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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3年的疫情冲击和中国经济下滑之后,北京中关村,作为一个科技产业和创业者聚集的地方,许多企业因财务困难而纷纷关门大吉,导致不少办公室和商店空置,整个地区显得冷冷清清。即使幸存下来的企业也不再盲目追逐融资和扩张,而是采取务实的态度,专注于深入研究硬科技。 根据星岛日报援引中国科技专业网站”IT橘子”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中国有3378家”新经济”型企业宣告破产,尽管倒闭数量较2021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在2020年至2022年这三年的疫情期间,仍然有超过1万家企业倒闭。 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仍然有大量企业陷入了”破产清盘潮”。2022年倒闭的”新经济”企业前十名分别是电商零售、企业服务、教育、文娱传媒、本地生活、金融、传统制造、社交网络、医疗健康和工具软件。 由于中关村是上述产业在北京的大型聚集地,也是众多有志创业者的聚集地,因此中关村明显受到了影响。根据报道,中关村曾经最热闹的核心地带”创业大街”如今相当冷清,人流稀少,不再像过去那样热闹。 一位中关村的书店老板表示,当地一些公司都已经搬走了,”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他的书店隔壁曾经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家餐馆。 在创业大街上,过去有很多标榜”创业咖啡馆”和”创业空间”的场所,许多有志创业者和投资者经常在这些地方会面,畅谈创业构想、未来愿景和融资合作,号称”喝杯咖啡,一份投资意向就能达成”。 但报道指出,如今一些大型的”创业咖啡馆”只保留了靠窗的两排座位,却仍然只有1个客人,而空出的位置则改成了办公室。同时,这些咖啡馆也被”小清新”类型的文艺风咖啡书店、茶饮自习室所取代,店内只零星坐着几名安静的顾客。 经营新创企业办公空间、是当地知名地标的”优客工场”创办人毛大庆表示,如今中国的创业形态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资本繁荣不再存在,新成立的一些创新公司专注于”硬科技”,不再拼命包装融资,”踏踏实实地创业,这样就很好”。 毛大庆指出,尽管中国近几年的经济环境不太好,但小企业数量其实并没有明显减少,且涌现出许多非常有趣的创新公司。 他提到,与以前在资本繁荣时代”四处筹钱包装”的创业者不同,这些新的创业者”心态稳重,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且热衷于深入研究”硬科技”,比如人工智能、医疗,甚至研究最基本的数学模型。同时注重盈利,”量入为出地经营”,这种创业取向是很好的。
欧盟在周二(15日)公布《数码服务法》和《数码市场法》草案。该草案盯准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俗称GAFA的技术巨头。按照这两项法规,企业若违反规定,将面临天价罚单,或者被禁止进入市场。据悉,这两项草案是欧盟20年来最大的相关修订。它修改了有关“数码把关者”(digital gatekeeper)的定义,意在加强监管平台内容及确保企业能公平竞争。 路透社消息指,《数码服务法》将要求用户数目超过4500万的网络平台,须要有能力消除仇恨言论、儿童色情、基本人权错误内容,防止平台遭滥用,并需要公开其广告操作细节,容许独立审计监督。如果平台上的内容或广告操作违规,最严重可被约占收入6%的罚款。 《数码市场法》授予欧盟新权力更快执行竞争法,在演算法及使用个人数据方面推动数码平台增加透明度。在《数码市场法》之下,过去3年在欧洲收入不低于65亿欧元,或在上一个财年市值达到650亿欧元,且至少在3个欧洲国家提供服务的企业将被定义为“守门人”(Gatekeeper)。这些企业必须与竞争对手和监管单位分享指定数据,并且不可把产品在自家平台上的排名超越竞争者。 预料受影响的10大科技公司:美国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微软(Microsoft)、Snapchat、中国阿里巴巴、字节跳动(Bytedance)、韩国三星(Samsung)以及荷兰订房网站Booking.com。 一旦这些公司被认定违规,不仅将会被罚款(金额多高将为其年营业额的%),还将被下令拆解。 法广报导称,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事务专员韦斯塔杰(Margrethe Vestager)表示,这确保用户在网上有广泛的安全商品及服务选择,欧洲企业能自由及公平在网上竞争。草案将要经过漫长及复杂的批准程序,涉及欧盟全体27个成员国与欧洲议会。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迪耶里-布列顿表示希望法案能够在18个月之内走完流程生效。 正在与欧盟进行脱欧最后谈判的英国,也在周二(15日)提出立法提案。该提案称,如果脸书、推特和短影音应用程式TikTok(抖音海外版),不能删除和限制儿童性虐待和恐怖主义等非法内容的传播,将面临高达营收10%的罚款。 另外i,美国司法部及11个州也在今年10月入禀控告Google在网上搜寻及网上广告方面滥用优势,以保持市场垄断地位。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周二(15日)宣布,已聘请两间律师行加入诉讼团队。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在德州的诉讼最快本月开庭。
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加大香港政府截取网络通讯的权力,增强警方对网络内容和言论的控制。外界担忧香港将出现类似中国大陆的网络防火墙。尽管西方网络科技公司纷纷表示暂停与港府合作,拒绝交出用户资料,但专家认为这一做法不是长久之计,外国科技公司可能在“港版国安法”导致的隐私保护环境恶化的压力下选择离开香港。 评估港版国安法影响 “港版国安法”出台实施后,香港当局7月6日发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授予香港警察要求网络信息平台移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的权力。 7月7日,多家科技公司宣布,将暂停处理港府要求分享用户信息与数据的请求,其中包括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推特(Twitter)、微软(Microsoft)旗下的领英(LinkedIn)、网络会议技术公司Zoom和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的母公司。 苹果公司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对新法细则进行评估。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已经有至少一家西方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考虑包括撤离在内的所有选项。报道没有指出具体是哪家公司。 数据隐私专家、加拿大全球隐私与安全设计中心(Global Privacy & Security by Design Centre)执行总监安·卡沃基安(Ann Cavoukian)对美国之音说:“我的理解是,脸书和谷歌现在都在考虑离开香港……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掌握的所有用户信息都可以被中国当局获取。没有人希望这样,脸书的用户当然不希望这样。” 不与港府合作只是暂时做法 中国政府则试图通过“释法”来打消公众对于“港版国安法”钳制言论自由的担忧。 有中国中央政府官方背景的“香港迈向明天关注组”6月末发表《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释疑(20问),其中一项“释疑”条文说,“港版国安法”出台后,“香港市民可以如常使用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完全可以得到保障” 。 “释疑”加了一句:“国安立法只针对极少数人和少数几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活动,对大多数公众没有影响。” 言论自由倡导者担心,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愈发严厉,“港版国安法”的“国安”定义涵盖范围之广,可能让任何敢言民众都成为监管者眼中的“少数人”。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港版国安法”规定了一套“在以往的体系中不存在的政治罪名”,并“鼓励警方动用宽泛的权力来调查这些罪名”,从根本上颠覆了香港的法治。 分析认为,西方网络科技公司拒绝与港府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王松莲美国之音说:“可以想象,一旦当局要求他们提供信息,他们这种(拒不合作的)立场会使他们与当局发生冲突。” 她继续说:“他们的法定代表人和雇员可能会因为不遵守法律而受到惩罚。” 警方可绕开法庭直接搜查网络资料 脸书公司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共收到香港政府的241个分享数据请求,脸书只配合提供了其中46%的请求。 脸书公司网站发表的官方声明说,“Facebook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我们的服务条款回应政府的数据请求。我们收到的每一个请求都经过仔细审核,以确保其在法律上充分性。对于过于宽泛或模糊的请求,我们可能会拒绝,或要求提供更多细节” 。 数据隐私专家卡沃基安曾担任三届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与隐私事务专员。她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执法机关希望从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获取用户的数据,必须有合理依据,证明调查的必要性,并必须从法官取得法庭的授权令(warrant)。 卡沃基安说:“他们(政府)必须经过这个司法程序,这非常重要” 而在“港版国安法”的规定下,警察在秘密审查和删除网络内容时可以绕开这样的司法门槛。法律界人士注意到,与其他和截取信息有关的法律规章和国际普遍做法不同的是,在新的法律规定下,警方毋需获得法官的批准。 实施细则说,如果警务处长有“合理理由”怀疑电子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会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发生”,可在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下,授权警务人员要求发布者、平台服务商、主机服务商以及/或者网络服务商移除相关信息,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达该信息,或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达这一平台或相关部分。 人权观察组织的的王松莲特别指出这部法律加大了警察秘密监视的权力。她说:“在使用秘密监视方面,这部法律实际上允许警察在不申请法官司法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这样的活动。” 王松莲还说:“所以我可以想象、我们也希望这些公司正在进行一种全面的评估,以保护用户的权利,同时保持让用户获得他们的服务,并采取减轻(影响)的措施,在确保用户的权利的同时降低自身运营的风险。” 王松莲:网络设限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大陆“网络防火长城”外的香港一向秉承言论自由、通讯自由,而“港版国安法”则首次以立法形式明文规定,当局有权以网络平台信息危害国家安全为名,要求主机服务商或网络服务商(ISP)禁止任何人接达境内外网站。 王松莲说,香港从未有过任何要求审查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任何开此先例的做法都会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反对。 她特别提到香港“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之后,警察对通讯软件越来越严格的管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香港让警察实际上删除了一些人的Telegram频道内容,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切断对某些网站的访问,只是时间问题。” 这意味着,即使脸书、谷歌这样的外国科技公司将业务迁移到香港之外,或者将服务器移出香港,香港当局仍然可以要求本港网络服务商切断对某些网站的访问。 《金融时报》说,谷歌、亚马逊云计算服务(Amazon Web Service)以及微软都在香港设有数据中心,脸书和推特则没有在香港的本地数据中心。 王松莲还指出,外国公司考虑离开香港,担心的不只是“恶法”的使用,还是对美中关系大环境恶化的担忧。 “美国因为(中国)侵犯人权或不正当竞争而制定的任何惩罚中国政府的措施,都可能意味着这些美国公司成为报复的目标,只是因为它们是美国公司。” 另外,虽然中国大陆禁止普通网民使用谷歌和脸书的搜索功能和社交媒体服务,但这两家公司都在中国经营广告业务。脸书广告帮助中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海外推广,大部分业务是通过香港办公室完成的。咨询机构Pivotal Research的统计表明,脸书在2018年通过中国大陆广告客户完成了50亿美元的广告销售额,中国成为了脸书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广告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