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科学物理治疗，针对性康复训练，助力长者活力康养
2026 年 6 月 24 日
美联社周二（4月30日）独家报道了中国病毒学家张永振因在中国爆发大流疫之初未经当局批准发表有关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论文而不断遭到迫害的情况，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报道说，这名病毒学家目前已经被它所在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实验室赶了出来，连续两个晚上睡在实验室门外。网络上流传着张永振将棉被、枕头搬到实验室外的走廊上露宿的照片。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说张永振的实验室正在进行装修，出于“安全原因”暂时关闭。该中心还表示，另外还给张永振团队提供了一个临时性的实验室。 张永振的回复是，他的团队是在被赶出实验室后才得知上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临时实验室，但这个实验室达不到进行试验所需要的安全标准。 上个周末，张永振试图进入他的实验室却遭到保安的阻拦。网上的照片显示，张永振在室外冒着小雨坐在硬纸板上进行抗议。 这位病毒学家从4月28日晚上开始连续两天睡在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下面的“华东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门口。这个研究所成立于2020年10月，所长是张永振，副所长就是在新冠病毒大流疫中闻名全球的病毒学家石正丽。 中国和国际医学界里有很多专家认为，肆虐全球三年新冠病毒大流疫就发端于中国武汉。而石正丽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武汉唯一进行新冠病毒存放和研究的机构。国际卫生组织虽然数次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但遭到中国方面的坚决抵制。 张永振团队在2020年一月率先发表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同年12月张永振入选《自然》杂志（Nature）年度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美联社引用张永振在微博上面发出的一条贴文说，他不会离开，不会退缩，他追求科学与真相。张永振还表示，上海公众健康中心不许他和他的学生进入实验室。 美联社说，张永振的厄运始自2020年1月5日他和他的团队率先解析出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排序。张永振曾经在内部向中国有关当局发出警告说，病毒存在扩散的风险。当时，他还没有向外公布病毒排序的消息。结果，次日，他的实验室就被中国卫生当局下令暂时关闭。张永振本人也受到了当局的压力。 外国同行很快得知张永振团队和其他中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进行排序的消息，并要求他们向外界公开。张永振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于2020年1月11日向全球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为全球抗疫奠定了基础，并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张永振的这一行动促使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开始对病毒进行测试，也推动相关方面进行检测病毒的试剂盒、疫苗接种和疾病控制措施的开发工作。张永振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但是，美联社说，张永振的合作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说，张永振发布病毒排序也导致当局对其实验室的额外审查。张永振被免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务，他与之前一些前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也遭到禁止，他的研究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美联社引用霍尔姆斯的话说，“自从他无视当局的反对公开发表新冠病毒的基因排序以后，针对他的麻烦就一直没有断过。”“这个过程让他感到崩溃，我很吃惊他还在持续工作。”
不久前，有人拍到一位住在商场楼梯间的年轻人。视频中，他在楼梯间里摆了一把人体工学椅、一个帐篷、一个桌子，完成了高考备考，之后甚至还住了半年，未曾被发现。 在引发热议的视频下面，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露宿街头的流浪经历。我们找到了其中三位，他们中有沉迷体育彩票后，债台高筑的前勤恳小生意人；有工程项目暴雷后，银行卡被冻结，突然从高档酒店跌入天桥下路边的前高收入者；也有8年前走出大山，在ATM间投简历的大学生，如今已收入丰厚。 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各不相同，但在帖子下留言时讲述人生至暗时刻，寻求共鸣的情绪却相似。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01 小徐1996年出生 外卖配送员 住楼梯间和网吧 我是安徽宿州农村的，2014年，我才18岁，虽然不能领证，但已经和女朋友按老家的习俗“结婚”了。我老婆是我初中同学，我们都只有初中学历，结婚后就一起去了温州一个电子厂投奔亲戚，我做配电柜，每个月能拿七八千的工资，老婆做文员，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块。 在电子厂，我俩住厂里分的夫妻房，当年就生了一个小孩。到2020年，我们已经靠自己攒下的几十万买了车，在老家盖了房，还让儿子在温州市里上了学，日子算是过得不错的。 后来那个亲戚走了，我觉得越干越没意思，突然发了疯似的不想打工了，想出去闯闯。2020年，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婆，起初她不同意，因为那会儿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她觉得出去不太稳定。但我劝了很久后，她同意跟我一起辞职，回老家创业。 没学历，没人脉，没背景，除了餐饮，我想不到还能干什么。但那会儿我们攒下的钱已经买了房子和车子，所以本钱也不多。后来我看外卖很流行，2020年10月，我就拿了5万，回安徽宿州市区租了一个20平的铺面，开始卖韩式拌饭，专门做外卖。 我们开店的小区，大多都是外地打工来的租户，还有一些房子里开了补习班，所以刚开始生意不错，两个人要从早忙到晚。那会儿孩子已经转回宿州市里上学了，我们甚至忙到没空接孩子，只能让我妈去帮忙。 但到2020年底，疫情严重，补课的学生都不来了，小区里的外地人也都回老家了，生意开始变得很差。最惨的时候，一天一个单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才做外卖不久，每单的定价只比线下高了两三块，但平台推流的成本摊下来一单就得两块，再除去水电人工的成本，最后一单的利润基本都是负的，每个月都在亏钱。所以即便生意以前看上去好，但疫情一来，流水一断，就连每月100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 2021年刚过完年，3月份，我就挑了一天，去店里把冰箱里冻着的青菜倒了，倒了一大桶，然后擦了擦灯，拖了拖地，就彻底关门了。 我不甘心，还想继续创业，那阵子，我在网上看到熟食很火，又交了1万专门学做熟食。有了之前的教训，这次我选择回村里骑三轮车摆摊卖，免得亏房租。我选的位置在村上的大集市，周边四五个村都来这买东西，晚上我还会骑车再去城里卖，因为口味做得不错，我的摊子在村里生意很好，回头客很多，一天能卖到1000多块，熟食的利润能有40%多，相当于我一天就赚400多块。 为此我特意换了新的餐车和更大的锅，每天早上七八点出去，中午卖完回来补点货，晚上再接着卖到凌晨，等着最后一波客人从KTV出来后，才回家。 但摆了几个月摊，2021年底，我奶奶病重，我停了小半年生意照顾奶奶，只能每天跑跑工地，做一些日结工。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沾上了足球彩票，刚开始只是小打小闹买几十块钱，但后来越玩越大，到2022年底世界杯的时候，变成了几千几千地赌球，把做熟食赚的钱全搭进去了，甚至还弄了不少网贷。 奶奶也在半年内就去世了，忙完丧事，我把熟食生意又捡回来了，但因为赌球，我渐渐连进货的钱都没有了，只能赊账或者找亲戚借。因为我老婆陪孩子在城里上学，所以一直没发现我赌球的事情。后来，我的网贷窟窿越来越大，实在填不上了，有一天就趁老婆回村里，在她睡着的时候，偷偷用她的手机又贷了10万。 今年年初，老婆突然发现了这事，一算才知道，我的网贷和欠账，加上利息，已经欠了60多万元。因为频繁赊账，供货方不愿再给我进货，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所以今年3月，我就跟着亲戚来上海跑外卖，一个月到手五六千。 来上海后，我痛下决心不能再赌，但已经无法挽回我的婚姻，7月份，我收到了老婆起诉离婚的法院传票，因为赚的钱一到手就还债了，当时还是找中介去献血站献了血，拿了600块，才凑齐路费回老家离婚。 在上海，我一开始住在一个2000每月的10㎡群租房里。好好的家被自己作没后，我一下子陷入绝望，外卖也不跑了，天天待在房间喝酒，十几个网贷平台，四张信用卡，全部逾期，除了银行催款的，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理我。我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 躺了一个多月，房子到期了，没钱再续租，听说跑外卖外包更赚钱，我就辞了外卖站的工作，开始晚上去跑众包，白天则去蹭前同事的宿舍睡觉，结果后来又被举报，就没地方住了。 刚开始，我想的是每天去商场的按摩椅上睡觉，但商场晚上要关门，又把我这个念头打消了。但我还是找了我平时跑外卖取餐的一个商场转悠，就发现商场步梯的3楼楼梯间通向商超里面的门是锁住的，里面的人不会出来，而且商场的3层是补习班、4层是KTV，人不多，不容易被发现。于是我把行李留在前同事的宿舍，住在了这里。 当时我找保洁阿姨要了一块纸板，又在地下室的垃圾堆里捡了一块，两块纸板铺在地上，就成了“床”。我又在网上花10块钱买了一床被子，两片布里一层薄薄的棉花，晚上枕着外卖头盔就睡了。地上很潮很冷，夜里经常被冻醒，早上一起来，两个膝盖疼得受不了。我一般睡前会多套一层秋裤，秋裤白天就放在电动车的后备箱。 我一般在商场关门之前就来，开门之前走。上厕所则从2层楼梯门出去，去上商场的卫生间。商场的卫生间，晚上也是亮灯的，水也不会停，还有插座可以充电。住在这，我只跟附近的流浪猫打过交道，晚上它们会过来叫几声，有一次我在楼梯口留了点饭，早上起来一看，已经被吃光了。 在楼梯间住了十几天后，有天早上7点，我半梦半醒间，听见有人打开了一直锁着的楼梯门，一个很高的保安大哥出现在面前，但没说话，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又过了一阵，他返回来问了我一句“你干嘛的”，我没敢说话。他说，不许在这睡了，再发现就报警了。我嗖地起身，东西也没收拾就赶快跑了。 又没地方住了。我准备找个便宜的日租房，一搜，发现真有30块一晚的，但进去一看，8人间，上下铺，拖鞋被子丢得乱糟糟一片，感觉地板里随时能爬出臭虫。我虽然沦落到这一步了，但还是有点洁癖，宁愿回去住楼梯间，都不愿意住这个日租房。 然后我又搜到了19.9元的网吧包夜优惠券，可以从晚上12点待到早上9点，而且网吧有空调，不冷，虽然只能歪在椅子上睡，人少时才能在其他椅子上搭一下腿，很不舒服，但至少有个地方休息。况且人一困，其实怎么都能睡着。就这样，我开始天天买这个优惠券，把附近几个网吧全睡遍了。每天一进去先开机，看一集电视剧，然后关机睡觉。 网吧里借宿的人很多，不少都穿外卖骑手衣服的。有天我醒来，发现前台给我们都盖了一条小毛毯。还有一次，我凌晨2点多下班，网吧里没位置了，我看有人没开机光趴在那睡，就拍了一下那人，问他上不上机，结果他连忙说“不上不上”，然后转身找了个地方又接着睡了，可见是没买票。后来我也学会了，不买票纯来睡觉，网管也不管。 其实现在跑众包比在外卖站挣得多一点，但一天光吃两顿，每顿至少得15元，再买根烟、买瓶水，也得50块，工作上，比如电瓶车坏了，电池没电了重新租，或者是贪心，接的单太多，餐撒了赔钱，都是花销。另外，前妻在老家市区带孩子，租的学区房两室一厅，一个月1000块，也得出，毕竟市里的教育好，没想过让小孩回村里。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去市里看孩子，农忙时候也要回村里帮家人干活，火车票一趟也要六七十的。 除了这些必要的花销，钱一到手，我都拿出来还账了，所以始终没想着租房。有次大雨天我跑外卖时摔倒了，跪在地上起不来，最后一起跑外卖的借了我1000块让我去医院。医生开了一个600块的检查，查出膝盖里有积液，让我回家休息。本来开了药，我一看要两三百，也没去拿药，直接走了。 现在网吧住着挺好，活着就行。对了，那天又去那个商场取餐，特意去那个楼梯间看了一眼。门没在锁了，我放在那的“行李”——我的两张纸板和被子，都不在了。 02 龙奎1996年出生 工程项目中间人 住天桥阶梯 今年11月份，我在重庆的一个天桥阶梯上睡了好多天。这个地方行人少，不像网吧、公园这些地方，人太多了，被看到面子上过不去。 我今年27岁，做工程项目居间人，就是给项目方和投资方牵线。以前我赚的年收入也是百万级别了，生活很挥霍，一个月吃喝玩乐能花几万块。这次10月份来重庆出差，本来一直住398元一晚的酒店。但前一个月，我牵线的一个项目，投资方拖欠工程方的钱，工程方的工人拿不到工资，就去起诉了，我也连带被告了。 网络开庭那天，我以为大不了让我垫钱先给工人们发工资，但11月7号大清早判决书一到，我才知道，执行方式是把我所有的银行卡冻结，卡刷不了，手机支付也用不了。一摸身上，只剩80块现金还可以用。 当时我已经准备回浙江老家了，钱一冻结，酒店没钱住了，回家车票都买不了，只能退房四处游荡，落脚的地方都没有。24小时便利店这种地方是不敢去的，什么都不干，坐在人家店里，我拉不下脸。最后在这个天桥下，发现人挺少，就决定待在这里了。 我现在经常反思，以前为什么花钱那么大？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现在几十块度日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今年27岁，家境不错，爸妈住的是联排别墅，我自己武校毕业后先是做厨子，后来认识了一帮做工程的人，开始跟着做。我手里本来还有一些其他项目，现在也停了，每天就无所事事，主要事情就是投资方打电话，或者在群聊里炮轰两下，催他们还钱。 以前我隔几天就会发朋友圈、发抖音，晒晒自己的吃喝玩乐，现在朋友圈和抖音都不发了。朋友问我在干什么，我就说挺好的，吃香的喝辣的。其实我猜到，银行可能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但面子上就是下不来，不想承认，就这么漂着。银行应该也找到了我发小，因为他突然给我转来2万块，结果我根本接收不了。现在这个情况我谁也没告诉，爸妈也没有。我现在就靠那80块撑着，每天就吃一顿，一般是中午吃，吃泡面或馒头。毕竟流落街头的人，还能吃什么呢？哪里还能吃得下？每天晚上每过来一个车就醒来一下，也根本睡不着觉，只能说是打个盹，流浪的人还谈什么睡眠呢？这些我已经都接受了，不过现在唯一的困难是，洗澡就没地方可以蹭了。 手边唯二的行李是一个手提的公文包和一个斜挎的旅行包，公文包里有一些图纸，能铺在地上挡点灰。旅行包里都是夏装，3件短袖和2件短裤，这段时间重庆的晚上已经很凉了，别人都开始穿长袖外套，我还穿着来时的短袖、长裤和皮鞋。而且晚上也是坐着睡觉，免得弄脏衣服，第二天看起来太狼狈。 有次晚上，一个穿戴整齐很有气质的人过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欠账了，没地方去。他递了支烟过来，没再说话。抽完烟临走前他还叮嘱了一句，注意安全。我猜这人应该是派出所的，一般人不会关心“流浪汉”。 但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别人这样的“关心”。平时洗漱去马路边的公共水池，去得多了，有次路边的环卫阿姨就专门问我，是在这边工作还是干嘛，我说“没有没有，我就是路过”。不过也幸亏一路还有这些好人，那天从酒店退房出来，手机和充电宝都快没电了，便利店的阿姨让我免费在店里排插上充了电。 我现在日常会去附近公园的卫生间上厕所，洗衣服也在公厕的洗手间里，洗好就晾在天桥的栏杆上，但一定要晚上晾，天快亮行人出来前就收走，不然影响市容。最尴尬的还是每天凌晨两三点时，对面商务KTV下班了，里面男男女女好多人出来。以前我也经常去这种KTV，生怕被认出来。 我在这附近一圈走来走去，有次特意数了一下，发现住街上的人有30来个不止。大多都睡在地下通道或公园，在路边天桥下睡的很少。在不同地方留宿的人还不太一样，比如在公园长椅上睡的人，通常都是三十来岁，看着想做临时工的，什么也不盖，就往长椅上那么一躺。睡地下通道的，大多有身体残疾，头发看着比较乱，衣服穿得很厚，经常坐在墙角发呆。 有一天，我感觉实在困得不行，而且好几天没洗澡了非常难受，我就找到了一家典当行。当时我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手表，当年兄弟送的，值3万多，不好直接卖，想抵押掉有机会了赎回来。可能一看我就缺钱，典当行老板直接来了一句“抵押不了，只能卖”，而且打了3折。这简直坑人，我转头就走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之后投资方的钱还是不到位，我的房子就被拍卖了，那房子上一贴封条，爸妈立马就知道了。那80块大概还能撑一周多。 03 小景1992年 设计师 睡过ATM间 我的流浪事迹是快10年前了。 2015年，我从南昌的一个大学毕业，投了上百份简历，终于在7月的一天收到了几个面试通知，于是和家人借了1000块钱，坐火车来了上海。我从小在广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长大，是家附近极少的大学生。但虽然上了大学，我的社会阅历依然完全是空白，突然被丢到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心里很慌，一路上拉着一个小行李箱惴惴不安。 我记得，我到的第一天就直奔上海南京东路，面试了一家公司，出来后已经是下午。来之前我联系过路对面的一家青年旅社，一个床位一晚上12块，本以为自己就是会在这里住上几晚，但等我过去后，老板说旅社已经住满了，没位置了。我没想到这个情况，说那要不先进去看一下，等有空位了再来。 一个房间大概三张床，上下铺，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一个坐在床上看上去三十岁的大哥，看见我后问了句是不是刚毕业找工作。当时我很迷茫，说想回老家工作但没什么机会，想来大城市又人生地不熟，但大哥说了一句，“你离35岁还很远，困难都会过去的，年轻去闯就对了”。这话直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 离开那家旅社后我又去问了一家国际旅社，但一晚上要70多块钱，这对于身上只有1000多的人来说太贵了，所以也没入住。我拉着行李箱，沿着苏州河一直走，路旁的梧桐树又高又大，显得我更渺小了。那会儿已经是夜里10点多，路上很昏暗。 最后，在旅社对面一个十字路口上，我看见了一个ATM间，一直亮着灯，旁边就是银行网点。这里有3台ATM机，房间2米多宽，看上去又宽敞又干净，也没锁，可以直接进。当时也没多想，没考虑舒不舒服，只觉得这地方凑合几晚应该还行。 我靠着玻璃的一边，把我行李箱里的几件衣服铺在地上，刚开始是先坐在那儿玩手机，继续投简历。中途有人进进出出，每来都会看一眼我，可能都以为我是在流浪。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突然困得不行了，坐不住了，就开始躺下睡觉。也没盖什么东西，当时正好是夏天，ATM间里还开了冷风空调。 等早上7点多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来，把衣服装进行李箱，然后去前面一家早餐店吃个葱油饼，继续坐地铁去下一个面试的地方。面试完，我又去问了那家青年旅舍，但还是满员，没满员的都没有这么便宜。要是再去一些更远的地方住旅社，来市中心面试又不方便。我进到一家网吧又投了个简历，出来在一个花坛坐了一下午。思考来思考去，不得已又继续去了那个ATM间。 最后我在那儿连着住了好几天，白天在各处面试，晚上就回到ATM间。上厕所就过一条马路，去对面青年旅社上。洗漱是没办法，只能简单打理一下头发。不过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特别难以忍受的，我小时候在山区长大，做活也是经常要起早摸黑。所以当时只想着，赶紧把这几晚熬过去，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租房了。 但后来那个录用了我的公司开的工资只有2500块，比我想象中的低了很多，但我实在想结束这种住ATM间的生活了，就接受了那份工作。好在碰上了好的领导，上班第一个月还没工资，是他借了我几百块，让我和同事一起合租了一个8平米的房间。 8年过去，我现在已经从一个小设计师做到了设计总监，工资早就比那时候翻了10多倍，买了自己的车，住在一个宽敞的两室一厅里。但每次回想起那段经历，都能让我觉得原来困难也就不过如此，ATM间我都睡过，日后的人生路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废弃的水泥管子凌乱堆放，厨房是简单的石桌，手机、电灯全靠充电宝供电，让人瞬间有穿越回原始森林的感觉。这里的水泥管子已经被住满，有人怕被侵占地盘已经贴好此处是“鱼王府”——有人住了。另一边，有人穿起并不时尚的衣服在做直播，在中国官方不断宣传中国经济腾飞的当下，竟有人还睡在废旧的水泥管子，这看起来相当吸引人。尽管女主播不漂亮，男主播也不美型，但仍然不会影响流量，因为这里正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标性城市——广州东莞。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走在经济发展前列的东莞，近年来出现企业倒闭、外资搬迁潮。众所周知，东莞是代工企业的聚集地。外资一撤走，伴随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去工作。这些人中，一部分已经在工厂中做了几十年已经人到中年，失业后生活上的压力骤增，又要与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竞争找工作，谈何容易？有人没成家，索性天为被，地为庐，水泥管子前后挡上“门帘”，也算是一个人的世界。渐渐地，这里有不少相似经历的打工人，他们把水泥管子这段区域戏称“流浪者基地”。 近年来，世界著名公司微软、诺基亚，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加工厂，把设备搬往越南、印度等地，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诺基亚工厂超过9千名工人失业；日本的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公司都计划把制造基地回迁日本， 优衣库、耐克、船井电机、三星等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快撤离中国的步伐，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位于东莞的手机零件制造商——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在积欠了1.35亿元人民币的款项后，该公司老板跑路，400名员工失业。当地的一位从事外贸管理人士表示，东莞外资撤离和企业倒闭从2008年就开始出现了，之前主要是粗放型加工业搬到西部省份，近几年一些电子行业、服装业则开始搬到越南和东南亚，今年的情况确实更差。 而事实上，中国企业的倒闭和外资撤离不仅仅发生在东莞。中国另一个制造业的标志城市，浙江温州也正在经历“产业空心化”的过程，当地制鞋、打火机等曾经辉煌的产业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除了传统低端制造业企业把工厂搬往东南亚国家之外，一些高端技术的外资企业，也在把企业撤回本国，使大陆面临前后夹击的困难局面。 2019年年底，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当局采取了被认为相当极端的清零政策，就连中国最繁华、现代的大都市上海也在官方一声令下，一刀切封城。昔日热闹非凡的上海外滩，因无人观光和打理都已经野草丛生，满目疮痍。上海的豪宅小区到处都是转租和贱卖的消息，那些精英、明星和富豪们则在上海解封的第一时间离开。 中国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当局动辄朝令夕改的条文规定令企业家们苦不堪言，中国本地的企业家们都不愿意再投资，外商则是加速逃离。这样的恶性循环仍在持续，近日，大陆社交媒体被企业裁员的消息刷屏。 大陆《第一财经》5月18日报导，在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有多位认证为58同城员工的网友透露，58同城公司近期发生了大比例裁员。 消息称，58同城此次裁员涉及多个业务线，有的部门裁员比例甚至高达30%至50%，裁员赔偿方式为N+1。 一位自称来自58同城LBG（本地服务事业群）员工的网友称裁员的消息属实，并且他所在的BG裁员比例在20%至30%。 按照58同城员工总数近3万人和裁撤比例30%来进行估算，本次裁员可能影响7,000到10,000名员工。 58同城是中国大陆分类信息服务平台，在全国共拥有27家直销分公司。据其官网显示，截至2022年12月，58同城的注册用户达到了7.3亿，其业务涵盖二手交易、房产、招聘、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 58同城的创始人、CEO是姚劲波，他在2005年创办了该公司，并在2013年带领公司于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2015年曾收购多家公司，一举统一了中国市场上信息分类平台的竞争。2020年又从美股退市。 与此同时，业界盛传万达集团正与银行展开延期偿债谈判，接近万达集团的人士透露，集团6月前会大规模裁员，保守估计约裁30%；届时高阶主管或被降职降薪，且高管空缺遇缺不补，人事原则为只出不进。万达随后解释称，的确在进行人员优化，涉及到个别部门的压缩，但是没有大规模裁员。 大连万达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与运营商，万达商管则是集团旗下最核心的资产之一，负责万达旗下470多座万达广场和130馀家酒店的营运和管理。 此外，美国福特汽车在中国的销售持续下滑，可能裁员1,300多人。 陆媒报导，福特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从2016年以来呈现下滑态势，2022年更出现10年来首次跌破50万辆；去年在中国的市占率降至2.1%，而2016年时为4.6%。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特斯拉及比亚迪等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 福特没有明确指出福特中国将裁员多少，也未提供具体时间表。该发言人称，中国仍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福特致力于在中国发展业务，也将继续加速在中国市场的电气化转型。 彭博社近日在报导中称，华尔街巨头在中国享有了金融市场大开放的三年红利后，正在酝酿大规模裁减在中国的项目和员工，其中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 这些公司认为，由于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宁可牺牲经济，也要优先处理安全问题，打压私营部门、扼杀并购交易，在这个60兆美元的市场中赚大钱的梦想已经越来越渺茫。 目前，高盛已经降低其五年计划的预期，摩根士丹利也决定暂不设立中国境内券商，并将衍生品和期货业务投资缩减至1亿5000万美元。而摩根大通集团早在今年初就开始裁撤中国专职员工。 报道形容这些投资业巨头的选择相当艰难，18个月前，他们还认为可以在中国大型银行主业上展开竞争，现在已经表示要彻底反思对中国的策略。 有业内高管表示，全球范围内的银行都在裁员，但在中国的裁员规模是历年来最大的，力度也比其他地区要强。从去年9月以来，这些投资业巨头在中国的专职员工已经裁掉了至少100个，而高盛已经裁掉了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官方虽然鼓吹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在今年4月份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中小企业（多数是民企）目前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现金流紧张以及转型升级压力大等难题。如果不能恢复活力，不要说扩大就业，连稳定存量也面临挑战。 5月16日，中共统计局发布4月经济数据，其中，城镇调查失业率达5.2%，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更是突破两成，达到20.4%，创自2018年1月官网有历史记录以来最高。鉴于中共当局长期数据造假，实际的失业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投出上百封简历，却换不到1个满意的职务，弄得焦头烂额，成了不少求职者共同的心声。 青年高失业率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困境，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因为严格的防疫措施，限制了旅行、冲击经济活动，使得小型企业倒闭、消费者信心受损，令这个问题加剧。 《纽约时报》称，中国青年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去年疫情依然冲击各行各业，求职市场僧多粥少，部分企业甚至出现缩减招聘规模的情况。除此之外，往年吸纳了大批求职者的网路科技、教育培训等行业，在经历了监管风暴之后，招聘明显遇冷。 一名求职者在报导中提到，有一间有在关注的上海谘询公司在去年春招时有对外招聘，但今年就完全没有开，可能是在缩减人力。 大批应届毕业生对就业感到焦虑，使得就业辅导服务应运而生。报导提到，这类的服务包含职业规划谘询、履历修改、面试辅导、谈薪技巧等。不过这类服务品质良莠不齐，收费差异很大，从人民币150元至5000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