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年迈的老人很难租到房子，因为房东怕老人在屋里磕了、摔了，自己要担责，宁愿空著也不愿多事。日前一篇“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房3天被拒20次”的消息上了热搜。 综合媒体报导，有网民发帖说，为了给65岁的母亲和年迈的外婆租房子，三天内见了不下20家中介，但没有一个房东愿意出租，其中八成中介更视直截了当地拒绝说，“基本没可能”，让她连跟房东沟通的机会都没有。 有中介透露，如果房东人不在本地，他们会隐瞒两个老人居住的事实。但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楼上楼下这么多邻居，万一人家将真实的情况告诉房东，房东要赶人怎么办？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2%，其中近20%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但现实中，许多老年人面对的是中介的婉拒、房东的冷漠，与合同中的“年龄条款”。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显示，超三分之二中介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要求“子女陪同签约”或直接拒绝。 凤凰网财经表示，在中国，60岁成租房年龄红线。 以帮家里老人租房为名，凤凰网走访了北京海淀、西城、朝阳的数十家房产中介门店，其中约三成中介提到，“60/65岁以上就很难租房了，房东都怕（老人在家）出事，怕房子贬值”。“四十岁以上不能合租，六十岁以上不能独立承租”的年龄限制，正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租房市场蔓延。 有网民说，自己也有一套房子要出租，来了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表示要租5年，交谈中意识到对方要租给家里的老人住，于是找了借口拒绝了。“说实话，情感上非常同情这些老人，但理智又告诉我们不能租给他们，不租给老人是真的怕扯皮，怕老人在屋里磕了、摔了，自己要担责，宁愿空著也不愿多事。” 对于房东不租房给老人，有许网民表示不满，但还是大多数网民表示理解。还有网民认为，让老人颐养天年，当局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从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将男职工、女白领、女蓝领的退休年龄从60岁、55岁、50岁分别延迟到63岁、58岁、55岁。其实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缓解老龄化危机，相当于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到下届政府任内引爆。 养老金危机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55年确定的。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2岁，60岁及以上老人只占7%，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11个20-64岁劳动力，出生时预期寿命只有47岁。中国的年龄结构到1980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人们对不会出现养老危机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和宣传深信不疑。当我在2000年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和谩骂。 200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报告》发表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可谓石破天惊，被各大媒体转载，并被网易财经评为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后面我得知，其实有关部门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我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推动在2004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由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诠释师）领导，囊括了几乎所有官方人口学家。他们在2007年出版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 对我的观点最为重视的是财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员，因为他们对养老金短缺等财政难题有最直接的认识。财政部长金人庆拿走过我的五篇内参报告。有关部门对计生委这一利益集团其实很恼火，2009年曾考虑绕开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而组织财政部、社保部等部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邀请我参加。但是后面不了了之，毕竟国家计生委的势力太大。 为什么养老金改革迟迟不动？ 社保部们内部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养老金短缺危机，在2008年就考虑“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但是当时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刀子还没有放下，就来止血，在政策逻辑上难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宣布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2014年还没有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并计划在2017年正式出台。养老金改革迟迟没有落实，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顶级人口学家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达到4.4；单独二孩就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万人。在单独二孩政策破产后，国家卫计委推荐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2.09，在2023年、2050年还有1.75（出生1550万）、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惨败后，中国政府仍未停止计划生育，而是在2021年实行三孩政策。根据《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可见，到2021年，高层担心的还不是养老危机，而是人口过快增长。而现在官方也承认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万。 第二，担心失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减少年轻消费者，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剩”上亿劳动力，存在严重的失业压力，就业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迟退休，必然加剧失业压力。 第三，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引爆。各国的情况表明，延迟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200万公共部门职工罢工抗议。法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在2019年-2020年引发了法国25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在2023年再次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与的抗议。2018年，俄罗斯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龄在10年由60岁调高至65岁，女性在16年内由55岁调高至63岁，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而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最早，而老龄化将比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退休年龄也将更晚，在这个过程必将爆发一系列抗议、甚至难以预料的政治危机。 以前是能拖就拖，现在是无法再拖，一方面因为已经火烧眉毛了，各级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形势已经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撑现有的养老体系。 有人说这么大的政策，为什么不充分讨论就匆匆出台。一是因为养老金改革是人口结构所决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变的；二是因为耽误太久了，没有时间讨论了。 妇女年轻时没有“生机”,年老年时苦无“生计” 英国以前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是男65岁、女60岁，2011年实行养老金改革，将妇女退休年龄推迟到与男性一样的65岁。现在男女都是66岁，在2026年至2028年间将推迟到67岁，2044年-2046年间推迟到68岁。有智库建议1970年后出生的提高到71岁。 美国1960年以后出生者要到67岁才可领取全额退休金，预计今后还将推迟。 2020年中国一个65+岁老人对应5个20-64岁劳动力，而英国、俄罗斯、美国分别只对应3.1个、4个、3.7个劳动力。现在中国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诞生了一个中国特产：广场舞。但是到2050年，中国1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而英、俄、美对应2.2个、2.3个、2.4个劳动力。 人口结构国际比较 根据这次养老金改革计划，到2040年，中国男性退休年龄63岁，女性55、58岁。那时候的人口结构能支撑这种退休年龄？人口结构比民意、政治更有话语权，现在不讨论就突然推迟退休，今后也随时可以突然推迟。现在的英国年轻人难以在70岁前退休，难道中国的年轻人能在60多岁体面退休？ 不推迟退休年龄将导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而后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后果是年轻人养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加剧，陷入恶性循坏。 有人说中国养老金危机是养老制度不完善。其实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劳动力是面粉，养老制度是制面包的技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今后不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6-7岁，并且通常比丈夫年轻几岁。养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60-64岁妇女的就业率从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妇女在年轻时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却不得不找工作。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在年轻时没有“生机”（生育的机会），到年老时将苦无“生计”。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老龄化席卷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调整养老与退休金政策，以应对新趋势带来的挑战。 其中，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是最为常见的调整方式之一，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回应这些争议时，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被纳入考量：中老年群体还能健康工作多少年？影响中老年群体健康工作年限的因素有哪些？“一刀切”的年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吗？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在2011年7月至2018年11月之间收集的多组数据, 华中科技大学智能健康住宅研究中心周迎教授团队的研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共有23975名受访者，包含11572名男性（占比48.27%）和12403名女性（占比51.73%）。8月1日，标题为《中国健康工作预期寿命的决定因素与不平等现象》（Determinants and inequities in 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的论文发表在医学学术期刊Nature Medicine上。 中国人到底能健康工作多少年？ 健康工作预期寿命（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HWLE）是一个重要的人口指标，代表了人们从50岁开始可以预期健康工作的平均年数，该指标被广泛使用于评估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基于先前研究，在周迎教授团队的研究中，健康工作预期寿命被定义为“从50岁起预期的健康（无确诊慢性病）且有偿工作（包括雇佣及自雇）的平均年数”。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50岁时的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平均为6.87年；总预期寿命（Total Life Expectancy，编者注：代表一个人在特定年龄时可以预期活到的平均年数）为30.06年；工作预期寿命（Working Life Expectancy）为16.06年。此外，该研究还用工作预期寿命减去健康工作预期寿命来估测不健康工作预期寿命（Un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平均约为9.1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人50岁时，平均预期可以再工作16.06年，但是其中仅有小于一半的时间是健康工作状态，有更长的时间可能会是伴随慢性病等健康问题继续工作。 上文的数据是基于总样本得出的，若分性别来看，在工作预期寿命相关数值上，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了较大差异。简单来说，中国50岁的男性的总预期寿命（28.23年）短于50岁的女性（32.18年），然而，男性工作预期寿命（17.54年）却长于女性（14.74）年。两种性别的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同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约为8.06年，女性约为5.77年。 网络图片 图注：健康工作寿命预期与健康寿命预期、工作寿命预期和总寿命预期之间的差距。a–c，总人口（a）、男性（b）和女性（c）。差距1（Gap1）是健康工作寿命预期（HWLE）与总寿命预期（TLE）之间的年数差异。差距2（Gap2）表示老年工人处于不健康状态并继续工作的年数。差距3（Gap3）表示老年人健康但不工作的年数。 对于健康工作寿命预期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者还观察到，中国的女性公务员和企业员工通常在相对较年轻时就退出工作。该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无关身体健康，原因可能包括女性的养老金领取年龄较低、适合的工作机会有限，或她们希望在退休后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中的孩子和老人。 弱势群体更经常带病工作 在上述论文中，从人口健康角度出发，研究者特别探讨了一些慢性疾病、生活方式与健康工作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 对于50岁的人群来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患有高血压而继续工作都是最常见的状况，男性平均预期在高血压的状态下工作5.67年，女性则为4.85年。除了患有高血压的人群之外，患有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人群也经常带病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平均预期工作年数长于女性。而对于女性来说，关节炎、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脏问题则更常导致她们的带病工作年数增加。随着年龄增长，关节炎成为70岁男性患有慢性病而继续工作的第二常见症状；70岁女性的消化系统疾病则是第三大症状。 不同居住地、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背景下，人们因慢性疾病而不健康工作的时间预期差异也很大。比如，农业劳动者因关节炎在不健康状态下工作的年数长于其他职业群体，而公务员则在血脂异常的情况下工作年数更长。 健康生活方式方面，该研究主要将体育活动习惯、抽烟习惯、饮酒习惯纳入考量。研究发现，在三方面都拥有健康习惯的人比那些只有少量健康习惯的人，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平均多了2.13年（男性）和1.61年（女性）。此外，研究还发现，增加体育活动可以显著提高健康工作寿命，其中男性增加了2.56年，女性增加了1.92年。这些影响在城乡居民和不同职业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除了上文讨论过的性别差异，不同人群的健康工作预期寿命背后，还隐藏着因城乡、地域、职业等因素带来的不平等现象。 该研究揭示，不健康但要继续工作的现象在乡村人口、农业劳动者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更为普遍；对于城市人口、企业职工和高学历或高收入中老年人群，健康但不工作的时间普遍更长。人们开始出现健康问题的平均年龄大约在60岁，而他们停止工作的年龄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很大。 首先是城乡差异。与城市人口不同，农村居民和农业劳动者即使面临持续的健康问题，仍会倾向于选择工作到较老的年龄。研究认为，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城乡养老金制度的差异有关。中国的养老金政策总体上起步较晚，城市公务员和正式企业员工的养老金制度相对完善。 其次，在地域差异方面，该研究指出，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差异可能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健康状况的地理差异有关。比如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拥有更高的就业率、经济竞争力和整体人口健康水平，该地区人口的总体预期寿命、健康工作预期寿命都更长。这些省份的医疗条件相对发达，社会保障政策也相对完善，对提升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网络图片 图注：中国50岁人口的健康预期和寿命预期空间分布图。a–d，分别为总寿命预期（TLE）（a）、健康工作寿命预期（HWLE）（b）、不健康工作寿命预期（UHWLE）（c）和健康非工作寿命预期（HNWLE）（d）。 该研究还指出，弱势群体中存在更多在长期不健康状态下工作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包括高血压和关节炎；而在中国，血脂异常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健康问题。这些慢性病虽然不如某些疾病致残，但会导致工人生产率降低和请病假次数增加。此外，不同职业群体由于工作要求和工作条件的不同，各自面临独特的健康问题。 最终，研究者在论文中提到：对于中国目前平均而言，50岁以上人群在健康状况不佳情况下的带病工作的时间甚至比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的工作时间更长。且农村人口、农业劳动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50岁以上人群，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的带病工作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需要专注于目标人群来解决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促进健康或工作条件，并促进更具支持性的养老金体系。延长退休，需要配套的是延长健康工作寿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我们这一代，前半生生活在人口爆炸的恐吓中，后半生生活在人口下降的现实里。 小时候，村里大喇叭每天都在播报计划生育相关事项，结扎、罚款，软硬兼施。墙上刷满计划生育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大事，我最早认识的就是这些字。 毕业后刚进媒体那几年，一胎政策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但大家也只敢小心翼翼说一说，不小心就会犯错误。不过还是做了一些文章，谈老龄化、低生育陷阱，谈生育权利，谈文明，谈法治。那时候的媒体还是媒体。 后来，计划生育终于结束了，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一起封进了记忆。出生人口有过几年反弹，接着义无反顾地掉头直下。现在打开近几十年来的出生人口趋势图，仿佛看到一幅诡异而惨烈的情景，历史正在杀死它自己。 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不要轻易许愿，万一实现了呢。 我们的余生，或许都将伴随新生儿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的社会图景。其实没必要太悲观。往好处想，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非经战乱、自然灾害实现的人口下降。我们不是很喜欢“有史以来第一次”吗？ 不过困惑还是应该困惑一下的。从前不是说，我们骨子里就爱生孩子，拦也拦不住吗，怎么突然不生了？与此同时，性别战争愈演愈烈，离婚率越来越高，农村“剩男”城市“剩女”越来越多（说明一下，这两个词我很不喜欢）…… 关于东亚社会引人注目的这些现象，目前看到的最有解释力的说法，来自韩国学者张庆燮。他提出了一个叫“压缩现代性”的概念。他分析的是韩国，但他的理论对整个东亚社会都很有启发。关键的一点是，他把东亚社会现在的困境，跟当初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这就好比一枚硬币找全了两个面。 张庆燮发现，在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和作用跟西方社会很不一样。 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主要是降低其社会功能和淡化其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社会。 但是韩国很不一样。在短短几十年里，韩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扮演了很中心性的角色。 韩国的现代化战略是“先增长，后分配”，通过“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来打造经济竞争力，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几乎全部交给家庭。 简单来说，一个个韩国家庭，才是韩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动机。家庭为经济增长贡献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养老、育儿、教育这些责任全都不用社会操心，出了问题家庭自己来扛。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韩国家庭的配合。韩国家庭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代际向上社会流动”，所以不计成本地培养下一代，培养出来无偿交给社会。韩国家庭教育热情之高，甚至超过了政府的发展需要，这使得政府企业在公共教育支出极少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结构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只是一半。假如韩国故事可以一直这么演下去，地球上其他国家都会被卷死。韩国人民可以永远骄傲，直到星辰大海。 故事的前半场有多么轰轰烈烈，故事的后半场就有多么黯然销魂，而它们是同一个故事，有因必有果。 韩国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各种统计数字实现完美赶超之后，家庭本身撑不住了，出现了“去家庭化”的各种征兆——如最低的生育率、无子化、家庭遗弃、离婚、推迟或厌恶结婚。 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家庭，变得过度劳累，家庭却没有办法给自己减负，因为人们想象不出新的家庭形态，社会也不支持。这其实也是东亚性别议题与西方性别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东亚社会的男男女女，对于另一种性别抱有异常强烈的愤恨，因为他们无形中都背负着必须组建完美家庭为社会培育新生力量的精神负担，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所以把仇恨都投射到了彼此身上。 东亚社会的内卷难题也在于此。张庆燮把韩国家庭称为“战略性的企业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教育、创业、甚至投机竞争。但是这种恶性竞争，却只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没办法从容呼吸。“个人教育课程和城市住房的费用过高，威胁着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邻居和同胞造成的。” 我的理解是，东亚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工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因为东亚家庭愿意自我牺牲、自我压榨，享受吃苦，延迟满足，换取下一代“逆天改命”的机会。但是这样卷了两三代人之后，工业化成功了，统计数字十分耀眼，但是家庭本身自我延续的土壤被卷光光了，东亚家庭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消失了。环顾四周，这确实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众所周知，韩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但高科技产业却很发达，后者看起来是一个安慰。所以这里要补充的知识点的是，这两者其实有关系的。“矛盾的是，韩国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这反而成为促进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东亚人太能卷了。好消息是，连高科技都能卷出来。坏消息是，卷出来的高科技跟大多数东亚人没有关系。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跟着骄傲一下，管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全国政协委员黄改荣建议，每月给职工放两天“陪伴父母假”，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有网友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也有人认为意义不大，“双休和年假都没有彻底强制执行，其他的都是浮云。” 据陆媒3月5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建议，每月给职工放两天“陪伴父母假”，以及从教育、社区等方面做起，多举措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使老年人更健康更幸福。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2.64亿，占全国人口的18.7%。但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老年人的陪伴问题成为一大难题。 该建议曝光后，在微博上引发热烈讨论，截至3月6日相关话题阅读量已超过8000万。 有不少网友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凡是有假期的建议都是好建议。” “主要是给铁饭碗的，是不是让你误会了吖。” “是啊，“我们”指谁？“代价”不要有任何幻想。” “天天提倡这假那假的，能真正执行吗？现在多少人连双休和按时下班都享受不到呢?” “要求不高，保证正常的双休也可以，不用放假，真的不用，我们公司好多人连单休都保证不了的。?” “双休和年假都没有彻底强制执行，其他的都是浮云。” “先规定一下周末不能被占用比较实际！ ” “建议本意不错。远在千里的游子会一月回一次家“陪”父母吗？国家本来就有探亲假，但“陪护”依然不能解决，之前就有代表提议“法治不陪护”，现在提议“陪护假”，怎么实质落实“陪”“护”义务呢？我是这么想的：国家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和表彰“孝文化”，用奖励假日，甚至交通费来引导子女关爱老人，而不是用“假”，用“假”解决关爱老人问题也许就成了制造假的“假”。希望代表委员不要再在“假”上做文章了！” “别建议了，每天建议这建议那的，双休或者五险一金很多公司都没有，别天天画饼了?谁不想多陪陪父母呢 ？”
昨天我讲了一下国家统计局新鲜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之中存在的逻辑冲突，希望能有人为我解惑，但是很可惜，至今为止没有看到合理的解释。这篇文章大家现在也看不到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没看过昨天的文章也没关系，今天这是全新的一章。 首先，我们必须对现在的人口普查技术，有清晰的认识。这次人口普查，事实上就是在公安部门的电子户籍信息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普查，也就是我们号称的电子普查。截个相关新闻的图给大家看看。 网页截图 事实上，我大中国的户籍信息电子化已经实现超过6年了。近年来相关相关信息系统不断的完善，身份证重号的现象也都逐步予以了解决。可以说，现在不在户籍信息系统里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误差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即便在偏远山区的小村落，伴随着我国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强化，以及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入户也成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了娃不落户的现象，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这么说吧，今时今日除非你自己一家人呆在深山老林里做野人，不属于任何社会组织，也不跟外界发生任何商品交易，不然但凡你生了娃敢不去落户口，村支书会让你精准的认识到马王爷为啥生了三只眼。所以，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技术难度其实是很低的，在很多地区，都是通过短信等电子方式完成的普查，其实只是对户籍电子信息进行了一次再确认而已。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事实上， 现在人口普查工作的意义已经不大了。现在不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了，现在每个人的信息都在系统里了。如果国家统计局出来放话说，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在系统内，要靠统计调查队的人挨家挨户钻山沟走树林把这些人找出来，公安部门能跳起脚来骂人。实在需要进行入户调查的，主要也就是搬迁人口，比如老蛮我这种，前年在深圳工作，去年调广州，今年又调广西，说不定明年又调去哪里了。这种情况需要两地统计部门予以协调，不要搞出重复统计，但是遗漏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此而已。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给出了几个很有趣的数据：从2018年以来人口出生数持续走低，2020年出生人口的大数是1200万。相关新闻的附图如下： 网页截图 我这里先说明一下，2020年的出生数据只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了一嘴，在人口普查公报里并没有发布。我们在这里就相信这个口头数据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计算题。2020年普查结果，总人口规模为141178万，扣减2019年的总人口140005万，增量为1173万。 各位，你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人口增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当年度的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而来的。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的大数是1200万，人口增量1173万，所以2020年我国的死亡人口数=1200-1173=27万。这是什么意思？？？？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把1990年至今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都放出来，并把2020年的数据放进去，形成了下表的数据。 网页截图 对于2020年只死亡了27万人的事情，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分析。这大概是由于去年的新冠期间大家特别注意养生吧，呵呵。 此外，国家统计局在昨天下午对于数据上的逻辑不自洽给出了一些解释，比如此前年份的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有些人口遗漏的情况。事实上户籍信息电子化之后，抽样调查已经足够精准了，不过这个事我们就不多纠结了。那么，到底是哪些年的数据失真呢？ 人口增量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定是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而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发布会明确说明了2016-2020年的人口出生数，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并不会再上修这些年的出生数据。那么，如果少算了此前年份的人口增量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多计了近年来的死亡人口。 真是天可怜见，我国的人口死亡数据，那是真没有多计的可能性。这个数据是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汇总数据，是以“死亡证明”为基础的。它有可能会漏计部分偏远地区的死亡，但是绝不会多计，更不可能出现千万计的多计。你说卫生部门没事多开上千万张死亡证明是图什么啊？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所以，我个人实在是不能理解，这凭空冒出来的千万级的人口增量，到底是哪里来的？它总归一定是人口出生数-死亡数的结果。人口出生数不会再上修了，死亡数里存在泡沫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特别希望，我大中国除了我之外，还能有另外的数据大咖，把这个数据逻辑解释清楚，解决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疑惑。谢谢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数据归集处）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终于在千呼万唤下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官方表示，中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海内外对此人口数据有不同解读。 5月1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外通报了第七次的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 此外，还公布了户别人口、人口地区分布、年龄构成、受教育人口、城乡人口、流动人口、民族人口等9个信息。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10年来，中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 他提到，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中国国内反应 央视新闻指出，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呈现6个特点：1.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但仍保持平稳增长。2.人口质量：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素质不断提升。3.性别构成：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性别结构得到改善。4.年龄构成：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5.人口迁徙流动情况：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6.城乡结构：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七普数据表明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来，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让生得起养得起。 任泽平据此建议：“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等。” 网络上还有不少对数据的质疑声音，有人直言：“快马加鞭，编得好。” 还有人说：“形势客观，还不需要大家生孩子，我先不生了。 ” “所以以后不用催婚催育这么说延迟退休可以取消了吧？” 微信公众号“数据归集处”引述普查结果指出，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增加1641万、死亡人口为1427万，意味必须有逾3000万老年人口补充65岁以上人口群体， 才能在数据逻辑上实现普查结果所得的老龄人口增长数字。目前这篇因为违规已无法查看。 墙外反应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人口青黄不接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人口健康与社会福利保障蒙上更深的阴影。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披露，尽管官方强调人口红利依旧，但民众对调查数据真实性存疑。 报道援引资深媒体人观点，统计局过去14年来，官方正式发布历年新生儿资料，至2020年中国必须要有4千2百万新生儿出生，才能与最新公布的数字相配合。但国家统计局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称，2020年新生人口为1200万；而此前公安部的资料显示，该年度出生并且进行了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仅为1000万出头。 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凸显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不得不比预期时间更早地面对人口挑战。” 报道引述驻美国的研究员、长期批评中国人口政策的易富贤观点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已导致育龄妇女人数减少，鉴于此，中国未来几年的出生率料将进一步下降。 他还提到，人口普查数据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这一点对中国经济来说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