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在中國，「學二代」現象正在蔓延？

近日，北京郵電大學15名研究生聯名舉報導師壓榨學生。在這份長達23頁的舉報材料中提到，被舉報的這位導師，在女兒中考前，先後派遣兩位同學為其女兒的科研創新比賽出謀劃策，但結果卻是失敗告終。國內頂尖雙一流211的研究生，參加初中生科研比賽卻連榜單都沒上去，他們的對手得是什麼水平？一些網友找出了參賽的項目，發現很多題目及其專業和深奧，根本不是初中生能夠掌握的範圍，看上去有槍手代為參賽的嫌疑，因此這類小學生和中學生科技競賽甚至被認為是「代理人戰爭」。姑且不論這些比賽中明顯的違規行為，即便是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這些科技含量超標的競賽背後需要的家庭資源，也讓普通人玩不起。在當下的教育界，「學二代」現象正在悄然蔓延。想進名校，先拼爹媽？「學二代」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名詞，但它描述的現象確實存在。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數據的一項研究，證實了高等教育中「學二代」現象的存在。這項研究發現中國存在著明顯的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現象，父母輩接受高等教育等級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具體來說，父代最高學歷為專科、本科和研究生學歷時，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為46.31%、63.48%和83.33%。當父代最高學歷為專科時，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別為22.66%和11.77%，但父母最高學歷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會增長為為49.06%和20.83%[1]。這項研究從統計上指出了中國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現象，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學歷高的情況下，子女會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績，這些學生理所當然地被看作「學二代」。可是，他們和同學的差距是如何拉開，從什麼時候拉開的？在這一點上，上海紐約大學御風全球社會科學講席教授吳曉剛和復旦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胡安寧的一項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發現。這項研究討論了文化資本如何影響中國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可能性。按照既有的研究，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和家庭收入）與文化資本佔有之間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聯繫，越是優勢的家庭，文化資本越是豐厚。這種文化資本的分層可以歸因於許多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養育方式、家庭學術氛圍等。來自優勢家庭的人擁有更優秀的文化資本，這種優勢隨後轉化為更好的學校成績。在這個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到文化資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鏈中，文化資本發揮著中介作用。一項利用北大、清華和人大自主招生數據的研究就發現。自主招生破格錄取的學生更有可能來自父母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點高中。可從人才選拔效率的角度來講，獲得自主招生破格錄取學生的學業表現、社會活動能力、非認知能力、畢業後的計劃和實際去向，卻和統招學生並無顯著差別[2]。胡安寧在另一篇論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資本在教育路線選擇上的作用。他認為到了高中階段，在相對封閉的校園環境中，其實無論是父母還是家庭背景對成績作用都會非常有限。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階段，比如幼兒園和小學，文化資本的作用會更突出。它發揮作用的關鍵在於學生的教育過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進學生在某一階段發力完成躍遷。用比較簡單的說法來解釋，如果都在標準化考試的框架下競爭，「學二代」們其實未必在實力上更優秀，他們的優勢在於父母更擅長為他們選擇賽道，去繞過高考這根獨木橋。而且這種賽道選擇是越早越好，甚至是從學前就開始了。可以說「學二代」是真正贏在了起跑線上，因為他們的家庭會去選擇起跑線。我們看到各類中小學科技競賽里的神仙打架，是因為「學二代」太多，賽道已經不夠用了。因為高考外的升學方式的名額更為有限，所以註定會越來越卷。不過這也算是一種奢侈的煩惱，因為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這些競賽路線對他們都是封閉的，他們沒有參與這種新式內卷的機會，只能死磕高考。因為在更複雜的評估體系中，獲取許多關鍵材料的機會往往與家庭背景和文化資本密切相關，而這些資源對於弱勢家庭來說通常難以獲得。文化資本更隱秘的影響在於，它與一個人的性格、價值觀和習慣密切相關，不是說改變就能改變的。有些家長意識不到還有其他選擇，或者意識到了也很難跟上新變化。謝愛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階段在文化資本上的投入，會影響學生在大學中探索，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出路。不同家庭教養風格的不同，導向了不同的大學生活。比方說帶不帶孩子去博物館，去科技館或者去旅遊，會不會讓孩子去聽音樂會，去看體育賽事；家裡有沒有藏書，會不會帶孩子一塊閱讀。這項研究發現：家庭的這些活動越多，文化資本的積累越多，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學裡會越容易有歸屬感，他對大學的知識和認識就越多。越是相反，對大學的歸屬感就越差。現在城市父母在這些方面的投入不會少，但農村家庭就相對薄弱。這就無形中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划出了難以跨越的文化邊界。這道文化邊界在世界各國都存在。一項研究發現，即使在跨越多種文化的跨國比較中，文化資本在推動教育不平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優勢和弱勢家庭的兒童之間的差距可能比以前更大，而且這種差距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文化上的差距也在拉大。學術圈裡的學二代如果說要進名校，更多的是家庭的文化資本的影響，學二代在學術圈的情況，可能是一種對教育不公平極端狀況的預演。 2022年8月發表於 Nature 的一項研究，考察了2017-2020年間美國7204名 STEM、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終身教職教師，發現他們父母擁有博士學位的可能性大概是平均水平的25倍。在各學科中，超過一半 (51.8%) 的教師至少擁有一位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家長。近年來，國內的學術界曾多次發生身為研究人員，利用手中資源為子女鋪路的案例。更有甚者，會通過手中的權力，剝奪權力下位者的成果放在自己子女身上。 2023年12月5日，中山大學乳腺腫瘤中心副主任、中山醫學院免疫教研室副主任蘇士成團隊團隊在Cell 在線發表題為「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的研究論文。這篇論文發表後引發了大家的關注，不是因為論文的內容，而是因為署名。在12月5日發表的研究中，蘇士成是通訊作者，剛剛讀研的宋世鍵被列為共同第一作者。蘇士成是前一段時間「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課題組疑受實驗試劑影響多人致癌」事件的當事人。而宋世鍵正是蘇士成的導師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學醫學部主任宋爾衛之子。2022年，宋世鍵剛剛以初試最低分，複試最高分的成績錄取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臨床醫學碩士生。本次發布的論文於2023年4月9日被接收，當時宋世鍵僅入學半年左右。在此之前，宋世鍵在高中時期就發表了3篇SCI論文，單位均為廣東省實驗中學。2017年夏天，蘇士成團隊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發表了一篇論文，將宋世鍵列為第二作者。在2017年8月和2018年1月，宋世鍵又被分別列為兩篇文章的第四作者和第五作者。 2017年6月，蘇士成和宋士鍵還共同申請了《CCL18或者CCL18受體作為靶點在特選或製備抑制鼻咽癌轉移的藥物中的用途》的專利，蘇士成為一作，宋士鍵為二作[4]。 2017年也是宋世鍵的高中畢業，升入大學的一年。中山大學公布的《中山大學2017年自主招生考核資格名單公示》顯示，宋士鍵於2017年獲得中山大學自主招生入選資格。宋士鍵入學後，還在蘇士成的指導下獲得第五屆全國大學生基礎醫學創新論壇暨實驗設計大賽一等獎，中山醫學院的新聞中提到，這項競賽的一等獎在部分高校作為推免的直接指標[5]。 2020年，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小學的兩名學生在第 33 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榮獲小學組三等獎，獲獎項目名為「茶多酚的抗腫瘤實驗研究」。主要內容為用綠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作為受試藥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臟腫瘤疾病模型中的體內藥效。這兩位小學生的父親，是時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李紅良。雖然李紅良最初堅稱自己並未參與，孩子是在一位湖北省人民醫院一位技術員指導下獨立完成的，但他最終還是被免去武漢大學動物實驗中心主任和武漢大學ABSL-Ⅲ實驗室主任職務，並且辭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一職。也是2020年，天津大學化工專業退學碩士研究生呂某，在網路實名舉報該校化工學院教授張裕卿實驗和論文造假。其中，張裕卿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實驗成果、論文內容，署上其女兒的名字發表出來，甚至在其女兒還上高中時，以「女兒參與修改了論文」為由，在其研究生的論文中為女兒掛名[6]。該事件在媒體上受到關注後，天津大學和張裕卿解除了聘用合同。本次北郵舉報導師事件中，也有導師依仗權力，讓學生替自己的女兒參與科創比賽的嫌疑。在北郵舉報導師事件不久，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簡稱上海青創賽）的博士級別課題又遭到大家質疑，現在相關部門正在調查。無獨有偶，這類學二代違規事件在全球範圍內時有發生，2018年，首爾國立大學的一位學者被發現為一名兒童掛名論文，隨後的政府調查揭示，在82篇學術論文中出現了學者將子女或親戚列為共同作者的情況，而這些所謂的「共同作者」大多數還是初中生或高中生。後續調查中，韓國教育部利用幾大引文資料庫（SCI、Web of Science、Scopus）中的作者姓名數據，對7.6萬名韓國全職教職員工的親屬進行姓名交叉檢查。他們還將此數據提交給各高校的學術道德委員會[7]。後續處理上。韓國教育部承諾，如果署名的學生未參與研究，則學者將面臨紀律處分，包括解僱。針對學生，任何未參加科研活動卻被列為合著者的學生，都將被取消大學錄取資格。這是那些侵佔資源，靠掛名進入名校的學二代們應有的處罰。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我國招聘國際科學人才的經驗和教訓：原因與後果

【條件大大提高了，數量大大增加了，為什麼質量並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歲的我和40歲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華全職工作後我國出現一次引進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熱點。今天，我國對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賢若渴，條件也大大提高，那麼回顧這17年的一個側面，也並非一定毫無意義。預期與現實 17年前，一般認為我國的發展到了可以大規模引進人才的時期。事實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國。當時最突出的是北大、清華分別引進了約十位海外一流大學的正教授、講席教授，領導幾個學院和新體制研究所/中心。他們一方面改革所在學院，一方面這些學院的新機制和經驗被兩校總結推廣全校，奠定了兩校的全面改革。國內其他大學，也有希望學習的願望，並且有所行動。國內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現在稱為「新型研發機構」），也以高的學術標準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學研究和科學人才的質量。這一過程，在年輕科技人才的層面一直繼續，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國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國內博士，而國際博士偏少。對一個人來說，博士學位來源當然不決定一切，也就是說具體到每一個人，當然有國內博士優於國際博士的。但是，迄今為止，現實還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國內博士優於大部分國際博士。所以，國際博士的比例，仍然在總體應該想辦法提高（在個體上，一定是具體學術水平，而無論學位來源）。國內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國內博士在國外升級困難度高於國際博士、而國內博士在國內的師承關係和單位網路優於國際博士。國際教授回國，除了十幾年前現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單位的個例，整體數量很少。例如，年度實際經費超過一千億、擁有一百多個研究所的中國科學院，十幾年來，真正全職到位並留下工作的國際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許不到五人。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歲、45歲，好像基本沒有再現。而做的最好的是國家支持的新型大學—-西湖大學。它擁有的國際正教授的數字超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而比例就遠超北大、清華和全中國所有院校。施一公幾年前希望教師招聘超過北大清華的願望，今天已經成為現實。其他大學沒能做到，現在除了浙江大學似乎還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學都接近放棄招聘國際正教授，甚至引起懷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學院在內的科研機構有可能排斥國際正教授，因為擔心他們水平高於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而「不方便」管理。國家的願望與單位的現實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迫切希望加強科技和高校人才質量。除了培養之外，我國很希望引進人才。國家的多個層面不僅有願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優異的條件，前所未有的條件，希望引才。目前國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進人才的條件，不由本單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國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說，引進的人才並不在引進單位分羹，而是帶給引才單位更多的資源。這麼好的條件，那麼應該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進高峰？確實有幾個單位、幾個地方用了國家和地方的政策積極引才。但總體用新的引才條件引進高層次人才的數量較少、比例較低。所以，很多單位並未積極相應國家和地方對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進的號召，而是基本不做費力的需要單位領導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單位普通人事部門就能承擔的簡單工作。一方面，願意回國的人數，特別是高層次，並非想像的那麼多。另一方面，很多單位基本沒有興趣用這種條件引進高年資人才。雖然引進人才的資源不來自單位，但單位領導人不願出現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發內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說，高校和科研單位的領導大部分不願意因為相應國家號召、因為促進單位長遠發展，而自己個人被單位的人所抱怨。短期個人利益普遍壓倒單位和國家的利益。阻擊的後果可能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完全排除。我和施一公等回國後，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在中國已擔任高校和科技機構領導的人，全力阻擊。非常有效，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預期，並繼續發揮影響。國際一流大學做過正教授的這批，在國內帶領各單位改革後，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掃地出門。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僅國際正教授被掃地出門，而且在國際上獲得博士學位都基本成為弱點，也一樣在科研和教育機構的領導層幾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同樣舉例龐然大物的中國科學院，院領導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國內博士。而同一機構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國際博士。其一百多個研究所的領導也絕大多數是國內博士。北大、清華、以美國建校為基礎的協和醫學院，也一樣，幾乎全部清零國際博士，而幾乎全部由國內博士領導。當然，很多博士回國是為了科研，不一定願意、也不一定有領導科研機構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員認為科研能力與領導能力有相當的相關性，科研人員希望領導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國也長期認同這一理念，所以幾十年的中國科學院，不僅院領導、而且所領導都是領域中的學術翹楚。恐怕不能要求現在回國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變這種觀點，認為單位領導的學術水平完全不重要。因此，在願意回國的人當中，願意去西湖大學和某些新型研發機構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學最為突出。如果沒有那次「阻擊戰」，也許西湖大學不會這麼突出，因為全國還有其他機構歡迎？阻擊的表面後果是打敗了這批國際教授，實際恐怕影響更大。很多單位、地方和領域學術標準顛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體國際博士在國內發展弱勢，不如國內博士，會沒有後果？人才使用與標準建設在一個層面壓制國際教授、另一個層面排出國際博士，看上去是個人/群體利益之爭。實際上，用低標準排斥高標準的後果中國仍然難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學評價體系，雖然科學是全世界範圍最容易取得客觀共識的領域。所以很多榮譽的評判、很多課題的評判、很多經費的評審，都仍常常以單位、群體和個人利益壓倒科學標準、壓倒國家利益，從而不僅不公平而且浪費國家的發展機遇。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饒議科學

澳學生貸款恐需44年才能付清

全國高等教育聯盟（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近日警告說，申請學貸的澳洲大學生恐怕要花44年時間才能還清貸款，因為學貸的指數化程度高達7.2%。據《澳洲人報》報導，全國高等教育聯盟對澳洲稅務局沒有實時應用指數化率表達關切。「在如此高的指數化率之下，這種做法就像銀行要求客戶為已經還清的抵押貸款支付利息一樣糟糕。」自由黨教育部門發言人Sarah Henderson說。 Henderson批評道，在工黨政府做出這麼多錯誤決定且違背承諾之後，教育部長Jason Clare顯然對眾多學生面臨的生活成本危機充耳不聞。現在7.2%的指數化比率是1990年以來的最高比率，1990年的指數化比率為8%。全國高等教育聯盟周四（6月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由於指數化，許多攻讀四年制大學學位的學生一旦需要償還學貸，最終花費可能超過10萬澳元。商業管理學位的畢業生可能受影響最嚴重，其還貸期為44年，總額超過119,300澳元。全國高等教育聯盟的數據考慮到了每個行業的起薪，並假設工資將平均上升2.3%，並且在未來七年內指數化將下降到2.2%。根據預測，貸款攻讀一個人文和社會科學榮譽學位可能需要40年才能償還逾110,300澳元。對於法律專業的學生來說，女性畢業生可能需要長達36年才能還清學貸，而男性畢業生則需要32年。「這份報告描繪了澳洲高等教育的現狀，令人震驚。」該聯盟的主席Alison Barnes博士說。 Barnes博士還表示，學生可能在他們工作生涯的大部份時間裡都在償還債務，這不是高等教育應該有的樣子，這是實現平等的障礙，而平等必須是澳洲大學的核心原則。此前有議員寫信給Clare部長，敦促他立即干預不斷上升的HECS（高等教育助學貸款）債務。 Clare周三說，鑒於政府尚未控制學貸指數化，工黨沒有對分擔費用計劃做出任何改變。「學生的負擔能力是一個問題，這就是為甚麼我要求大學協議小組將這些問題與我們高等教育系統中的一大堆其他嚴重問題一起研究。」他說。

前上海科大教授怒批大陸高等教育體系官僚主義盛行

前上海科技大學教授馬毅發文爆料，大陸成都電子科大博士生因小問題被校方告知無法再拿到博士學位，馬毅怒批大陸高等教育體系死板、官僚，並奉勸大陸優秀的學子，選擇心儀的大學的時候要引以為鑒。 6月29日，馬毅在微博發帖透露，自己帶了三年的一個從大陸來美國訪問的成都電子科大的博士生，準備今年九月份畢業，四月份就早早提交了博士論文。結果被校方以外審有意見（完全是誤會和格式等小問題）等原因說錯過校內學位評審時間，被通知無法再拿到博士學位。馬毅表示，「過去兩個月，我和（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沈向洋都與學校校方多次交涉。學院、研究生院、學校相互推卸責任（甚至推給教育部外審制度）。學校可以說是官僚到了極點對學生也可以說是到了冷酷無情的地步。學生早已及時按照外審意見修改了論文，即使從現在到九月還有三個月——校方卻推脫沒有任何方法——發現電子科大的老師、系、學院、學校都沒有能力或者權力自主評斷自己的學生是否符合博士資格。學生沒有任何主觀拖延（去年留學屆滿兩年，本來要回去，但被疫情困在美國，我一直資助他）。」據馬毅所述，這名學生非常優秀，「是我們最近CTRL論文的第一作者，我原本已經給他了留在伯克利做博士後的offer。由於他無法在電子科大拿到博士，沈向洋已經答應將他招到香港科技大學讀博士，我會繼續合帶。這兩個故事都發生在我身邊，也是近期的事。兩個體制，對人才的認可和尊重，天壤之別。優秀的學子，該如何選擇？」馬毅怒批大陸高等教育體系，「我17年離開上科大後，因為成都是我的老家，還在成都電子科大兼職過教授。因為此事，從今以後我應該不會與這個死板官僚不尊重人才的學校有任何瓜葛。當然奉勸國內優秀的學子，選擇心儀的大學的時候，也引以為鑒。」 pic.twitter.com/ujsbYl9c8k — 沼_ (@mendokusai8964) June 30, 2022 馬毅，1995年獲清華大學自動化系與數學系雙學位，後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求學。畢業後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任教，並成為該校電氣與計算機工程系歷史上最年輕的副教授。2009年任微軟亞洲研究院視覺計算組高級研究員。2014年全職加入上海科技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2017年10月15日，馬毅在個人微博上表示，已正式決定接受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子工程與計算機系的教職，「年初入職」。