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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专栏此前的文章《”反恐”一哥刘跃进和中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中已经介绍过刘跃进的身份是2015年在公安部网站上由公安部部长助理变成”反恐专员（副部长级）”的，当时立刻引起许多墙内媒体和大外宣的兴趣。有文章报道说，他刘跃进是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并被选拔进入刚刚成立的刑侦系。当时已经是公安部正部长级常务副部长的杨焕宁，以及日后被习近平委派到重庆接替王立军职务的何挺等，都是他“西政”刑侦系的同窗。后两人在刘跃进被委任为“反恐专员”之前，一个是所谓“反恐专家”，另一个则是所谓“反恐尖兵”。 笔者日前又在网上搜索到一篇文章《西政79级学子发展现状之政坛篇》作者是“佚名”。文章称赞西南政法大学78、79级、80级学子被誉称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前三期，说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就了所谓的“西政现象”。 这篇发表于15年前的文章称，据不完全统计，“西政”79级学子中现任省部级领导的有7人，厅局级干部有60多人。其中的杨焕宁和何挺后面详细介绍。而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何超明和时任中央军委纪委专员刘季幸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 刘季幸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官拜了军事法院院长，与最高法院的常务副院长同为一级大官，同时也还有中将军衔，2018年6月退役。在任期间，谷俊山、郭伯雄，以及房峰辉等“军虎”，都是他主持审判的。 至于澳门人何超明居然是“西政”79级的，笔者也是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此前对他有所关注是因为这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居然在2017年7月被澳门终审法院指控“触犯诈骗、滥用职权、创立犯罪集团”等1536项（也有说1970项）罪名。终审法院合议庭裁定他逾千项罪名成立，判处单一刑期21年”（引述自百度百科）。 2015年杨焕宁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调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后，墙内一篇报道他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他曾是其中一员的西政刑侦系79级是最牛的一届。一是因为全国第一个刑侦专业的首届，二是因为当时的最高法院接教育部通知，同意在西南政法学院设置刑事侦查本科专业时，当年的大学本科招生业已结束，所以是从法律专业抽调95名新生组成刑侦专业。该文章还称当时为刑侦系挑选新生时，条件严格，不但有身高、体能要求，甚至还有相貌要求。 这位杨焕宁是山东安丘人，出生于1957年，比刘跃进年长两岁，而两人的早年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父亲也是警察的杨焕宁18岁上高中毕业，在山东省聊城县朱老庄公社“插队落户”三年期间和当时的习近平一样，因为受到当地的“贫下中农们的一致好评”而获准加入中共。入党的次年就被招工到了位于山东济南的空军四站。 1979年9月，22岁的杨焕宁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与自己的山东老乡何挺，以及当时远在广西桂林的刘跃进一同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继而一同被选拔进入刑侦系。 入校后，杨焕宁担任了79级刑侦系的总班长，从那开始就是何挺和刘跃进的“上级领导”了。 四年制大学毕业后，刘跃进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杨焕宁则是和同班同学中的何挺两人一同进京，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工作。 相比于杨焕宁和刘跃进进校就是学生党员，出生于1962年的何挺入校时才17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此公是在大学三年级入党，据说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杨焕宁，另外一个是否是刘跃进就不得而知了。 杨焕宁任职公安部刑侦局期间，一度还被安排到黑龙江“挂职”，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1996年从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再升一级，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部办公厅主任，伺候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 2001年1月，杨焕宁又被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期间通过“在职学习”，比习近平早一年成为“法学博士”。 不过公正地评价，虽然都是“在职读博”，可杨焕宁当年毕竟是高中毕业了才“下乡插队”，日后又是凭高考成绩进入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本科。所以，相信杨焕宁本人也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法学博士”与习近平的清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法学博士”相提并论。 同理，1979年正经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西政，日后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何挺，内心里肯定也是耻于被与习近平的“法学博士“相提并论。 我们本专栏此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入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也就是说，刘跃进当初从天津市公安局调进公安部接替的是他“西政”同窗杨焕宁因为晋升副部长而空出的职务，自此开始服务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 贾春旺是1998年3月由国家安全部长改任公安部长的。杨焕宁在部办公厅主任位置上服务了他3年，即向他保举了刘跃进。 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杨焕宁还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和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在部内除了分管刑侦局，还被指定主管反恐局、禁毒局等。在此期间，何挺一直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先是任反恐局局长兼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继而又回到他曾担任副局长的刑侦局任局长。 正因为杨焕宁和何挺有如上这段经历，所以杨焕宁就成了中共媒体上的“反恐专家”，何挺则被称为“反恐尖兵”。 2008年年中杨焕宁从被外放的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回任公安部时，人民网曾特别刊登文章《反恐专家杨焕宁任公安部副部长》。日后杨焕宁落马，墙内一些媒体又争相转发《曾是反恐专家 这名中央委员调任安监总局却遭断崖式降级 》一文。 至于何挺的“反恐尖兵”名衔，更是因为他早在公安部反恐局成立之前，就是刑侦局下属的反恐处的首任处长，所以反恐局一经成立，他便是首任局长。算得上是中共“反恐”的元老级人物。 杨焕宁2008年年中从黑龙江回调公安部后，其副部长前面就加上了“常务”二字，同时也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唯一的副书记，自此官拜正部长级。从2009年开始，这个杨焕宁又兼任了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继续主导“反恐”。 比杨焕宁年轻近5岁的何挺在公安系统晋升至副省部级的时间也比杨焕宁晚了8年多。他从2007年至200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的甘肃和青海的公安厅长，都还是正厅局级，直到2009年3月才被宣布为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 日后何挺在墙内知名度陡然升高，是因为他于2012年3月奉命从青海转战重庆，接掌了王立军此前被薄熙来安排出任的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反恐尖兵”成了“救火队长”。当时的墙内墙外媒体内，多以《何挺：公安部大院的反恐尖兵》、《王立军继任者何挺:政法系统老手 被誉为”反恐尖兵”》、《王立军继任者 何挺为“反恐尖兵”》之类的标题报道之。 此时的何挺刚刚过了50岁生日，晋升正省部级的前景十分看好，没成想5年之后就落马了。 当时何挺“被查”的消息是大外宣《星岛日报》于2017年4月间就对外透露的。 2017年10月9日，中纪委发通报称已对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通报中开列的何挺的“严重违纪”行为是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长期搞迷信活动，违规公务接待，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频繁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严重超标，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以及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有点搞笑的是，何挺早在到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当年底，即已经被眼尖的网友公开曝光了他“在不同场合佩戴各种名表，总价值高达几十万”。当然，网友们在公开网站上讥讽他为“新一代表叔”、“新表叔”的持续时间不长，当时的百度、新浪微博等各大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奉命把“何挺”和“表叔”捆在一起屏蔽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此之前早已经有多名中共官员的入狱都是“祸起腕上名表”，何挺怎么就不懂得引以为戒呢？难道戴名表也是一种戒不掉的瘾？ 当然，鉴于何挺的被查是在“戴名表”事件的四年多后，足以证明当时的中纪委并没有把他的腕上名表当回事。而他2017年被查证的最严重的“违纪”行为，当属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所谓“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请注意，所谓的“搞攀附”还不是单纯的跑官、要官、买官。比如李尚福的罪名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就相对“单纯”，只是“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的一种表现”。但“搞攀附”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习近平主持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项增写了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处分规定。中纪委把搞（政治）攀附具体解释为“投靠有权势的人，以谋求自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实质上是在政治上拉关系搭‘天线’、找后台寻靠山，搞人身依附”。 那么，何挺落马前曾对谁“人身依附”了呢？ 从时间线上分析，何挺被对外公开免去其所有政府职务并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具体时间是2017年6月16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被中纪委公开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时间是2017年7月24日；中纪委公开宣布“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焕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的时间是2017年7月31日。 那么此三人之间应该是谁先揭发了谁呢？何挺是同时或者先后“人身依附”了孙正才和杨焕宁，还是只“攀附”了其中之一呢？ 笔者的判断是，当时的中纪委很可能是奉习近平之命，为了清除孙正才先从外围下手，先让何挺交待出他是如何对孙正才进行“人身依附”，而后就有了整肃孙正才的借口。至于杨焕宁，也应该是被何挺交待出来的。 共产党官员之间很难凑齐的“四大铁”关系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抗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而 “西政”刑侦同窗杨焕宁、何挺和刘跃进，日后分别挂着“反恐专家”、“反恐尖兵”和“反恐专员”的名衔在公安部里一起抗枪，当然也一起分脏。而且大概率也曾一起嫖娼。因为中共在开除他们党籍的处分决定中都指认他们“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什么叫“会所”，而且还是“私人”的？谁都懂得。 接下来，何挺的下场是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时任中央委员杨焕宁则是背了一纸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同时被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相比如上两位“西政”同窗，刘跃进虽然落马的时间晚了将近7年，但迟来的报应反而更重。已经于上个月被最高检宣布逮捕的刘跃进此前已经被中纪委认定了“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罪，决定了无期徒刑都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下场。 像他当年在天津的主子武长顺一样领刑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24日，随着中共政权的 “前反恐专员”刘跃进被最高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罪”逮捕, 墙内墙外媒体都对这位“副部级公安虎”给以了足够的关注。各媒体之所以都要特别强调这位刘跃进的“副部级”， 是因为 “专员”不是一个被人熟知的官衔，所以才要突出强调一下这个刘跃进不是一个普通“专员”，而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专员”。 众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才有资格被称为“虎”，从正厅局往下直至副村长级的各级污吏全都被称之为“(苍)蝇)”—-“典”出自习近平的“打虎拍蝇”。 说起来，刘跃进退居二线前的“反恐专员”头衔的全称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专员”才对，因为他的这一头衔是为代表中共国就反恐工作对外联络时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线”之前的内部职务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在刘跃进之前，这两项职务是由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伟（武警少将）兼任的。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各类“领导小组”成员的任命，都不会在任命的同时就对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专任）了某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态。而刘跃进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就是在他已经实际主持了两年多时间的这一小组的日常工作之后才因为全国反恐会议的召开被公开的。而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向都是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兼任，那副组长至少也是要副部长级才是。 墙内的百度有“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词条，内容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 词条中介绍：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应设立机构，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办公室也设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担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国家反恐怖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担任，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恐办） 和反恐作战计划处等部门。协调小组侧重于协调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恐工作，调整为领导小组之后，小组的“领导统筹”职能增强，职责范围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像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起到辅助性作用，满足国家反恐工作的整体部署和需求。反恐办是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 要说明的是百度的这一词条大致是2018年左右编成的，日后再未及时修正。所以词条中列出的当时的该小组的组长还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副组长还是：孟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文清（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乐玉成（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光军（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情报局局长）、王宁（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兼中央政法委委员）、刘跃进。 当年刘跃进以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兼任其常设办事机构反恐办主任的那几年里，一直都是专职。也就是说，刘跃进退居二线之前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么说他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一哥”呢。 墙内腾讯网的一篇追踪报道刘跃进的文章介绍了他的简历，说生于1959年的刘跃进，“原籍湖南宁远，出生于广西桂林，15岁参加工作，很早就在生产队从事生产劳作，后来还当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产队长。不过，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省广播电台的编辑。” 请注意，原籍湖南，出生于桂林，而且是15岁“参加工作”。这就说明当时的刘跃进并非是桂林当地郊县的原本就是农村户口的“返乡知青”，而是“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乡插队之后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参军、上了大学的，下乡插队的时间是会被计入“工龄”的。所以从下乡插队的那一天开始就算是“参加工作”。 对照一下习近平的简历，写明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泽东的基层爪牙们当成“反革命狗崽子”赶出北京的时间，被迫前往的地点是陕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说，比习近平年轻6岁的刘跃进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赶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半期。 腾讯追踪报道刘跃进的记者应该是比较年轻，对“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写出“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广播电台的编辑”这样的话。事实上当年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随时被“招干”回城当干部也好，当教师也好，当编辑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少得可怜。比如当年和习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车到陕西插队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摇身一变”成为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日后在此岗位上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至于刘跃进，人家当年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岗位上通过正式高考进入西南政法学院，而且还如愿进入该校当时最热门专业，首次招生的刑侦专业，足见他在当时的同龄人里，实际文化程度是属于姣姣者。 西南政法学院四年学习期满后，刘跃进参加了全国统一分配。按照如上腾讯文章的介绍：大学毕业后的刘跃进从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普通干部开始爬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正处级侦察员，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 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升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2015年01月，刘跃进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长助理身份兼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3个月后又被宣布兼任国家禁毒办主任。当时的公安部网站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是（2015年）5月11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汇报了2014年以来的禁毒工作。 当年12月，刘跃进被国务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在公安部网站上只标示他以公安部党委委员身份任反恐专员。次月，他便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自动宣布了他已经正式晋升副部长级。 说明一下， 中共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警衔制以来，就一直将警衔分为五等十三级，最高一级即总警监只有一个，就是当届的公安部部长。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长包括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总警监。另外因为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均为副省部级，所以也都是副总警监衔。简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长是和下面省级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平级。也就是说，副总警监等于副省部级。 前面引述的腾讯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刘跃进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专员。笔者读到的其他墙内墙外媒体感兴趣刘跃进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这一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权授以“反恐专员”头衔的至少还有一个岳修虎，此人从今年六月开始的现职是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副部长级），副总警监警衔。这从公安部的官网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于1973年4月，是公安部现有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居然还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近一年时间的“客座研究员”。研究什么就不清楚了。从他大学毕业后长期的国务院发改委工作的经历看，应该是研究经济大类里的什么东东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开始被外放云南省担任正厅级职务的， 2023年1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并兼任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的这种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为了证明此人 “文武双全”？ 不过云南副省长只当了1年5月，这个岳修虎就被调回北京，担任现职。其实今年6月初墙内曾有好几家媒体关注过这个岳修虎的新职。 而在刘跃进与如今的岳修虎之间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则是刘跃进在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的学弟杜航伟。此人倒是没有被同时宣布为“反恐专员”，但至今还是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刘跃进一样，这个杜航伟在主持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同时，也还兼任着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去年3月，61岁的杜航伟在副部级岗位上到点下车，被安排占了一个全国人大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名额。 回过头来继续说刘跃进的那点事。 纵观刘跃进的如上简历内容，前期发迹在天津，后期被重用在北京。关于他在天津给臭名昭著的时任天津公安局长武爷武长顺当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我们已经注意到，刘跃进进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办公厅的主任。虽然部办公厅主任也是正司局级，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晋升部长助理然后再晋升副部长的机会肯定更大。当然，公安部所属司局里，也有和部办公厅的重要性一样，甚至可以说比部办公厅更牛掰的一个，那就是一局（政治保卫局）。如果说公安部的党委委员里有一个局长的话，那就是一局局长。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时期曾担任过一局局长的孙力军就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委员里唯一的局长。 我们都知道，已经被判处死缓，到他们公安部自己管辖的秦城监狱里与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傅正华相依为伴、抱团取暖的孙力军当年从上海调入公安部后，首个岗位也是部办公厅，只是因为此前在上海的级别太低，所以当时调他进京的部长孟建柱担心在部里引发众怒，只能让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过度一下。而早于孙力军调入公安部的刘跃进因为此前就已经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所以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属于平调。 孙力军一经进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辈刘跃进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于孙力军是如何在公安部发迹的故事，笔者在两年多前已经为本专栏陆续撰写了《孙力军在上海时 曾自诩是”韩市长的英文秘书”》、《孙力军案中 高级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场：真正的高危职业》、《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里的7名成员已被判刑：孙力军因受贿6.46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长傅政华，受贿1.17亿元，被判死缓；原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受贿4.4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受贿2.34亿元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受贿7,343万元，被判无期；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恢林，受贿4,267万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刘新云，受贿1,333万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从公安部历任副部长里陆续抓出的所谓“公安虎”，至少还有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孟宏伟及杨焕宁（正部长级）。他们中间，除了杨焕宁，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监狱里“安度晚年” 呢。 日后，公安部的历任正部长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仍未逃脱被整肃命运的周永康，是否还会再有落马者不好说，但曾经或正在公安部系统任职的副总警监们，肯定还会有跟在刘跃进后面陆续被整肃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