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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壓力

社會壓力侵蝕部分婚姻 「干婚」現象蔓延大陸

近年來,一種名為「干婚」的婚姻形態正在中國悄悄蔓延,在上海等一線城市尤為明顯。「干婚」與傳統婚姻不同,沒有溫情與陪伴,更像是一種「形式婚姻」。即夫妻名義上仍在一起,但卻是各過各的生活。這種現象在網路上引發熱議,揭示出當代年輕人在高壓社會中對婚姻的無奈與迷失。 什麼是「干婚」? 顧名思義,「干婚」就是指「乾巴巴」的婚姻關係。是指夫妻雖然依法登記,卻是各過各的,如同單身一般,與其說是夫妻,不如說是「合租室友」。兩人交流貧瘠、情感疏離,沒有親密互動,也不會共同成長。 在社交媒體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干婚」經歷。一位上海白領哭訴,「自己好像是在給婚姻打工:她和老公AA制供房,周末輪流去雙方父母家『值班』,就連懷孕生子都好像在完成KPI(關鍵績效指標)。」可以說,她的婚姻,沒有溫度,只有責任與疲憊。 有網友稱,上海一對年輕夫妻,兩人長期分房睡,為了解決家務問題,兩人通過共享日曆App安排家務,為了照顧好貓,還特意列了一個Excel表格,比如周一誰鏟貓砂,周三誰帶貓去體檢。就連購買貓糧的金額由誰來分擔也標註得相當精確。倆人的家庭看似一切正常,卻看不到半點的煙火氣和溫情,兩人更像是同事,而非家人。 近日,大V「百科密碼」在文章中揭示「干婚」細節。她說,92%的夫妻在婚前簽署了詳細的財產協議,其條款之細緻甚至超過公司的合同,其中包括房產歸屬、日常開支,未來育兒費用等的分攤比例。這些看似為是婚姻做準備的協議,實則更像是為離婚做鋪墊。 那麼,為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陷入「干婚」?有觀察人士指出,很多人之所以維持「乾巴巴」的婚姻,最大的原因是經濟壓力。在一線城市,五六萬元一平米的房價,讓「離婚」成為一種奢侈的選擇。不少人即使情感破裂,也不得不為了房子、戶籍、子女教育等問題繼續維持婚姻關係。 除此之外,職場壓力是侵蝕婚姻的一個因素。在「996」的工作制下,年輕人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身心疲憊。再加上日常通勤時間,年輕人在家裡的時間很少,經營感情成為一種「奢侈」。 再加上現在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他們沒有接受過如何與同齡人相處的訓練,包括如何處理情緒,如何表達愛、如何建立長期關係等。在不能承受壓力的情況下,兩人無法產生心靈共鳴。最終,婚姻只剩下壓力和責任。 有調查顯示,「干婚」者的抑鬱指數比普通婚姻者要高,這是因為長期情感真空帶來的焦慮、孤獨、自我否定;選擇「干婚」的家庭,有很多是為了「孩子不離婚」,但因為家庭冷漠、壓抑,在這樣家庭成長的孩子,其心理問題發生率較高;另外,「干婚」還影響生育意願,約有80%的「干婚」家庭不考慮生育,加速社會人口老齡化進程。 目前,中國的婚姻法律尚未為「干婚」這種形態提供明確應對的法條。在現行《民法典》中,「情感破裂」是離婚依據之一,但如何量化、如何界定,並無清晰標準。另外,「離婚冷靜期」等新規也在某種程度上延長了「干婚」的存續周期。 如今,「干婚」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據網路流傳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上海地區「干婚」家庭比例已接近15%。但現在年輕人的父母好像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在想方設法讓孩子結婚。比如上海的父母,他們十分熱衷於給自己的孩子找對象。 可以說,「干婚」的蔓延,是社會經濟壓力的某種折射,也反映了現代婚姻的困境。有評論稱,這種空殼婚姻並非年輕人的「墮落」,而是一種無奈的「妥協」與「自保」。

網路舉報換了人間? | 輿論手札

今年7月底,蘇州公務員馬翔宇公開舉報頂頭上司系列違紀、涉嫌違法窩案,最後以「相信組織」四個字告退。此一風波與萬年李佩霞事發酵時,輿論試著探討:被賦予組織內最權威甄別機關的紀監委,究竟在什麼條件下才能避免馬翔宇們的出現? 關於這個問題,沒人能提供標準答案。但在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舉報後的輿情態勢看,湧現了不少體制內人士的仿效舉報,令人側目。這些人有在職的中院副院長和法官、前警察、現檢察官、司法局幹部,公檢法司齊聚網路舉報門下。 這些人的網路舉報,一個顯著影響是,為體制外的民眾帶來了關於體制內權力運行的細節,而他們不一定敞亮的職業故事中間閃現著不公平、不公正之處。而諸般痛陳,都從內部人角度補充了權力失范的狀況,以及它對所謂內部人的傾軋。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體制中人走到網路舉報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體制決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會壓力,為原本是組織內部的解決程序增加外部壓力。最終的目標,依舊是製造一種投鼠忌器的氛圍,為自個捲入的麻煩尋找有利的出口。 作為一個典型案例,馬翔宇的爆料,因為其提供了較多的視頻資料與話術策略,展現了體制內舉報人士的微妙心態,暴露了他們既矛盾,又竭力調適舉報影響的彆扭姿態。他們不是不相信組織,而是相信組織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對於組織來說,馬翔宇們實質上都從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們在體制外「流落」得越久,這種「背叛」的濃度越高。而組織對這一情形的敏感,舉報者們心知肚明。所以,馬翔宇們聲言反對的是違紀分子,他們則隨時聽從組織的重新徵召。 到目前為止,馬翔宇們的公開舉報是有效果的,一個直接的原因在於,民眾對權力的失范懷有共情,哪怕它傷害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但出於對亂權的懼怕與厭惡,他們仍願意聲援這些體制內舉報者——哪怕清楚這些人不過是在利用他們。 也就是說,權力的無差別侵害,會暫時拉平體制內外本已顯著存在的情感鴻溝。這是馬翔宇們獲得最基本的網路聲援的原理所在,民眾並沒有把這些體制內舉報者當成「我們」的一部分,只不過,在他們暫時的自我流放之時,與一般人有了命運的共振。 如果接續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或許換一個角度來回答可能更符合國情,更接近求解。既然體制對社會人士的舉報有圓熟的處置模式,那可以類推,來自體制內人士的公開舉報,在什麼狀況下會自動鈍化鋒芒、並大幅度消除其引發輿論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諱言地講,體制外人士的公開舉報,賴以成功的要素是經歷的驚悚程度,根本在於個人的不幸與時代的反差;而體制內人士的網路舉報,其「賣點」在於身份與體制的反差,他們或自外或被排擠出來,是一個體制的零餘者角色。 只要對體制內舉報者保持距離,秉持越來越常見的看笑話的態度,他們的舉報效果只會降低而不會強化。或者說,民眾不再承認與體制內哪怕最沮喪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運,不再自動代入權力失范的傷害想像,迷失的官與絕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觀地說,這對組織可能是一個好消息,亦即:選擇網路舉報的體制中人,在舉報邏輯上有著回歸體制的天然驅動力,他們最終(也許是很快地)將與「群眾隊伍」分道揚鑣。而群眾也將意識到,為保持群眾隊伍的純潔性計,他們也無法接納這些人。 所以,一個看似好消息是,網路舉報因為舉報者身份的嶄新特徵,好像預示著人間世換了一個樣貌。可仔細去看,這些來自體制內的舉報人,並沒有改變什麼,他們首鼠兩端,測試著輿論的耐心與組織的彈性,以棄子的命爭取著重歸組織懷抱的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別讓對外賣員之死的討論,成為你良心的卸責

從沒有任何一條規則能殺人,能殺人的,從來都是我們心中的傲慢與偏見,戾氣與惡意。 各位好,剛看了三聯生活周刊的一則報道《青島保安刺死外賣員:小區門口的衝突與殺害》,有一種遏制不住的感慨,隨筆寫下了這篇文章。 1 在報道當中,那個不幸殞命的外賣小哥李越凱,記者給他做了形象還原——32歲,未婚,父母年近六十,家中曾經對他期望頗高,高中一畢業就送他到澳洲留學,攻讀心理學,總共花了一百多萬。從澳洲回來後,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直在送外賣打零工補貼家用,看得出,小李是個非常勤奮有想法的人,想自己創業、做木工、把手工傢具發到網上售賣,看到視頻平台很火,就想拍短視頻推售傢具,但回國五六年了,一直沒激起什麼水花。所以只能出來送外賣,同時過著一種低慾望的生活。「他說不打算戀愛和結婚,只希望經濟上取得一點成績,父母有經濟壓力。」入職外賣員的幾天,他工作很勤奮,別人一天送幾十單,他送100單。 但就在他在為自己的未來奔波的時候,一次與小區門口保安的爭執,和突然刺來的兇刀,結束了他的生命。 網路圖片 我讀到這個畫像的時候很觸動,因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也許另一個時空位面里,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32歲,這剛好是兩年多前,我從單位辭職,開始專職做自媒體的年紀。尤其記得,當時領導在簽字放我走之前,還最後勸了我一句,說「小西,你可能想好了。自媒體可不比鐵飯碗。也許你出了單位這個門,你的號立刻就沒了。到時候你怎麼辦?」 當著領導的面,我當然感謝一番領導,然後請他放心。可是真辭職出來,我自己心裡也在自嘲:是啊,萬一那樣了。我怎麼辦? 我不敢給家裡打電話,怕他們無謂的擔心。只能跟朋友商量,然後自己給自己打氣,說「大不了,出門送外賣唄。總還能養活自己。」 朋友說:「拉倒吧!你復旦大學畢業,最後淪落到去送外賣,這不跟北大出來賣豬肉一樣驚世駭俗么?」 我當時苦笑:「這有什麼不可以呢?人總得活著吧?」 是啊,人總得活著吧?從開過那個玩笑之後,我點外賣時有了個習慣,會把外賣平台送我的那個紅包,用打賞的方式轉送給外賣員。雖然也就三塊五塊的,但多少也是一份心意。 我也曾自嘲的想,這是不是一種偽善呢? 但想過之後我發現不是的,我這樣做的唯一原因,僅僅是因為我在開過那個玩笑之後,真的意識到了一個事實——如果我的自媒體創業失敗,或者像新聞中的那位小哥一樣,屢次努力而不得門可入,我可能真的就去送外賣了。因為我總得活著。 你看這位不幸的外賣員,留學歸來,因為際遇不好,不也得送外賣為生么? 所以,我、我們和那些外賣員之間,真的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職業鴻溝」。我們不過就是這個漂泊不定的社會當中奮力掙扎的個體而已。區隔我們的,不過是幾個偶然的運氣與際遇。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工作確實不好找,而階層淪落,確實太容易了。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外賣小哥的不幸遭遇引發了那麼多網友共鳴的原因——我們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們本質上是在同情自己。 2 但我覺得這種討論中,有一種傾向是讓我不贊同的。那就是很多人討論了半天,最終會把矛頭指向外賣員這份職業,認為是外賣平台要求小哥必須準時送單的契約和演算法激化了雙方的矛盾,讓外賣員「困在演算法」中,甚至「害死了小哥」。 我覺得這個流傳甚廣的想法有問題。 首先從報道還原的新聞事實我們能很容易的看到,外賣這份職業,至少給李越凱在困境中提供了一種自食其力掙錢的機會——「海歸大學生回國送外賣」這個說法聽上去固然很令人,但至少比「海歸大學生回國在家待業」要強得多!在確實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的時候,能跑幾單外賣,自食其力的掙錢,這難道還不正能量么? 而很多人一說起外賣員太辛苦,就呼籲要嚴管、乃至取消外賣這個行業。這種思路之幼稚,讓人想起了郭德綱老師講的那個笑話:村裡的「大善人」看不得乞丐要飯,就要要把全城的乞丐都趕走,以圖他良心安寧。 是的,真要實現在了這樣的思路,固然能讓很多善男信女心裡好受一些,可是卻會讓更多的李越凱們淪入更困難的現實境地當中——只不過我們不再那麼容易看到罷了。 還有人呼籲平台應該「放寬演算法和送單時效,讓外賣員們不要那麼趕」。這個想法看似慈善,實則也是似是而非—— 我們必須要澄清一個問題,促使外賣員抓緊時間送單的規則,到底是誰制定呢?表面上看,似乎是平台方與他們簽訂的契約。但實則不然,是外賣行業目前的供需關係和商業規律使然。 根據全國總工會公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目前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而這個「新就業形態」主要指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代駕司機等以網約服務業。 而若問,到底是什麼讓網約服務業擁有如此龐大的就業人口吸納量呢? 答案是網約服務業的高效、快捷與廉價。簡單的說,就是因為當你叫外賣時,能夠預期到快遞小哥會迅速而且便宜的把外賣送給你,才會有這麼多人選擇外賣、網約車等服務。 請問,如果我們不依靠市場的自然調解,而是主動強行更改外賣平台的送單契約。那會造成什麼呢? 表面上看,可能會緩解外賣員的壓力。但長期結果卻一定是,外賣業在用戶的眼中不再那麼快捷、廉價了。進而很多用戶會放棄選擇點外賣。快遞員最終的總體接單池會迅速萎縮,最終導致這個行業無法容納那麼多的工作機會,讓很多李越凱們失去獲得「落腳工作」的機會。 網路圖片 是的,把悲劇歸因於行業送單契約的嚴格,說外賣員「困在演算法里」。這是一種很多人在看到此類新聞時最容易想到的議論,可是這種議論卻也是最廉價而無用的——讓外賣員不得不趕時間的,是該類服務業目前所達成的客觀供需平衡,表面的平台規則無非是呈現了這種市場的動態平衡罷了。 幻想通過強力的方式,強行修改這個契約的實現與價格,或者簡單的譴責平台。也許能解一時之氣,但一切試圖與經濟客觀規律作對的一廂情願,一定是受到規律的反噬和懲罰。最終為此買單的,依然是那些奔波的外賣員。 所以我覺得,眼下某些評論對這起新聞的評說,有些跑偏了,把矛頭對準外賣這個行當,空說些什麼「資本對人的異化」「困在演算法里」。這些議論停留在「評論家的輕易」中,是一種簡單歸因的想當然,是空想者試圖修改客觀規律的狂妄。 那麼,我們從此事中,應當得到的正確反思,到底應該是什麼呢?我覺得還是要先回歸到個案的本身當中,才能瞧出端倪。 3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該起事件是一起偶發的惡性兇殺案,那個殺害外賣小哥的保安,你就很難將他歸為一個「正常保安」,正常保安誰閑著沒事帶刀上崗執勤,一言不合捅別人一刀啊? 可以想見,在這起悲劇發生之前,這個保安身上其實已經自帶了一種戾氣,隱約產生了那種無差別攻擊,就是要找一個人來捅一捅的惡念。而那位外賣小哥,則不幸撞到這個惡徒的倒扣上。甚至他有可能是為該小區業主擋了刀——反正刀已經在手了,如果這個惡徒不是因為當天的爭執捅了他,他沒準也會為別的爭執去捅別人。 網路圖片 但是,這名保安最終挑上了外賣小哥下手,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不知你平時用心觀察過沒有,國內個別「高檔」小區、寫字樓的保安,平素確實經常找外賣員的「茬」的。人家要進去送個快遞,在可放可不放的「自由裁量」之間,有些保安就會天然傾向於不放。 我自己出門在外,就親見過了不止一次這種事情,寫這篇文章時,我都能回憶起某些保安「拿」住外賣員時的那種神態,面對對方送單時限快到,卻不得門而入時的哀求,有些保安臉上居然生出了一絲居高臨下的管理者的得意與享受。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底層互害的心態在作祟——有些保安作為服務業從業者,有自己的工作壓力。這種壓力產生的戾氣,除非遇上疫情那種極特殊情況,他們無法向業主或上級這樣的強者發泄,於是會更傾向於拿捏比他「弱」的外賣員。通過「管理」對方獲得一種心理補償。 而推而廣之的說,有這種「捏軟柿子」心理的,又何止是個別保安呢? 這兩天我我剛好看到了另一則新聞,某地醫院的一位護士,點了一份外賣,因為只寫了科室沒寫樓層,外賣員無法送上樓。結果該護士就打電話過去追責。按說這本來也沒什麼,用戶權益么,可是那位護士在打電話時說的一句話特別讓人受不了:「你就是個社會底層,怎麼能這麼(跟我)說話呢?」 網路圖片 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就覺得這位護士的思維方式真的既可笑又可鄙——說句不好聽的,如果真的要在各種職業當中分個三六九等,同為「伺候人」的行當,護士又到底能比外賣員「高端」多少呢?你說人家是底層,那你不是么? 我們現實中有些人,真的就是這樣對待他人的。越是自己身處底層,反而越是以過時而庸俗的層級的身份去審視、衡量他人,媚上虐下,一定要比出一個他比別人更「上層」的結果來,以求心理滿足。宛如未庄的阿Q總覺得自己比王胡或小D高級一些。 這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當年對我們國民性的諷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 我覺得,這種在他人進行階層比較中找優越感、存在感的心態,是有毒且可鄙的。它在我們社會中的陳陳相因,才是造成外賣員和所有「伺候人」的服務者在現實中壓力、甚至釀造這場兇案悲劇的真正原因。 因為當大量人都像那位護士一樣,潛意識裡認定外賣員是「社會底層」,就會有更多的用戶苛責給他們送單的外賣員、更多保安苛待想要「從此過」的外賣員。 而這樣的人多了,保不準就真會有人像那個殺人的兇徒一樣「弱者之怒抽刃向更弱者」,胸中一有戾氣,就向比他們「更弱」「更底層」的外賣員發泄。 所以,對於這起事件,我不呼籲什麼「改變外賣規則」「抵制資本對人的異化」,因為我知道從事外賣業是那些外賣員們的主動選擇,強行更改外賣的規則,試圖以人的意志扭轉客觀規律,除了讓他們失去這份寶貴的營生別無任何作用。 我要呼籲的,是改變我們的人心,改變那種底層互害、讓更多人從把他人視為更底層的互害心態中走出來,走向「底層互憐」、走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寬容,互相幫助。 如果你是點外賣的用戶,請你向每一個給你及時送單的外賣員報一個微笑、說一句謝謝、甚至給幾塊錢打賞。 如果你是小區或寫字樓的保安,請給他們多一點通融、幫助。 也請把這種善意普惠到所有你所看到的,為你服務或你所服務的人身上。 別再分什麼「上層」「底層」,因為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里,在這個誰的工作都可能說沒就沒的際遇里,你還分什麼上層底層? 給你送單的那個外賣員、給你打針的那位護士、為你出門抬桿的那位保安……他可能就是昨天的你,而你,也許會成為明天的他。 是的, 那個爭分奪秒送外賣的小哥就是我, 那個儘力照顧病人周全的護士就是我, 那個在寒風中看門護院的小區保安就是我。 請對所有這些默默無聞的「底層人」報以微笑, 請看見他們的辛勞, 請理解他們的困苦, 請不要對他們發泄你從別處得到的戾氣。 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下一個突遇風波、淪入底層、掙扎求生,卻無人憐憫的人, 就一定是我! 我們無法決定冬天是否到來, 但我們可以決定向他人傳遞冷漠還是溫暖。 凜冬之中,就讓我們彼此相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這屆年輕人什麼不願(敢)生孩子了

1 前段時間,公安部的一組數據,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2020年出生,並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一共1003.5萬,而上一年的新生兒是1465萬。 2016年到2018年的新生兒數量為1786萬、1723萬、1523萬。 幾年來新生兒逐漸遞減,最近三年進入加速狀態。 去年比前年,新生兒少了三成。 斷崖式下跌。 對於這種觸目驚心的現狀,高層不可能視而不見,於是有消息稱,國家準備「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限制」。 跟經濟發展一樣,東北現在在生孩子方面,也是後進生,平均一對夫婦只能生0.6個孩子,有四成家庭始終按兵不動。 這就有點搞笑了,現在東北年輕人連一個孩子都不想生了,怎麼還要鼓勵大夥敞開了生,就像一個小學的學生們連畢業都困難,你現在告訴他們念清華北大可以免學費,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後來可能衛健委也覺得,這個說法實在太不貽笑大方了,就闢謠說,「東北地區人口長期減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簡單放開生育政策就能解決的」。 生育危機難道只是東北一家造成的? 或者說,東北人突然大徹大悟,響應國家號召拚命造人,我們的嬰兒潮就能洶湧而至? 別以為在生孩子這個問題上,東北人是畢業困難的小學生,其他地區就是拿到清華北大錄取通知書的學霸,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兩。 只是東北的問題因為人口流失嚴重,老齡化問題更為凸顯,而格外刺眼罷了。 2 2019年,全國平均出生率以10.48‰為標準,在內地31省市中,有多達12個省和直轄市低於這個標準線。 最低的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出生率分別為5.73‰、6.05‰、6.45‰。 其次是天津、上海和北京,他們的出生率分別為6.73‰、7.00‰、8.12‰。 新疆、內蒙古、江蘇、山西、湖南和重慶同樣情況慘淡。 經濟最僵化和最活躍的地區,特別不愛生孩子。 這些地區,每一對夫婦平均都保證不了一胎。 中國適齡夫婦的生育率,目前只有1.1左右,就是說勉強保證一胎,而早就拉響人口警報的日本是1.4,我們還不如日本。 跟歐盟的1.59和美國的1.76比,更是差距明顯。 我們只比韓國強,韓國的生育率只有0.92,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進入「零字頭」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毫無希望可言。 3 我們和日韓在不願意生孩子的問題上,某些原因可能是不一樣的,但是在政策影響方面,倒是有很多共同的教訓。 作為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小時候的很多計劃生育口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難以磨滅的烙印。 比如,「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 比如,「晚婚晚育,少生優生」。 這都算是文明的,不文明的更是比比皆是,白底紅字的標語矗立在農村的顯眼位置。 比如,「一胎上環二胎扎,計外懷孕堅決刮」。 比如,「該扎不扎,房倒屋塌」。 比如,「寧讓你家破人亡,不讓你超生一胎」。 比如,「逮著就扎,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繩,喝葯不奪瓶」。 至少在我們這代人心中,很難理解有的人家裡有兩個孩子,有時候會覺得這家人不守規矩,應該得到政府的懲處。 至於日本和韓國,兩者都曾經在二戰之後不同時期迎來嬰兒潮,前者在1948年出台了一些措施,鼓勵大家節育,韓國在1962年也實行了這一類的政策,結果兩個國家的人口,迅速進入大滑坡狀態。 一瀉千里不可收拾。 生育觀念一旦要是固化了,想再扭轉難於登天。 4 當然,最影響年輕人生孩子的,還是生存壓力的成倍遞增,很多人覺得光房貸車貸就已經讓他們疲於奔命,再多一個兩腳吞金獸,這是一個特別現實的困境。 在我們國家,房子早就不是拿來住的,而是用來決定自己社會階層的,你在北上深有沒有房子,會決定你的財富等級。 在高昂的房價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奴隸。 每一個成為了奴隸的人,都渴望高房價會讓他們人生自由。 推薦大家看看《2019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那裡的數據告訴我們,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價收入比是25.1、23.9和35.2,就是說不吃不喝,普通家庭要用22.1、23.9和35.2年才能買得起當地一套房子。 同樣的數據,溫哥華是12.6年,紐約是5.5年。 跟國內比,他們簡直活得太舒服了。 以上的房價收入比,只是所在城市的中位數房價而已。這還不包括我們的一大特色,學區房。早在很多年前,北京的核心區域學區房就已經10萬➕(每平),現在30萬➕也不稀奇。 當然,深圳去年就有了40萬➕的房子。 在這種壓力之下,你會想生孩子?生個孩子一起掙扎?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人上人的社會,無論是什麼樣的出身,父母都望子成龍,為了一種抱負在活著。 哪怕父母一事無成,也要讓孩子幫他們實現飛黃騰達的夢想。 為了能成為人上人,越是好一些的城市,人們越為了孩子的教育,投入海量的代價,除了學區房,還有各種補習班和興趣班。 我一個上海的朋友說,他去年暑假給兒子補課,花了8萬多。 我一個朋友第一胎是女兒,為了生兒子再搏了一把,好在他運氣不錯,但是生活在北京,這倆孩子長到18歲,估計沒有400萬是萬萬不行的。 這種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代價,是人與人互相綁架,以及逼迫的共同結果。 這些用巨額金錢衡量的成本,足以反噬掉一家人的其他發展可能性,直接的影響就是對生育的自動節制。 5 中國人不願意生孩子,還有一個原因是,女性太不受尊重了,她們活得太苦了。 中國的女性,大概是全世界最辛苦的群體,她們既要承擔生兒育女的重任,也要在職場像男人一樣搏殺,經常會因此遭遇職場歧視,兩邊兼顧疲於奔命。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幼兒園還特別少,0-3歲的孩子入托率只有4%,而歐美國家是50%,到頭來只能求助於老人,如果家中老人不能照顧孩子呢,那就只能請保姆,可是這又是一大筆花費。 我們的很多優質的適齡生育人口,都是在大城市打拚的流動人口,他們自己都為了生計奔忙,就像人無恆產則無恆心一樣,自己都照顧不好還生孩子? 更何況就算你有了房產,又怎麼樣,你得為了房子活著,更不願意生孩子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屆年輕人,真的養不起孩子。 養不起的直接結果,並不是不生孩子,而是乾脆就不想結婚,畢竟在很多人看來,結婚如果不是為了生孩子,結婚本身沒有意義,只談戀愛的自由狀態不香嗎?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內地的初婚人數從2013 年的2386萬減到2018年1599萬、2019年1380萬人,20-24 歲結婚數從2011年953萬人銳減到2018 年436 萬、2019年365萬人。 連結婚人口都是斷崖式下跌。 大家都不願意結婚了,孩子難道像孫悟空那樣從石縫裡蹦出來? 我們的社會文化,還特別不鼓勵非婚生育,有些地區高額的罰款,就能讓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孩子,扼殺在精子階段。 說來說去,高昂的房價是最烈的避孕藥。 其他的育兒成本,以及婦女權益保障的缺失,則是阻礙我們國家新生兒降臨的幫凶。 6 全社會都看上去不願意生孩子,那麼所有人都不願意生嗎,情況不是這樣。現在我們這個社會,有錢人還是特別喜歡生孩子的。 前兩天我在網上偶爾看到一個娛樂新聞,一些娛樂明星搞朋友聚會,他們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都沒有少於兩個的,三四個大有人在。 我身邊的朋友,一直在忙著生二胎,以及完成這項壯舉的,都是北京的本地朋友,他們每一個人都繼承了上一輩的數套房產,身價比一些上市公司都高,他們不生孩子幹嘛? 那麼為什麼京滬深總體生育率為什麼低呢,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是沒有房子,或者只有一套房子苦苦掙扎的謀生者罷了。 在我看來,為有生育意願,或者已經生了一胎二胎的家庭,提供不同的便利,或者提供各種補貼才是王道。 比如針對東北地區,只要生了一胎,國家就應該為這樣的家庭提供購房補貼,生的越多補貼力度應該越大,還可以給予現金補貼,就跟歐美國家的生育鼓勵政策一樣。 對於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對於生了孩子的家庭,應該提供購房補貼,或者優先獲取廉租房,對於敢生二胎的勇士,應該重金獎勵。 針對其他生育意願不強的地區,也應該制定針對二胎的補貼政策,只要力度到位,我想不願意生孩子的頹勢,應該會得到一定改變。 只有當經濟壓力得到有效緩解,社會負擔不再那麼沉重,人們才有更多的興趣去參與到性生活中,才有動力和意願去規划下一代的問題。 這是一種對自由的探索。 我們總說國運,其實國運就是人口紅利,當人口紅利始終都在,國運就會永不衰退。 有人才有未來。 政府要做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讓利於民,而不是與民爭利。 讓人民放鬆下來。 始終活在壓力之中的人,是永遠不可能真正勃起和綻放的。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何嘗不是如此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王biu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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