企业赶出中国，或者至少迫使企业将新设施转移到其他地方。” 钟瑞认为，人们的消费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她说：“清零的中期风险确实削弱了中国的市场力量和不同商品的购买力，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外国投资和合资企业的吸引力也不那么大了。” 章家敦认为，不仅中国的“清零”政策对外企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碍，中国正在推行的一系列迫使经济收缩的政策也会导致企业离开中国。 沙茨：外企未来投资可能不会考虑中国 今年2月，曾有报道指出，特斯拉最早会在3月在上海开设一家新工厂，将产能成倍提升，以满足中国市场和出口市场对特斯拉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后有报道指出，特斯拉的计划不是建立新厂，而是扩大已有工厂的生产规模。 专家认为，相对于转移已有的投资项目，外资更有可能在进行新的投资时避开中国。 钟瑞说，特斯拉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的市场准入和劳动力住宿，例如允许工厂车间成为员工的生活区”都对外资有吸引力。 另外，她说：“市场份额和更容易的消费者准入一直是外企传统上从中国寻求的。再加上搬迁、培训和生产开销的高昂成本。转移制造业是有成本的。” 但是她强调：“当然，与中国监管机构的良好关系并不能得到保证。”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霍华德·沙茨(Howard Shatz)指出，外企想要保留在中国的现有投资有三个原因。一是服务一直在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二是利用中国的制造生态系统。三是能收集到竞争对手的动态。 他说：“封城对中国的商业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预计它仍将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4%，这比大多数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要快。” 他说：“所以我认为你会看到公司做的是他们不一定会搬迁现有的工厂，而是会一点一点地在其他地方扩张。在许多情况下，它不会扩展到美国。它将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地方或西半球或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其他地方，以服务于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在那里他们可以利用仍然较低的工资，但更接近美国，或知道他们不必像在中国那样面临封城的情况或任何其他中国正在发生的负面政策变化。 他说，当企业重新评估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投资时，一些企业的“下一个投资也许会多元化，也许会去越南，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去墨西哥。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想（把现有的投资）留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