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童年到赴美留學 19歲網紅靠自媒體賺足300萬學費
2026 年 6 月 24 日
知名时尚品牌D&G（杜嘉班纳）捅了篓子，一则“起筷吃批萨”的广告宣传片被指“辱华”，歧视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年，“辱华”事件频发，事件各种各样，不得不查询一下究竟甚么行为是“辱华”。在百度知道有这样一则回答：“辱华是侮辱华夏民族，是针对一个民族的侮辱，那是所有炎黄子孙不能接受的，因为民族大义是最高最大的正义。” 看到这个解释，我想起了一位神父—雷震远，他曾于1930左右来到中国，在战火中帮助过很多中国人，他讲述了很多侮辱华夏民族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事件皆摘自他的书籍《内在的敌人》。 辱华事件一—侮辱圣人孔子 共产党占领安国不久，我曾参加共产党一个全面攻击孔子的大会，当地县民也有许多参加。当共产党怒吼的时候，听众们都心惊胆战地静坐不勤。主要讲演人是一个弩著眼睛的年轻人，显然他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已经受过重要阶段的共产党训练。后来我才晓得，他已经逐步完成村、区、县的训练中心阶段，并将被派到延安“大学”受训，然后再派到莫斯科“研究院”攻读，那里乃是若干特殊选拔的中国青年接受一连串文化奴役训练中的最后地点。 “中国要灭亡了！”他喊著：“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俎上肉，中国已经被洋鬼子榨取枯竭了，现在日本小鬼子就在这里用枪炮飞机炸弹轰轰地杀害我们！中国何以这样衰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那全因为中国人追随孔子，而孔子的思想是落伍的。他不像今日共产党那样眼光远大和前进。儒学已经使中国人成为奴隶，在近代世界里把他们束缚在旧的思想上面。共产主义是今天的进步思想。它可以把你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它可以使你们在近代世界里更有权势更受尊重，因为近代世界只尊重权势和力量！” 他毫无倦容地讲下去，反复连续地满天撒谎，一直在申述著一个主题：孔子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反动者，必须抛弃孔子的主张和理想。 会议结束时，他要求每个人高呼口号：“打倒孔子！打倒大汉奸孔子！” 听众们都怒不可遏，更感气愤的是他们无力可施。几千年来孔子一向被尊为智慧和道德的源泉。辱骂污蔑这位中国圣人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口号梗在喉间无法喊出。 人们在畏惧惩罚之下勉强服从─但喊出的声音并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狂呼怒吼。那位青年共产党员抑制住怒容，但也无计可施。喊声虽仅是约略可辨，但人民总算是服从命令了。 辱华事件二—侮辱家庭礼法 在无极城西郊，我还看到共产党施用狡计毁掉一个家庭的实例。这一次他们是努力诱使一个少女和父母脱离关系。他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美满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一个共产党农会的青年委员何春山，选中了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刘维琴是他发泄色情的对象和政治目标。刘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国旧式家庭的最优传统习惯。这位年轻的姑娘不准白天到大街闲逛，黄昏后便不准走出家门。一般中国旧式家庭的年轻妇女，大部受到这样谨慎的监护，在兵荒马乱的中国社会中，可以免去许多不测。何春山决心要讨她做老婆。他无法在街头上和她碰面，并且他也不能随便走进她的家里。但是他藉著共产党军队来撑腰，竟在她的父母反对之下走进家里去访问刘维琴。 有一次他严厉申斥她的父母亲不应管束太严。他们辩论争吵直弄得这两位老人手足无措。他在这女孩子面前批评他们思想陈腐，使她的父母在她的眼里失掉尊严，利用她幼稚的思想，使她相信她的青春和天才都断送在自私而贪婪的父母手里。他嘲笑他们的行为方式，咒骂他们“专制”，并且劝那个女孩子不要每天忙于家事。 她的父母深觉愤怒，特别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受到宣传的影响。他们无权无势，一筹莫展，虽然一再阻止他进门，但他竟恫吓著要用军队或秘密警察来作报复。 以前这女孩子家事做得很殷勤，现在却一天天懒惰下来，她的父母感觉有些失望了。但仍是执拗地阻止何春山和他女儿结婚。这种争执局面继续了几个月，他手段愈显毒恶。现在这女孩子已全为他所掌握，思想也完全改变，不服从父母命令，弃绝了家庭而嫁给何春山。 辱华事件三—侮辱君子道德 刘家庄的村民，像中国其他无数的乡村人民一样，相信严格规定的道德法。这种道德法是从孔子哲学中传下来的，“君子”被尊为人类行为的典型和范式。在全中国各地，习惯上是由年长者来教训家庭里或一地方上的年轻人，君子不做这个，君子不做那个。这项道德法并且鼓励一般平常人努力作个好人。 共产党对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一直加以攻击，因为他们看清，任何严格遵守这种道德法的人，都不会照共产党的要求而从事为党牺牲。他们承认传统的中国伦理力量的伟大。很少的文明国家能够像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北方人─那样达到个人道德的高度水准。在中国南部─共产党首先在这里得到党徒─这种美德倒不像北方人保持得那样坚定稳固。北方人有一种极纯粹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维持妇女贞节方面有绝对影响。 共产党利用人们的最劣天性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乡村和城镇的墙上贴起如下的标语：“打倒孔子道德”，“打倒孔子正义”，“打倒孔子礼仪”。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城门外下了大车，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检查我的护照。他们都穿著短棉布裤和草鞋，腰际以上完全赤裸著。我常看到苦力和农夫在夏天做工时穿著不扎腿的粗布短裤。在我的经验中，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不管穷富─像那女孩子那样地半身赤裸著。 当我走进城以后，我看到很多这样打扮的女孩子，有的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更显出局促脸红，只有少数女孩子老著面皮自觉得意。直到后来我才晓得这种“新装”的详细情形。共产党主张年轻人要“舒服一下”，同时并可以节省棉布。最初他们建议，为了经济起见，男人应该脱掉他们的长袍马褂。后来他们又告诉人们说，在共产主义下男女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们可以在暑热的夏天享受到较多的舒适时，何以女人们就不应该如此呢？当父母劝告他们的女孩子们不得如此粗野时，共产党便下一道命令。 辱华事件四—侮辱传统教育 当我们在高各庄的学校还未受日军的蹂躏之前，共产党曾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模范”宣传学校。校长推行起所有共产党的新理想。远处乡区来校就学的男女生，都住在学校里面。男女宿舍隔离起来，宿舍学生都并排睡在坑上。但是这位共产党校长竟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迫令男女生睡在一个坑上，男女相同地睡下去。 但是这次共产党又遭到坚强的反抗。每个村子的老百姓，对共产党这种新花样都表示不满。 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村庄上，若干共产党领袖跑来向我抱怨，他们说那些女孩子们拒绝“慰劳”他们。一个共产党说：“这些农人受的教育太不够，他们不欢迎我们这些新理想。” 雷震远 雷震远（1905—1980），比利时人。幼年时期就读于耶酥教会学校，后入卢芳神学院修读神学硕士。 1920年，当他才15岁的时候，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在雷鸣远神父的介绍下，雷震远来到中国，在河北安国县传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代理安国县县长。1943年被日军逮捕，关在山东潍县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仍在华北传教。1949年赴美国，1955年后任南越政府顾问，1963年经台湾回美国，1980年2月6日在纽约病逝。 在抗日战争中，安国成为中共解放区，雷震远神父与中共领导有过多次实际接触对谈，尤其是中共在当地解放区的领袖吕正操，他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行为。1949年离开中国。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内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暴力革命的强烈不满。同时在书中揭露八路军在1940年皖南事变前突袭国军三个军共六万多人，却没有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日军。 （来自百度百科）
南越中部的避暑胜地大叻市( DALAT )距西贡三百公里，海拔数千公尺，气候凉爽宜人，是法国殖民时期开发出来的人间净土。城内建筑物充满了欧洲情调，法式别墅皆为达官贵人的住宅。 越战时期美丽山城似乎受到上天的特别爱护，竟不受战火荼毒，市民过着宁静的生活；偶然在蔚蓝云霄中瞧见掠过的战斗机留下的白烟外，枪炮声几乎遥不可闻。 市集附近的春香湖碧波如镜，几叶轻舟摇晃，涟漪圈圈在湖心荡漾；草坡上白衣如雪的南国佳丽，三三两两开卷展读，勾勒出一幅极美的士女图，撩人心绪。 离市区不远的潘廷逢街有一间占地颇大的别墅，深深庭院里的后边是华人小教堂，由台湾来的张忠智神父主持这个堂区；身材魁伟而带着厚厚近视镜的神父，讲着浓浓北方口音的国语，经常面挂笑容，黑长袍是唯一的身份象征。幸亏山城四季如秋，人们长年要加外套，不然那黑袍如在热天怎能消受? 六十年代越战方兴未艾之际，我因身体羸弱而被父母安排送去大叻休养，寄居在与教堂同一条街那家售卖轮胎的杨老板店中。每日无所事事的到处游玩，也忘了是谁介绍，说教堂晚间免费教英文，就去报名，而成为张神父的学生。 后来和神父熟悉了，知道别墅也供寄宿，收费合理，为了有伴，便在谈妥条件后迁入。和阿耀同室，老何和黄修士各拥有一个独立睡房；大客厅是临时教室，大门左方是书房，有几千本中外图书，包括哲学、神学、宗教经典及文学书籍， 中文只占少数。 每晚上课两小时，十来个学生，包括我们四位寄宿者在内，除了教简单的会话，也加插了圣经上的故事；传教士的苦心大多如此，反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打发无聊的山居岁月，我也无所谓，对天主教的认识，竟是由此而得。 周日做完弥撒，神父有时主动带我们到神学院去玩，他的吉普车是军警专用的同类车，是全市最瞩目的一部私家车。经常有站岗的警察向开过的这部车敬礼，神父那张脸总露着可亲的笑颜，算是回礼。小地方的居民，很快便认出我们是别墅的住客，都误认我们是“修士”，我多次澄清，但他们不为所动，只是礼貌含笑，依然如故的用“修士”称呼我们。 黄修士半路出家，三十来岁人，原籍潮州，大概是为了逃避军役才成为神父的追随者?他是最虔诚的人，老老实实的把经文念得滚瓜烂熟，对神父所讲的新旧约都深信不疑。 阿耀比我年青，胆子最小，睡觉不肯关灯，为此房内特别安装一盏较暗的灯泡就寝时用。老何是读过英专的，成为神父的助教，为人较沉稳，平时很少出声，和我们都和沐相处。除了黄修士，我们三人都是没有领洗的“假修士”，神父看来一点也不急，反正每晚的功课中多少也渗了教义，慢性洗脑，总会被“万能的天主”招引。 和神父一起生活，念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每日三餐前祈祷的经文，早课在教堂做弥撒及周日、假日、节日等等，都非念上一大堆不知有什么用途的经文不可，如天主经、玟瑰经，圣母经等等。有时是默念，有时则念出声，长经文我非看经书不可，短的则早已记熟于心，随口而出，仿似印在心里一般。 神父说念经可以得平安，天主会保佑，可以驱邪；经文的威力一如十字架，魑魅魍魉一听到经文就远远回避。我们将信将疑，却不敢提出询问。阿耀是比较接受此说法的一位，他因为胆小，一个人是不敢呆在房中，经常向我说晚上去厕所往往看到可怕的鬼影，我却说他年纪轻轻做多了亏心事，“鬼”才会找他开玩笑。 我搬去别墅寄宿后，父母知悉后大为震怒，来信要我立即迁回轮胎店；该店的熟人见到我，好心的悄悄示知，说那家别墅经常闹鬼，邪气很重，对面的店铺总经营不到半年就倒闭。经此一说，留心观察，果然别墅对面的洗衣店外挂满了八卦图、多张黄色纸符贴在门上，店主每天黄昏总向着别墅跪拜，烧了许多香烛。 我问神父，他说是有魔鬼，故才要念经驱赶啊。对面那家人拜偶像，自然得不到天主的保佑。阿耀自此更疑神疑鬼，整日缠着我陪他，半夜也硬吵醒要我同他上厕所。 午夜怪声敲窗，哀怨恐怖；凄凄切切的呼唤、时续时断，阿耀吓得缩进被窝内发抖，我迷糊起身视察，应是松叶摇晃碰撞，并无不妥又进入梦乡；翌日老何和修士也说时有所闻。张神父的口头禅:“见怪不怪、其怪自灭”，如果怕就要多颂经。我因为不怕，也就不必和他们念额外的经文了。 半夜有时阿耀会无缘无故大喊一声然后躲进被褥中，悄声说见到无头的白长袍影子在楼梯上摇摆；有一日竟说大挂钟敲了十六七下，真是胡说八道。我除了风声和敲窗的怪声外，这些鬼影全没见过，他们相信我“时运”高，故妖魔鬼怪不敢来缠绕? 忘了交待别墅二楼是神父的起居室及私人书房，是闲人免进的禁区，他每日下楼后必上锁；我们早已私探多次而不得要领，二楼入门处的锁极坚固，老想不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也不像藏着美女，因为那次神父到美国开会，一去半月，如有美女早已饿死了。 神父出远门那次，要我们四人由修士领导把玫瑰园修剪整理；第二天早上竟捥到了一大堆骨头，以为是猪骨或牛骨?但后来居然在阿耀大叫声中见到了人的头颅，证明那些骨头是骷髅。吓到那晚大家一齐虔诚的跪在教堂中向着圣母像及苦像念了许多篇的经文。神父回来后，他报了警，起出无数的骷髅，坊间对“鬼屋”的传说更是绘声绘影了。 经查验，原来别墅是二次大战时日本侵略军在南越中区的地下指挥部，拘捕到的反日义士，失踪后尸骨全无，却被行刑处决于此而埋了。那些闹鬼的传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后来我离开山城转去芽庄市教书，直至南越沦陷，才从友人处听闻张神父在越共入城前逃走了。越共集会声讨资产买办及美伪敌人时，神父被点名，控诉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说在楼上找到了发报机及许多未及消毁的文件。 当年那些午夜怪声及白衣鬼影，挂钟乱敲都能够解释了。打字或发电报往往是三更半夜的工作，神父也喜欢穿白袍，钟声则应该是阿耀睡意迷蒙时多算了。 那段经年的山居岁月，从博学的神父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哲学、神学及人生的大道理，神父很少对我们说教，是一个非常可亲的长者；不论他是否中情局的人员，对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别墅的魅影虚无缥缈，平静生活中的市民，是需要点剌激性的传说来打发寒冷的漫漫长夜，讲点“鬼故事”正中下怀。 别后多年，张神父早已回到台湾教区，再难相见；老何定居加拿大，黄修士还俗在乡间生活。阿耀从军故被越共囚禁数年、与洪绍平会长同一劳改营，现已在雪梨；我则来了墨尔本。 大叻山城那座别墅如今也不知做何用途，闹鬼的故事也许还会流传下去呢! 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仲冬修订于墨尔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