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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

蒙查查2021|编造送外卖年薪15万的谎言,意图是啥?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发布方是“权威机构”,上面介绍说,广州外卖骑手平均年薪15万,90%+骑手年收入超过10万元……你看了这个“权威发布”,傻不傻眼?

中国知名连锁黄焖鸡回收剩菜再卖 外卖小哥列“最不能点的外卖”

大陆的连锁快餐“杨铭宇黄焖鸡”日前被爆存在食安问题,包括回收剩菜加工后再卖。事件持续引发关注之际,多名外卖小哥3月13日盘点“最不能点的外卖”,冲上热搜榜首位。 大陆媒体报导,“杨铭宇黄焖鸡”在全球有6,000多家门店,日前被踢爆存在食安问题,包括:将顾客食用后的剩菜回收清洗,从中挑出香菇等食材进行二次加工再售卖;使用存放多日的发酸食材;对隔夜发黑的牛肉加色素以冒充新鲜牛肉等,使其从昔日的“国民快餐”沦为低质产品。 事件发生后,杨铭宇官微发布致歉信称,已要求涉事3家门店即刻停业、永久关店,官方也拟立案调查。 “杨铭宇黄焖鸡剩菜回收再卖给顾客”12日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后,有多名外卖员盘点了12种“最不能点的外卖”及不能点的原因: 1. 黄焖鸡:个别商家可能会使用冷冻肉、僵尸肉等不新鲜的肉类食材,并且配菜清洗不彻底。 2. 炸鸡:炸鸡店质量良莠不齐,很多使用的是半成品,保存不当容易生虫或变质。 3. 麻辣烫:需要准备的菜品繁多,商家购买的食材通常比较平价,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卫生情况也不容乐观。其汤底由多种香料和调味品混合而成,可能含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4. 盖浇饭:部分商家为节省成本和时间,不会充分清洗和处理食材,烹饪过程中可能使用大量的油和盐,不利于健康。甚至还有可能使用地沟油或劣质大米。 5. 饺子:外卖的饺子大多不是手工制作,而是商家购买的散装速冻饺子,其馅料可能使用了低廉的肉类或边角料等,食材的新鲜度无法保证。 6. 粥:有些商家为了使粥看起来黏稠,会添加增稠剂等添加剂,而不是经过长时间熬煮。 7. 烤肉拌饭:价格便宜但肉质一般使用的是速冻肉,质量难以保证。 8. 轻食:部分商家为降低成本,会使用合成肉等劣质食材,这些合成肉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激素。 除了前述8种,还有料理包快餐、水果捞、烧烤、汤品,原因是除了使用的食材不新鲜外,还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常吃对身体有害。 外卖小哥盘点的“最不能点的外卖”曝光后,网民们纷纷感叹,“还有能吃的吗?几十年了,食品安全一直解决不了。”“还能点啥了啊。”“一路看下来,基本上没有能点的了。”“炸鸡最不能吃,我见过冻的鸡都臭了,店员闻了都想吐还是照样炸了卖。”“食品部门都是白拿工资不干活的吗?” 还有网民总结道:“早上醒来,穿上甲醛衣服,喝一杯勾兑豆浆,一个淋巴肉包子,一份地沟油炸的油条,中午吃一份预制僵尸肉外卖和一杯过期的奶茶,下午一份植脂末糖精小甜水,一个骨泥肠,回到串串房子,晚上点一份有甲醛的肥牛和鸭血,饭后给自己点一盘过期的水果,再在黑心棉被窝里睡上一觉,又是‘完美’的一天。”该贴文引来其他网民回应说,“命硬的一天。”“天塌了。”“主打一个死不了。”

带孩子跑外卖3岁女儿被抱走,静悄悄!人间失格有谁懂?

最近看到的新闻,已经开始让我摸不着头脑了。你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但就是想不通,这种事它是怎么发生的。 一名外卖小哥,带着3岁的女儿跑外卖。如果说这已经足够令人感到悲哀了,那么后半句再度拔高了上限。 送外卖途中女儿被陌生人抱走,找了6天还没有找到。 网络图片 带着女儿跑外卖本就令人辛酸,途中女儿丢了更是让人崩溃。外卖小哥除了要承受各种自责的内心压力,或许还有家人的抱怨。这要是找不回被抱走的女儿,压力的内外夹击,恐怕摧毁一个人的力度甚至不需要去找一座桥。 送外卖3年就能挣100多万的行业,找不到人照顾自己3岁的女儿?你看,这双方之间,必然有一方是在扯淡,扯极臭的蛋。 又或者说,边送外卖边带女儿,太不方便了,为什么不去摆摊呢?摆摊日入9000块它不香吗?搬个凳子给女儿坐身旁,它不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 首先,摆摊日入多少另说,你得先过城管那一关。总不能刚换的电瓶车,又被收走了三轮车吧? 我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带着女儿去上班,那仿佛是几十年前才会出现的事情,而非现在。毕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每个家庭都有6个钱包给孩子花钱。 这可不是胡说,这是近两天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新经纬报道,有凭有据。 网络图片 父母,爷爷奶奶加上外公外婆,我不知道6个钱包给孩子消费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带着3岁的女儿送外卖? 小哥,你是脑子出问题了吗? 显然,小哥的脑子没出问题,稍微路痴一点都干不了这个活,更别说抢单了。外卖小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劳动体力,抗压能力都必须相当强大。 就算出问题,可能也是出在那6个钱包上。毕竟不是每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能拿五六七八千一个月的养老金,如果拿不到这么多,相反只有一两百,那么别说给孩子消费了,不要孩子给你消费都是在为下一代尽心尽力的提供帮助。 ok,说这些是扯远了,我们更该关注事情本身,那个被抱走的3岁女儿。 谴责人贩子是必须的,我向来对人贩子深恶痛绝,我国法律同样如此,多年来一直在严厉打击这类违法人员,已经打击了很多年。可人贩子始终屡禁不止,他们是不怕死吗?他们仗着什么敢如此丧心病狂,不断作恶? 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的多次举报结果来看,人贩子亦不简单。 网络图片 人贩子的问题交给法律,我不懂的是明明监控遍地,为什么一个3岁女孩儿被人抱走了,竟然6天后仍毫无进展,是不是外卖小哥没有报警,否则的话不至于如此吧。如果不好找,完全可以扩大警力帮助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今后的全部希望。 我记得前几天有个能量满满的宣传视频,4名俄罗斯游客迷路,齐齐哈尔市开启“全城总动员”,仅用十分钟就把人找到了。 网络图片 相比起来,4个没有受到人身威胁的俄罗斯成年人固然要好找很多,但找那样的4个人都要开启全城总动员,找一个3岁女孩儿,是不是更需要如此? 我认为是需要的,国家鼓励生育,二胎三胎四胎,那么也应该给人们看到与鼓励相匹配的重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外卖小哥带3岁女儿送外卖被抱走”的热搜,热搜还是有用的,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意义很大,群众与群众之间、父母与父母之间更能感同身受,他们会注意身边是否多了一个小孩,一旦发现,他们会报警,会给那个丢失女儿的外卖小哥提供帮助,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

“拼命”才赚到的钱,不值得宣传

这几天有几个很励志的热搜。 1998年生的小哥送外卖三年赚102万; 1996年生的小伙干瓦工日赚2000元; 2002年生的男生收破烂一年赚20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这几位90后00后的故事,仿佛在告诉年轻人,只要你肯弯下腰埋头苦干,一定能实现你的财富梦。 很多人质疑事情的真实性。有网友说:快过年了,“励志故事”就端上桌了,就等年轻人干了这碗鸡汤。 先不说事情的真假,我对这样连珠炮似的新闻宣传,有一种本能地排斥。 这些媒体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报道这种普通行业当中万里无一的靠拼命成功的佼佼者。 这种感觉就像是养猪,不全都关在猪圈里,隔三差五总要放出来一两只撒撒欢,让猪圈里的猪看到希望。 但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3年赚了100万的外卖小哥,他说自己一天工作18个小时,有时候一天只睡3个小时。 后来平台限制每天最多工作12个小时,他就注册多个平台,一个平台干12个小时,换个平台继续接单。 看了小哥的照片,98年小伙看着和78年差不多,再看看那双饱经沧桑的双手,真的是燃烧生命来送外卖。 网络图片 是个狠人,让人佩服。但是他再这么干两年,就能存够钱办他的葬礼了。 想宣传外卖小哥也有收入高,可以理解,但角度不能这样来。 类似的新闻无非是想给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信号——别躺平,赶紧找个活,别失业了。 这些新闻背后,隐藏的真相是,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让统计部门很头疼。 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为21.3%,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随后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暂停公布。 关于年轻人的就业舆论导向一直没停过。 各种专家建议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比如要有勇气脱下长衫,研究生送外卖、跑滴滴也是正常的事,回二三线小城市就业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孔乙己穷困潦倒之际依然炫耀着“茴”字的4种写法,让年轻人脱下长衫,又谈何容易? 于是,连串冒出这么多90后00后通过放下身段努力拼搏获得财富的例子,意味就很明显了。 不管你送外卖做瓦工还是收破烂,不要抱怨环境,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就是自己的原因。 如果广大年轻人都和这几位榜样一样,又哪里会有什么“失业率”这一说呢? 最后,这种鸡汤式的宣传,看似励志,其实让人反感。 一方面,这种宣传弱化和消解了不公,让人误以为自己挣不到钱是自己不努力。 另一方面,把被极致压榨的年轻人当作“勤劳致富”的例子来宣扬,充满了悲凉的色彩。我们祖辈流血牺牲换来的,不是期盼子孙后代不再当牛做马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刘叁刀

95后外卖小哥3年赚102万,是不是励志故事

近日,上海一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 据报道,26岁的陈思是江西抚州人,小学未毕业。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 陈思的事迹被曝光后,留言区里很多人直呼“不可能”,这些人算了一笔账:3年赚102万,一年赚三十多万,一天要赚近千元,一个小时要跑六七单,这比机器人还猛。 在他们眼中,这个故事,要么是作假,要么是资本宣传“以命换钱”,并不励志,更不值得效仿。 陈思的工作强度,确实属于比较极端的个例,但现实中并非不可能。总有一些人的辛苦和辛酸,不能用常人思维去理解。 网络图片 从概率的角度来讲,每个行业都会产生一些“佼佼者”。在媒体的报道中,相关业内人士证实,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 从陈思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一直很拼,一天送18个小时,平台有时间限制,他就注册多个平台,把和别人打招呼的时间都用到送外卖上。另外,他对路况熟悉,路线规划上颇有心得,“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 他的故事让人看到了,人的潜能无限,只要把自己逼到极限,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且,陈思是在一线城市上海送外卖,单子密集,单价也比较高。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疫情造就了一批“两个轮子上的英雄”,他们冒着较大的风险,取得了较高的跑腿费,甚至还有不少打赏,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 现在陈思不仅还清债务,还在老家买了两套房。但他的故事让人震惊,与其说是他短时间里的逆袭,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毅力和坚持,超乎常人的想象。 其实,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影子。 比如,陈思是典型的“打两份工”的年轻人。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先是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坦白说,这个工资不低了。 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怎样才能挣最多的钱,想必他有过仔细的盘算。 开饭店失败负债80万,陈思也是年纪轻轻便“遭受社会毒打”的一个典型。但是陈思身上的闪光点在于,他没有放弃,没有因为创业失败沉沦,或者误入歧途,而是选择老老实实地,一单接着一单送外卖的方式来还债。 在陈思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很多送外卖致富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没有什么传奇色彩,致富的背后,都是在与时间的赛跑、用汗水打拼。我们乐见这样的故事涌现,这说明普通人通过辛勤劳动,可以改写命运。 网络图片 陈思向记者展示那双黑黝黝、臃肿粗糙的手,让无数人动容。以前常说“幸福生活要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这其实是一句概括性比较强、比较抽象的励志语。但是当陈思的那双手伸出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双十分具体、“赤裸裸”的勤劳的手。 而这双手的主人,出生于1998年,这说明年轻人也能像老一辈那样吃苦耐劳、奋斗不息。只不过,很多人、很多故事,都隐藏在不为人知的社会角落。 也有网友担心,陈思之所以挣那么多,在于他跳出了平台的规则,通过注册多个平台来“加班”。那么随着他的走红,平台会不会堵上相应的“漏洞”,使得外卖员只能注册一个平台,或者不能同时在多个平台上接单? 坦白说,这是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乐见勤奋的普通人通过夜以继日地工作致富;另一方面,又很难忽略其背后的风险。 毕竟,过往媒体报道过不少外卖员因为太过辛劳而生病甚至猝死的案例,而这个工种的特殊性,往往又使得他们很难维权,很难得到相应的补偿。 所以,围观陈思的故事,不能仅止于惊叹。勤劳的人应该被善待,在保障他们的挣钱机会之余,平台、政府部门和全社会,都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行业,理解这个行业的人,然后针对性地做一些改进,完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让他们可以不用那么拼,有底气放慢脚步,享受闲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他被打不是因为“吧唧嘴”,而是断别人的路

前两天聊的“3年挣102万”外卖小哥,据深蓝财经报,被同行打了。词条里少有同情,更多是说他“吧唧嘴被打,活该。” 注意,他那并不能叫吧唧嘴,这一点可千万别搞错了。 网络图片 所谓“吧唧嘴”,是吃好东西发出聒噪、令人心烦的声音,或是嚣张的炫耀。而吃红薯窝窝头,还发出同样的声音,岂能也叫吧唧嘴? 那明显属于欺骗。 两者之间区别很大,真正的吧唧嘴无非就是恶心人,难道你因为别人恶心就要打别人?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如上面那种唱红薯窝窝头幸福感的行为,却大有贻误的心思在内了。 甚至他还继续发声,说是平台有限制,否则自己能挣更多,只要足够辛勤,3年不止102万。 你贻误别人,把别人说得全去送外卖,既欺骗式的害了他人,又内卷了同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鼓励祥子努力拉车,以供自己吃喝玩乐的,被打真的不奇怪,尤其是在祥子们几乎到了努力拉车也窘迫的时候。 网络图片 有人曝料说他根本不是靠送外卖挣钱,他们一伙人是卖电瓶车的,把人拉去跑外卖就能赚到“邀请奖”。 一些其他外卖员也发出质疑,称自己累死累活一天12个小时,不过两三百块钱,而他每天赚1000块这可能吗?这种事为什么没有辟谣,反而帮他宣传? 这种问法就问到了关键上,为什么要帮他宣传? 送外卖3年挣了102万这个事情,所折射的最重要两个问题,一是如此离谱的话题竟然有人信了,竟然真的能吸引到一大批人踊跃外卖行业。二是如此离谱的话题,竟然有媒体真的去报道(100多家),甚至还找了“专家”背书。 只能说,这两问题相辅相成。正是我们经常看一些无聊且毫无逻辑、明显扯淡的内容,才导致我们在慢慢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送外卖3年挣102万这个话题我在上一篇中随便分析一下就得出不可能的结果,那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而仅仅具备小学数学能力和日常生活常识即可。 这能力,可以说但凡是个人都具备,那为什么一大片分不出真假? 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思考过“这存在虚假性”,他们本能的认为一切“好消息”都为真。事实上,如果我们有些媒体稍微去说说不好的东西,尤其涉及到国外,他们怀疑的本能就立马暴涨200%了。 反之,一些质疑送外卖3年挣102万的人,还要被他们骂“躺废们妖言惑众”、“自己不上进,只会怀疑别人”。 这是慢慢养成的思维,属于“慢性病”。 比指鹿为马更令人颓唐的,是人们竟不知道那是指鹿为马。他们毫不犹豫,已然认为那根本便是鹿。只存在其中一小部分,看过马儿的雄姿,知道这只是一头鹿。可他们张张嘴,却无力反驳。除非开始逃命的时候,你给了他们一头鹿,硬指那是马,他们才终于抗拒起来。 因为那种时候,你已然不是在指鹿为马,而是在断他人的后路。 被打的外卖员也是,他的行为无疑会让一大群从不思考的人趋之若鹜。而内卷的增加,则只会让外卖平台咧开嘴去笑,让原本真正务实且辛苦的外卖员想哭。 我们很清楚,内卷真正带走的是哪一个群体的利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当一个外卖骑手摔倒在冬夜的国定路

冬夜,凌晨3点,向建军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左腿骨折令这个42岁的男人疼痛缠身。他在黑暗中闭上眼,等着时间把腿治愈。几小时前,复旦大学东门外的国定路上,为避让两个逆行的行人,向建军送外卖的电动车失控撞向护栏…… 一直独来独往的外卖小哥被送进医院。医生要求立刻住院手术,向建军拒绝了——1万元押金让他坚决选择了回家。在微信上向朋友借钱打了块固定的夹板,他回到了出租屋。 在疼痛中煎熬的时候,向建军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一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替他发了求助帖;两名学生去了两趟交警部门,为他开具责任认定书。第3天,平台同意为向建军垫付手术费后,两位志愿者打车到他的住处,要把他“拖进医院”。 得知自己受伤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被不断转发,向建军惊恐不安:“我个人的这一点小事,还要惊动那么多人?” 他确实本可以不惊动这么多人。向建军拥有两份保险,一份是平台每日强制扣除的骑手意外险,另一份是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的平台企业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但两者都因流程复杂,无法在当下申请到足以支持他入院的费用。 在众多掏不起巨额医药费的外卖骑手中,向建军算得上幸运,却又不免尴尬。 不敢叫“120”的外卖骑手 现在回想,向建军仍庆幸,11月12日那天出门前,他为御寒给自己绑上了简易的护膝。 那晚,他一口气抢到4个长距离配送单,每单均价是20多元。最长的一单是从他居住的静安区附近到杨浦区的国和路,近10公里。 23点30分,距离最后一单的目的地还有不到两公里,事故发生。 正在等红灯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程栗(化名)听到马路对面“砰”地一声,紧接着是一阵带哭腔的呻吟。她马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和相机。 回过神来,向建军的左腿已没了知觉,他只能倚靠着电瓶车,盘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是:“马上要超时的外卖怎么办?”4个顺路单,前3单都已经完成了,最后这单没法退。 “外卖看得比人还重”,对向建军来说不足为奇。他跑外卖两年了,受伤是常事。几个月前,也是在跑外卖的路上,掉落的树枝把他的眼睛砸肿了,“还是照常送外卖,也没擦药什么的。”但向建军感到,这次的伤非比寻常。 大腿渐渐出现了灼热的疼痛感。他战栗着拨通了平台客服的电话,想要报告伤情,请系统取消订单。电话那头,客服语气平静地说:“系统没有权限取消订单。”情急之下,他提前点击了“已送达”的按钮,打电话给客户解释原因。 很快,校门口目睹事故的学生们围了上来。向建军记得,其中一个学生脱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询问他是否要叫救护车。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钱。” 23点45分,交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向建军躺上担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识,他甚至报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场的大学生胡嘉(化名)执意提出陪他到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向建军“左股骨干错位性骨折”,需要手术。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术就要先缴1万元的押金。他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写下“拒绝住院,后果自负”,离开了医院。 凌晨2点,向建军拖着伤腿穿过旧小区昏暗的灯光,穿过客厅里其他租客的十几张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处。 这是一个用半个阳台搭出来的扇形空间,直通厨房,小到几乎被一个高低床完全占满,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军在下铺睡觉,他所有的家当收在一只行李箱里,搁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给他买的一杯冰镇柠檬茶缓解疼痛,拄着顺手从床板上卸下来的一根木棒上厕所。他仍觉得折断的股骨能自行愈合,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落下点残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伤口肿得更厉害了。学生“恐吓”他:“这样下去,再也送不了外卖。”医生的语音条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几条,都是建议他去做手术的。 但他不为所动,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想再为社会增加负担了……” 向建军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独子。他没有伴侣,父母在几年前因病先后离开,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络人只有个位数。在上海,他身边唯一说得上话的朋友还是十几年前学理发时认识的。 2018年,向建军借了贷款,在武汉火车站旁开了一家理发店。没两年,理发店因为经营惨淡而倒闭,负债十几万元的向建军来到上海,在别人的理发店打工还债,两年前又转行做起了外卖。在遥遥无期的还债过程中,“失信人”的名声是他的隐痛。 那个无比漫长的夜晚,向建军坐在床上,伤腿钝痛。他把戴了十几年的平安扣坠子扯到一边,喃喃自语,“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垫付手术费中的“拉锯” 向建军受伤后第三天,一群学生来到他的住处劝他接受治疗,声称:“医药费已经有着落了。” 原来这几天,目睹向建军受伤的程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替他求助。为了解后续情况,她想方设法通过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人生第一次作为‘家属’签字是给陌生人。” 当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复达到了上百条。好几位留言者都有过帮扶骑手的坎坷经历:车祸后,外卖骑手本可以得到赔付,但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政策,错过了申请的时限。 有人想到医保和新农合,但向建军此前从未缴纳过医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但向建军未达到“急重危”的标准,不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所覆盖的帮助范围内。 有人替他联系上了上海慈善总会,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没有户口,没有一个街道和社区能够为他提供救助资金用于治疗…… 在梳理信息的过程中,程栗惊讶地发现,向建军站在各种帮扶条例的半径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灵了。 现在,平台为他提供的两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险,是他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门在外卖骑手、专车司机中陆续开始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以下简称“新职伤”)。 “我看到过新闻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骑手应该都上了这个保险的。”向建军关注过这个消息,为这个消息切实欣喜过,觉得“自己起码有了份保障”,但是具体的保险流程是怎样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没有“被保上”,他说不上来。 受伤之后,向建军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统上点击了保险赔付的申请,上传材料之后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审核”状态。 根据一些网络留言的志愿者的经验和平台客服的回复,以往准备“新职伤”的材料到赔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个月以上。“这就是让你自己先垫付,然后拿着医药费单子后报销的流程,但是这个正规的流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如果那个骑手兜里没钱,拿不出那笔医药费该怎么办?”向建军事后回忆。 通过这则帖子,复旦大学社工专业的硕士生王岭(化名)和国际政治学院的刘彦(化名)找到程栗,希望为向建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哲学学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处理过骑手受伤的相似事件,或许经验可供参考。凌晨,他们在微信拉了个群。社会志愿者马文龙和陈铮也参与进来。 向建军还想着“再等等”,学生们却替他着急,催他开通水滴筹,他依旧犹豫,“该不该麻烦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军的筹款链接终于发出。“骑手”“送餐时跌倒”“放弃治疗”,尽管向建军的自述很朴素,但这些字眼牵动着点开链接的每一个人。仅仅用了3小时,“水滴筹”设置的5万元就筹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伤的他,打来电话,表示可以为他垫付医药费。 有了“双重保险”,学生们陪同向建军再次到了医院,但麻烦远没有结束。根据医院的要求,入院费用无法通过公司账户转入医院,需要用私人账户转账。而“水滴筹”里的钱还没来得及取出,外卖平台派来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没有用私人账户转账的惯例,需要向上级汇报”。 那天很漫长,向建军在医院的长椅上从中午坐到日落,辗转在急诊室和住院部,看着平台的人来了又离开,安定下来的心又悬起来。天黑了,送他就医的志愿者陈铮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账户为他垫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军终于住进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里,初来乍到的向建军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患者。医生把他骨头错位的大腿悬吊起来。在护士注射的时候,整层楼都听到了向建军的大喊。护工也说,他按铃求助的次数比邻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释自己“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发脾气”。 医院又发来催缴8万元预交款的短信。“为什么要预缴那么多?我之前也有个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医院让预缴的费用只有小几万元。”一位有经验的志愿者很警惕。 有一次听到医生的议论,志愿者们才明白:许多受伤的外卖小哥,和向建军一样,没有积蓄,送到医院后,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赔付,拖欠了医疗费用。 王岭和刘彦跑了两趟杨浦区交警支队,给他开出交通责任认定书:两位行人逆行,向建军无责。监控录像没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军强调反复他不追责,“如果我想要让行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险赔付是不是又会变得更复杂?”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又来探望向建军了。他们带来一份拟好的手写协议,主要内容是,等向建军先用完已有的筹款,平台会再来支付余款。 他们站在向建军的病床前解释,这是出于“保护骑手的权益”:“我们和你,严格来说是没有劳务关系的,垫付是出于关心骑手……”向建军有些委屈。 不过,送外卖的他确实不属于任何一个站点,他更习惯“单枪匹马”作战。他从没加过骑手群,因为要下载额外的app,他舍不得多花这一小点流量钱。 在手术当天,几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医院降低预缴费标准,向建军把手边筹集来的善款都转入医院账户后,就立即手术;平台虽没有垫付向建军的医药费,但承诺:“如果还有不够的后续治疗费,平台会出面垫付。” 11月20日晚间,向建军的手术在几经坎坷后开始。医生把几根钢钉敲进向建军股骨的断裂处。骨头终于接上了。 “你们不要指责平台” 手术很顺利,向建军给自己设定了一厢情愿的康复计划:术后在医院康复一个礼拜,回家后再养两个礼拜,“21天以后,就能尝试跑外卖了,轻轻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农历新年以前完全恢复。2023年春节,他没有回湖北老家过年,留在上海继续干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奖金鼓励他们不休假,他多挣了几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卖跑得最顺的时候摔了,那时我接连5天,每天都会跑到300元以上。”说起受伤前一周的“战果”,他难抑自豪。但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时,他就会下意识摩挲下僵直的左腿。这是医生的嘱托,努力收放下术后左腿小腿和脚掌的肌肉,有助于康复。 “你们不要总指责平台,他们也没有犯错,谁也没规定他们必须为我垫付医药费,我身体好了肯定是要继续送外卖的。”向建军总是这么叮嘱想要在各个渠道想要公开他故事的学生、记者。 从很多方面看,向建军送外卖,既是为了生计,也关乎热爱。他42岁的人生里就干过两个职业:理发师、外卖员。用他的话说:“前者我不感冒,后者我多少有点天赋。” 向建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10年还是个撇撇(不太合格)手艺”。创业失败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的理发店,但是,撞上疫情,理发店的顾客锐减。 向建军眼看着还不上债,跟着别人涌入外卖行业。 最多的时候,向建军一个月送外卖能挣1万元出头,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单十元二十元挣来的。但是今年,向建军觉得,也许是送外卖的骑手越来越多,外卖行业突然变“卷”了。平台记录显示,10月份,他送外卖的总收入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饭、还债之后,一分钱也没剩下。 尽管如此,向建军还是喜欢送外卖,这和“以送外卖为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把平台给他派发的长距离配送单视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劳,觉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他说:“等我发掘一下自己的潜力,跑到1万元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跑不到钱,是自己努力不够,和平台没有关系。” 在程栗最初在小红书上发布的那条为向建军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军第一次注册了账号并写下了他的评论“真的没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这么坚强,背影还很帅!” 在几天的接触中,学生们对向建军的印象是健谈、爱笑,但是受伤后却几乎没有朋友来看他。他和王岭聊到他新认识的女友。他说了自己的伤情,但女友却说工作很忙,不能来照顾。王岭笑了,说:“那这就是对她的考验。”向建军点头说:“对,她没有通过考验!” 回忆起这次骨折,向建军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亏”:多亏有学生帮忙;多亏自己当时戴了个护膝…… 这种自我开解的心态,一度让帮他的志愿者费解:为什么一个人在工作时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不断寻找自洽? 实际上,从进入社会就游走于基础服务业的向建军,很少有向社会保障体系求助的机会。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基本“五险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时,老板曾提出由店里承担大头,给向建军上社保,但向建军不干。这样,他每个月能省下两三百元,能尽早还清银行的债务。 让人意外的是,当被问起受伤后最失望的时刻,向建军没有说筹集医药费的艰难,而是提到,平台没有把他摔倒后的超时订单取消。“这是举手之劳,如果不取消,我就会在系统里被降级、扣分……” 外卖平台上显示,受伤那天,他因为“超距离点送达”收到了平台发出的两份罚单,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发3天之后,平台才取消了这两笔罚单。 谁才应该是“第一顺位”? 手术后,在医院只住了3天,向建军回家了。医院账户里筹来的钱几乎用光了。康复的费用没了着落,平台承诺的医药费还没垫付进来。 向建军选择了妥协:“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复。” 学生们专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时,群里已经有19个志愿者了。 从发帖直到手术,学生们持续感受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震荡”。程栗几乎天天扑在这件事上,每隔2-3分钟就会去翻看手机,一条接着一条地回复热心人的关心和建议。这占据了她所有课余时间,她疲惫不堪,不知道何时能抽身。 手术后,为向建军奔波了多天的学生们找到了社工专业的老师请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写下一份《骑手向建军救助交接事项》,一是把他们帮助向建军办理的各项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这次求助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但学生们也很明白,签下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真正放下。 学生们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轨道,但向建军的求助仍时不时来叨扰。“过两天换药,能不能出几个人?”“明天拆线,能来帮忙吗?”渐渐,向建军也从最开始的“不好意思开口”转变成了那个常常向学生求助的人。“是不应该总打扰他们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养伤的向建军也很尴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骑手的社会保障体系暂时失灵时的“偶然替代”。对一个拿不出医药费的骑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体系,似乎也没有写在纸上的流程可以参考。 他有很多具体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时申报意外险和“新职伤”?多久能拿到钱?这几个月没有收入怎么过下去? “建议出一个‘外卖骑手出车祸了应该怎么办’的帮扶手册。”一位志愿者在程栗发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军请朋友帮忙打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资料,学习“如何一步步申请新职伤保险”。 保险的赔付流程依然“难搞”。向建军也变得敏感——水滴筹的工作人员找他补充一些出院时的缴费凭证,他没理解,以为水滴筹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着。 “不想报销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别人更多。”向建军解释。他在出院前凑了1000元先还给陈铮,想着“有一点还一点”。 好在,就在向建军焦虑之际,平台终派来了工作人员,和他讲述了大概的保险申报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职伤”的材料。 漫长的又一轮等待开始了。身体里的钢钉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拆除。在家的这些日子,他甚至想过拄着拐杖送外卖,“就跑几单,体验生活的那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谨慎些,“就像打游戏一样,好不容易留点血,别一出去几下子被人家秒杀了”。 出院不久,向建军在网络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骑手摔伤后医药费没有着落的消息。他没跟任何人说,悄悄捐了20元。 后来直到有人向他追问这件事,他才承认,“这没啥值得说的,我走过他走的路,他的医药费还没着落,比我更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上观新闻

山东高校教授邢斌: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

一、外卖的基本情况 说干就干。 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 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 “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 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 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 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 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 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 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 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 ——帕切科《诗人之恋》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 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 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 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 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 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 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 来思考希望的问题: 能否有一天 我们的生命 不再像霍布斯所说 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 ——帕切科《约拿报告》 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 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 ——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 比如说:案例一。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 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 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 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 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 ——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 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 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 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 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 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 ——帕切科《牢笼》 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 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 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 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 为什么呢?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 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 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 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 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张爱玲说,有年元宵节,胡兰成陪着她到上海郊区闲转悠,钻进一个棚子里听流浪剧团唱野戏。寒冬,那些女演员冻得红彤彤的,嗓子都冻哑了,就在幕布后面土堆上描眉换装。看了一会儿,胡兰成说走吧。张爱玲说,你走吧,我再看会儿。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回忆这件事。她说,我感到震撼,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女人,再苦再穷,大世界天崩地裂,也挡不住她们活下去,就像野草一样。 确实如此。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东夷书院)

两代快递人的奋斗和中石油董小姐的焦虑

一个自媒体博主在街头随机拦住路人,问他们是否相信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受访的人中,年轻人基本都认同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而上了点年纪的则多持相反观点。 皮糙肉厚的老家伙们行走江湖多年,知道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刚出或未出校门的年轻人因为还没被社会吊打,所以满眼光芒。 高考当然可以改变命运,几十年来,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高考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 刚看过一张截图,印象很深。北漂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钱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 视频截图 截图上配有这样的文字——好日子都是奋斗出的,奋斗可以致富。 钱灏这个名字,大概率是七零后。这代人,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只要上过大学的,混的基本都比父辈强。不是这代人比现在的年轻人强,而是他们赶上了无数年不遇的好时机。1999年扩招之后,上大学才没那么难,整个90年代,大学生还可以算是“天之骄子”。 50岁左右还在当骑手的钱灏,应该没读过大学。他儿子应该出生在大学扩招前后,没读过大学的钱灏攒着劲儿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做法。无数中国家庭也都在走这条路,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金线。 本世纪前十几年,上大学找工作,不是件赔本的事。2001年底,中国入世,正式进入世界分工体系,开启了狂飙的步伐。之后十几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进行了千年未有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为有需求,上大学掌握知识和技能才是划算的事。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的需求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了,所以无数年轻人中年人,只好卷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种给本国人民提供服务的行业。 时也,命也。 钱灏钱坤们,如果投胎投得好,可能就不是“两代快递人”,而会是“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 去年,河南媒体宣传河南濮阳一家三代都是烟草人的感人事迹。但是新闻出来之后,却翻了车,网友们说,你们吃肉可以,但能不能不要在肉汤都喝不到的人面前吧唧嘴?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烟草公司是干啥的,谁不知道?烟草公司收入多高,又有谁不知道?一家三代人在高收入行业,这实在和情怀无关。 另外,电三代、铁三代、油三代的宣传也屡见不鲜。烟草、电力、铁路、石油,这些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而你们的子弟一代一代都能进去,这真是奇了怪了。 有些国企如此,有些地方也是如此。 2010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大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2008年,冯军旗在中部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深入调研后,他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家族网络中,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 这种现象是孤立的,还是普遍存在的?十几年过去后,这种现象是受到遏制还是逐渐扩大?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门阀阶层一旦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不再可能,寒门上升通道也会被堵死,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奋斗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 父母为子女铺路,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好的社会,有一系列制度来限制阶层固化。 中国古代,尤其隋唐以来,农家子弟可借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来是人下人,科举成功之后就能成为人上人。人生刺激,莫过于此。 改开之后,高考也起到了类似古代科举考试的作用,它用“分数论”打破了之前的“成分论”。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最后能不能上大学,凭分数说话。个人的前途命运,不再取决于父母和家庭背景。恢复高考,恢复公平,给无数穷苦人家带来了莫大希望,也让全社会迸发出强大活力。 这种对高考的相信甚至迷信,其惯性一直延续到钱灏这一代。但是,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因为到他儿子这一代,也许就是最后一代了。 这两天高考,之后很快也要填志愿了。选学校专业之前,应该认清一些现实,就是时代变了,我们填自愿的逻辑也应该随之变化。 简单说几句。如果你是普通人家孩子,也实在没有天赋异禀,专业可选一些实用技能型的,学校则要选大城市的大学。以前是为了生活,以后是为了生存,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生存一定很骨感。白领服务类岗位会越来越少,而为衣食住行提供基本服务的技能还是刚需。谁能未雨绸缪,谁就可能在未来占得先机。以后资源会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能在大城市上学,你的见识、人脉和机会都可能超过无数同龄人。 不过,不管如何努力,以后的大学生,大概率在职业成就上不会超过他们的父母,这不是悲观,而是来源于时代走向越发笃定的残酷事实。农民的孩子,即便读了大学,很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能保持父辈的阶层,不发生阶层降级,那就很值得庆幸了。 即便是上流阶层的孩子,很多人同样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焦虑的点,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太一样。和领导手牵手逛街被拍的中石油董小姐朋友圈的这段话,就能让人反复回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

中国工厂、实体店倒闭 外卖小哥没事做哭求订单

来两单呀我求求你了呀! 你求我我也给你派不了订单是吧? 我八个小时跑三单才70块钱,我充电要花50,还要租车,我怎么办啊?你救救我吧!我马上饭吃不上了,要饿死了! 1 视频中的这位男士是中国一位外卖小哥,因为没有订单,生活难以为继,快没钱吃饭了,他只好打电话给外卖平台的客服,哭求客服可以多给点订单,但遗憾的是,客服表示没办法给他增加订单。 疫情三年期间,中国民众遭受了难以形容的严格封控,经济近乎萧条的情形下,民众谋职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本以为放开封控之后,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但是,事与愿违,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解除封控而升温,制造业持续萧条,工厂订单大幅减少,大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相继倒闭,工人失业、减薪或领不到薪水的情况频发。失业大军涌入外卖行业,但由于骑手多、订单少,外卖行业也难赚钱。有分析认为中国未来的就业环境只会更差。 广东东莞加工业发达,素有“世界工厂”之称,吸引了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打工者。不过,目前东莞许多工厂倒闭,很多厂房都闲置、正在招租,甚至有的整个工业园区的企业都倒闭了,就业市场十分不乐观。 一位中国民众近日拍下了东莞一个工业区的现状,所有商铺的铁门紧锁,一个人也没有,现场一片凄凉。 视频显示,由于工厂接连倒闭,东莞某工业区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一家店面的玻璃门破损,如今已经人去楼空。电动扶梯已经停止运行,因没有遮挡设施,手扶梯上布满了灰尘,台阶上也散落着各种垃圾。 东莞一位男士拍下了东莞另一个工业园区的情况。他透露,这边的工业园区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工厂对面的商业区规模也不小。之前下午6点钟下班高峰期,刚好是人多的时候,也正好是对面商铺生意好的时候,但现在下班的时间却看不到几个人,多个商铺都已经关门,其中包括位置最好的商铺,目前都是正在招租。 拍摄者感叹,现在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在工业区路边摆摊的商贩也很多,现在都很少有人在摆摊。 对面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小,但是真的很奇怪,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 2 上海是中国金融、经贸、航运以及商业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大陆最为集中的城市。 然而,从去年开始,上海经济各方面都开始下滑,出现了实体店大量倒闭的现象,连大型商超也未能幸免。 结合上海九百、徐家汇和新世界的最新年报,这三大老牌百货公司的业绩均大幅下滑。 其中,上海九百营收同比下降30.51%;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48.95%。徐家汇营收同比下降22.33%;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76.30%。新世界2022年的营收同比下降27.07%;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174.90%。 据《时代周报》报导,上海九百、徐家汇、新世界分别坐落于上海静安区、徐家汇、南京路三大繁荣商业中心。这三大百货公司的业绩表现,是当下百货商超发展困境的缩影。 这个以前是个商场,叫七宝凯德购物广场。那边的肯德基好像还开着,商场连大的招牌都没有了。好乐迪全部都关了,所有的招牌全拆掉,像这么大的商场,倒闭后也不知道做什么用,估计之后只能再改造成商场,其他的也没办法接盘了,华为还有威马汽车也倒闭了。这边以前还有个家乐福,以前住在这附近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来买一些东西。 视频中的七宝凯德购物广场位于上海,如今已经成了一栋废弃的大楼。 中国百货商超概念股企业已披露的年报显示,超七成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中国有超过40家百货门店发文告别,其中有27家为运营超过10年的老牌百货商场。 近年来,以家乐福中国等为代表的传统商超普遍面临经营困境,而在2022年,疫情影响让传统商超客流较少,压力更是剧增。 2021年家乐福中国新开3家、关闭26家门市,2022年前3季关闭54家、无新开门市。 2021年沃尔玛中国关闭32家大卖场。 3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李嘉诚旗下的跨国药妆集团屈臣氏(Watsons)2022年关闭了343家中国门市,接近每天关闭一家,业绩创下近9年来最差。 这名拍摄视频的男士介绍说,有二十多家店铺都倒闭了,其中包括在上海有200多家分店的老字号连锁店。 至于这么多店铺倒闭的原因,这名男士透露,今年,很多人在上海打工都不是很顺利。 受疫情影响,大批人失业,外地打工者选择离开上海,导致消费力下降,而民间购买力是影响小型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 上海曾经繁华的商业街现在顾客寥寥无几,商铺比顾客还多。 上海市宝山区的东方国贸名品街,晚上8:40分,街道上行人很少、寂静无声,平常高朋满座的餐馆,也不见了之前繁华喧嚣的氛围。 根据北京“财经”杂志旗下产业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2022年中国最富裕的40个城市总共有超过194万家企业注销,约占总数的7%。这40个城市常住人口为4.27亿,约占全国人口的30%。 中国官方对3千家工厂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4月包括新订单和价格在内的所有13项经济活动指标均出现下降;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年增5.6%,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0.6%增幅。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6%。其中私营企业下降比例最大,达到了22.5%。 在中国官方定义的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3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个行业持平,27个行业下降。 4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难堪的工业利润数据之前,一系列4月份的经济指标(包括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房地产投资)表明,中国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力。 中国官方对3千家工厂进行的月度调查结果显示,4月包括新订单和价格在内的所有13项经济活动指标均出现下降;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年增5.6%,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0.6%增幅。 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在不久前的“2023中国前海企业家峰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发表了“在不确定性时代寻找确定性”的主题演讲。值得一提的是,孙立平还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考博士的论文导师。 孙立平提出质疑:为什么央行释放的钱那么多,而老百姓手里没钱?为什么一方面经济数据那么热,另一方面老百姓感觉的却是这么冷?为什么经济增长数字那么好,但是就业情况又那么差? 孙立平道出实情:当局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基础设施、高科技,包括解决“卡脖子”的先进的制造业、军事工业、政府的融资平台等等,涵盖的人口和劳动力越来越少,但是它会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而民生相关的部分,涵盖的人口和劳动力越来越多,但是它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 孙立平指出,以后若干年当中,中国会面临著一个时间可能不短的经济收缩期:第一个理由,中国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房子和汽车消费已经到头;第二个理由,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现在面临的就是全球化之后,一个重新的拆解和重组的过程;第三个理由,是疫情的疤痕效应,对整个的社会来说,进入一个低欲望社会。 孙立平认为,三年的疫情,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人们的生活,都是一次重创。“我担心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或者说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局)会不会因为要抢回失去的三年,在刺激经济的力度上大大增加,导致新一轮经济过热、通胀走高、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然后是一堆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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