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日，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压榨学生。在这份长达23页的举报材料中提到，被举报的这位导师，在女儿中考前，先后派遣两位同学为其女儿的科研创新比赛出谋划策，但结果却是失败告终。 国内顶尖双一流211的研究生，参加初中生科研比赛却连榜单都没上去，他们的对手得是什么水平？一些网友找出了参赛的项目，发现很多题目及其专业和深奥，根本不是初中生能够掌握的范围，看上去有枪手代为参赛的嫌疑，因此这类小学生和中学生科技竞赛甚至被认为是“代理人战争”。 姑且不论这些比赛中明显的违规行为，即便是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这些科技含量超标的竞赛背后需要的家庭资源，也让普通人玩不起。 在当下的教育界，“学二代”现象正在悄然蔓延。 想进名校，先拼爹妈？ “学二代”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名词，但它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高等教育中“学二代”现象的存在。这项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父母辈接受高等教育等级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 具体来说，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时，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6.31%、63.48%和83.33%。当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时，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别为22.66%和11.77%，但父母最高学历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会增长为为49.06%和20.83%[1]。 这项研究从统计上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学历高的情况下，子女会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学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学二代”。 可是，他们和同学的差距是如何拉开，从什么时候拉开的？在这一点上，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吴晓刚和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安宁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这项研究讨论了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中国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按照既有的研究，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家庭收入）与文化资本占有之间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联系，越是优势的家庭，文化资本越是丰厚。这种文化资本的分层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养育方式、家庭学术氛围等。 来自优势家庭的人拥有更优秀的文化资本，这种优势随后转化为更好的学校成绩。在这个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文化资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链中，文化资本发挥着中介作用。 一项利用北大、清华和人大自主招生数据的研究就发现。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点高中。可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非认知能力、毕业后的计划和实际去向，却和统招学生并无显著差别[2]。 胡安宁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资本在教育路线选择上的作用。他认为到了高中阶段，在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中，其实无论是父母还是家庭背景对成绩作用都会非常有限。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阶段，比如幼儿园和小学，文化资本的作用会更突出。它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学生的教育过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进学生在某一阶段发力完成跃迁。 用比较简单的说法来解释，如果都在标准化考试的框架下竞争，“学二代”们其实未必在实力上更优秀，他们的优势在于父母更擅长为他们选择赛道，去绕过高考这根独木桥。而且这种赛道选择是越早越好，甚至是从学前就开始了。 可以说“学二代”是真正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他们的家庭会去选择起跑线。我们看到各类中小学科技竞赛里的神仙打架，是因为“学二代”太多，赛道已经不够用了。因为高考外的升学方式的名额更为有限，所以注定会越来越卷。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因为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些竞赛路线对他们都是封闭的，他们没有参与这种新式内卷的机会，只能死磕高考。因为在更复杂的评估体系中，获取许多关键材料的机会往往与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密切相关，而这些资源对于弱势家庭来说通常难以获得。 文化资本更隐秘的影响在于，它与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习惯密切相关，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有些家长意识不到还有其他选择，或者意识到了也很难跟上新变化。 谢爱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在文化资本上的投入，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探索，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出路。不同家庭教养风格的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大学生活。比方说带不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科技馆或者去旅游，会不会让孩子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家里有没有藏书，会不会带孩子一块阅读。 这项研究发现：家庭的这些活动越多，文化资本的积累越多，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学里会越容易有归属感，他对大学的知识和认识就越多。越是相反，对大学的归属感就越差。现在城市父母在这些方面的投入不会少，但农村家庭就相对薄弱。这就无形中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划出了难以跨越的文化边界。 这道文化边界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跨越多种文化的跨国比较中，文化资本在推动教育不平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优势和弱势家庭的儿童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以前更大，而且这种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文化上的差距也在拉大。 学术圈里的学二代 如果说要进名校，更多的是家庭的文化资本的影响，学二代在学术圈的情况，可能是一种对教育不公平极端状况的预演。 2022年8月发表于 Nature 的一项研究，考察了2017-2020年间美国7204名 STEM、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终身教职教师，发现他们父母拥有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大概是平均水平的25倍。在各学科中，超过一半 (51.8%) 的教师至少拥有一位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家长。 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界曾多次发生身为研究人员，利用手中资源为子女铺路的案例。更有甚者，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剥夺权力下位者的成果放在自己子女身上。 2023年12月5日，中山大学乳腺肿瘤中心副主任、中山医学院免疫教研室副主任苏士成团队团队在Cell 在线发表题为“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的研究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后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是因为论文的内容，而是因为署名。在12月5日发表的研究中，苏士成是通讯作者，刚刚读研的宋世键被列为共同第一作者。 苏士成是前一段时间“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课题组疑受实验试剂影响多人致癌”事件的当事人。而宋世键正是苏士成的导师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学医学部主任宋尔卫之子。2022年，宋世键刚刚以初试最低分，复试最高分的成绩录取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临床医学硕士生。本次发布的论文于2023年4月9日被接收，当时宋世键仅入学半年左右。 在此之前，宋世键在高中时期就发表了3篇SCI论文，单位均为广东省实验中学。2017年夏天，苏士成团队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发表了一篇论文，将宋世键列为第二作者。在2017年8月和2018年1月，宋世键又被分别列为两篇文章的第四作者和第五作者。 2017年6月，苏士成和宋士键还共同申请了《CCL18或者CCL18受体作为靶点在特选或制备抑制鼻咽癌转移的药物中的用途》的专利，苏士成为一作，宋士键为二作[4]。 2017年也是宋世键的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一年。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山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考核资格名单公示》显示，宋士键于2017年获得中山大学自主招生入选资格。宋士键入学后，还在苏士成的指导下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中山医学院的新闻中提到，这项竞赛的一等奖在部分高校作为推免的直接指标[5]。 2020年，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的两名学生在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小学组三等奖，获奖项目名为“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主要内容为用绿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作为受试药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脏肿瘤疾病模型中的体内药效。 这两位小学生的父亲，是时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虽然李红良最初坚称自己并未参与，孩子是在一位湖北省人民医院一位技术员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但他最终还是被免去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主任和武汉大学ABSL-Ⅲ实验室主任职务，并且辞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一职。 也是2020年，天津大学化工专业退学硕士研究生吕某，在网络实名举报该校化工学院教授张裕卿实验和论文造假。其中，张裕卿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实验成果、论文内容，署上其女儿的名字发表出来，甚至在其女儿还上高中时，以“女儿参与修改了论文”为由，在其研究生的论文中为女儿挂名[6]。 该事件在媒体上受到关注后，天津大学和张裕卿解除了聘用合同。 本次北邮举报导师事件中，也有导师依仗权力，让学生替自己的女儿参与科创比赛的嫌疑。在北邮举报导师事件不久，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简称上海青创赛）的博士级别课题又遭到大家质疑，现在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无独有偶，这类学二代违规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2018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位学者被发现为一名儿童挂名论文，随后的政府调查揭示，在82篇学术论文中出现了学者将子女或亲戚列为共同作者的情况，而这些所谓的“共同作者”大多数还是初中生或高中生。 后续调查中，韩国教育部利用几大引文数据库（SCI、Web of Science、Scopus）中的作者姓名数据，对7.6万名韩国全职教职员工的亲属进行姓名交叉检查。他们还将此数据提交给各高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7]。 后续处理上。韩国教育部承诺，如果署名的学生未参与研究，则学者将面临纪律处分，包括解雇。针对学生，任何未参加科研活动却被列为合著者的学生，都将被取消大学录取资格。 这是那些侵占资源，靠挂名进入名校的学二代们应有的处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条件大大提高了，数量大大增加了，为什么质量并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岁的我和40岁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华全职工作后我国出现一次引进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热点。 今天，我国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贤若渴，条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顾这17年的一个侧面，也并非一定毫无意义。 预期与现实 17年前，一般认为我国的发展到了可以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时期。 事实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 当时最突出的是北大、清华分别引进了约十位海外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讲席教授，领导几个学院和新体制研究所/中心。他们一方面改革所在学院，一方面这些学院的新机制和经验被两校总结推广全校，奠定了两校的全面改革。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希望学习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动。 国内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现在称为“新型研发机构”），也以高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的质量。 这一过程，在年轻科技人才的层面一直继续，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国内博士，而国际博士偏少。对一个人来说，博士学位来源当然不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有国内博士优于国际博士的。但是，迄今为止，现实还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国内博士优于大部分国际博士。所以，国际博士的比例，仍然在总体应该想办法提高（在个体上，一定是具体学术水平，而无论学位来源）。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内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 国际教授回国，除了十几年前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单位的个例，整体数量很少。例如，年度实际经费超过一千亿、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 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岁、45岁，好像基本没有再现。 而做的最好的是国家支持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它拥有的国际正教授的数字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比例就远超北大、清华和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其他大学没能做到，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甚至引起怀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有可能排斥国际正教授，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而“不方便”管理。 国家的愿望与单位的现实 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迫切希望加强科技和高校人才质量。除了培养之外，我国很希望引进人才。国家的多个层面不仅有愿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优异的条件，前所未有的条件，希望引才。 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进人才的条件，不由本单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说，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 这么好的条件，那么应该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进高峰？ 确实有几个单位、几个地方用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积极引才。 但总体用新的引才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 所以，很多单位并未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对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的号召，而是基本不做费力的需要单位领导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单位普通人事部门就能承担的简单工作。 一方面，愿意回国的人数，特别是高层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基本没有兴趣用这种条件引进高年资人才。虽然引进人才的资源不来自单位，但单位领导人不愿出现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发内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因为相应国家号召、因为促进单位长远发展，而自己个人被单位的人所抱怨。短期个人利益普遍压倒单位和国家的利益。 阻击的后果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 我和施一公等回国后，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已担任高校和科技机构领导的人，全力阻击。 非常有效， 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并继续发挥影响。 国际一流大学做过正教授的这批，在国内带领各单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扫地出门。 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仅国际正教授被扫地出门，而且在国际上获得博士学位都基本成为弱点，也一样在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几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 同样举例庞然大物的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国内博士。而同一机构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国际博士。其一百多个研究所的领导也绝大多数是国内博士。 北大、清华、以美国建校为基础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几乎全部清零国际博士，而几乎全部由国内博士领导。 当然，很多博士回国是为了科研，不一定愿意、也不一定有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员认为科研能力与领导能力有相当的相关性，科研人员希望领导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国也长期认同这一理念，所以几十年的中国科学院，不仅院领导、而且所领导都是领域中的学术翘楚。 恐怕不能要求现在回国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单位领导的学术水平完全不重要。 因此，在愿意回国的人当中，愿意去西湖大学和某些新型研发机构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学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那次“阻击战”，也许西湖大学不会这么突出，因为全国还有其他机构欢迎？ 阻击的表面后果是打败了这批国际教授，实际恐怕影响更大。 很多单位、地方和领域学术标准颠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体国际博士在国内发展弱势，不如国内博士，会没有后果？ 人才使用与标准建设 在一个层面压制国际教授、另一个层面排出国际博士，看上去是个人/群体利益之争。 实际上，用低标准排斥高标准的后果中国仍然难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虽然科学是全世界范围最容易取得客观共识的领域。 所以很多荣誉的评判、很多课题的评判、很多经费的评审，都仍常常以单位、群体和个人利益压倒科学标准、压倒国家利益，从而不仅不公平而且浪费国家的发展机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
全国高等教育联盟（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近日警告说，申请学贷的澳洲大学生恐怕要花44年时间才能还清贷款，因为学贷的指数化程度高达7.2%。 据《澳洲人报》报导，全国高等教育联盟对澳洲税务局没有实时应用指数化率表达关切。“在如此高的指数化率之下，这种做法就像银行要求客户为已经还清的抵押贷款支付利息一样糟糕。”自由党教育部门发言人Sarah Henderson说。 Henderson批评道，在工党政府做出这么多错误决定且违背承诺之后，教育部长Jason Clare显然对众多学生面临的生活成本危机充耳不闻。 现在7.2%的指数化比率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比率，1990年的指数化比率为8%。全国高等教育联盟周四（6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指数化，许多攻读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学生一旦需要偿还学贷，最终花费可能超过10万澳元。 商业管理学位的毕业生可能受影响最严重，其还贷期为44年，总额超过119,300澳元。 全国高等教育联盟的数据考虑到了每个行业的起薪，并假设工资将平均上升2.3%，并且在未来七年内指数化将下降到2.2%。 根据预测，贷款攻读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可能需要40年才能偿还逾110,300澳元。对于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女性毕业生可能需要长达36年才能还清学贷，而男性毕业生则需要32年。 “这份报告描绘了澳洲高等教育的现状，令人震惊。”该联盟的主席Alison Barnes博士说。 Barnes博士还表示，学生可能在他们工作生涯的大部份时间里都在偿还债务，这不是高等教育应该有的样子，这是实现平等的障碍，而平等必须是澳洲大学的核心原则。 此前有议员写信给Clare部长，敦促他立即干预不断上升的HECS（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债务。 Clare周三说，鉴于政府尚未控制学贷指数化，工党没有对分担费用计划做出任何改变。“学生的负担能力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为甚么我要求大学协议小组将这些问题与我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大堆其他严重问题一起研究。”他说。
前上海科技大学教授马毅发文爆料，大陆成都电子科大博士生因小问题被校方告知无法再拿到博士学位，马毅怒批大陆高等教育体系死板、官僚，并奉劝大陆优秀的学子，选择心仪的大学的时候要引以为鉴。 6月29日，马毅在微博发帖透露，自己带了三年的一个从大陆来美国访问的成都电子科大的博士生，准备今年九月份毕业，四月份就早早提交了博士论文。结果被校方以外审有意见（完全是误会和格式等小问题）等原因说错过校内学位评审时间，被通知无法再拿到博士学位。 马毅表示，“过去两个月，我和（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沈向洋都与学校校方多次交涉。学院、研究生院、学校相互推卸责任（甚至推给教育部外审制度）。学校可以说是官僚到了极点对学生也可以说是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学生早已及时按照外审意见修改了论文，即使从现在到九月还有三个月——校方却推脱没有任何方法——发现电子科大的老师、系、学院、学校都没有能力或者权力自主评断自己的学生是否符合博士资格。学生没有任何主观拖延（去年留学届满两年，本来要回去，但被疫情困在美国，我一直资助他）。” 据马毅所述，这名学生非常优秀，“是我们最近CTRL论文的第一作者，我原本已经给他了留在伯克利做博士后的offer。由于他无法在电子科大拿到博士，沈向洋已经答应将他招到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我会继续合带。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我身边，也是近期的事。两个体制，对人才的认可和尊重，天壤之别。优秀的学子，该如何选择？” 马毅怒批大陆高等教育体系，“我17年离开上科大后，因为成都是我的老家，还在成都电子科大兼职过教授。因为此事，从今以后我应该不会与这个死板官僚不尊重人才的学校有任何瓜葛。当然奉劝国内优秀的学子，选择心仪的大学的时候，也引以为鉴。 ” pic.twitter.com/ujsbYl9c8k — 沼_ (@mendokusai8964) June 30, 2022 马毅，1995年获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与数学系双学位，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毕业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任教，并成为该校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2009年任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高级研究员。2014年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7年10月15日，马毅在个人微博上表示，已正式决定接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的教职，“年初入职”。
从6月1日开始，澳洲高等教育助学贷款（HECS-HELP）的指数化利率将激增至3.9%，而2021年该比率仅为0.6%，这是十年来的最高增幅，近300万背负学生贷款债务的澳洲人将受到影响。 澳洲税务局（ATO）2020-21财年的数据显示，平均HECS-HELP债务余额为23,686澳元，这意味着平均债务从6月1日开始将增加约923澳元。 据七号新闻台报道，金融专家Richard Whitten表示，每年指数化利率都会进行调整，但是往年增幅不大，而今年受到疫情、能源成本上升、乌克兰战争和利率上涨等影响，指数化利率激增，并警告说由于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债务的增长速度会超过你的想象。 据澳新社报道，悉尼Golden Eggs公司的财务顾问Max Phelps建议那些有学生贷款债务的人，在截止日期前偿还部分贷款或全部还清。但Phelps补充说，年轻人应该结合他们的其他目标来看待债务问题，例如你需要买房子，突然偿还学生贷款意味着你要花掉房屋存款，那么这样做显然是个坏主意。 澳洲国立大学经济学家Bruce Chapman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学生贷款。Chapman认为，HECS-HELP的增长“对学生来说根本不是很重要”，可以被忽略不计。因为指数化意味着债务的实际价值已经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毕业生的工资将增长相同的数额。 Chapman指出，HECS-HELP的变化只会影响到处于还款初期的学生，他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偿还债务。 根据ATO的数据，2020-21财年有290万人未偿清HECS-HELP，未偿还的助学贷款从2019-20财年的664亿澳元上升到超过687亿澳元。 学生一旦年收入超过47,014澳元，就可以通过纳税的方式开始偿还他们的HECS-HELP。除了强制性还款外，他们还可以随时自愿还款。
维州教育业者预测，国际学生人数预计至少要到2028年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据时代报5月18日报道，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维州高等教育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比2019年的历史峰值下降了41％，而自2020年以来下降了33％。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副校长Iain Martin说，澳洲边境的关闭和疫苗推广的速度意味着国际学生人数可能会在2022-23财年触底，然后才恢复。“我和我的（首席财务官）做了一些工作，粗略计算了一下，即如果国际学生人数从2024年开始以每年30%的速度恢复，那么也要等到2028年才能恢复到2020年和2019年的水平。”他说。 Martin表示，自己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未能阐明国际学生的回归计划表示遗憾，认为这正将潜在的学生推向竞争对手的市场，“我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真正挑战之一是，缺少让国际学生返回澳洲的途径，造成国际学生不清楚自己是否继续坚持来澳洲读书的愿望，还是去已经对国际学生开放的英国或加拿大。” 据报道，澳洲政府已经告诉各州和领地政府提出留学生分阶段回国的建议，但条件是这些建议不能牺牲澳洲公民回国的权利。维州已经提议，除了回国的澳洲人的配额之外，每周再允许120人入境，其中包括国际学生，并将他们安置在酒店隔离区。 据悉，在疫情爆发之前，维州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每年为该州创造130亿澳元的收入。预计这场疫情已经造成1万7,000名高等教育业员工失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