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科学物理治疗，针对性康复训练，助力长者活力康养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墙内的财新网用《63岁景俊海转岗全国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标题来提醒读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网则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同样是意在提醒读者“此事非比寻常“。 我们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即有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满63岁的省部级正职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基本不被考虑了。 这就是为什么每到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上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年龄界限了。在某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总有一批未达65岁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无论他们当时是64岁还是63岁。比如1953年出生，与习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以及本文下面会详细介绍的景俊海吉林省委书记的前辈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以如上几位也是63岁就被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们做例，就更能说明景俊海的63岁退居二线是“事出反常”了。因为下届中共全国党代会，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后年秋才召开。而依惯例，吉林省的十三届党代会应该是在明年的后半年才召开。那么就算习近平并没有让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晋升副国级的打算 – 这意味着在二十一大召开当年就年满65岁的景俊海没有可能连任中央委员，但也没有理由赶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发到全国人大“养老”。 今年63岁或者64岁，也就是出生于1960年或者1959年，与景俊海同岁或者还比他年长一岁的在位省委书记有辽宁省委书记郝鹏，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正常情况下，这几个人只要没有被习近平计划在后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后年3月的新一届全国两会上晋升副国级，那么就应该会在明年下半年召开的该省新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一至几个月里被陆续安排进全国人大的某个专门委员会。 另外今年6月对景俊海离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新闻发布内容也很反常。正常的运作方式是：65岁生日的当年被宣布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者，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会把该人即将担任的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虚职说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标准的惯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级官员从在任一线岗位转岗或者升迁至另外一个一线岗位时，才会在宣布该官员不再担任此一线职务的同时附加“另有任用“四个字，但对被从一线岗位打发到人大或者政协，也就是退居二线的干部，从来都不会使用”另有任用“四个字。景俊海绝对是唯一的一例。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记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加以讽刺。 照理，对于在63岁或者64岁就退居二线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新华社的报道中都会在最后附加一句：“据悉，XXX(X X )同志是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职务”。原因当然是避免引发“误解”。这也反证景俊海的“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不是“因年龄原因”。 听闻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笔者在惊诧之余，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的前辈王儒林，当年也是63岁上就被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安排退居二线的。 我们这里先把中共历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景俊海往前倒数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鲁（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孙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长”。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当今圣上习近平同庚，而且还是和习近平同年同月“下乡插队”。 日后的王儒林虽然没有真正的学历，甚至连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的资历都没有，但却因为其基层共青团干部出身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团省委书记的位置。再往后就是受益于张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场一路顺风。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长，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2014年8月，王儒林“临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时任省长巴音朝鲁的第二天，就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干部会议，接替了袁纯清的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澎湃新闻随即发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网也发表《新“晋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为他造势。 《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2014年的那场山西政坛大地震，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定性为“塌方性腐败”。当时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当然是要强调一句“另有任用”。至于当时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袁纯清虽然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还被刘云山当众严厉训斥，但因为是已经被中央决定平级调动，安排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所以在对他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免职决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个字。 照理说，这个袁纯清和王儒林一样，也是“团派“出身，而且与当年的共青团”老总“李克强的关系比同时期担任团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层，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和全国青联任职时是李克强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当中共党内把习近平“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训话传达到县团一级后，就是山西省的干部们也都非常奇怪习近平为什么会对袁纯清网开一面，居然没给他的一个降职降级处分。 当时的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曾经在公开场合点着袁纯清的名字批评，说是“山西存在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导致腐败连连，山西的主要领导要对此负责任，对袁纯清调离的用意与此有关。另外，不仅仅是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都有一定责任。” 王儒林“临危受命”之后，中组部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晋官难当：袁纯清与王儒林的治晋交棒》一文，继续为他造势。文中说“晋官难当”不是新鲜提法。只不过，原来多指安全生产事故的难以监管；而最近这一概念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发的官场海啸更是难以想象……。 该文章还透露，时任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对记者诉苦水，说他当山西省长的感受只有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面对央媒记者的采访，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当时的王儒林还对采访他的央媒记者诉苦说：反腐打贪官的同时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但却苦于无人可选，无人敢用..….。 因为当年的王儒林是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托，所以一时间关于他将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呼声甚高，没成想他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个月，反腐工作仅仅取得了所谓“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便没指望他“再接再厉”，赶在山西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线了。 相对于王儒林，其吉林省委书记的继任巴音朝鲁虽然也没有被习近平恩赐一个副国级，但毕竟是在省委书记位置上坚持到65岁零1个月才被要求让位给时任吉林省长景俊海。属于标准的“正点下车”。 有道是，因为巴音朝鲁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少有的出自“少数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时又因为他所属的民族蒙古族是个“大少数民族” ，每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都有该民族代表的份额，所以当初自巴音朝鲁荣升省委一把手后，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国级未来。 离开吉林省委的一个月后，巴音朝鲁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个月后，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中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双胞胎女儿之一，比巴音朝鲁年轻三岁的布小林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入“场”的时间顺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后。 关于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提前退居二线 ，以及她的家庭与习近平家族曾经的“患难与共”，详见笔者三年多前发表在本专栏的《谁将是中共国务院的下届女性副总理？》和《 夜话中南海：石泰峰“超龄服役”是在等待晋升副国级？》两文。这里只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之后，即有一些内蒙古族的干部，包括笔者当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学同窗都为巴音朝鲁遗憾，认为假设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的时间提前半年多，习近平就不会安排巴音朝鲁退居二线了。 转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人大一次会议上，巴音朝鲁被宣布为民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68岁上被从二线虚职转为二线实职，也算是习近平对他的一种肯定。与此同时，比巴音朝鲁年轻3岁的布小林却只是被继续留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上。到底是因为布小林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出任一个有自己办公室的二线实职，还是习近平对她的“民族情绪”不甚放心，笔者无从判断。但巴音朝鲁在68岁上还能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二线实职，至少可以证明他身为一个蒙古人却对习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数民族汉化“政策是坚决拥护的。 前面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孙政才和王珉的下场人所共知。这里只要提醒孙政才是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一同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孙政才比习近平整整年轻了十岁，习近平怎么可能对他放心？ 至于孙政才当年吉林省委书记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后来的景俊海一样，到吉林后先任省长，继而就地升任省委书记。日后又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正点下车”。当时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刚刚去报到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说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两个前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和王珉。回过头来再说景俊海。 司马南同志曾说过：“基本上所有的贪官的事儿就是两类：涉及到个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没管住，二是腰带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关于孙政才和王珉两人是如何得罪了习近平， 也就是司马南所说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绍。至于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原因，几乎肯定不是和孙政才及王珉一样的政治原因，很难想像习仲勋陵墓宏伟扩建工程的主持人会因对习近平的“忠诚不绝对”而在党内遭受“冷处理”。 而从没管住腰带也没管住口袋，包括没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断，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经被中纪委实锤的“八个有之”的性质虽然已经达到了中纪委界定“严重违纪违法”的标准线之上，但习近平念他为皇阿玛修墓扩陵功不可没而对他网开一面。于是便有我们如今已经看到的结果：不予处分，调离一线领导岗位。 但是，如果习近平的“纸”最终还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车之鉴是：如今在秦城监狱里打发余生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和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等一票落马贪官都是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平安降落“之后还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后的景俊海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会场上突然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吉林省委书记就也和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贵州省委书记的位置一样，堪称中共政坛里的高危岗位了。 另外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问题被习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后，突然咸鱼翻生，从二线重返一线，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一任副国级职务。 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内外局势短时间内迅速恶化，一年前谁都无法想像今日国情如此不堪。最近这几个月，习近平先后褫夺了外交部长秦刚、火箭军贪腐团伙、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位，传说王毅也在写检讨，甚至还牵连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秦刚与李尚福都是二十大上，随习近平第三任期组班而上位的副国级高官，二十大闭幕至今不到一年时间，习内阁轰然倒下两个。至于火箭军，那是几十年苦心经营，中共要对外用兵，靠的就是火箭军，现在高层一窝端，要找外行去领导内行，损失无法计算。 最顶层的亲信都靠不住，还有谁是靠得住的？这件事昭示习近平致命的弱点，便是他根本缺乏知人之明。秦刚升得很快，李尚福也是党内最大一个山头，这么重要的干部，不查过三代，不层层检验考察，是爬不到这种高位的。从低到高一路打杀上来，中间还要花钱找关系找靠山，直到被习近平千挑万选赋予重任，里三层外三层剥开来看，按理应万无一失，谁料不到一年，就反目成仇做阶下囚去了，未免儿戏得太过份。 这些高干的倒台，当然都不关贪腐的事，火箭军据说在军备采购上有大弊案，但那与各级高官的贪污比起来，也不会严重到太离谱。中共体制内，一个小小的银行出纳，一个医院院长，动辄贪腐以亿计，火箭军军头也不过是这种水平。 秦刚、李尚福与火箭军的倒台，当然都与政治有关，具体如何日后自有分晓，只是不要把他们的倒台归咎于贪腐，中共体制内，有谁不贪腐，那他都可以立一个廉洁碑坊了。 一个外交部长，国际国内举足轻重，上任不到一年，莫名其妙被关，若有充份证据，公开他的罪行，官场内会有所遵循警愓，现在把人关起来，又留了一个国务委员给他，又不公布他的罪状，官场内除了胆颤心寒，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 光这一点，又证明习近平的用人毫无政治智慧，一心只想制造寒蝉效应，却不知官员都变成寒蝉，谁又能放胆用心做事？ 中共是靠各级官员，由上到下贯彻中央意志，来实施内政外交的，现在外交部因秦刚倒台而一片乱相，国防部因李尚福下台以及火箭军全军覆没，也引起地震级别的混乱。习近平的习性，总以为个别的混乱不影响大局，他不明白，所有个别的混乱互相叠加，很容易造成全局的颠覆。凡事由量变向质变转化，这是基本的思维逻辑，可惜他也不懂。 现今在台上的这些干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的，一年不到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越是岁月艰难压力大，越是要保持内部稳定，先安内后攘外，真正有智慧的领袖，应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否则官场一年到头动荡，没有人真心为你做事，你就成为一个光杆司令。 一旦干部都选择躺平，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上下左右没有分忧的人，只有制造混乱的人，凡事都要堆到你案头去等你立决，那时你自己就会乱了方寸。不知轻重缓急，不知要害死穴，看不清方向，拿不出主意，千头万绪，拍脑袋决策，那时就离死期不远了。 习近平性格拔扈，又短视偏执，这使他在用人方面疑心大不放权，为他做事的人，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有才干的人慢慢退出，留下无用之辈唱赞歌。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吹牛拍马之徒，真正碰到危重的环境，就只得他一人荷戟枯守了。 习近平在忙什么？忙东北振兴，忙雄安千年大计，忙准备打仗；政治局常委在忙什么？忙见外宾，忙与普丁勾连，忙向台湾喊话。 现在大陆经济疲不能兴，地产地方债等待爆煲，失业率步步攀升，美欧各国压力山大，习近平整个团队对内政外交的困境毫无对策，倒是一天到晚内斗不息，斗争既不能解决内部问题，反倒生出官场普遍怠政的弊端。习近平坐困愁城之内，环顾左右，竟无一个是男儿，无一人可重用，无一人可信任，那时即使手握天下权柄，也苦于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孤绝无援，望天打卦，也要仰天长叹了吧？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临上吊前写遗诏，内中有一句“诸臣误朕”，把江山倒悬归咎于手下官员。传说习近平被曾庆红责怪后，也向身边人抱怨，说党内大佬将前几代留下来的“苏州屎”都倒在他头上，其心态与崇祯很像。但是，造成江山破败风飘絮的孤绝处境的，难道是“诸臣”吗？恰恰是皇上自己。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