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国务院28日发布最新人事公告，任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同时任命三名副局长。此一宣布证实原隶属在中国国家卫健委之下的疾控局改制升格为国家级机关，也是王贺胜继去年空降湖北省委常委后第二度因疫情升官，成为中共当局将湖北疫情爆发粉饰为“抗疫政绩”形象工程的最明显例证之一。 而在中国疾控局升格之后，未来国家疾控局与国家卫健委如何分工引发猜测。此波人事调整后，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疑似遭到架空；尤其，COVID-19疾情爆发以来经常代表中国对外说明防疫现况的高福，不久前一度坦承中国制疫苗效力过低，引发中国媒体哗然之后改口为“误解”，也被怀疑从此将遭冷冻。 中国猛吹“抗疫成功” 王贺胜高升首任疫控局长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外界一再质疑中国疾控系统反应迟钝，导致疫情酿成全球性灾难。而中国中央与地方疾病控制部门在预警、防控等面向的事权不一，在中国决策体系内部引发争论，学界也出现设置中央疾控部门的建议。事实上，中国国家卫健委下属原本就分设有直属事业单位疾控中心，以及内设机构疾控局，事权上互不隶属。 就在28日，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突然发布最新人事公告，现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首任局长，另设3名副局长分别为原国家卫健委下属疾控局长常继乐、原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及原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孙阳。 此一公告证实，国家疾控局成为国家级新机构，由国务院部委管辖，行政级别为副部级。中国官媒强调，新成立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属于中共疾控系统机构改革及医疗改革的一部分，但相关报导均未说明未来疾控体系的指挥权限如何分工，国家卫健委及其下的疾控中心职权有何调整，亦尚不明朗。 更引发议论的是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快速升官的王贺胜，似乎已成为中国“借疫升官”的代表。去年2月，王贺胜以卫健委副主任身分空降湖北，兼任省委常委及省卫健委主任；虽在7月卸下省卫健委主任职务，但至今仍兼任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此次疾控局升格为国家级机构，中共高层再次拔擢王贺胜成为首任局长，是他第二度因疫情升官。在中国政府为疫情一年宣传“抗疫成功”政绩的形象工程中，王贺胜也成为中共“丧事喜办”惯用手法的得利者。 高福屡爆争议言论 传曾对美方哭喊“一切已晚” 事实上，自湖北武汉成为全球疫情“原爆点”以来，最初虽有湖北及武汉个别官员在舆论压力下遭撤职，连带法政系统展开清算，但疾控及卫生部门并未有高层直接面临究责而有职位调动。 反倒在国家疾控局成立后，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及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否仍掌控中国疾控体系，引发外界关注。尤其在疫情爆发后成为中外媒体直接接触和采访的高福，数度被爆出质疑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言论，被点名可能遭高层冷冻。 去年3月，《纽约时报》在《美国错失的一个月》报导中记载，高福在与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电话中因中国政府反应太慢而哭泣。而在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又在《改变世界的25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国失控的？》再度提及，在中国网路舆论已开始讨论不明传染病时，高福曾情绪激动地向雷德菲尔德坦承“一切已经太迟”。 而今年正值中国高调宣传一年以来的“抗疫之战”胜利，并在全球各地大推“疫苗外交”之际，高福在4月10日“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竟公开承认中国疫苗“保护力低”，指高层研判应考虑混合接种不同技术的疫苗，在中国引发议论，事后不得不在压力下澄清为“误解”。
在4月10日成都举办的第二届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讲话，提到“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4月11日，高福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说有关其承认中国抗新冠病毒疫苗保护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误解。 但事实是，高福确实讲过“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是中国的媒体首先发布出来的，网上现在还可以查到。再有，也是在第二天，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美联社记者提问，提到高福说中国疫苗有效率不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回答美联社记者的问题时，对此并没有否认。 其实，中国疫苗保护效率即有效率不高，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正如我在先前的文章《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中所说，中国疫苗早在去年8月就进入三期临床试验，之所以在8个月后的今天还没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也就是说，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不高。 在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兴中维公司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讲到中国疫苗三期试验数据公布的情况，其中提到科兴疫苗的数据已经公开，在著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以预印版形式公布。所谓预印版（Preprint）也称未定稿版。在学术出版领域，预印版是指尚未在需要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出版的科学文献的草稿。分析显示，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为50.7%。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没有提到国药疫苗和其他中国疫苗。如此说来，中国的几款疫苗，只有科兴疫苗可望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而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也不高。这再次证明高福在4月10日讲的是大实话。 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疫苗接种率须达到70%，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王华庆说，中国要接种1亿人，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不够高，就算接种率达到了70%，甚至达到100%，也未必能达到群体免疫。 其实，这才是高福4月10讲话的要点。高福的意思是，鉴于中国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不高，要达到群体免疫，必须改进接种的方法。他提出了两种途径：其一是优化接种程序，增加剂次，改变剂量，改变间隔（还应该包括改变接种途径）；第二种方法是考虑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混合接种，取长补短（术语叫序贯接种）。 方舟子在推特上写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了，由于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力不高，考虑不同疫苗混合接种，术语叫序贯接种。说得这么好听，其实就是我以前说的中西疫苗结合，先打中国疫苗，再打美国疫苗，有效算中国的，副作用算美国的。” 在4月10日的会上，来自上海的疫苗专家陶黎纳把后一种方法解释得更清楚。陶黎纳说，那些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民众或者会被建议接种另外一剂不同款式的新冠疫苗。 这就是说，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人还要再接种别的疫苗。这等于承认，打了中国疫苗（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都是灭活疫苗）的等于白打。 根据高福4月10讲话，他现在倾向于认为，mRNA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就是mRNA疫苗）比灭活疫苗更有效。这是对他过去观点的重大修正。 去年12月29日，高福接受新华网专访，在回答“为什么西方不做灭活疫苗”时，讲到了他对灭活疫苗与mRNA疫苗的看法。高福说，中国在生产灭活疫苗上比西方有优势。西方走的是mRNA疫苗的路线，因为这是第一次把mRNA疫苗用在健康人身上，不能排除有副作用和安全性的问题。高福说，“就目前来讲，灭活疫苗当时布局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走得很快，在一些地方反馈的消息来看效果也很好”。高福同时也讲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国家走不同的路子，最后证明某一条、某两条或某三条最好，这对人类是好事”。 通过这几个月来各种疫苗在各国使用的效果来看，高福在4月10日讲话中承认中国的灭活疫苗有效率不高，并且谈到mRNA疫苗的种种优点，呼吁各界关注mRNA疫苗技术。在第二天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王华庆说，中国研发的mRNA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这就是说，除非像上次萨斯那样，病毒突然自行消失，否则，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将引入外国生产的mRNA疫苗或中国自己研发生产的mRNA疫苗。 高福的出尔反尔，显然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我们切莫被误导，到头来把高福讲话发出的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给忽略了。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全文转自光传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罕见承认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有缺点，他说中国疫苗效力低，并表示政府正考虑混用疫苗来提升效力。 美联社报导，高福10日在成都一场会议中表示，中国疫苗保护力没有非常高，还说他们现在正式考虑是否该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接种。 高福并未说明策略可能改变的细节，但他在会中提到信使核糖核酸（mRNA）基因技术。西方疫苗研发人员已使用这种实验性技术，中国制药厂使用的则是传统技术。 高福在会中表示，大家都应该思考mRNA疫苗能带给人类的好处并认真关注，不要因为已有多种疫苗就忽略它。 高福过去曾质疑mRNA疫苗的安全性。新华社去年12月曾引述高福的说法指出，由于mRNA疫苗首度用在健康的人身上，他无法排除负面副作用。 之前巴西研究人员已发现，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公司（Sinovac Biotech）的冠状病毒疫苗，对预防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仅50.4%。相较之下，使用mRNA技术的美国辉瑞大药厂（Pfizer）疫苗保护力则为97%。 北京已配送数以亿计的疫苗给其他国家，并试图宣传西方疫苗效力可议。中国国营媒体、公卫和科学部落格都曾质疑辉瑞疫苗的安全性和效力。 北京至今并未批准任何外国疫苗在中国境内使用。 根据高福的说法，截至4月2日，中国约有3400万人已打完两剂国产疫苗，约6500万人已接种一剂。 专家表示混合使用疫苗可能会提升保护力；全球各地正在试验混用疫苗，或在一段较长时间过后追加剂量的功效。英国则有人正在研究可否混用辉瑞疫苗与英国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的疫苗（AZ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