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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点心灰意懒。 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民警举报,我写了,但消失了。 让人头皮发麻的倒卖遗体事件,我也写了,甚至都没发出去。 我感觉已经在危险的边缘,索性这几天都没发文,害得有朋友在后台发来问候。 感谢大家的厚爱,我还在。 只是觉得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写,到处都是G点,真让人无奈。 而就在没发文的几天里,看到了马翔宇的一个视频,于是决定再说说他。 只说他,不说别的任何实事,这下总该不犯禁忌了吧? 视频里,马翔宇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一脸沧桑,对着镜头说: 希望这次这个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让我们所有的基层公职人员,能够依法依规履职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说,我充分地展示了我们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风范,我没有给母校丢人…… 说到最后一句,马翔宇失声痛哭,趴在墙上哭得不能自已。 网络图片 看到马翔宇哭着说“我没有给母校丢人”,我鼻子一酸,几欲落泪。 我太能体会到他的无奈与为难。 我只是写写文章,发发微博,就被有些人找上门威胁,被约谈,被训话。马翔宇可是真的动了某些人的蛋糕,且一年零4个月前就举报过,这次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面临的压力,我们可能无法想象。 最近这段时间的举报虽然层出不穷,警察、法官、乡党委书记、科长,不一而足,但让我肃然起敬的,只有马翔宇。 别的不说,就是那份在“情感”方面显然并不站在马翔宇这边的通报,就已经鉴定了马翔宇的“干净”。但凡他有什么实质性的“黑料”,都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更难能可贵的是,马翔宇本可以和光同尘,同流合污的。这不但能给他带来物质和升迁上的好处,还能避免他被人排挤和打压。 但他亲自把这条好走的康庄大道堵死了,而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一条注定坎坷、荆棘遍布的小路。 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坚定而强大的内心,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 马翔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干净而体面的人最好的模样,名校毕业,优秀,有才华,有胸襟,表达清晰,逻辑顺畅,意气风发,正直勇敢,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但同时,马翔宇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干净而体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艰难处境,被针对,被孤立,被打压,受尽委屈,不被人理解。 不过是一个正常的举报,正常渠道走不通,网络举报又把他搞得灰头土脸,潦倒落魄。再回头看看马翔宇大二参加节目时的意气风发,简直判若两人。 网络图片 这也是为什么在热度退去后,我还想说说马翔宇的原因。 在这个事件中,马翔宇注定会是个失败者。即使他的举报会成功,他也会被边缘化,可能没有人整他,但因为他破坏了整个生态的潜规则,于是他就成了人人避而不及的对象。 可在我看来,马翔宇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就已经是凡尘里的英雄了。虽然是失败的英雄,但我也要为这个失败的英雄唱首赞歌。 如果他不能在世俗的意义上取得成功,那么至少在舆论层面,他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赞颂。 正如有网友说的:马翔宇的处境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处境,他代表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处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谁嘲笑马翔宇就等于在嘲笑自己,谁支持马翔宇也等于在支持自己。 这个世界总要有人被歌颂,但绝不应该是那些世故、圆滑、会来事、八面玲珑的老油条,而只应该是那些内心坚定、不畏强权、威武不屈、九死不悔的孤勇者。 即使他是个失败者。 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