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习近平已把自己当作先知，所有异议都被视为异端，在这个时刻，如何应对习氏中国的挑战？如果说美国拜登政府已接受挑战，在汉学家何重谊（Jean-Yves Heurtebise）看来，柏林和巴黎还在希望避免对抗否认现实。 拜登上台后，第一位邀请访问白宫的是日本首相菅义伟，第二位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六月份，拜登与G7集团领袖会晤，乃至与再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及印度的G10会面。还有三十国组成的北约，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指向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挑战？ 更准确地说，如何面对刚刚党庆百年承诺让“外来势力”“头破血流”的中共统治的中国的挑战？如何面对这个经济强权，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其海陆扩张让周边国家担心，而且自称它的社会政治模式是面对“西方衰落”唯一符合历史方向的习氏中国的挑战？ 作者在法国‘世界报’撰文指出，当美日一方，中俄另一方在印太地区举行军事联合演习，担任欧盟轮流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在2020年年底在既未邀请西班牙又未邀请意大利的情况下与中方达成‘欧中投资协定’，居然还打算在2021年6月底会晤普京，结果招致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以及荷兰的愤怒。我们可以质问，因为关闭核电而需要俄罗斯天然气，因为汽车市场而屈从于中国的德国是否成了欧中外交的病汉？ 作者同时批评法国因“战略自主”以及对拜登邀请联合应对中国答之以“尤其不要冲突”而得到了北京的嘉奖。北约形容中国是北约组织的头号威胁，马克龙却反驳说中国远离北大西洋。巴黎的立场令人怀疑：海参崴比上海更东边，至于网络战，根本没有边界。况且，法国潜艇已参与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演习。 法德这种“避免冲突”的愿望的理由基于必须与 中国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升温，但是，别错误地以为，中国单纯地会给“西方”一点恩惠，遵守气候承诺，接下来，还有什么？作为交换，西方就必须对中国的普遍性审查，对新疆人权采取“相对文化主义”？ 作者指出，事实上，遵守气候协定对中国自身也已属于国家安全挑战的大问题。‘柳叶刀’2020年8月发表的文章显示，中国每年大约124万人死于恐怖的污染。另外的研究显示，如果气候升温3度，上海的四分之三及广州大部将淹没水中。参与气候应对对北京而言也涉及它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欧洲根本不应该将此拿来与其他领域做交换。欧洲议会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是否意味着出现了转折？ 长久以来，欧盟思考与中国的关系，以为可以把政治、经济与气候领域区分开来，在发展自由主义经济便可使中国开启民主化的幻梦破灭之后，现在又生出了另一种幻觉：把参与共同应对气候升温与人权问题区别开来。 作者认为，事实上，如果不遵守人权，何谈救助环境，至于那种把经济合作与政治问题区分的愿望，他们忘记了北京根本不把二者作任何区分。北京把海关税当作武器来惩罚要求对新冠来源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欧洲能否及时从“后霸权”世界的梦想中醒来？我们现在不是处于后霸权世界，而是处于“多霸权”世界，每个权力中心都知道自己不够强大。美国知道，在即将到来的可能的围绕钓鱼岛、台湾以及拉达克的冲突中，它将需要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与此平行，我们看到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及伊朗在强化联系。欧洲可以选择不选择吗？“相同但不同”的地狱就是用“再也不会”的好意构筑的。 法国当代哲学家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认为，避免灾难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灾难的不可避免性：为了确保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爆发，你必须看到它正在开始，并且知道如何为其准备。同样，这不应被解释为“文明冲突”。对 17 和 18 世纪欧洲接受中国知识的研究表明，它引发了文化去中心化，从而导致了我们混合现代性的出现。 文章最后说，通过坚定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习近平声称自己是中国宗教的唯一先知并且所有异议都被视为异端的时刻，我们只是在提醒中国，正是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欧洲发展出一个自由社会的理念：不受信仰支配，基于功绩，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与“西方”对抗，习近平的中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对自己。
中国在欧洲的光晕日趋黯淡，立陶宛周六正式宣布退出17+1合作组织。立陶宛的行动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在欧盟27国与中国关系变坏的情况下，立陶宛认为17+1构成中国“分裂”欧盟的因素。该国外长兰斯伯格斯宣布：立陶宛决定不再出席17+1峰会。 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表示，17+1的合作结构构成“分裂”因素，他呼吁欧盟成员国一致应对中国，27+1才是最有效的形式。他认为，“欧盟的力量和冲击力在于团结”。 2012年加入17+1的立陶宛，同时呼吁其他成员国退出这一合作机制。 星期四，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议会正式通过决议，认定北京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的是“种族灭绝”，和“人类大屠杀”。立陶宛议会还呼吁联合国组织代表团前往新疆调查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事件，要求欧盟修正欧盟与北京的关系。 立陶宛最近几月多次主动采取令北京气愤的举动：否决中国投资以及在台湾开设商业办事处。中国外交部3月4号发出抗议，“强烈反对”立陶宛在台湾建立官方机构。 今年二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带头降低以往出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峰会的参与层级，总统总理不出席峰会，而由部长代替。有六个国家响应。习近平在峰会开幕式上表示，“我们本着‘17+1大于18’的信念……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享。”法国世界报有评论讽刺称，会议的结果好像是“17-6，小于11了”。 尽管中国对17+1重视空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了通常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这一峰会。中国外交部也在幕后频频动作，希望各国领导人出席给主持视讯峰会的习近平给足面子，但于事无补，习近平亲自主持的峰会参与层级创下历年最低。 此间媒体分析，17+1一开始就被欧盟视为是一个企图分裂欧洲的机制，现在正失去它最初的光环。中国人没有兑现投资承诺让所在国失望，贸易不成比例让北京受惠。新冠疫情爆发后更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暗淡。中国近来在维吾尔人权问题上对欧盟采取的反制裁，使双边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损坏。 欧洲议会日前决定冻结‘欧中投资协定’是双边关系明显变坏的又一个显著例子。
欧洲议会20日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的极悬殊比例冻结‘欧中投资协定’，若要解冻，前提是中国取消对欧洲议员的制裁。此举无疑引发中国愤怒。 中方并没有反思为什么几个月前气氛融融的“欧中峰会”达成的协议会出现如此坏的结局，而是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咨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执意作出单边制裁的错误决定。 中欧双方为通过这一投资协议进行了整整七年的谈判，习近平希望在拜登正式就任之前，与欧盟提前完成这一协议，习近平清楚，美国反对欧盟与中国单方面达成这一协议；而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强烈地希望在自己秋季离任之前完成与中国的投资谈判，可以说，这一协议之所以不顾欧洲舆论普遍反对，在去年12月30日匆匆达成，与默克尔全力推动有重大关系。尽管默克尔为此遭遇欧洲舆论批评，但她执意要这样做。 默克尔的意志占了上风，在年终达成‘欧中投资协定’。接下来就有欧洲议会批准认可这一程序。欧盟方面早已预见在议会会遭遇重重困难，但让这一原则性协议加速“破产”的却是北京自己。换句话说，北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维吾尔人大规模遭镇压的遭遇是近年西方舆论异常关注的问题，从联合国，到欧美，一直要求北京允许国际独立调查团前往新疆现场调查，北京一概拒绝。美国宣布制裁与新疆维吾尔人权有关的中国官员，欧盟也采取了如此举动，这是自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欧盟三十年来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 欧盟制裁中国的时候，预料到中国会反制裁，但欧盟没有料到，欧盟制裁四名中国官员，一个机构，中国报复性反制10名欧洲议员和学者以及四个机构。欧盟更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竟然制裁欧盟的议员和学者，这与欧美制裁中国的涉事官员大相径庭，议员是民选代表，学者说话批评是言论自由，中国如同打压本国的学者律师记者一样对待欧盟国家的民选代表和学者，这让欧盟终于认知到中国是“多么地不同”。但观察人士指出，这件事中方做得太愚蠢，既希望欧洲议会通过欧中投资协议，又要制裁这个议会的议员，这无疑是自打嘴巴。这就不难理解，欧洲议会为什么把取消对欧洲议员制裁作为重新讨论这一协议的先决条件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1日却指欧盟对中国的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称欧方无理制裁导致当前中欧关系出现困难，“责任不在中方，希望欧方认真反思”，在欧方看来，赵立坚的这一套话语无疑用在北京身上最为恰当。 引起欧盟方面越来越抵触‘欧中投资协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欧盟后来发现，这一被默克尔匆促推上马的欧中投资原则性协议，附件一一公布时，才发现里面暗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细节。 法国‘世界报’社论家希尔薇.科夫曼女士日前在题为“风向变了，欧洲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一文里对此说得再也清楚不过，文章写到：最让柏林气愤的是，他们竟陷入了北京的陷阱。德国是欧盟国家中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一直希望维持这一势头，在习近平鼓励下，默克尔敦促欧盟诸国与北京在去年12月30日达成这一原则性协议，然而，从那时起，才一点一滴发现，“魔鬼藏在细节里”。 比如，在协议草案的附件II第9条中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就是：“获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应该是中国公民。”具体来说，如果默克尔的基民盟的慈善机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话，这个办事处必须由中国人领导。显然，这是无法保证独立性的。 另外，3月份，当欧中投资协议的附件发布时，仔细阅读后才发现，曾受相关方吹捧的互惠概念也是奇怪的不可思议，比如：视听领域的投资条款规定，没有中国当局的同意，任何欧洲电影或电视连续剧都不得在晚上7点至10点之间在中国屏幕上播放。此外，在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之间，在中国的动画频道上，只能播放中国的动画片。 当时双方欧中投资原则性协议后，中方在其国内闭口不谈细节，欧方强调的是中方承诺将会通过取消强迫劳动的相关法律。但是法国舆论当时就对北京的承诺十分怀疑。他们举出中国当年入世时答应要在十五年后做到的市场国家的必备条件，十五年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但是，欧盟方面当时仍然觉得中方对保护劳工权利的承诺很重要，并把这当作是说服欧洲舆论的重要成果，在欧盟就维吾尔人权制裁北京，北京加倍反制之后，欧盟才发现几周前对北京的轻信是何等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