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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种名为“干婚”的婚姻形态正在中国悄悄蔓延,在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明显。“干婚”与传统婚姻不同,没有温情与陪伴,更像是一种“形式婚姻”。即夫妻名义上仍在一起,但却是各过各的生活。这种现象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揭示出当代年轻人在高压社会中对婚姻的无奈与迷失。 什么是“干婚”? 顾名思义,“干婚”就是指“干巴巴”的婚姻关系。是指夫妻虽然依法登记,却是各过各的,如同单身一般,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合租室友”。两人交流贫瘠、情感疏离,没有亲密互动,也不会共同成长。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干婚”经历。一位上海白领哭诉,“自己好像是在给婚姻打工:她和老公AA制供房,周末轮流去双方父母家‘值班’,就连怀孕生子都好像在完成KPI(关键绩效指标)。”可以说,她的婚姻,没有温度,只有责任与疲惫。 有网友称,上海一对年轻夫妻,两人长期分房睡,为了解决家务问题,两人通过共享日历App安排家务,为了照顾好猫,还特意列了一个Excel表格,比如周一谁铲猫砂,周三谁带猫去体检。就连购买猫粮的金额由谁来分担也标注得相当精确。俩人的家庭看似一切正常,却看不到半点的烟火气和温情,两人更像是同事,而非家人。 近日,大V“百科密码”在文章中揭示“干婚”细节。她说,92%的夫妻在婚前签署了详细的财产协议,其条款之细致甚至超过公司的合同,其中包括房产归属、日常开支,未来育儿费用等的分摊比例。这些看似为是婚姻做准备的协议,实则更像是为离婚做铺垫。 那么,为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陷入“干婚”?有观察人士指出,很多人之所以维持“干巴巴”的婚姻,最大的原因是经济压力。在一线城市,五六万元一平米的房价,让“离婚”成为一种奢侈的选择。不少人即使情感破裂,也不得不为了房子、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继续维持婚姻关系。 除此之外,职场压力是侵蚀婚姻的一个因素。在“996”的工作制下,年轻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身心疲惫。再加上日常通勤时间,年轻人在家里的时间很少,经营感情成为一种“奢侈”。 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与同龄人相处的训练,包括如何处理情绪,如何表达爱、如何建立长期关系等。在不能承受压力的情况下,两人无法产生心灵共鸣。最终,婚姻只剩下压力和责任。 有调查显示,“干婚”者的抑郁指数比普通婚姻者要高,这是因为长期情感真空带来的焦虑、孤独、自我否定;选择“干婚”的家庭,有很多是为了“孩子不离婚”,但因为家庭冷漠、压抑,在这样家庭成长的孩子,其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另外,“干婚”还影响生育意愿,约有80%的“干婚”家庭不考虑生育,加速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 目前,中国的婚姻法律尚未为“干婚”这种形态提供明确应对的法条。在现行《民法典》中,“情感破裂”是离婚依据之一,但如何量化、如何界定,并无清晰标准。另外,“离婚冷静期”等新规也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干婚”的存续周期。 如今,“干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据网络流传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海地区“干婚”家庭比例已接近15%。但现在年轻人的父母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想方设法让孩子结婚。比如上海的父母,他们十分热衷于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 可以说,“干婚”的蔓延,是社会经济压力的某种折射,也反映了现代婚姻的困境。有评论称,这种空壳婚姻并非年轻人的“堕落”,而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与“自保”。
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从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能杀人,能杀人的,从来都是我们心中的傲慢与偏见,戾气与恶意。 各位好,刚看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则报道《青岛保安刺死外卖员:小区门口的冲突与杀害》,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感慨,随笔写下了这篇文章。 1 在报道当中,那个不幸殒命的外卖小哥李越凯,记者给他做了形象还原——32岁,未婚,父母年近六十,家中曾经对他期望颇高,高中一毕业就送他到澳洲留学,攻读心理学,总共花了一百多万。从澳洲回来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在送外卖打零工补贴家用,看得出,小李是个非常勤奋有想法的人,想自己创业、做木工、把手工家具发到网上售卖,看到视频平台很火,就想拍短视频推售家具,但回国五六年了,一直没激起什么水花。所以只能出来送外卖,同时过着一种低欲望的生活。“他说不打算恋爱和结婚,只希望经济上取得一点成绩,父母有经济压力。”入职外卖员的几天,他工作很勤奋,别人一天送几十单,他送100单。 但就在他在为自己的未来奔波的时候,一次与小区门口保安的争执,和突然刺来的凶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网络图片 我读到这个画像的时候很触动,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也许另一个时空位面里,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32岁,这刚好是两年多前,我从单位辞职,开始专职做自媒体的年纪。尤其记得,当时领导在签字放我走之前,还最后劝了我一句,说“小西,你可能想好了。自媒体可不比铁饭碗。也许你出了单位这个门,你的号立刻就没了。到时候你怎么办?” 当着领导的面,我当然感谢一番领导,然后请他放心。可是真辞职出来,我自己心里也在自嘲:是啊,万一那样了。我怎么办? 我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他们无谓的担心。只能跟朋友商量,然后自己给自己打气,说“大不了,出门送外卖呗。总还能养活自己。” 朋友说:“拉倒吧!你复旦大学毕业,最后沦落到去送外卖,这不跟北大出来卖猪肉一样惊世骇俗么?” 我当时苦笑:“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人总得活着吧?” 是啊,人总得活着吧?从开过那个玩笑之后,我点外卖时有了个习惯,会把外卖平台送我的那个红包,用打赏的方式转送给外卖员。虽然也就三块五块的,但多少也是一份心意。 我也曾自嘲的想,这是不是一种伪善呢? 但想过之后我发现不是的,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开过那个玩笑之后,真的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如果我的自媒体创业失败,或者像新闻中的那位小哥一样,屡次努力而不得门可入,我可能真的就去送外卖了。因为我总得活着。 你看这位不幸的外卖员,留学归来,因为际遇不好,不也得送外卖为生么? 所以,我、我们和那些外卖员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职业鸿沟”。我们不过就是这个漂泊不定的社会当中奋力挣扎的个体而已。区隔我们的,不过是几个偶然的运气与际遇。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工作确实不好找,而阶层沦落,确实太容易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外卖小哥的不幸遭遇引发了那么多网友共鸣的原因——我们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本质上是在同情自己。 2 但我觉得这种讨论中,有一种倾向是让我不赞同的。那就是很多人讨论了半天,最终会把矛头指向外卖员这份职业,认为是外卖平台要求小哥必须准时送单的契约和算法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让外卖员“困在算法”中,甚至“害死了小哥”。 我觉得这个流传甚广的想法有问题。 首先从报道还原的新闻事实我们能很容易的看到,外卖这份职业,至少给李越凯在困境中提供了一种自食其力挣钱的机会——“海归大学生回国送外卖”这个说法听上去固然很令人,但至少比“海归大学生回国在家待业”要强得多!在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时候,能跑几单外卖,自食其力的挣钱,这难道还不正能量么? 而很多人一说起外卖员太辛苦,就呼吁要严管、乃至取消外卖这个行业。这种思路之幼稚,让人想起了郭德纲老师讲的那个笑话:村里的“大善人”看不得乞丐要饭,就要要把全城的乞丐都赶走,以图他良心安宁。 是的,真要实现在了这样的思路,固然能让很多善男信女心里好受一些,可是却会让更多的李越凯们沦入更困难的现实境地当中——只不过我们不再那么容易看到罢了。 还有人呼吁平台应该“放宽算法和送单时效,让外卖员们不要那么赶”。这个想法看似慈善,实则也是似是而非—— 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个问题,促使外卖员抓紧时间送单的规则,到底是谁制定呢?表面上看,似乎是平台方与他们签订的契约。但实则不然,是外卖行业目前的供需关系和商业规律使然。 根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而这个“新就业形态”主要指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以网约服务业。 而若问,到底是什么让网约服务业拥有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吸纳量呢? 答案是网约服务业的高效、快捷与廉价。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当你叫外卖时,能够预期到快递小哥会迅速而且便宜的把外卖送给你,才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外卖、网约车等服务。 请问,如果我们不依靠市场的自然调解,而是主动强行更改外卖平台的送单契约。那会造成什么呢? 表面上看,可能会缓解外卖员的压力。但长期结果却一定是,外卖业在用户的眼中不再那么快捷、廉价了。进而很多用户会放弃选择点外卖。快递员最终的总体接单池会迅速萎缩,最终导致这个行业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工作机会,让很多李越凯们失去获得“落脚工作”的机会。 网络图片 是的,把悲剧归因于行业送单契约的严格,说外卖员“困在算法里”。这是一种很多人在看到此类新闻时最容易想到的议论,可是这种议论却也是最廉价而无用的——让外卖员不得不赶时间的,是该类服务业目前所达成的客观供需平衡,表面的平台规则无非是呈现了这种市场的动态平衡罢了。 幻想通过强力的方式,强行修改这个契约的实现与价格,或者简单的谴责平台。也许能解一时之气,但一切试图与经济客观规律作对的一厢情愿,一定是受到规律的反噬和惩罚。最终为此买单的,依然是那些奔波的外卖员。 所以我觉得,眼下某些评论对这起新闻的评说,有些跑偏了,把矛头对准外卖这个行当,空说些什么“资本对人的异化”“困在算法里”。这些议论停留在“评论家的轻易”中,是一种简单归因的想当然,是空想者试图修改客观规律的狂妄。 那么,我们从此事中,应当得到的正确反思,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先回归到个案的本身当中,才能瞧出端倪。 3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该起事件是一起偶发的恶性凶杀案,那个杀害外卖小哥的保安,你就很难将他归为一个“正常保安”,正常保安谁闲着没事带刀上岗执勤,一言不合捅别人一刀啊? 可以想见,在这起悲剧发生之前,这个保安身上其实已经自带了一种戾气,隐约产生了那种无差别攻击,就是要找一个人来捅一捅的恶念。而那位外卖小哥,则不幸撞到这个恶徒的倒扣上。甚至他有可能是为该小区业主挡了刀——反正刀已经在手了,如果这个恶徒不是因为当天的争执捅了他,他没准也会为别的争执去捅别人。 网络图片 但是,这名保安最终挑上了外卖小哥下手,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不知你平时用心观察过没有,国内个别“高档”小区、写字楼的保安,平素确实经常找外卖员的“茬”的。人家要进去送个快递,在可放可不放的“自由裁量”之间,有些保安就会天然倾向于不放。 我自己出门在外,就亲见过了不止一次这种事情,写这篇文章时,我都能回忆起某些保安“拿”住外卖员时的那种神态,面对对方送单时限快到,却不得门而入时的哀求,有些保安脸上居然生出了一丝居高临下的管理者的得意与享受。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底层互害的心态在作祟——有些保安作为服务业从业者,有自己的工作压力。这种压力产生的戾气,除非遇上疫情那种极特殊情况,他们无法向业主或上级这样的强者发泄,于是会更倾向于拿捏比他“弱”的外卖员。通过“管理”对方获得一种心理补偿。 而推而广之的说,有这种“捏软柿子”心理的,又何止是个别保安呢? 这两天我我刚好看到了另一则新闻,某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点了一份外卖,因为只写了科室没写楼层,外卖员无法送上楼。结果该护士就打电话过去追责。按说这本来也没什么,用户权益么,可是那位护士在打电话时说的一句话特别让人受不了:“你就是个社会底层,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 网络图片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位护士的思维方式真的既可笑又可鄙——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的要在各种职业当中分个三六九等,同为“伺候人”的行当,护士又到底能比外卖员“高端”多少呢?你说人家是底层,那你不是么? 我们现实中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对待他人的。越是自己身处底层,反而越是以过时而庸俗的层级的身份去审视、衡量他人,媚上虐下,一定要比出一个他比别人更“上层”的结果来,以求心理满足。宛如未庄的阿Q总觉得自己比王胡或小D高级一些。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当年对我们国民性的讽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 我觉得,这种在他人进行阶层比较中找优越感、存在感的心态,是有毒且可鄙的。它在我们社会中的陈陈相因,才是造成外卖员和所有“伺候人”的服务者在现实中压力、甚至酿造这场凶案悲剧的真正原因。 因为当大量人都像那位护士一样,潜意识里认定外卖员是“社会底层”,就会有更多的用户苛责给他们送单的外卖员、更多保安苛待想要“从此过”的外卖员。 而这样的人多了,保不准就真会有人像那个杀人的凶徒一样“弱者之怒抽刃向更弱者”,胸中一有戾气,就向比他们“更弱”“更底层”的外卖员发泄。 所以,对于这起事件,我不呼吁什么“改变外卖规则”“抵制资本对人的异化”,因为我知道从事外卖业是那些外卖员们的主动选择,强行更改外卖的规则,试图以人的意志扭转客观规律,除了让他们失去这份宝贵的营生别无任何作用。 我要呼吁的,是改变我们的人心,改变那种底层互害、让更多人从把他人视为更底层的互害心态中走出来,走向“底层互怜”、走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宽容,互相帮助。 如果你是点外卖的用户,请你向每一个给你及时送单的外卖员报一个微笑、说一句谢谢、甚至给几块钱打赏。 如果你是小区或写字楼的保安,请给他们多一点通融、帮助。 也请把这种善意普惠到所有你所看到的,为你服务或你所服务的人身上。 别再分什么“上层”“底层”,因为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在这个谁的工作都可能说没就没的际遇里,你还分什么上层底层? 给你送单的那个外卖员、给你打针的那位护士、为你出门抬杆的那位保安……他可能就是昨天的你,而你,也许会成为明天的他。 是的, 那个争分夺秒送外卖的小哥就是我, 那个尽力照顾病人周全的护士就是我, 那个在寒风中看门护院的小区保安就是我。 请对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底层人”报以微笑, 请看见他们的辛劳, 请理解他们的困苦, 请不要对他们发泄你从别处得到的戾气。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下一个突遇风波、沦入底层、挣扎求生,却无人怜悯的人, 就一定是我! 我们无法决定冬天是否到来, 但我们可以决定向他人传递冷漠还是温暖。 凛冬之中,就让我们彼此相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1 前段时间,公安部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一共1003.5万,而上一年的新生儿是1465万。 2016年到2018年的新生儿数量为1786万、1723万、1523万。 几年来新生儿逐渐递减,最近三年进入加速状态。 去年比前年,新生儿少了三成。 断崖式下跌。 对于这种触目惊心的现状,高层不可能视而不见,于是有消息称,国家准备“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 跟经济发展一样,东北现在在生孩子方面,也是后进生,平均一对夫妇只能生0.6个孩子,有四成家庭始终按兵不动。 这就有点搞笑了,现在东北年轻人连一个孩子都不想生了,怎么还要鼓励大伙敞开了生,就像一个小学的学生们连毕业都困难,你现在告诉他们念清华北大可以免学费,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后来可能卫健委也觉得,这个说法实在太不贻笑大方了,就辟谣说,“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 生育危机难道只是东北一家造成的? 或者说,东北人突然大彻大悟,响应国家号召拼命造人,我们的婴儿潮就能汹涌而至? 别以为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东北人是毕业困难的小学生,其他地区就是拿到清华北大录取通知书的学霸,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 只是东北的问题因为人口流失严重,老龄化问题更为凸显,而格外刺眼罢了。 2 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以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有多达12个省和直辖市低于这个标准线。 最低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出生率分别为5.73‰、6.05‰、6.45‰。 其次是天津、上海和北京,他们的出生率分别为6.73‰、7.00‰、8.12‰。 新疆、内蒙古、江苏、山西、湖南和重庆同样情况惨淡。 经济最僵化和最活跃的地区,特别不爱生孩子。 这些地区,每一对夫妇平均都保证不了一胎。 中国适龄夫妇的生育率,目前只有1.1左右,就是说勉强保证一胎,而早就拉响人口警报的日本是1.4,我们还不如日本。 跟欧盟的1.59和美国的1.76比,更是差距明显。 我们只比韩国强,韩国的生育率只有0.92,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进入“零字头”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毫无希望可言。 3 我们和日韩在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上,某些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政策影响方面,倒是有很多共同的教训。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小时候的很多计划生育口号,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烙印。 比如,“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比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这都算是文明的,不文明的更是比比皆是,白底红字的标语矗立在农村的显眼位置。 比如,“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 比如,“该扎不扎,房倒屋塌”。 比如,“宁让你家破人亡,不让你超生一胎”。 比如,“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 至少在我们这代人心中,很难理解有的人家里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这家人不守规矩,应该得到政府的惩处。 至于日本和韩国,两者都曾经在二战之后不同时期迎来婴儿潮,前者在1948年出台了一些措施,鼓励大家节育,韩国在1962年也实行了这一类的政策,结果两个国家的人口,迅速进入大滑坡状态。 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生育观念一旦要是固化了,想再扭转难于登天。 4 当然,最影响年轻人生孩子的,还是生存压力的成倍递增,很多人觉得光房贷车贷就已经让他们疲于奔命,再多一个两脚吞金兽,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困境。 在我们国家,房子早就不是拿来住的,而是用来决定自己社会阶层的,你在北上深有没有房子,会决定你的财富等级。 在高昂的房价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奴隶。 每一个成为了奴隶的人,都渴望高房价会让他们人生自由。 推荐大家看看《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那里的数据告诉我们,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收入比是25.1、23.9和35.2,就是说不吃不喝,普通家庭要用22.1、23.9和35.2年才能买得起当地一套房子。 同样的数据,温哥华是12.6年,纽约是5.5年。 跟国内比,他们简直活得太舒服了。 以上的房价收入比,只是所在城市的中位数房价而已。这还不包括我们的一大特色,学区房。早在很多年前,北京的核心区域学区房就已经10万➕(每平),现在30万➕也不稀奇。 当然,深圳去年就有了40万➕的房子。 在这种压力之下,你会想生孩子?生个孩子一起挣扎?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上人的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出身,父母都望子成龙,为了一种抱负在活着。 哪怕父母一事无成,也要让孩子帮他们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 为了能成为人上人,越是好一些的城市,人们越为了孩子的教育,投入海量的代价,除了学区房,还有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 我一个上海的朋友说,他去年暑假给儿子补课,花了8万多。 我一个朋友第一胎是女儿,为了生儿子再搏了一把,好在他运气不错,但是生活在北京,这俩孩子长到18岁,估计没有400万是万万不行的。 这种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代价,是人与人互相绑架,以及逼迫的共同结果。 这些用巨额金钱衡量的成本,足以反噬掉一家人的其他发展可能性,直接的影响就是对生育的自动节制。 5 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女性太不受尊重了,她们活得太苦了。 中国的女性,大概是全世界最辛苦的群体,她们既要承担生儿育女的重任,也要在职场像男人一样搏杀,经常会因此遭遇职场歧视,两边兼顾疲于奔命。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幼儿园还特别少,0-3岁的孩子入托率只有4%,而欧美国家是50%,到头来只能求助于老人,如果家中老人不能照顾孩子呢,那就只能请保姆,可是这又是一大笔花费。 我们的很多优质的适龄生育人口,都是在大城市打拼的流动人口,他们自己都为了生计奔忙,就像人无恒产则无恒心一样,自己都照顾不好还生孩子? 更何况就算你有了房产,又怎么样,你得为了房子活着,更不愿意生孩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届年轻人,真的养不起孩子。 养不起的直接结果,并不是不生孩子,而是干脆就不想结婚,毕竟在很多人看来,结婚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结婚本身没有意义,只谈恋爱的自由状态不香吗?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 连结婚人口都是断崖式下跌。 大家都不愿意结婚了,孩子难道像孙悟空那样从石缝里蹦出来? 我们的社会文化,还特别不鼓励非婚生育,有些地区高额的罚款,就能让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孩子,扼杀在精子阶段。 说来说去,高昂的房价是最烈的避孕药。 其他的育儿成本,以及妇女权益保障的缺失,则是阻碍我们国家新生儿降临的帮凶。 6 全社会都看上去不愿意生孩子,那么所有人都不愿意生吗,情况不是这样。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有钱人还是特别喜欢生孩子的。 前两天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个娱乐新闻,一些娱乐明星搞朋友聚会,他们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都没有少于两个的,三四个大有人在。 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在忙着生二胎,以及完成这项壮举的,都是北京的本地朋友,他们每一个人都继承了上一辈的数套房产,身价比一些上市公司都高,他们不生孩子干嘛? 那么为什么京沪深总体生育率为什么低呢,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房子,或者只有一套房子苦苦挣扎的谋生者罢了。 在我看来,为有生育意愿,或者已经生了一胎二胎的家庭,提供不同的便利,或者提供各种补贴才是王道。 比如针对东北地区,只要生了一胎,国家就应该为这样的家庭提供购房补贴,生的越多补贴力度应该越大,还可以给予现金补贴,就跟欧美国家的生育鼓励政策一样。 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于生了孩子的家庭,应该提供购房补贴,或者优先获取廉租房,对于敢生二胎的勇士,应该重金奖励。 针对其他生育意愿不强的地区,也应该制定针对二胎的补贴政策,只要力度到位,我想不愿意生孩子的颓势,应该会得到一定改变。 只有当经济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社会负担不再那么沉重,人们才有更多的兴趣去参与到性生活中,才有动力和意愿去规划下一代的问题。 这是一种对自由的探索。 我们总说国运,其实国运就是人口红利,当人口红利始终都在,国运就会永不衰退。 有人才有未来。 政府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 让人民放松下来。 始终活在压力之中的人,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勃起和绽放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王biub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