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近日，傳出多名大陸媒體的高層疑似遭到當局清算。繼黨媒《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郁玉因與日本外交官吃飯被控間諜罪後，中國經濟類大報「中國經營報」總編輯李佩鈺也被傳出遭監察部門帶走一年餘，近日山東錙博法院才開庭審理。此案除了涉及「有償新聞」和「新聞敲詐」，也顯示民間辦報收歸國有所導致的一些爭議。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李佩鈺2021年12月就被監察部門帶走，疑似涉嫌新聞敲詐和侵吞國有資產，被報社記者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開檢舉。報社另外3名高階主管也陸續被帶走。不過，中國媒體對此事並未報導。 4月22日，中國企業遠東控股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在社群平台發文，為李佩鈺喊冤，證實了此事。 蔣錫培與李佩鈺為親家關係。根據蔣錫培說法，山東錙博法院剛結束此案的6天庭審，並只限3名親屬旁聽。他相信李佩鈺無辜，盼司法還其清白。 其中提到，他認為中國經營報屬於民企，李佩鈺侵吞的不是國資，不應該被判貪污罪，這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罪。 不過，根據公開報導，早在1999年底，中國財政部、新聞出版署等3部門已經就中國經營報報社的產權界定作出回復，並指「中國的報刊社都是國有資產」。 中國經營報在1980年代由民間創辦，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 報導原因知情人士指出，社科院欲藉案件清理民間創業團隊，徹底奪取該報社的控制權，並將贓款為己所用。又指該報創社社長王彥被通緝，至今流亡海外。 這名人士還說，中國的財經類媒體中，以輿論監督的名義敲詐廣告贊助是「普遍現象」，但若不涉及具體的利益衝突和政治問題，在黨管媒體的大背景下，絕大多數的媒體和記者編輯並不會因此而被處理。李佩鈺案背後的政治因素可能更多。 在李佩鈺案曝光之前，華爾街日報24日報導稱，中國資深媒體人、黨媒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郁玉去年2月與一名日本外交官吃飯後遭到官方拘留，至今已逾一年。報導援引董郁玉的家人稱，檢方以間諜罪起訴董郁玉，全案由北京的法院審理。 董郁玉的家人稱，相關指控是捏造，很可能是為了壓制異見。董郁玉與美國和日本學者、記者與外交官的互動可追溯至20多年前，互動是公開、光明正大的，是中國多年來鼓勵的正常知識與文化交流。
12月12日，《中國經營報》總編李佩鈺突然失聯。有消息稱，她因涉嫌新聞敲詐和侵吞國有資產，被紀委（也可能是警方）帶走。《中國經營報》是中國三大經濟類報紙之一，在80年代由民間創辦，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有知情人稱，該報的創報社長王彥因涉報紙的權屬之爭，早年被通緝，至今仍流亡海外。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原《中國經營報》記者劉成昆稱，該報總編輯李佩鈺在近期被山東警方抓捕，疑因新聞敲詐和侵吞國有資產。他說：這個已經確定了，侵吞國資，是山東淄博警方帶走的。我也了解了，他們說是海信（集團）舉報的，海信說，他們還沒來得及行動，就被那個淄博警方帶走了。所以我推斷是上面指定辦案，因為一旦侵吞國資的話，是北京的事。 早前，劉成昆曾多次在微信朋友圈中公開舉報李佩鈺和副社長周麗敏以新聞敲詐企業。 對於此次李佩鈺一事，他表示從目前得到的消息來看，主管單位中國社科院目前想把這個案子定位在李佩鈺個人侵佔國資上。理由有兩個： 一、顏面好看一點，同時將該報具有民間色彩的班底徹底清理出局； 二、社科院可享漁人之利。 對此劉成昆解釋，敲詐勒索這個事太難聽了，社科院不想沾染此事，因此想把這件事壓到李佩鈺個人侵吞國資上。另外，李佩鈺敲詐勒索得來的「收入「，其中一部分上報給社科院，另外一部分自己截留了（比如拿到5億，但只報給社院1.6億）。現在出事了，社科院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賬上的錢一下子全部拿走。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中國經營報》另一名資深人士稱，李佩鈺確已失聯多日，但她不是被警方帶走的，而是被紀委監察帶走調查的，因此並無律師介入。 這位資深人士還稱，《中國經營報》原為民間辦報，由創始人王彥和幾個人私人出錢辦起來的，後按照官方規定掛靠國有機構，成為社科院下屬單位。之後《中國經營報》和社科院之間發生權屬之爭，創報社長王彥被驅逐，警方還下達了通緝令，以致於王彥至今流亡海外。 這位資深人士表示，之後的社長雖然是社科院派駐的，但經營權基本還是由原來的民間力量，即創世團隊掌握。直至今年9月，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季為民出任新社長，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目前大家都在觀望事件的走向。他說：「首先是個黨員嘛，其次她也是個幹部。編製這個事應該是全報社上下都沒有什麼編製的，社長是有，社長是社科院派來的嘛。這個報社它是中國報界第一案，就是這個單位，你可以了解一下這個歷史。通過這種打壓，形勢就變化了，而且很快就派來了社長。這麼過去多年來，基本上還行，但是現在是不是又要發生變化，這就不好說。」 《中國經營報》是中國三大經濟類報紙之一，是中國有效發行量最大的經濟類報紙。 報導稱，《中國經營報》發生的事情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一個典型案例。即市場化傳媒的實際投資人和營運者，與其掛靠的官方機構出現利益衝突時，中國當局毫不猶豫地將所有的市場媒體定位為黨產，將民間資本踢出局。為了使其行為更加「合理」，體制外的實際運營人士動輒面臨牢獄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