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1月22日，也是中国新年的下午，号称黄河第一坝的河南省三门峡水库突然无预警放水，导致河道水位猛张。原本下游河道已几乎干涸，很多市民在岸边浅滩及河道中拍照、游玩。一些在河道中央的市民来不及撤离，被突如其来的大水冲走。有亲历者透露，河水6分钟就上涨了约1.8米。官方通报称截至1月23日早7点，已救出10名溺水人员，其中6人身体经检查无恙已回家；2人正在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2人经紧急抢救无效死亡。经连夜排查和群众反映，另有7人联系不上。目前搜救、核实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网友表示，三门峡大坝无预警放水，这是明显的人祸！在农历大年初一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实在令人气愤！ 据陆媒红星新闻1月23日报导，一名目击者表示，事发地在黄河大坝下游，距离黄河大坝风景区一到两公里左右，距离三门峡市区约40公里。这里是三门峡市地方政府开发的一个旅游景点，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因河道岸边有浅滩和小沙滩，被当地人称为“马尔代夫三门峡分夫”。当天天气晴朗，又是大年初一，大家都在休假，因此来这里游玩的市民很多。 据网友上传的大量视频显示，事发时有人去河道中央的石头上拍照游玩，突然大水从上游倾泻而下，不少人被困于水中。水流越来越大，有的人体力不支被冲倒在水里挣扎，有的人拼命地涉水往岸边移动，有人拿树枝救援，还有人被岸边的人拉上来的，也有人被湍急的大水冲走。 一对男女相拥河站在石头上被水围困，不能挪动，岸上很多民众看着替他们着急，但两人还是被冲进大水中。 一名亲历者在接受陆媒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称，涨水时，他正在三门峡大坝下游大概1.5公里左右的地方，距离下游出事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他经常来黄河玩，比较熟悉河道的情况。考虑到冬天河道不会涨水就下了河道，爸妈在岸上等他。他踩着石头走到河道中间，差不多下午4时10分，他站上一块高度约1米的大石头，5分钟后他察觉到河水开始上涨，但这时，他已经没有退路。他准备脱掉鞋子蹚水回来。“差不多6分钟左右，河水上涨到了大约1.8米，因为我的身高是1.75米，我被完全淹没了”。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更让人们认识了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危害。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 三门峡大坝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一个集权专制政体政治挂帅领导内行的悲歌，黄河之水代言了中共专政下民不聊生的呜咽心声。如今残存的三门峡大坝，以中共领导头目塑造伟大假象开端，持续暴露着中共祸国殃民的恶行。 而当时极力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这位曾经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清华大学的教授，1957年就被当局打成右派，遭受歧视、迫害长达22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而那些不惜祸害中国、支持三门峡上马的所谓水利专家们，却相继飞黄腾达。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一样，黄万里一生还坚持反对建长江三峡大坝，但他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他还详细陈述了三峡大坝的12项弊端，并预言三峡大坝终将被迫炸掉。他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全部应验了；他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
55年前，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杀戮、抄家、批斗事件，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故称“红八月”。当年8月24日和随后几天，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及其家人经历并见证了人才济济的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园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了她父亲和一些她熟悉的清华学者、文人在1966年“红八月”中的遭遇，以此来揭露那些赞美毛时代、篡改历史并煽动文革回潮的中共官方宣传，并呼吁人们牢记“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 黄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 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肺癌病逝。 黄万里的小女儿、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中回忆了黄万里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惨烈冲击。 同在清华园 父子见面难 黄肖路说，她父亲黄万里1957年因在清华校内刊物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 中了毛的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她母亲丁玉隽当时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 黄肖路说，她二哥黄二陶是清华大学冶金系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1967年毕业，当时住在清华园学生宿舍，却因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气氛，有三个半月不敢回到清华园新林院5号甲的家看望“右派”父亲、母亲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学生宿舍。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我二哥黄二陶都没有回家看过。因为我们都互相避讳，怕（被认为）回反动的没摘帽的大右派父亲家串联什么的。我们互相都要回避。” 阴阳头、癞痢头、光头 1966年8月24日，黄万里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以后还被剪了阴阳头。 黄肖路说，她父亲当天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后回家，用家中使用多年的理发推子自己把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的平头。 “到了1966年8.24晚上，就派上了用处。我父亲就把这个推子找出来。我妈还没回到家，他自己就把红卫兵给他剃的阴阳头，照着镜子，差不多地推成平头、一个光头。” 黄肖路告诉美国之音，第二天黄万里到水利系劳改地点后，红卫兵命令他把一同劳改的难友们剪成阴阳头。 “红卫兵递给他一把破剪子，说黄万里，去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理了，理成阴阳头。我爸当时特有心眼儿。就故意把他们的头发左边剪掉一些，右边剪掉一些，弄成了我们所谓的癞痢头。” 黄肖路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以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子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躲到天黑以后才敢回宿舍。 “那时候单身的人连把剪刀都没有。他们想着明天要带着黄万里给剃的癞痢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鞭打呀、侮辱啊，正在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乓乓乓敲门，宋德楠和陈尔桔一看，黄万里冲进来了，递给了他们这个推子，说你们俩赶快理，你们理完了，我还得送给胡嘉博他们呢。这两个人当然用感激涕零都没法形容了。” 黄肖路指出，黄万里当时的身份是没摘帽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天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去给他的难友们送理发推子，尽其可能地维护他们起码的一点尊严，他的仗义为人让当年的难友们至今难忘。 “黑帮”被迫互相打人 又过一天，8月26日，黄万里的好友、清华校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边的人。 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打刘冰耳光，以武力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 后来谢祖培把这件事告诉了黄万里和家人，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 医学专家渴饮厕所水 黄肖路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是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名炊事员工资的将近十倍。黄肖路说，谢祖培在8月24日那天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并且出了很多汗，口渴难耐，可是那名炊事员不许他喝水，他就想了个办法，到厕所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作为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就趴在蹲坑，拉了水箱，水流下来，他趴在蹲坑那，用嘴接住了清凉的水。他笑眯眯地对我爸说，‘黄先生啊，我这辈子可没喝过这么甜美、清凉的水了。’” 钱伟长拒当搬尸工 1982年，黄肖路移居美国，目前在华盛顿近郊居住。她告诉美国之音，1990年代末，她开始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 黄肖路指出，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和专家教授们被关进“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四十天以后才放出来。 黄肖路引用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教授的回忆著述表示，黄延复当时也被关在生物馆，他曾听到钱伟长在被关押几天后向红卫兵要求回家，并说他不想再去搬死尸。 “他就听见，可能是8.26、8.27了，钱伟长就在那大吵，好像连哭带吵，说‘我今天再也不去搬死尸了。我宁愿……你们就把我放了吧，我回家了。’” 黄肖路表示，那段日子清华园几乎每天有人丧生，有不堪凌辱暴力虐待被迫自杀的，有被殴打致死的，也有一些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服安眠药自尽的。 黄肖路估计，1966年 8月24日之后几天之内，清华园至少有10位老人死于非命。但是她说，那段时间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直是个谜。 亲人相聚 悲喜交集 黄万里夫妇育有三子三女，黄肖路在三姐妹中排行最小。 黄肖路说，1966年8月27日，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狂潮稍微缓和，她的大姐和二姐等家人从北京市东城来到清华园探望父母。二姐黄无满看过黄万里后背上被皮带抽打的道道伤痕后，庆幸父亲仍然活着，并且说了让黄肖路感到惊讶的一番话。 “我二姐就特别高兴，说‘爹，你真幸运呐。你知道吗？我们东四礼士胡同小学的体育老师都被打死了。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见着地富反坏右，甚至于根本不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认为的坏人，就是往死里打。你在清华大学里待着，到底是大学生，比那些中学生文明多了。你才受了这么点皮肉痛苦。’” 黄肖路回忆说，听了黄万里用推子把自己被剪的阴阳头改成了平头，第二天又冒险送推子给四个难友，让他们把癞痢头改成平头、光头的故事，她大姐黄且圆吓得几乎要哭了。 “她说，‘爹，你怎么这么大胆？你不怕红卫兵要报复，要刮你的头皮呀？你怎么这么大胆。两个人，一个是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害怕得快要哭了。唉，我永生难忘。她们说话的表情、语气我永远记着。” 在结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黄肖路引用已故文学家巴金的话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所以对我来说，记录文革历史，是防范文革灾难再来的第一首要任务。”
黄万里与张光斗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1949年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专案的技术领导和谘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1954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援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13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3％，20年一共减少60％，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资料，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共产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1957年5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楣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甚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份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援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谘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1994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 三门峡工程失败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著右派的帽子，后来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1982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品质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2002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品质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品质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品质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品质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品质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品质问题，我们的品质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品质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1989年6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