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1 目前，中國政府投資興建的又一項超級運河工程正在緊張建設中。該工程總投資額727億人民幣，開挖土石方3.4億立方米。 當前中國經濟萎靡，失業率飆升，出口大幅下滑。國際資本加速撤離，富士康、亞馬遜等廠商紛紛搬離中國。國際發達經濟體與中國的脫鉤正在加速進行，中國也正在逐步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 中共當局提出了所謂「內循環」、「雙循環」，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所謂擴大內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在經濟工作會議上，將擴大國內需求，與擴大投資建設重大工程聯繫起來，這也成為中共媒體和官員們的一個統一敘事。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政府投入巨量資金建造水利工程，意圖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本期視頻要說的這項超級超級工程是平陸運河，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境內，已於2022年8月28日正式開始建設。截至目前，平陸運河項目累計完成形象投資超117.3億元，2023年計劃完成工程形象投資180億元，實現土石方開挖總量1億立方米以上。 中國官方報道中，平陸運河被稱為「新時代重大標誌性工程、交通強國建設重大工程、西部陸海新通道牽引性龍頭工程」。 平陸運河始於廣西南寧市西津水庫平塘江口，沿欽江向西南方向進入北部灣欽州港，全長約135公里。北部灣是廣西省的出海港灣。 據報道，平陸運河航道等級為內河Ⅰ級，可通航5000噸級船舶。運河設計年單向通過能力為8900萬噸。建設項目包括航道工程、航運樞紐工程、沿線跨河設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以發展航運為主，結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態環境等，項目估算總投資727.3億元，建設工期為54個月。 官媒稱，建成後的平陸運河不僅支持廣西的發展，也將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運距最短、最經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較以往沿珠江從廣州港出海縮短航程約560公里。因平陸運河建設吸引現有通道貨運量轉移帶來的運輸費用降低每年可達52億元以上。 2 平陸運河起點西津庫區的水面與入海口的海平面之間有65米左右的落差，在135公里的運河上，需要建設馬道、企石和青年三大梯級樞紐，把運河航道分成三個階梯，船隻才可以通過船閘航行到出海口。在三大樞紐都要建設船閘、大壩和發電站。 2022年06月30日，廣西自治區成立了平陸運河集團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20billion人民幣，負責平陸運河項目投資、建設，平陸運河日常維護、運營以及沿線經濟帶綜合開發等。 同年7月20日，廣西發展改革委批複了平陸運河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8月28日，運河正式開工建設。 有多位中國問題專家表示，平陸運河的建設，更多的出自於中共保經濟、保增長的目的。即使能減少航運時間和距離，只不過多了一個出海口，但並不能必然地增加貿易總量，反而增加龐大的債務，得不償失。 根據《202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廣西全年貨物運輸總量2.1billion tons。欽州、北海和防城三大港口和其他小港口總共完成貨物吞吐量568million tons，其中外貿貨物吞吐量169million tons。廣西的貨物進口量大於出口量。而平陸運河設計年單項通過能力89million tons，估計這個運輸能力大幅超出實際的需求。 3 在經濟並不發達，出口貨物量不大的廣西花費72.7billion開鑿平陸運河，取代原有的珠江出海口，有無必要以及是否產生經濟效益，引發專家們的強烈質疑。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表示，運河的優點，是水運成本低，運載量大。缺點是連結的水系多在不同海拔高度，船隻需要通過船閘，增加了時間和成本。 「現代有很多運輸方法，航運並非總是最有效最經濟的，特別是如果投資太大，根本就不值得。如果是完全政府投資，最終還是落到納稅人頭上，如果是集資，投資方就很可能收不回成本了。」橫河說。 旅美經濟學家黃大衛（Davy Jun Huang）表示，中國GDP增長裡面，大概有30%到35%左右是來自於基建。基建是分兩大塊，一塊就是民間的房地產建設，另外一部分是大型基建，占整個GDP的15%左右。最近由於疫情防控、中美貿易戰、中歐經濟緊張，還有歐美市場消費的衰退，引起了中國經濟增長乏力，所以它通過加大了投資基建，促進經濟增長。 但問題是，現在的高速、高鐵、機場差不多都超前建完了，中共又瞄準了水運，準備投資水運拉動經濟。除了在建的平陸運河，湘桂運河也在積極推動之中。 中共水利部網站顯示，2022年，中國重大水利工程開工數量和投資規模均為歷史最多，2022年全國完成水利建設投資1.1trillion 人民幣，比2021年增長44%，是水利建設投資完成最多的一年。 黃大衛認為，它有一個短期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對經濟發展中長期來說，不算是一個非常大的用途。中國的基建在過去二十年已經一一完善，整個公路網、鐵道網和高鐵已經超前布局，只是短期裡面是有個拉動。 官媒說平陸運河開闢了中國西南地區便捷的出海口，但重慶、成都、廣西等西部地區，已經存在至北部灣港的三條鐵路運輸線路，以及現有的長江、珠江出海口。 4 黃大衛認為，它主要是考慮把原來分配到珠海、深圳、廣州的，還有福建的一些碼頭的進出口業務，分配一部分運到北部灣。應該說是一個整體經濟總量不變的情況下的重新分配蛋糕而已。 旅德水利專家王維洛說：「中國最近兩年水利投資每年都是1兆。要是再沒有這點的話，中國的經濟增長率4-5%根本就實現不了。單純為了保經濟增長百分數，是沒有意義的，沒有經濟效益的投資還是不投好。」 在中共戰略文件《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中，還指出了修建平陸運河的另外一個目的，即加強與東盟的經貿合作。 廣西的官員說，今後南寧港將成為中轉港，西南貨物從南寧組建，通過平陸運河運到欽州港出海，比從廣東出海從時間和距離上縮短了近70%。 東盟成員國和中國都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2022年1月開始生效。從2019年到2022年，雙向貿易將增長52%，超過與歐盟20%的增幅。 批評人士認為，廣西與東盟的貿易將會很難突破，因為貿易本質是互通有無，廣西似乎除了水果和少量機械及來料加工外，能夠自主生產的絕大部分產品跟東南亞又是高度重疊的，沒有什麼比較大的優勢。 黃大衛認為，西南地方本來也不是出口大省，他們的工業產品、農產品跟東南亞國家比較重複，更多的可能就是從東南亞進口一些原材料，例如鐵礦、鎳礦等。 「（當局）一直以來想把廣西南寧打造所謂東盟交易中心，但東盟的需求主要是中國的小家電和工業產品，中國需要他們的農產品跟工業原材料、礦山等。這一塊目前像通過深圳、廣州，已經是能夠基本上滿足。」黃大衛說。 中共海關總署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以美元計，今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7.5%，進口下降4.5%。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份額繼續呈下滑趨勢。從去年4月到今年4月，中國佔美國商品進口的15.4%，為2006年10月以來的最低份額。 按美元計算，5月中國對東盟出口同比下降15.9%，這是從2020年5月以來的首次下降。 中國大陸港口的航運明顯放緩，空集裝箱堆積，深圳福田街道甚至把閑置集裝箱改造成志願者服務站。 經歷了三年疫情、房地產行業受打壓，以及美中貿易戰等影響，中共地方政府的債務越來越龐大。 5 王維洛評論說，「最關鍵的是這個平陸運河，它是不會有經濟效益的。為了讓廣西的出口更快一點，它有意義嗎？廣西本來出口通道是有的，原來走廣州、走深圳，那邊又不是滿了，又不是不給它用，那邊現在都空著。把這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拿出來，讓大家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對不對？」 「北部灣跟越南、柬埔寨，還有馬來西亞，運輸距離是比深圳、珠海要近一點。這個距離是不是起決定性作用呢？究竟是不是那720億成本能夠彌補過來呢？這個是沒法去估量，但對於從越南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來說，的確會節省部分費用。但是不是說節省了部分費用就引起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大量貿易來往，不是那麼大。」黃大衛說。 根據廣西財政廳公開的數據，2022年全年廣西省生產總值2.6兆人民幣，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688億人民幣，而預算支出為5894億元人民幣，赤字為4206 億人民幣。廣西多年來一直財政虧空巨大。建設727億元的運河工程，對於廣西來說是一項巨大的開支。 不過，有沒有錢是一回事，怎麼花錢建設工程是另一回事。簡單舉兩個例子來看廣西領導們建設項目的風格。 廣西官員對於建設超級工程絕對是很熱心的。位於廣西桂平市的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2015年開工建設，今年即將完工，總造價將超過280億元，且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船閘閘門。據悉，船閘的面積相當於兩個半足球場，門體高47.25米、寬20.2米，造價超過1億元。這也是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閘門，被稱為「天下第一門」。不論其必要性和效益如何，反正名氣是打出來了。 最能體現廣西領導們的審美觀和投資風格的，是2018年10月竣工的廣西新媒體中心項目。項目用地92.21畝，總建築面積256,000平方米，花費20億人民幣巨資建造。官方稱，大樓將「桂林山水」「龍脊梯田」等廣西山水元素融入建築外觀設計，是極具廣西文化特色的標誌性建築，是廣西的形象代表。2019年12月，該項目被評為「第十屆中國十大丑陋建築」之一，上榜理由為「低劣模仿，形象粗鄙」。 關於中共各級領導們對工程決策的方式，我們在之前的視頻中，進行過詳細的分析。官員拍板決策了工程項目建設後，知識精英們再去論證項目的必要性和經濟、技術的可行性。實際上所謂的項目可行性研究，不是真正去研究項目真正的可行與否，而是變成了為領導的決策提供技術方面的支持。 據官方公布的資料，至2035年，平陸運河的貨運量將達到9550萬噸，至2050年貨運量將達到1.2億噸，在考慮誘增運量的理想情況下，2050年運量將達到1.5-1.8億噸。運輸費用節約2035年、2050年將分別達到36億元和52億元。那麼這些數據是怎麼測算出來的呢？以什麼為依據呢？所有的運輸方式都算上，廣西全年的貨物運輸總量也只有區區21億噸。 6 中國這些年建設的超級工程全都做過可行性研究，結論都是技術、經濟上都可行，而實際結果卻與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預想的差別很大。例如，投資197億美元建成的港珠澳大橋實際車流和客流量還達不到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預測量的三分之一，民眾稱它為「ghost bridge」。其收過橋費的收入，還不夠支付其運營成本。投資77 Billion USD的超級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其中東線工程年平均實際調水量還不到設計調水量的10%；其中線工程，年平均調水量為設計調水量的約60%。其賣水的利潤還不到投資額的2.5%，貸款利息都不夠。雄安火車站，總建築面積47.52萬平方米，線路站場總規模為13台23線，其中鐵路站場規模為11台19線，有網民上傳的視頻顯示，車站廣場上雜草叢生，不見人影。 這些超級工程，都是領導們為了彰顯其政績而建設的面子工程。這些超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也都通過了專家評審和政府部門審批。 說起大運河，不禁要提到中國歷史上的隋朝。它的政權滅亡和當時的隋煬帝楊廣修建京杭運河有很大關係。另外，隋朝的情況和當今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 隋朝於581年3月建立政權，618年5月被推翻，僅存在了37年。 明末的大學者王夫之說，「隋之富，漢唐鼎盛時期也比不上」。宋朝歷史學家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也記載：「自古以來，最富的國家就是隋朝。」 歷史學者們總結，隋朝的滅亡，主要有三大原因： 7 1.過度的超級工程建設（可配中國的運河、高速公路、高鐵畫面）。隋朝修建全長1794公里的大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徵調的民夫達百萬之多。 公元607年隋煬帝下令修築從陝西榆林到北京的馳道，長達1500公里。為攻打高句麗做準備，高句麗就是古朝鮮。 據史料記載，隋朝修建東都洛陽城。參加洛陽城修建的人工每月都保持在200萬人，其間大量民工死亡。 2.窮兵黷武，發動戰爭（可配中國軍艦或軍機繞台、演習類畫面）。隋煬帝曾三次征伐高句麗。其中前兩次征伐每次動用兵力上百萬，龐大的兵源背後是運輸糧草所需要的民力和消耗的物資。更有數十萬士兵葬身於高句麗。 3.炫富和對外賞賜（可配習近平在西安會見中亞五國領導人，舉辦演出，大撒幣等畫面）。公元610年，有西域使者商人來到洛陽，隋煬帝為了顯示大隋的氣度，從正月十五日開始，就在端門外的大街上設盛大的百戲場。奏樂的人多達18000人，聲音幾十里外都能聽見，整個現場布置的燈火如晝，百戲一直演到正月底才結束。 隋煬帝到草原巡行，看看突厥是不是真的臣服，隨他出行的隊伍不僅有百官，還有10萬匹馬，50萬部隊。楊廣到達啟民可汗的大帳，在帳內設立隋朝儀衛和旌旗，設宴款待啟民可汗等突厥重要部族首領三千五百人，並賜予所有人絹帛共計數萬匹。耗費巨大。 4.奢侈浪費。隋煬帝還曾三下江南，每次隨從少則10萬，多則50萬。他乘的大船是一條長2百尺的大龍舟，上下共有四層，豪華至極。隨行嬪妃、王公大臣、僧尼道士、御醫尉師，分乘幾千艘華麗的大船，首尾相接，綿延有一百多公里。光動用拉船的縴夫就多達8萬餘人！ 8 隋煬帝作為最高統治者，建超級工程，窮兵黷武，驕奢淫逸，結果把大隋政權葬送掉。 看看當今中共的花錢模式，修建超級面子工程，花費巨資造航母、造軍艦，太空站上天，對外大撒幣。而許多民眾基本的生活都很難保證，甚至吃不上飯、看不起病。房價過高，民眾買不起房，有人甚至住水泥管子或露宿街頭。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也沒有言論自由，如果說了令中共不高興的話，動不動就讓人消失。中國貧富差距極大，紅色權貴家族壟斷大量社會財富。普通民眾上升進入高階層的通道被斷絕。特權階層則為所欲為。 一個大國領導人，喜好建設超級工程彰顯政績，不顧國內民眾的困苦，對外大撒幣，還總想著為世界人民指明方向，做千古一帝，豈不可笑？ 當然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今中共黨魁是用這種方式把中共的家底敗壞光。如果中共沒有了經濟能力，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不過，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要經歷怎樣的痛苦啊。
上周末，持續了幾乎一整月的年中電商促銷結束了。今年，各平台們很低調地披露銷售數據。前三大電商只有京東公布了下單金額，6.1-6.18累計下單金額超3438億元，同比增長27.7%，較去年同期慢5.9個百分點。 天貓強調商戶參加數量，拼多多則增設品牌旗艦店入口，並繼續宣傳百億補貼。據星圖數據的統計，18天的大促期間全網銷售額同比增長 26.5%至5784.8億元、增速慢於2020年同期。 平台們找了各種理由拉長促銷周期，從最早的一天變成後來的近一個月。但這種時間的「通脹」對銷售數字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弱。 起初的618購物節只有6月18日這一天，這是京東在公司成立日做的一個周年慶活動。之後不同的平台加入，衍生出多種通脹版本，有6.16-6.18的3天版本，也有6.1-6.20的半個多月版。而今年，京東是5.24-6.18。 一年兩次超級大促，跟618相對的「雙11」，也在經歷時間的通脹。 2020年，天貓的雙11活動拉長為兩波，11月1日-3日是第一波，11月11日當天是第二波，官方戲稱為「雙節棍」。 這還只是正式促銷時間的膨脹，如果再算上預售的機制，那618和雙11都可以看做是持續一整個月的大促活動——2014年，阿里的「天貓雙11」引入了預售，活動從10月15日開始，到11月10日的將近一個月時間裡都是預售期。 這麼做，不全是為了讓銷售數字變得更好看。 無論是雙11還是618，「購物狂歡節」作為一種發明，帶來的都是脈衝式購物——消費者在有限時間的優惠刺激下，會集中購買很多商品。 早期會給商家的經營帶來很大挑戰，比如前期的貨品準備，大促期間的發貨安排，後期集中的售後服務等等。對物流的挑戰也是一樣的，2014年之前，雙11期間的快遞就頻繁發生爆倉。 而預售機制，周期拉長帶來的是提前近一個月的確定性。商家可以提前備好貨，對銷售有一個更準確的預測；快遞公司可以提前準備好對應的人力、場地、車輛，避免無端資源浪費或者準備不足。 隨著各種電商基礎設施的完善，物流爆倉、支付界面卡住、電商結算平台報錯這種非常影響購物體驗的情況鮮有發生。不過平台沒有調整購物統計口徑。 2017年，阿里巴巴集團市場公關委員會主席王帥就對京東雙11期間達到1000億的下單金額表示質疑，「只要京東自己願意，可以把一年的下單金額都算成雙十一跨年大活動的下單總額」。 時任京東集團CMO的徐雷則回應，「搞不明白，為啥你家可以提前預售20多天開賣然後算一天銷售額，我家不能正常開門做買賣只算11天購物季的銷售額了。」 2020年，天貓又把雙11銷售統計範圍從原來的當天變成了11.1-11.11共11天。這讓雙十一銷售額失去了比較的價值。 國內一家券商曾在一份報告中點評電商上述行為時說，過去的大促是為了拉新，通過巨大讓利折扣吸引線下的消費者轉移至線上，然後養成銷售習慣。現在，則更像是一場大型團購，只不過將消費時間集中提前或推後至雙十一期間，以享受折扣。 統計口徑變化的背後，可能是平台意識到居民消費增長有限。突如其來的疫情又打亂了很多人的節奏，令線上大促帶來的消費刺激已經沒有起初那麼明顯了。這就不奇怪為什麼中國的購物節不但越做越長，還越做越多。 不光是618和雙11這一年兩次的促銷時間在拉長，整個線上的促銷名目也在發生膨脹。雙11之後有雙12，再之後有元旦、年貨節；到了春天，有開春促銷，夏天有55折扣節，秋天有99划算節……幾乎每一個月，只要想買東西都能找到對應的購物節。 不外乎，有網友如此回應：「放過我們這些消費者吧，我們買不動了……」
中共7月底召開為下半年經濟布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在與科技和製造業企業家「談談心」，「鼓鼓勁」時，先期傳遞了「雙循環」的經濟發展策略。他說，「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這個策略重點是發掘內需潛力，逐漸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那之前，當局曾在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遞了將發展策略向內轉的信息，並提及外部越來越有敵意的環境。 「內循環「 = 「自力更生」= 「閉關鎖國「？ 習近平對企業家說，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報道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員的話說，是「確認內循環為主，相當於『自力更生』 」。 「自力更生」是毛時代閉關鎖國時代的用語，以此描述中共疫後經濟政策，會令人產生中國重回閉關鎖國狀態的疑慮。不過習近平對企業家們說，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習近平選擇「談談心」的主要是科技和製造業有代表型的企業，包括微軟和松下電器等外資企業。這一方面是和他其間所說的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相關，同時也有意消除有關「閉關鎖國」的憂慮。 習近平：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在那之前不久，新華社在7月中旬的一則消息中說，習近平在給「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的回信中表示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中外企業投資發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資環境，並表示外國企業「堅守紮根中國發展是正確的選擇。」 新華社消息未透露它所說的這個有39家跨國企業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聯名給習近平寫了信。但是該消息稱，那些首席執行官讚賞「中國在習近平主席堅強領導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並率先復工復產，為支持全球抗疫和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並稱習近平關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的「重要論斷」「堅定了他們對中國的信心和繼續紮根中國、服務中國的承諾。」 習近平的這些動作或是為了消除外界對「內循環」的疑慮。他所強調推動的技術創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 中國已經在試圖對其經濟進行再平衡，從依靠出口帶動增長轉向由內需推動。中國進出口在GDP中所佔比例已經從2006年時的64%降到2019年的32%。 轉型：內需瓶頸和民族品牌 但是，中國雖然提前走出疫情，並通過政策支持推動經濟復甦，但消費瓶頸則威脅到復甦的可持續性。 習近平不久前在吉林考察時，提出要把民族汽車品牌搞上去，接著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正式開通。這些都表現出中國希望擺脫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技術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關鍵的核心技術。中國的產業計劃「中國製造2025」就是為在一些新技術領域領先全球而制定的。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最近發布的一個題為《中國大戰略 —— 趨勢、軌跡和長期競爭》（China’s Grand Strategy –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的報告中，稱中國正處於其外交和經濟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門重組持續不斷、雄心勃勃努力的陣痛期。 蘭德報告：中國外交和經濟的進展和制約 這份報告認為，過去數十年里，中國已經遠離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中央計劃經濟，以及毛時代的反智主義，在與世界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經濟，以及建立規模上適合中國的學術和國家運營的科技園區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 這份針對中國的戰略性分析報告指出，今後中國已經不再是要在那些領域跟世界接軌，而是要學會在外交、經濟和技術方面如何領導。報告認為，在外交方面，中國在努力改善其相對於美國、其他強國、鄰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戰略地位。雖然中國有時候能夠令人驚訝地同時應付多個外交問題，但壓力顯而易見。 蘭德公司的報告提到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動蕩時表現出脆弱性，而其覆蓋範圍廣泛的科技目標會面臨全球範圍的激烈競爭，其政治和組織文化則在為改善知識產權保護和培育真正的知識自由氛圍等創新推動因素設置障礙。 施道安：北京的敏感神經和對美深刻疑慮 報告發布新聞稿中，領銜作者，蘭德公司的亞太專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北京對內部安全的高度關注，以及對美國對華意圖的深深懷疑會挫敗華盛頓改善雙邊關係，鼓勵更加自由的國內政策的努力。他說，北京在應對此次疫情時的不公開做法加劇了它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緊張關係，也對它和主要貿易夥伴間的經濟脫鉤起到推動的作用。 外界批評北京在疫情初期習慣性地對信息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傳播的幾天關鍵時間。疫情發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對外界關於病毒起源的談論極為敏感，其外交「戰狼化」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反感。急於甩鍋和美方打起「口水戰」，激化了美中間的緊張關係。 北京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談到中共在外交上從執行了33年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近年來外交逐漸「戰狼化」，導致當前中國外部環境惡化的嚴重後果。 章立凡說：「外部環境本來很友好，就是說大家對中國的態度都比較友好，然後這8年時間就變成了現在這樣，在國際上完全孤立。這個不能不說是這種『戰狼外交』的一個嚴重後果。」 章立凡：中共疫後一手好牌打到爛 這位歷史學者說，當局接著又在香港問題上，導致與英國和歐盟國家也失去了相互信任。他說：「現在就是打腫臉充胖子，本來一手好牌打到爛，但是，還應說是取得了勝利。」 中共當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做法，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是虛擲了一個大好歷史機遇。對於曾多番在全球多邊場合流露出領袖意願的中共領導人，未能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一個世界領袖和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起到的作用，反而急於維護和修補領導者的名聲。全球抗疫之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其所謂內部問題上做出明確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權價值觀念的對立面。 美國繼而在更大範圍對中共發起挑戰，在經歷兩年以關稅戰為形式的貿易爭端隨著兩國年初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暫時休兵，美國加大了對華技術出口和中國投資的監管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國政界，相關議案在國會受到兩黨議員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對在美上市卻不願接受會計審核調查的中概股發出摘牌警告，或在貿易戰火未熄時，又另闢金融戰場。 這些對於面對疫後可持續復甦壓力的中共而言，將會有更多的壓力。 施道安：疫情加快中國與貿易夥伴脫鉤 蘭德公司政治學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見認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將加快中國和其主要貿易夥伴國間的脫鉤。但在一些經濟學者看來，美中的脫鉤更為明顯地表現在科技方面。 經濟研究機構IHS Markit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對美國之音說，雖然近幾個月美中經濟和政治關係惡化，雙邊貿易量仍然維持在很高水平，在雙邊貿易方面沒有明顯的脫鉤跡象。但是，比斯瓦斯說：「在技術相關的貿易和投資方面則有更明顯的裂痕，美方已經宣布的限制令對中國幾家主要技術公司影響巨大。」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貿易專家加里·哈夫鮑爾(Gary Hufbaur)也認為，美中脫鉤步調緩慢，但並不表示特朗普會完全放棄與中國脫鉤。他說：「在技術方面，脫鉤顯然在繼續，這方面是沒有疑問的。」 美國掌握著中方技術命門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對彭博新聞說，中國當局的急迫感越來越強，因為美國不僅抓住了命門，而且表明他們打算施加壓力，就像華為和中興的境況。 白明所說的「命門」就是中國在技術上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半導體晶元設計和製造方面，中國的公司仍然嚴重依賴美國晶元製造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將會對華為和中興等技術公司形成巨大的壓力。而中國此時加強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彭博社的報道援引專家的判斷，認為中國要在晶元製造方面趕上美國，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緊供應的情況下，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北京計劃在2025年實現晶元70%自給，被廣泛視為不現實的目標。據總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分析，中國晶元目前自給能力僅有16%。 新發展策略有意忽略一帶一路？ 上周四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帶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周五發出的分析郵件中談到會議忽略「一帶一路」，稱是「明顯偏離此前的國家戰略。」他認為，其中原因或與範圍更廣的美中衝突有關。不過，陸挺認為，回撤對於中國而言是有意義的，因為它需要調整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 當局尚未就「雙循環」政策細節做出說明。但預料它將成為今年10月中共開始進行「十四五」規劃的政策基礎。 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報道彙集了部分中國金融機構及外資金融機構在華分支的高級經濟分析師對北京當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看法。有經濟學家在一個論壇上稱政府「內循環」政策真諦是「開放」，通過釋放國內的經濟和消費市場的潛力，結合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國企業把產業鏈、工廠、店面繼續留在中國，享受他們在地的消費市場潛力。 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雙循環的互動基礎仍是改革開放，通過制度創新推動關鍵領域改革」云云。 習近平近日與中外企業高管的談話，以及官媒報道所說的他給跨國企業首席執行官聯名致信的回復，意在消除新的經濟發展策略帶來的疑慮。例如相當多看法是當局轉向內循環是要回到「自力更生」的閉關鎖國的老路上。 有關脫鉤的說法也在這期間受到渲染，易令外界產生中國意圖回到孤立主義時代的看法。 金融領域未見脫鉤但漸融合 儘管在技術領域，美國掌握著中國技術的最薄弱環節，並表現出施壓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關於金融領域可能另闢戰場的預測看起來與現實有偏差。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該智庫網站上登載的一篇分析中寫道，雖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脅要對未能符合美國會計規定的中概股從美國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的一條推文中稱「和中國完全脫鉤」是美國的一個政策選項。 但拉迪認為，中國實際上更進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場，美國的金融機構也積极參与了這一進程。他認為，這一趨勢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脫鉤的可能性持續降低。 他這一論斷的一個例證是美國和其他中國境外的金融機構在中國的作用顯著增長，中國監管機構在2019到2020年放鬆了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在華經營在所有權方面的限制。此前，外國金融機構大多是通過在合資企業中擁有較少股份進入中國市場。 規模高達47萬億美元的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對美國的銀行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政策放鬆後，在華經營的一些主要金融機構都採取行動，通過增持成為合資企業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華合資公司的股份，以51%成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為首家在華全資經營的外國期貨公司。 此外，拉迪還指出，中國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另一個例證，即流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資本都在增長。他說，兩國在金融領域脫鉤的跡象則表現在受美國對中國投資加強審查以及中國對資金流出加強控制影響的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在2016年達到465億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經跌到48億美元。 習近平的右轉和中共的改開 但是，拉迪對於今年中共當局再次提及改革並不看好。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隨後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涵蓋廣泛的改革意見。拉迪當時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改革計劃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內容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的內容相同。他一方面將最近發布的方案視為積極訊號，另一方面則持觀望態度。 拉迪批評當局在混合所有制上變本加厲。他說，自己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它會帶來變革。 在不久前亞洲協會舉辦的一個中國經濟在線論壇上，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談到中共在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今年又提改革，這期間到底有什麼變化。 陸克文認為，習近平在2013到2015年傾向於經濟自由化，也就是中國政治中所說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於中國大陸發生了一次金融危機，或導致習近平認為金融改革最終帶來的是像美國金融市場那樣的完全失控。 陸克文說：「從那時起，你開始看到中國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發生了明顯的迴轉。」 2015年底，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說法出籠。陸克文說，這組詞聽上去很有技術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實際上並不是那樣。 他說：「如果你把供給側結構改革進行結構，那實際上就在中國經濟的細節之中。大體上就像是黨中央的文件所闡述的那樣。基本上是產業政策的集合，而國家和政黨正式通過這樣的政策加強對經濟的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