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久别三年多，终于能够亲自发表自己的近况了。在发布此文此文之际，我已安全抵达英国，并正式向入境人员申请政治庇护。 今年六月五日，我已正式从大榄惩教所刑满获释，在墙外重获自由，但一切却只是要承受严密监控的开端。在预定䆁放日期前一个星期，我依然每天都在担心国安人员会否以公务探访名义，前来告知将会加控我什么罪行。 最终他们如我预期出现了向我警告，以及质问我会否继续“分裂国家”，并提醒我在未来一年内不要离境，并预告将会在我出狱后持续约见。 惩教处的保安组、更生事务组以及监督亦早在刑满一个月前开始，多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对外公布䆁放日期，因此在六月五日当天，也只有少量人知悉我重获自由的消息。 基于我判刑时未满21岁，出狱后必须遵守惩教处监管令一年，一开始我的监管内容与一般人无异，必须就学或就业。获䆁时刚好临近暑假，所以我在暑假时觅得一份暑期工，却在不久后被惩教处高层告知不容许我受雇于“特定店铺”（监管令条文并没禁止），于是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月，我也只能够无奈等待开学。他们的要求变相剥夺了我的财政自主权，并为国安处后来的金钱利诱铺垫。 其后我接到惩教电话，表示高层决定更改监管内容，需要与更生事务组更高级的职员会面。我被勒令签署修订版监管令，增加（一）禁止发布任何我被定罪罪行相关内容的发布物，包括公开发言和访问、（二）禁止发布任何“客观而合理地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发布物，以及（三）禁止公开发言。 国安人员从六月份开始，每隔两至四星期便会要求见面，我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每次都被约到随机地点，命令我登上拉上窗帘的七人车，然后把我载到未知的地方。每次约见他们都会要求我交代过去数周的行踪，查问我与什么人见面，即使是小学同学也要我交出中文全名，甚至连到过什么食肆酒吧、过程中的交谈内容也要详尽告知。到我九月开学后，他们要求我将学生证交给他们拍摄，申请学生资助也需要向他们通知，并需要交出银行户口资料。若然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换来一轮训话，告诫我他们已掌握我的所有行踪，着我向他们坦白，实情要勒索我继续就范。 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这半年间，国安人员不断威逼利诱我投向他们。以我猜测，他们透过我在银行户口的资料，得悉我的经济状况不佳，因此向我提出给予线人费，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资料，并以此证明我已经改过自新，乐意投诚。 在九月初一个例行约谈中，两位国安人员向我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当时我极度警惕，担心会被送中，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我根本无法拒绝他们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回避的反问他们：“我不可能申请到回乡证吧？”他说只要我想的话他们便可以安排到，并会派人陪同我一同北上。我沉默不言，他们见状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我唯有如实告诉他们，我不想。他们遂质问我是否仍然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迟疑，随后他们要求我在下次见面时向他们给予回复。幸好直至我离开香港前，他们都未有再次提出，但我心知这种要求在未来也只会接踵而来。 从十月起至今，我时不时便会无故生病，期间曾向西医中医求诊，均诊断我是由于极大的精神压力及心理因素，导致免疫力下降，并建议我长远下去需寻求心理辅导。 2020年7月29日，我在元朗街头突然被接近十名国安人员从后扑出制服我，并抢走我的电话。自刑满获释以来，我每日都恐惧同样的往事会否再次重演，我害怕走出家门，害怕在街上使用电话，担心会再次在街上被国安人员拘捕。每次被国安人员约见，我都充满恐惧，惧怕他们会说我危害国安，要求我自证清白。有时他们偶尔的断联，会令我更担心他们是否已打算重新拘捕检椌，故没有再需要与我约谈的必要。 但基于他们要求我签署有关《国安法》第63条的文件当中，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与他们的一切沟通内容，所以我亦根本无法寻求律师协助，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困境。在如此庞大的压力及恐惧下，我只能默默承受。 我曾幻想过国安人员会否信守承诺，在一年后的六月还我出入境的自由，不再干扰我的生活，但我心里明了这些都是虚假的承诺，他们更有可能打算拖延我至明年基本法23条立法后，继续向我施加额外的罪名。经心思熟虑后，以调适情绪为由，说服惩教批准在圣诞期间离境旅游。我选择了符合经济状况且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冲绳为目的地，在起行数天前向他们提交机票住宿等资料，并成功获惩教署批核。 在离开的最后一天，我仍深思这个决定是否适当，毕竟这个月在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但惩教罕有的批核，令我始终相信这已是最好的时机。当日我带著仅余的四万港元前往香港机场，直至起飞前一秒，我都一直在担心能否安全离境。到飞机起飞刹那，我才稍松一口气。 但始终因行程及住宿细节已报备当局，我也未敢怠慢。在冲绳的几天，我与英美加三地认识的相关人士及机构求助并共同商讨，他们向我讲述了当地的移民政策及政庇审核状况，并提供有关英国庇护及签证的法律建议。在得悉三地的资讯后，考虑到英国有更多我认识的抗争者已获批庇护，并且近日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变得明确，我们最终一致认同循英国的政治庇护程序入境为最保险及适当的途径。 于是当下我便赶在理应回港的限期前买了往英国的机票，并在当地时间12月27日晚上7时到达英国。这也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香港这个家，纵然过去曾有预想过这天的到来，但在下定决心的当刻，我的心情还是一副沉重。自十四岁投身社会运动以来，我一直相信香港是我们香港民族唯一的家园，要走的从不应是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我将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望以流亡港人的身份为香港奉献我的一切，如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我相信只有全体香港民族持续竭力，香港才会重新成为那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家。我相信只有香港民族永不放弃，自由民主的种子终有一天能够重新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会在煲底再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钟翰林
两年多前周庭出狱的日子恰好是香港“反送中”两周年。这位有“民主女神”之誉的年轻女子，从那时起一直沉默，惦念她的人们星期天从社交媒体Instagram看到她公布的一封信：“写于26岁的最后”。而这个星期天，是她27周岁的生日，原来她现在在加拿大。 一如她的为人，信写的平易、清醒、坚定。一如她的明丽的目光，清澈，透明，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信中那句话：“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说得很委婉，几个字却令人心惊，她可能一辈子不回去了，不会回到她生长的地方，她少女时代就开始抗争的香港了。 周庭是香港几次大抗争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几位年轻人之一，2012年便投入社会运动，2014年参加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2016年成为民主政治组织“香港众志”的创始成员之一。2018年，放弃英国公民身份参选立法委员补选，后被当局剥夺参选资格。2019年，成为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人物之一。 2019年6月21日，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因与前香港众志主席林郎彦、前秘书长黄之锋在包围警察总部一案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黄之锋被判入狱13个半月，林郎彦被判7个月，周庭被判10个月。2021年6月12日，是她出狱的日子。 那年她24岁，出狱那天香港下着雨，许多香港市民在大榄惩教所外期待见她一面，扎着马尾、戴着眼镜的她离开时，没有说什么，坐上私家车离开，明丽的双眼注视前方，随后发出一则短信： “痛苦的半年零二十天，终于完结了。辛苦所有冒雨前来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要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因为身体在这段时间变得太瘦弱了(苦笑)”。 国安们没有忘记她。她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被迫去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的经过：今年7月初，国安告她，如果她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要她跟着国安们去一趟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原来她出狱后，需要定期向国安报到，护照也被没收。“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逮捕……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对于国安要求她去大陆，她说：“我知道，在国安面前，其实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主动送中’了，那段时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惧，生怕所有事情都会是自己的‘最后’。” 就这样，八月份，周庭在五名香港国安的“陪同”下，到中国大陆“接受再教育”。周庭说，“没想到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国大陆”，她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共党史，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被安排去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 周庭的恐惧渐渐转化成很有节制的怒问：“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她被国安陪同了一路，在“重点行程”要求“打卡合照”，随行的人员随时拍照，周庭想：“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许有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回港后，周庭还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亲笔信件…… 周庭终于去加拿大读书了。但是，按照国安法规定，她必须要于12月底回到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写这封信想告诉大家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她不想继续遭受屈辱，让国安一次次的问话、盘查，他们认为她满足了他们的条件后才能重回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们不这样做，下年我再回香港时，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严峻，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弃保不会港报到! 周庭说，“这数年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将来还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也可以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了。” 周庭15岁就在香港投入社会运动，因为那时候的香港至少是一个中国唯一一块有相对自由，司法独立的地区。她和她的同仁们抗争的理由，就是北京当局不断地蚕食他们曾经对港人的承诺，并立法保证的“一国两制”。她和同伴们希望当局遵守承诺，给港人以普选的权利。2020年，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有在那场运动中站在前列的，不是逃亡，就是入狱，“东方明珠”、繁华而有相当自由的香港就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下毁掉了。 周庭出来了，真好。网络上她的许许多多的支持者为她加油。她在信的最后写道：“自由来得不易，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
据多家西班牙媒体报导猜测，西班牙前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已经“流亡”并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不过报导未引述消息来源。 据路透社报导，这位西班牙前国王据传卷入一项沙特高铁合约收贿丑闻，瑞士和西班牙检方为此展开调查，但由于两国都尚未正式调查胡安·卡洛斯一世，因此他离境，严格来说不构成“逃亡”。 西班牙王室对前国王的“出国声明” 西班牙王室透过声明表示：今年82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决定离开西班牙，是为了好让儿子即现任国王菲利佩六世（Felipe VI）心无旁鹜统治。他自愿决定“迁居国外”，但是声明中未透露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去处。但表示，卡洛斯一世离开西班牙的决定获得了费利佩六世的认可。 同时，卡洛斯一世的律师公布的另一封信件说，卡洛斯一世做出这一决定“并非是为了逃避法律诉讼”。信中说，卡洛斯一世仍将“随时响应检察官认为必要的任何司法程序或行动”。 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哪？ 据“先锋报”报导称，胡安．卡洛斯一世周一（8月3日）搭车前往葡萄牙，并计划飞再从当地搭机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预计他在当地靠种植甘蔗致富的一户家庭待数周，接著再寻觅新的目的地。 而《ABC日报》报道称，卡洛斯一行已经抵达多米尼加。《机密报》（El Confidencial）称：“老国王可能还在葡萄牙，甚至可能去了法国或意大利。” 《国家报》（El Pais）对此拒绝任何猜测有关于卡洛斯一世此行的具体去向。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流亡”或留在西班牙面对司法，民众的看法为两极。胡安·卡洛斯是带领西班牙从专制迈向民主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因此他深受人民敬重。但是一连串丑闻也让他晚年人气急遽下滑。 就在外界臆测究竟胡安·卡洛斯一世会“流亡”何处之际，葡萄牙语电视台TVI24和“早邮报”（Correio da Manha）报导说，卡洛斯一世在卡斯凯什（Cascais），这是里斯本附近的渡假胜地，也是他度过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不过报导同样未引述消息来源。 胡安·卡洛斯一世生平 胡安·卡洛斯一世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他于1975年11月22日，也就是法西斯独裁者弗朗哥去世后两天登基。卡洛斯一世国王因积极推动西班牙民主化并扭转国内独裁情势，当时受民众爱戴，在位长达39年。先前因为卷入一些贪腐丑闻，于2014年6月18日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