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近日，传出多名大陆媒体的高层疑似遭到当局清算。继党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因与日本外交官吃饭被控间谍罪后，中国经济类大报“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也被传出遭监察部门带走一年馀，近日山东锱博法院才开庭审理。此案除了涉及“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也显示民间办报收归国有所导致的一些争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李佩钰2021年12月就被监察部门带走，疑似涉嫌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被报社记者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开检举。报社另外3名高阶主管也陆续被带走。不过，中国媒体对此事并未报导。 4月22日，中国企业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在社群平台发文，为李佩钰喊冤，证实了此事。 蒋锡培与李佩钰为亲家关系。根据蒋锡培说法，山东锱博法院刚结束此案的6天庭审，并只限3名亲属旁听。他相信李佩钰无辜，盼司法还其清白。 其中提到，他认为中国经营报属于民企，李佩钰侵吞的不是国资，不应该被判贪污罪，这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罪。 不过，根据公开报导，早在1999年底，中国财政部、新闻出版署等3部门已经就中国经营报报社的产权界定作出回复，并指“中国的报刊社都是国有资产”。 中国经营报在1980年代由民间创办，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 报导原因知情人士指出，社科院欲藉案件清理民间创业团队，彻底夺取该报社的控制权，并将赃款为己所用。又指该报创社社长王彦被通缉，至今流亡海外。 这名人士还说，中国的财经类媒体中，以舆论监督的名义敲诈广告赞助是“普遍现象”，但若不涉及具体的利益冲突和政治问题，在党管媒体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的媒体和记者编辑并不会因此而被处理。李佩钰案背后的政治因素可能更多。 在李佩钰案曝光之前，华尔街日报24日报导称，中国资深媒体人、党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去年2月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吃饭后遭到官方拘留，至今已逾一年。报导援引董郁玉的家人称，检方以间谍罪起诉董郁玉，全案由北京的法院审理。 董郁玉的家人称，相关指控是捏造，很可能是为了压制异见。董郁玉与美国和日本学者、记者与外交官的互动可追溯至20多年前，互动是公开、光明正大的，是中国多年来鼓励的正常知识与文化交流。
12月12日，《中国经营报》总编李佩钰突然失联。有消息称，她因涉嫌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被纪委（也可能是警方）带走。《中国经营报》是中国三大经济类报纸之一，在80年代由民间创办，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有知情人称，该报的创报社长王彦因涉报纸的权属之争，早年被通缉，至今仍流亡海外。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原《中国经营报》记者刘成昆称，该报总编辑李佩钰在近期被山东警方抓捕，疑因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他说：这个已经确定了，侵吞国资，是山东淄博警方带走的。我也了解了，他们说是海信（集团）举报的，海信说，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那个淄博警方带走了。所以我推断是上面指定办案，因为一旦侵吞国资的话，是北京的事。 早前，刘成昆曾多次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举报李佩钰和副社长周丽敏以新闻敲诈企业。 对于此次李佩钰一事，他表示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目前想把这个案子定位在李佩钰个人侵占国资上。理由有两个： 一、颜面好看一点，同时将该报具有民间色彩的班底彻底清理出局； 二、社科院可享渔人之利。 对此刘成昆解释，敲诈勒索这个事太难听了，社科院不想沾染此事，因此想把这件事压到李佩钰个人侵吞国资上。另外，李佩钰敲诈勒索得来的“收入“，其中一部分上报给社科院，另外一部分自己截留了（比如拿到5亿，但只报给社院1.6亿）。现在出事了，社科院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账上的钱一下子全部拿走。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国经营报》另一名资深人士称，李佩钰确已失联多日，但她不是被警方带走的，而是被纪委监察带走调查的，因此并无律师介入。 这位资深人士还称，《中国经营报》原为民间办报，由创始人王彦和几个人私人出钱办起来的，后按照官方规定挂靠国有机构，成为社科院下属单位。之后《中国经营报》和社科院之间发生权属之争，创报社长王彦被驱逐，警方还下达了通缉令，以致于王彦至今流亡海外。 这位资深人士表示，之后的社长虽然是社科院派驻的，但经营权基本还是由原来的民间力量，即创世团队掌握。直至今年9月，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出任新社长，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大家都在观望事件的走向。他说：“首先是个党员嘛，其次她也是个干部。编制这个事应该是全报社上下都没有什么编制的，社长是有，社长是社科院派来的嘛。这个报社它是中国报界第一案，就是这个单位，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历史。通过这种打压，形势就变化了，而且很快就派来了社长。这么过去多年来，基本上还行，但是现在是不是又要发生变化，这就不好说。” 《中国经营报》是中国三大经济类报纸之一，是中国有效发行量最大的经济类报纸。 报导称，《中国经营报》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典型案例。即市场化传媒的实际投资人和营运者，与其挂靠的官方机构出现利益冲突时，中国当局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市场媒体定位为党产，将民间资本踢出局。为了使其行为更加“合理”，体制外的实际运营人士动辄面临牢狱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