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1 目前，中国政府投资兴建的又一项超级运河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中。该工程总投资额727亿人民币，开挖土石方3.4亿立方米。 当前中国经济萎靡，失业率飙升，出口大幅下滑。国际资本加速撤离，富士康、亚马逊等厂商纷纷搬离中国。国际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脱钩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也正在逐步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中共当局提出了所谓“内循环”、“双循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所谓扩大内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扩大国内需求，与扩大投资建设重大工程联系起来，这也成为中共媒体和官员们的一个统一叙事。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巨量资金建造水利工程，意图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本期视频要说的这项超级超级工程是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已于2022年8月28日正式开始建设。截至目前，平陆运河项目累计完成形象投资超117.3亿元，2023年计划完成工程形象投资180亿元，实现土石方开挖总量1亿立方米以上。 中国官方报道中，平陆运河被称为“新时代重大标志性工程、交通强国建设重大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性龙头工程”。 平陆运河始于广西南宁市西津水库平塘江口，沿钦江向西南方向进入北部湾钦州港，全长约135公里。北部湾是广西省的出海港湾。 据报道，平陆运河航道等级为内河Ⅰ级，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8900万吨。建设项目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项目估算总投资727.3亿元，建设工期为54个月。 官媒称，建成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支持广西的发展，也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较以往沿珠江从广州港出海缩短航程约560公里。因平陆运河建设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带来的运输费用降低每年可达52亿元以上。 2 平陆运河起点西津库区的水面与入海口的海平面之间有65米左右的落差，在135公里的运河上，需要建设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把运河航道分成三个阶梯，船只才可以通过船闸航行到出海口。在三大枢纽都要建设船闸、大坝和发电站。 2022年06月30日，广西自治区成立了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billion人民币，负责平陆运河项目投资、建设，平陆运河日常维护、运营以及沿线经济带综合开发等。 同年7月20日，广西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平陆运河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8月28日，运河正式开工建设。 有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平陆运河的建设，更多的出自于中共保经济、保增长的目的。即使能减少航运时间和距离，只不过多了一个出海口，但并不能必然地增加贸易总量，反而增加庞大的债务，得不偿失。 根据《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西全年货物运输总量2.1billion tons。钦州、北海和防城三大港口和其他小港口总共完成货物吞吐量568million tons，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69million tons。广西的货物进口量大于出口量。而平陆运河设计年单项通过能力89million tons，估计这个运输能力大幅超出实际的需求。 3 在经济并不发达，出口货物量不大的广西花费72.7billion开凿平陆运河，取代原有的珠江出海口，有无必要以及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引发专家们的强烈质疑。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表示，运河的优点，是水运成本低，运载量大。缺点是连结的水系多在不同海拔高度，船只需要通过船闸，增加了时间和成本。 “现代有很多运输方法，航运并非总是最有效最经济的，特别是如果投资太大，根本就不值得。如果是完全政府投资，最终还是落到纳税人头上，如果是集资，投资方就很可能收不回成本了。”横河说。 旅美经济学家黄大卫（Davy Jun Huang）表示，中国GDP增长里面，大概有30%到35%左右是来自于基建。基建是分两大块，一块就是民间的房地产建设，另外一部分是大型基建，占整个GDP的15%左右。最近由于疫情防控、中美贸易战、中欧经济紧张，还有欧美市场消费的衰退，引起了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所以它通过加大了投资基建，促进经济增长。 但问题是，现在的高速、高铁、机场差不多都超前建完了，中共又瞄准了水运，准备投资水运拉动经济。除了在建的平陆运河，湘桂运河也在积极推动之中。 中共水利部网站显示，2022年，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开工数量和投资规模均为历史最多，2022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1trillion 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44%，是水利建设投资完成最多的一年。 黄大卫认为，它有一个短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经济发展中长期来说，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用途。中国的基建在过去二十年已经一一完善，整个公路网、铁道网和高铁已经超前布局，只是短期里面是有个拉动。 官媒说平陆运河开辟了中国西南地区便捷的出海口，但重庆、成都、广西等西部地区，已经存在至北部湾港的三条铁路运输线路，以及现有的长江、珠江出海口。 4 黄大卫认为，它主要是考虑把原来分配到珠海、深圳、广州的，还有福建的一些码头的进出口业务，分配一部分运到北部湾。应该说是一个整体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的重新分配蛋糕而已。 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说：“中国最近两年水利投资每年都是1兆。要是再没有这点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4-5%根本就实现不了。单纯为了保经济增长百分数，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还是不投好。” 在中共战略文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中，还指出了修建平陆运河的另外一个目的，即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广西的官员说，今后南宁港将成为中转港，西南货物从南宁组建，通过平陆运河运到钦州港出海，比从广东出海从时间和距离上缩短了近70%。 东盟成员国和中国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2022年1月开始生效。从2019年到2022年，双向贸易将增长52%，超过与欧盟20%的增幅。 批评人士认为，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将会很难突破，因为贸易本质是互通有无，广西似乎除了水果和少量机械及来料加工外，能够自主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跟东南亚又是高度重叠的，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优势。 黄大卫认为，西南地方本来也不是出口大省，他们的工业产品、农产品跟东南亚国家比较重复，更多的可能就是从东南亚进口一些原材料，例如铁矿、镍矿等。 “（当局）一直以来想把广西南宁打造所谓东盟交易中心，但东盟的需求主要是中国的小家电和工业产品，中国需要他们的农产品跟工业原材料、矿山等。这一块目前像通过深圳、广州，已经是能够基本上满足。”黄大卫说。 中共海关总署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7.5%，进口下降4.5%。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份额继续呈下滑趋势。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中国占美国商品进口的15.4%，为2006年10月以来的最低份额。 按美元计算，5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下降15.9%，这是从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中国大陆港口的航运明显放缓，空集装箱堆积，深圳福田街道甚至把闲置集装箱改造成志愿者服务站。 经历了三年疫情、房地产行业受打压，以及美中贸易战等影响，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庞大。 5 王维洛评论说，“最关键的是这个平陆运河，它是不会有经济效益的。为了让广西的出口更快一点，它有意义吗？广西本来出口通道是有的，原来走广州、走深圳，那边又不是满了，又不是不给它用，那边现在都空着。把这个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北部湾跟越南、柬埔寨，还有马来西亚，运输距离是比深圳、珠海要近一点。这个距离是不是起决定性作用呢？究竟是不是那720亿成本能够弥补过来呢？这个是没法去估量，但对于从越南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来说，的确会节省部分费用。但是不是说节省了部分费用就引起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大量贸易来往，不是那么大。”黄大卫说。 根据广西财政厅公开的数据，2022年全年广西省生产总值2.6兆人民币，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8亿人民币，而预算支出为5894亿元人民币，赤字为4206 亿人民币。广西多年来一直财政亏空巨大。建设727亿元的运河工程，对于广西来说是一项巨大的开支。 不过，有没有钱是一回事，怎么花钱建设工程是另一回事。简单举两个例子来看广西领导们建设项目的风格。 广西官员对于建设超级工程绝对是很热心的。位于广西桂平市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2015年开工建设，今年即将完工，总造价将超过280亿元，且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船闸闸门。据悉，船闸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半足球场，门体高47.25米、宽20.2米，造价超过1亿元。这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闸门，被称为“天下第一门”。不论其必要性和效益如何，反正名气是打出来了。 最能体现广西领导们的审美观和投资风格的，是2018年10月竣工的广西新媒体中心项目。项目用地92.21亩，总建筑面积256,000平方米，花费20亿人民币巨资建造。官方称，大楼将“桂林山水”“龙脊梯田”等广西山水元素融入建筑外观设计，是极具广西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是广西的形象代表。2019年12月，该项目被评为“第十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之一，上榜理由为“低劣模仿，形象粗鄙”。 关于中共各级领导们对工程决策的方式，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官员拍板决策了工程项目建设后，知识精英们再去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经济、技术的可行性。实际上所谓的项目可行性研究，不是真正去研究项目真正的可行与否，而是变成了为领导的决策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至2035年，平陆运河的货运量将达到9550万吨，至2050年货运量将达到1.2亿吨，在考虑诱增运量的理想情况下，2050年运量将达到1.5-1.8亿吨。运输费用节约2035年、2050年将分别达到36亿元和52亿元。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以什么为依据呢？所有的运输方式都算上，广西全年的货物运输总量也只有区区21亿吨。 6 中国这些年建设的超级工程全都做过可行性研究，结论都是技术、经济上都可行，而实际结果却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想的差别很大。例如，投资197亿美元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实际车流和客流量还达不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量的三分之一，民众称它为“ghost bridge”。其收过桥费的收入，还不够支付其运营成本。投资77 Billion USD的超级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其中东线工程年平均实际调水量还不到设计调水量的10%；其中线工程，年平均调水量为设计调水量的约60%。其卖水的利润还不到投资额的2.5%，贷款利息都不够。雄安火车站，总建筑面积47.52万平方米，线路站场总规模为13台23线，其中铁路站场规模为11台19线，有网民上传的视频显示，车站广场上杂草丛生，不见人影。 这些超级工程，都是领导们为了彰显其政绩而建设的面子工程。这些超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都通过了专家评审和政府部门审批。 说起大运河，不禁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隋朝。它的政权灭亡和当时的隋炀帝杨广修建京杭运河有很大关系。另外，隋朝的情况和当今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隋朝于581年3月建立政权，618年5月被推翻，仅存在了37年。 明末的大学者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鼎盛时期也比不上”。宋朝历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也记载：“自古以来，最富的国家就是隋朝。” 历史学者们总结，隋朝的灭亡，主要有三大原因： 7 1.过度的超级工程建设（可配中国的运河、高速公路、高铁画面）。隋朝修建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征调的民夫达百万之多。 公元607年隋炀帝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长达1500公里。为攻打高句丽做准备，高句丽就是古朝鲜。 据史料记载，隋朝修建东都洛阳城。参加洛阳城修建的人工每月都保持在200万人，其间大量民工死亡。 2.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可配中国军舰或军机绕台、演习类画面）。隋炀帝曾三次征伐高句丽。其中前两次征伐每次动用兵力上百万，庞大的兵源背后是运输粮草所需要的民力和消耗的物资。更有数十万士兵葬身于高句丽。 3.炫富和对外赏赐（可配习近平在西安会见中亚五国领导人，举办演出，大撒币等画面）。公元610年，有西域使者商人来到洛阳，隋炀帝为了显示大隋的气度，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就在端门外的大街上设盛大的百戏场。奏乐的人多达18000人，声音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整个现场布置的灯火如昼，百戏一直演到正月底才结束。 隋炀帝到草原巡行，看看突厥是不是真的臣服，随他出行的队伍不仅有百官，还有10万匹马，50万部队。杨广到达启民可汗的大帐，在帐内设立隋朝仪卫和旌旗，设宴款待启民可汗等突厥重要部族首领三千五百人，并赐予所有人绢帛共计数万匹。耗费巨大。 4.奢侈浪费。隋炀帝还曾三下江南，每次随从少则10万，多则50万。他乘的大船是一条长2百尺的大龙舟，上下共有四层，豪华至极。随行嫔妃、王公大臣、僧尼道士、御医尉师，分乘几千艘华丽的大船，首尾相接，绵延有一百多公里。光动用拉船的纤夫就多达8万余人！ 8 隋炀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建超级工程，穷兵黩武，骄奢淫逸，结果把大隋政权葬送掉。 看看当今中共的花钱模式，修建超级面子工程，花费巨资造航母、造军舰，太空站上天，对外大撒币。而许多民众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甚至吃不上饭、看不起病。房价过高，民众买不起房，有人甚至住水泥管子或露宿街头。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也没有言论自由，如果说了令中共不高兴的话，动不动就让人消失。中国贫富差距极大，红色权贵家族垄断大量社会财富。普通民众上升进入高阶层的通道被断绝。特权阶层则为所欲为。 一个大国领导人，喜好建设超级工程彰显政绩，不顾国内民众的困苦，对外大撒币，还总想着为世界人民指明方向，做千古一帝，岂不可笑？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共党魁是用这种方式把中共的家底败坏光。如果中共没有了经济能力，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不过，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要经历怎样的痛苦啊。
上周末，持续了几乎一整月的年中电商促销结束了。今年，各平台们很低调地披露销售数据。前三大电商只有京东公布了下单金额，6.1-6.18累计下单金额超3438亿元，同比增长27.7%，较去年同期慢5.9个百分点。 天猫强调商户参加数量，拼多多则增设品牌旗舰店入口，并继续宣传百亿补贴。据星图数据的统计，18天的大促期间全网销售额同比增长 26.5%至5784.8亿元、增速慢于2020年同期。 平台们找了各种理由拉长促销周期，从最早的一天变成后来的近一个月。但这种时间的“通胀”对销售数字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 起初的618购物节只有6月18日这一天，这是京东在公司成立日做的一个周年庆活动。之后不同的平台加入，衍生出多种通胀版本，有6.16-6.18的3天版本，也有6.1-6.20的半个多月版。而今年，京东是5.24-6.18。 一年两次超级大促，跟618相对的“双11”，也在经历时间的通胀。 2020年，天猫的双11活动拉长为两波，11月1日-3日是第一波，11月11日当天是第二波，官方戏称为“双节棍”。 这还只是正式促销时间的膨胀，如果再算上预售的机制，那618和双11都可以看做是持续一整个月的大促活动——2014年，阿里的“天猫双11”引入了预售，活动从10月15日开始，到11月10日的将近一个月时间里都是预售期。 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让销售数字变得更好看。 无论是双11还是618，“购物狂欢节”作为一种发明，带来的都是脉冲式购物——消费者在有限时间的优惠刺激下，会集中购买很多商品。 早期会给商家的经营带来很大挑战，比如前期的货品准备，大促期间的发货安排，后期集中的售后服务等等。对物流的挑战也是一样的，2014年之前，双11期间的快递就频繁发生爆仓。 而预售机制，周期拉长带来的是提前近一个月的确定性。商家可以提前备好货，对销售有一个更准确的预测；快递公司可以提前准备好对应的人力、场地、车辆，避免无端资源浪费或者准备不足。 随着各种电商基础设施的完善，物流爆仓、支付界面卡住、电商结算平台报错这种非常影响购物体验的情况鲜有发生。不过平台没有调整购物统计口径。 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就对京东双11期间达到1000亿的下单金额表示质疑，“只要京东自己愿意，可以把一年的下单金额都算成双十一跨年大活动的下单总额”。 时任京东集团CMO的徐雷则回应，“搞不明白，为啥你家可以提前预售20多天开卖然后算一天销售额，我家不能正常开门做买卖只算11天购物季的销售额了。” 2020年，天猫又把双11销售统计范围从原来的当天变成了11.1-11.11共11天。这让双十一销售额失去了比较的价值。 国内一家券商曾在一份报告中点评电商上述行为时说，过去的大促是为了拉新，通过巨大让利折扣吸引线下的消费者转移至线上，然后养成销售习惯。现在，则更像是一场大型团购，只不过将消费时间集中提前或推后至双十一期间，以享受折扣。 统计口径变化的背后，可能是平台意识到居民消费增长有限。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打乱了很多人的节奏，令线上大促带来的消费刺激已经没有起初那么明显了。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购物节不但越做越长，还越做越多。 不光是618和双11这一年两次的促销时间在拉长，整个线上的促销名目也在发生膨胀。双11之后有双12，再之后有元旦、年货节；到了春天，有开春促销，夏天有55折扣节，秋天有99划算节……几乎每一个月，只要想买东西都能找到对应的购物节。 不外乎，有网友如此回应：“放过我们这些消费者吧，我们买不动了……”
中共7月底召开为下半年经济布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在与科技和制造业企业家“谈谈心”，“鼓鼓劲”时，先期传递了“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策略。他说，“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这个策略重点是发掘内需潜力，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那之前，当局曾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传递了将发展策略向内转的信息，并提及外部越来越有敌意的环境。 “内循环“ = “自力更生”= “闭关锁国“？ 习近平对企业家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报道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员的话说，是“确认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 ”。 “自力更生”是毛时代闭关锁国时代的用语，以此描述中共疫后经济政策，会令人产生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的疑虑。不过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习近平选择“谈谈心”的主要是科技和制造业有代表型的企业，包括微软和松下电器等外资企业。这一方面是和他其间所说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同时也有意消除有关“闭关锁国”的忧虑。 习近平：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那之前不久，新华社在7月中旬的一则消息中说，习近平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回信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资环境，并表示外国企业“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消息未透露它所说的这个有39家跨国企业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联名给习近平写了信。但是该消息称，那些首席执行官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并率先复工复产，为支持全球抗疫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称习近平关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论断”“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的信心和继续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承诺。” 习近平的这些动作或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内循环”的疑虑。他所强调推动的技术创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 中国已经在试图对其经济进行再平衡，从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向由内需推动。中国进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时的64%降到2019年的32%。 转型：内需瓶颈和民族品牌 但是，中国虽然提前走出疫情，并通过政策支持推动经济复苏，但消费瓶颈则威胁到复苏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不久前在吉林考察时，提出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接着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希望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技术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在一些新技术领域领先全球而制定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最近发布的一个题为《中国大战略 —— 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China’s Grand Strategy –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的报告中，称中国正处于其外交和经济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门重组持续不断、雄心勃勃努力的阵痛期。 兰德报告：中国外交和经济的进展和制约 这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已经远离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中央计划经济，以及毛时代的反智主义，在与世界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经济，以及建立规模上适合中国的学术和国家运营的科技园区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性分析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在那些领域跟世界接轨，而是要学会在外交、经济和技术方面如何领导。报告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努力改善其相对于美国、其他强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虽然中国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地同时应付多个外交问题，但压力显而易见。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时表现出脆弱性，而其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技目标会面临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其政治和组织文化则在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真正的知识自由氛围等创新推动因素设置障碍。 施道安：北京的敏感神经和对美深刻疑虑 报告发布新闻稿中，领衔作者，兰德公司的亚太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认为，北京对内部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深深怀疑会挫败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鼓励更加自由的国内政策的努力。他说，北京在应对此次疫情时的不公开做法加剧了它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对它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脱钩起到推动的作用。 外界批评北京在疫情初期习惯性地对信息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几天关键时间。疫情发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对外界关于病毒起源的谈论极为敏感，其外交“战狼化”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急于甩锅和美方打起“口水战”，激化了美中间的紧张关系。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谈到中共在外交上从执行了33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外交逐渐“战狼化”，导致当前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 章立凡说：“外部环境本来很友好，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友好，然后这8年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个不能不说是这种‘战狼外交’的一个严重后果。” 章立凡：中共疫后一手好牌打到烂 这位历史学者说，当局接着又在香港问题上，导致与英国和欧盟国家也失去了相互信任。他说：“现在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一手好牌打到烂，但是，还应说是取得了胜利。” 中共当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是虚掷了一个大好历史机遇。对于曾多番在全球多边场合流露出领袖意愿的中共领导人，未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一个世界领袖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反而急于维护和修补领导者的名声。全球抗疫之时，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其所谓内部问题上做出明确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面。 美国继而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发起挑战，在经历两年以关税战为形式的贸易争端随着两国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暂时休兵，美国加大了对华技术出口和中国投资的监管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国政界，相关议案在国会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对在美上市却不愿接受会计审核调查的中概股发出摘牌警告，或在贸易战火未熄时，又另辟金融战场。 这些对于面对疫后可持续复苏压力的中共而言，将会有更多的压力。 施道安：疫情加快中国与贸易伙伴脱钩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将加快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脱钩。但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美中的脱钩更为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方面。 经济研究机构IHS Markit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水平，在双边贸易方面没有明显的脱钩迹象。但是，比斯瓦斯说：“在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则有更明显的裂痕，美方已经宣布的限制令对中国几家主要技术公司影响巨大。”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r)也认为，美中脱钩步调缓慢，但并不表示特朗普会完全放弃与中国脱钩。他说：“在技术方面，脱钩显然在继续，这方面是没有疑问的。” 美国掌握着中方技术命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对彭博新闻说，中国当局的急迫感越来越强，因为美国不仅抓住了命门，而且表明他们打算施加压力，就像华为和中兴的境况。 白明所说的“命门”就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的公司仍然严重依赖美国芯片制造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将会对华为和中兴等技术公司形成巨大的压力。而中国此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判断，认为中国要在芯片制造方面赶上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紧供应的情况下，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北京计划在2025年实现芯片70%自给，被广泛视为不现实的目标。据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分析，中国芯片目前自给能力仅有16%。 新发展策略有意忽略一带一路？ 上周四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带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周五发出的分析邮件中谈到会议忽略“一带一路”，称是“明显偏离此前的国家战略。”他认为，其中原因或与范围更广的美中冲突有关。不过，陆挺认为，回撤对于中国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需要调整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 当局尚未就“双循环”政策细节做出说明。但预料它将成为今年10月中共开始进行“十四五”规划的政策基础。 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报道汇集了部分中国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分支的高级经济分析师对北京当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有经济学家在一个论坛上称政府“内循环”政策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国内的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潜力，结合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享受他们在地的消费市场潜力。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双循环的互动基础仍是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云云。 习近平近日与中外企业高管的谈话，以及官媒报道所说的他给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联名致信的回复，意在消除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带来的疑虑。例如相当多看法是当局转向内循环是要回到“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的老路上。 有关脱钩的说法也在这期间受到渲染，易令外界产生中国意图回到孤立主义时代的看法。 金融领域未见脱钩但渐融合 尽管在技术领域，美国掌握着中国技术的最薄弱环节，并表现出施压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关于金融领域可能另辟战场的预测看起来与现实有偏差。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该智库网站上登载的一篇分析中写道，虽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胁要对未能符合美国会计规定的中概股从美国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的一条推文中称“和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选项。 但拉迪认为，中国实际上更进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他认为，这一趋势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脱钩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他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美国和其他中国境外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作用显著增长，中国监管机构在2019到2020年放松了长期以来对外资企业在华经营在所有权方面的限制。此前，外国金融机构大多是通过在合资企业中拥有较少股份进入中国市场。 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对美国的银行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政策放松后，在华经营的一些主要金融机构都采取行动，通过增持成为合资企业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华合资公司的股份，以51%成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为首家在华全资经营的外国期货公司。 此外，拉迪还指出，中国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例证，即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资本都在增长。他说，两国在金融领域脱钩的迹象则表现在受美国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以及中国对资金流出加强控制影响的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经跌到48亿美元。 习近平的右转和中共的改开 但是，拉迪对于今年中共当局再次提及改革并不看好。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随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涵盖广泛的改革意见。拉迪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改革计划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内容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的内容相同。他一方面将最近发布的方案视为积极讯号，另一方面则持观望态度。 拉迪批评当局在混合所有制上变本加厉。他说，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会带来变革。 在不久前亚洲协会举办的一个中国经济在线论坛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谈到中共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今年又提改革，这期间到底有什么变化。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在2013到2015年倾向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中国政治中所说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了一次金融危机，或导致习近平认为金融改革最终带来的是像美国金融市场那样的完全失控。 陆克文说：“从那时起，你开始看到中国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回转。” 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说法出笼。陆克文说，这组词听上去很有技术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他说：“如果你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结构，那实际上就在中国经济的细节之中。大体上就像是党中央的文件所阐述的那样。基本上是产业政策的集合，而国家和政党正式通过这样的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