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高管「闢謠」北京空難 網民質疑「AI換臉」
2026 年 7 月 1 日
黑龙江鸡西市前副市长李传良曾遭红色通缉的经历，随其涉及31亿资产的“贪腐案”被海内外网民热炒而曝光。知悉李传良案内情的中国和美国律师都表示，李传良遭红通是中共滥用红通的典型案例。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李传良近日接受多家媒体和自媒体采访，强调自己不是贪官，中共2020年9月起对他采取的多次司法行动，都是为了报复他在海外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并以此为由抢夺他及家人的财产。 不过，近日有网路社媒称，李传良2020年8月开始在海外发声，但同年2月中共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李传良发布红色通缉令，因此怀疑李传良的“报复”说不成立，甚至有人直指李传良就是中国贪官。 正确的红通日期 李传良究竟何时遭到红通的时间引起争议。李传良的美国律师米歇尔·埃斯特伦德（Michelle Estlund）表示，她2021年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李传良红通的确认函。 该确认函显示的时间为2021年2月22日，并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根据该组织的中国国家中心局（INTERPOL National Central Bureau in China）的要求，对李传良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令的基础是黑龙江公安厅2020年9月20日向李传良发出的逮捕令，罪名是“腐败罪、贿赂罪”，最长刑期可达终身监禁。 这份确认通知函并未载明李传良的红通是何时发出的。埃斯特伦德表示，他们他们只知道是在2020年9月20日之后，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说明，对李传良的逮捕令是在2020年9月20日发布的，这是发布红通的基础。 中共官媒中国网新闻中心报导称，除了2020年9月20日黑龙江省检察院对李传良批准逮捕外，因为李传良2018年11月就离境，2020年12月1日黑龙江省公安厅还对他发布通缉令。报导另提及，2020年7月10日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已经对李传良进行立案调查，李传良此前曾表示，他并不清楚7月的这个日期如何而来，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通知。 对于网传国际刑警组织2020年2月就发出红通，埃斯特伦德发声明澄清，这是因为她在一篇网路文章中误将2021年2月写成2020年2月而造成的误会。 红通的撤销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网页，红色通缉令一般不会对外公布，只限于执法部门使用。 李传良表示，2021年初他通过律师主动向国际刑警组织打听，才得知他的姓名被列入红通名单；在此之前，从2020年9月他被发出逮捕令开始，他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和朋友相继被中国司法机关抓捕，“最恐怖的就是这段时期，有朋友提醒我，他们这种迫害，不仅是在国内采取各种手段，还会通过各种编织的经济罪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你。” 李传良确认自己上了红通后，通过律师于2021年5月向国际间刑警组织提出申诉，而国际刑警组织当年8月就暂停执行红通。 第2年（2022年）2月，李传良就收到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撤销红通的通知。该撤销通知引用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规定，强调在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IIS）中的案件信息须有明确的目的，且案件信息须与其目的相关，且不过度。但该撤销通知没有直接解释中国方面提供的案件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一规定。 根据李传良提供的材料，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共对其案件的处理违反了多项原则，“我们准备撤销申请时，发过去的申请材料主要是证明（中国政府）违反了人权、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国际法律原则。” 中共惯于滥用红通 此前，李传良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共对他司法不公。李传良10月2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对他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司法机关指控我涉嫌总额为31个亿的贪污、受贿，我坚决不承认，我一笔也没有。” 他也辩驳表示，“辞职后，我合法经营，我有合规合法的收入，我有这个能力，但金额我现在不便说。” 代理李传良亲友相关案件的律师团成员之一、前中国律师伍雷说，这个律师团的成员都认为，李传良并没有中共指控的这些腐败罪行，“他的案子我很熟悉，他就是在做生意，就是正常做生意，他也没有利用职权来贪污钱。这个案子，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来抢他的钱，也就是黑龙江那边。” 对于有不少网民认为中共体制内无官不贪，质疑李传良在黑龙江当了那么多年官，怎么可能不贪？ 伍雷说，他自己也在中共体制里待了10年，很熟悉中国官场，“现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仇官仇富，我也办了很多官员的案件，你相信有官员靠透支信用卡生活吗？就是这样的现实。” 他说，关键问题是，整体上不能相信中国司法，“老百姓也很可怜，大家都在说司法不公正，但中国司法在处理一个‘贪官’的时候，大家却都在拍手叫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公正的司法不可能有公正的结果。” 对于李传良红通的具体细节，伍雷并不清楚，但他曾经手六个被红通的企业家案件，他指出这些红通都是司法不公正的结果，都是政府为了抢钱，“包括现在平反的重庆一个企业家的案件，也被列为红通，被国外通缉，他自己一个人在泰国隐姓埋名，自己刷盘子刷了两年，后来都被推翻了。”他调侃说，中共要弄个红通，成本多低啊！ 实际上，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就将李传良红通案引用为中共滥用红通的典型例证，其中引用的正是埃斯特伦德的相关文章。 埃斯特伦德处理来自中国的红通案经验丰富。她介绍，因为被红通向她谘询的中国当事人约25到30起，由她代理要求撤销红通的则有7到10起。埃斯特伦德说，她从12年前开始代理此类案件，目前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李先生这样有异议言论的，另一种是有网路企业的成功企业家，比如网上赌博，他们被针对。” 埃斯特伦德分析，她遇到的中国案件有比较类似的特征，“我们往往能证明，中共申请红通时提交的罪名指控往往是编造的，或极度夸大，或是其证据往往无法支撑的。”此外，其中的很多受害者都是在经济上或商业上比较成功的，其财产遭到中共抢夺。 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共滥用红通的情况，即使与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相比，也是更为严重的。
黑龙江鸡西市前副市长李传良曾遭红色通缉的经历，随其涉及31亿资产的“贪腐案”被海内外网民热炒而曝光。知悉李传良案内情的中国和美国律师都表示，李传良遭红通是中共滥用红通的典型案例。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李传良近日接受多家媒体和自媒体采访，强调自己不是贪官，中共2020年9月起对他采取的多次司法行动，都是为了报复他在海外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并以此为由抢夺他及家人的财产。 不过，近日有网路社媒称，李传良2020年8月开始在海外发声，但同年2月中共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李传良发布红色通缉令，因此怀疑李传良的“报复”说不成立，甚至有人直指李传良就是中国贪官。 正确的红通日期 李传良究竟何时遭到红通的时间引起争议。李传良的美国律师米歇尔·埃斯特伦德（Michelle Estlund）表示，她2021年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李传良红通的确认函。 该确认函显示的时间为2021年2月22日，并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根据该组织的中国国家中心局（INTERPOL National Central Bureau in China）的要求，对李传良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令的基础是黑龙江公安厅2020年9月20日向李传良发出的逮捕令，罪名是“腐败罪、贿赂罪”，最长刑期可达终身监禁。 这份确认通知函并未载明李传良的红通是何时发出的。埃斯特伦德表示，他们他们只知道是在2020年9月20日之后，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说明，对李传良的逮捕令是在2020年9月20日发布的，这是发布红通的基础。 中共官媒中国网新闻中心报导称，除了2020年9月20日黑龙江省检察院对李传良批准逮捕外，因为李传良2018年11月就离境，2020年12月1日黑龙江省公安厅还对他发布通缉令。报导另提及，2020年7月10日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已经对李传良进行立案调查，李传良此前曾表示，他并不清楚7月的这个日期如何而来，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通知。 对于网传国际刑警组织2020年2月就发出红通，埃斯特伦德发声明澄清，这是因为她在一篇网路文章中误将2021年2月写成2020年2月而造成的误会。 红通的撤销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网页，红色通缉令一般不会对外公布，只限于执法部门使用。 李传良表示，2021年初他通过律师主动向国际刑警组织打听，才得知他的姓名被列入红通名单；在此之前，从2020年9月他被发出逮捕令开始，他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和朋友相继被中国司法机关抓捕，“最恐怖的就是这段时期，有朋友提醒我，他们这种迫害，不仅是在国内采取各种手段，还会通过各种编织的经济罪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你。” 李传良确认自己上了红通后，通过律师于2021年5月向国际间刑警组织提出申诉，而国际刑警组织当年8月就暂停执行红通。 第2年（2022年）2月，李传良就收到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撤销红通的通知。该撤销通知引用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规定，强调在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IIS）中的案件信息须有明确的目的，且案件信息须与其目的相关，且不过度。但该撤销通知没有直接解释中国方面提供的案件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一规定。 根据李传良提供的材料，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共对其案件的处理违反了多项原则，“我们准备撤销申请时，发过去的申请材料主要是证明（中国政府）违反了人权、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国际法律原则。” 中共惯于滥用红通 此前，李传良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共对他司法不公。李传良10月2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对他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司法机关指控我涉嫌总额为31个亿的贪污、受贿，我坚决不承认，我一笔也没有。” 他也辩驳表示，“辞职后，我合法经营，我有合规合法的收入，我有这个能力，但金额我现在不便说。” 代理李传良亲友相关案件的律师团成员之一、前中国律师伍雷说，这个律师团的成员都认为，李传良并没有中共指控的这些腐败罪行，“他的案子我很熟悉，他就是在做生意，就是正常做生意，他也没有利用职权来贪污钱。这个案子，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来抢他的钱，也就是黑龙江那边。” 对于有不少网民认为中共体制内无官不贪，质疑李传良在黑龙江当了那么多年官，怎么可能不贪？ 伍雷说，他自己也在中共体制里待了10年，很熟悉中国官场，“现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仇官仇富，我也办了很多官员的案件，你相信有官员靠透支信用卡生活吗？就是这样的现实。” 他说，关键问题是，整体上不能相信中国司法，“老百姓也很可怜，大家都在说司法不公正，但中国司法在处理一个‘贪官’的时候，大家却都在拍手叫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公正的司法不可能有公正的结果。” 对于李传良红通的具体细节，伍雷并不清楚，但他曾经手六个被红通的企业家案件，他指出这些红通都是司法不公正的结果，都是政府为了抢钱，“包括现在平反的重庆一个企业家的案件，也被列为红通，被国外通缉，他自己一个人在泰国隐姓埋名，自己刷盘子刷了两年，后来都被推翻了。”他调侃说，中共要弄个红通，成本多低啊！ 实际上，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就将李传良红通案引用为中共滥用红通的典型例证，其中引用的正是埃斯特伦德的相关文章。 埃斯特伦德处理来自中国的红通案经验丰富。她介绍，因为被红通向她谘询的中国当事人约25到30起，由她代理要求撤销红通的则有7到10起。埃斯特伦德说，她从12年前开始代理此类案件，目前来自中国的红通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李先生这样有异议言论的，另一种是有网路企业的成功企业家，比如网上赌博，他们被针对。” 埃斯特伦德分析，她遇到的中国案件有比较类似的特征，“我们往往能证明，中共申请红通时提交的罪名指控往往是编造的，或极度夸大，或是其证据往往无法支撑的。”此外，其中的很多受害者都是在经济上或商业上比较成功的，其财产遭到中共抢夺。 埃斯特伦德认为，中共滥用红通的情况，即使与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相比，也是更为严重的。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执行委员会25日投票选举秘书长，巴西候选人伍基沙（Valdecy Urquiza）胜选，将接替德国的史托克（Jurgen Stock）成为新一任秘书长，任期为2025年到2030年。 综合美联社与路透社报导，根据投票结果，43岁的伍基沙以第一高票8票胜出，代表英国竞选、现任INTERPOL警务执行长（相当于副秘书长）的卡瓦纳（Stephen Kavanagh）获得2票，赞比亚候选人纳瓦（Mubita Nawa）则获得1票。 INTERPOL预定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Glasgow）举行年度大会，并任命新秘书长。秘书长一任5年，可延任一次，新任秘书长选举程序已于去年7月启动，参选登记于今年1月底截止。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日前致信国际刑警组织，指该组织已被北京和香港当局利用，沦为迫害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的工具。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等16名遭港区国安法通缉者，都连署了这封公开信。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1月13日发出公开信指，许多证据显示，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共和香港当局利用，对流亡海外的大陆异见人士，以及前香港议员和民主抗议人士，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香港流亡海外的16位民主人士连署了这封公开信，包括：罗冠聪、许智峰、“揽炒巴”刘祖廸、前学民思潮成员许颖婷、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等。 信中指，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迫逃离香港。港区国安法制造了一套政治罪行，而他们的“罪名”只是为维护普世人权和自由挺身发声。 公开信说，国安法列出的四大罪行，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恐怖活动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实际上就是针对港人站起来维护自身个人权利的行动。 “最近一年，香港当局和中共为了追缉我们、捉拿我们、把我们抓回香港受审，用的语言越来越有敌意和挑衅，而我们只是行使了基本的政治自由权利。”公开信写道。 信中说，港府领导人、警方和官媒负责人多次提到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系统拘押和引渡他们，呼吁国际刑警组织保护他们，不要滥用红色通缉令、遣返等工具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 公开信说，他们确实担心中港当局可能已经在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工具来对付他们。“更大的恐惧是，香港和中共正打算这样做，对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过。” 公开信指出，维族维权人士哈桑（Idris Hasan）险遭国际刑警组织引渡给中共。国际刑警组织2017年应中共要求对哈桑发出红色通缉令。去年在多方努力和国际舆论压力下，国际刑警组织被迫取消了这项通缉令，使被摩洛哥扣留的哈桑免于被遣回中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 中共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渗透，正逐步使其成为中共迫害流亡人士的政治工具。2016年，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首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021年11月，任职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的胡彬郴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的13名成员之一，增加了中共滥用该系统的可能性。 保护卫士的资料显示，1984至2005年，中共平均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26件；2005至2014年平均33件；至2016年暴增至612件。
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前任主席是孟宏伟，孟宏伟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身份当选该机构主席，2018年有一天被中方以开会名义叫到北京后人间蒸发了，妻子高歌在法国报警，中方只好承认逮捕了孟宏伟，北京如此抓捕一个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让世人吃惊，该组织因此形象严重受损。孟宏伟被怀疑是前任中共常委周永康的余党，抓捕孟宏伟再次被视为是习近平“选择性反腐”，只要被视为忠诚度不够，就以反腐名义清除的又一个典型例子。孟妻高歌近日也在法国公开露面为丈夫辩护，称中共是吞噬自己孩子的“魔鬼”。 出资国阿联酋的安全总督阿希莱的当选仍然引起人权组织的强烈担心。专家认为，他们的当选等于向专制国家发出一个信号：以国际刑警组织名义在国际追捕反对派将不是一个问题。 名单一出台，“波斯湾人权中心”指控阿希莱过去曾虐待嫌疑人，对自2017年起被关在阿拉伯酋长国的记者曼苏尔采取“虐待与野蛮的行动”，四平方米的牢房内没有床垫和御寒物品，也没有医疗、水等卫生设施，此案还在审理中。至于胡彬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在其当选后随即发表声明说，此举形同给中国共产党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许可，置上万名香港、维吾尔、西藏、台湾与中国海外异议人士于更严峻的危险状态，该组织呼吁各国政府撤销与中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法国‘世界报’在题为“避免国际刑警组织沉没”的社评中指出，在集体想象中，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致力于与世界各地的警察力量合作逮捕罪犯。事实上，这个连接194个国家警察部门的平台资金不足，运作不透明，结果也不确定。似乎这还不够，专制政权越来越多地利用其以追捕他们的政治对手。阿联酋，俄罗斯，中国常常出于政治目的盗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名义发出“红色通缉令”。 这一在国际刑警组织选出新主席前夜发表的世界报社评认为，如果因酷刑行为而受指控，一个以缺乏民主和侵犯人权而闻名的国家的高级警官阿希莱将军被任命为负责管理通缉犯档案的组织，那将是一个灾难。随着国际刑警组织百年庆典临近，以及在该组织遭遇其前任主席孟宏伟突然失踪、自2018年起被关押在中国的创伤之后，这将更是一个灾难性的象征。 社评认为，与阿联酋关系良好，在该国拥有一个军事基地，并希望向该国出售阵风战斗机的法国拥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巴黎不能助长国际组织被利用。捍卫国家人权典范的马克龙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国际刑警组织的沉没。 现在，阿希莱当选主席，胡彬郴当选执委，国际刑警组织会不会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